企业政治行为研究的理论视角
本章研究的关键问题：
1. 哪些理论可用于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现象？ 
 (1)  来自于政治科学学科的理论；
 (2)  来自于经济学学科的理论；
 (3)  来自于社会学学科的理论；
 (4)  来自于管理学和组织学学科的理论。
2.  上述基础理论适用于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哪些问题？
本章关键概念：利益集团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换理论、制度理论、战略管理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关系营销理论、种群生态理论、代理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企业政治行为方面的研究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假设常常来自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科学等。例如，从政治科学学科来看，企业政治行为可以通过利益集团理论来进行解释；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科来看，企业政治行为可以通过使用集体行动理论（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selection theory)、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theory)、博弈论(game theory) 来解释；从社会学学科来看，企业政治行为可以通过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和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来进行解释；从管理学和组织学学科角度来看，战略管理理论(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企业行为理论(firm behavior theory)、关系营销理论(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ory)、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以及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ity theory)都可以被用来解释企业政治行为。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借鉴Getz(1997, 2002)的研究思路，并在其基础上介绍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并评述这些理论对企业政治行为研究做出的贡献。
第一节 政治科学领域的利益集团理论
在政治科学领域，利益集团理论常被用来分析企业政治行为。利益集团理论认为公共政策进程（包括制定、实施、修改）是试图在大量利益集团的竞争性目标之间达成妥协的过程。利益涉及态度、价值观、目标或偏好（preferences) . 
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  (Truman,1951, p.37）也有人称：“利益集团，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 （加里·沃塞曼，1994) 
利益集团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精英主义（掌权人物论）和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理论。根据掌权人物论的模式来分析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就被认为是占统治地位的掌权阶层的选择和价值观念。根据掌权人物论的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并不反映“人民”的要求，而是反映了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极少数人的利益、情感和价值观念。当掌权人物重新确定其自身利益或修改其价值观念时，公共政策就要发生变化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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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与此相反，根据关于政策制定多元论模式，决策的过程就被解释为社会上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协调意见的过程。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但是人们可以参加各种团体，迫使政府接受其要求。利益集团被认为是决策过程中的主角--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主要桥梁。公共政策任何时候都反映出各利益集团相应的影响达到了平衡（托马斯·戴伊，1980:258-259) . 
研究企业政治行为（CPA）的利益集团理论建立在利益集团的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政治科学家假定，个人所拥有的利益通过那些参与政治进程的协会（associations）或利益集团来“代表” (represented) 。政治科学家的多数研究假定，利益集团是正规构建的，并合法地将他们的成员的关注（concerns）传递给政府官员（Mundo, 1992) 。事实上，在美国和其他民主政治中，利益集团的确向政府官员传达了他们的成员的关注，并且这样就成为公民借以影响政府的一个手段（Mundo,1992) . 
早期对利益集团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作用上，即它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中是一支好的力量还是一支坏的力量，它对政府进程的参与是促进了公共利益还是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的争论上（如，诺曼·杰·奥恩斯坦，雪利·埃尔德, 1981) . 
利益集团理论已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政治上积极。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假定工商企业进入政治舞台是因为其他有不同观点的集团同样在政治上积极，工商企业必须确信它的利益为政策制定者所知道。两种类型的利益团体，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已经被用来解释工商企业涉入多元主义政治舞台的原因。
很多不同的集团与工商企业有不一致的利益（Plotke,1992) ，特别地，工会（labour unions)  (Masters and Baysinger, 1985; Masters and Keim, 1985）和环境团体（Hoberg, 1990; Mahon and Kelley, 1988）能够通过它们的活动威胁工商企业。正是因为这样的活动，企业才不得不在政治上更加积极以降低不利政策被实施的可能性。一些实证研究特别集中关注工会作为工商企业的政治对手的作用。例如，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出结论，与非工会化企业相比，具有高度工会化劳动力的企业更可能拥有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或一个华盛顿办公室（Masters and Keim,1985) ，更可能通过PAC募集到更多资金或在PAC捐款中给予更多政治献金（Masters and Baysinger,1985; Masters and Keim, 1986) 。还有一些案例研究探讨了其他利益集团作为企业政治对手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关于杀虫剂、除草剂的政策演变的分析中，Hoberg (1990）注意到了环保利益集团的重要性。Mahon and Kelley (1988）同样评论了环保和其他利益集团在美国和欧洲关于有害废物的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工商企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涉足多元主义政治舞台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工商企业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的（反工商业的、凯恩斯主义者、亲劳工者、亲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工商企业必须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以确保它的意识形态保持强劲。Plotke (1992）宣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企业政治行为都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实证分析已经表明，至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中的某些变化能够归因于意识形态（或一些研究者所称呼的党派性） (Clawson, Karson, and Kaufman, 1986; Eismeier and Pollock, 1987; Kaufman, Karson, and Sohl, 1987) . 
第二节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
用于解释企业政治行为（CPA）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
一、 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关注私人行动者（private actors）对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的自愿提供（Olson, 1965) 。该理论认为集团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个体成员组成，而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者企业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但是，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类似于公共物品），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集团共同利益做出的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成员分享，而个人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成本，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际费用支出以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费的信息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每一个成员均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倾向。
Olson (1965）将集体行动理论与大型的、中等的（intermediate）和有特权的（privileged，通常是小的）集团联系起来。更一般的，他认为为了克服免费搭车问题，制裁（sanctions）或私人刺激是必需的。没有制裁或刺激，大集团中的单个行为者不太可能为集体物品付费。相反，他们将设法收割收益而不支付成本。在一个有特权的集团中，如果一个或少数成员特别看重集体物品的价值，那么他们将愿意承受超过他们份额的成本以确保集体物品的提供。
系统地讲，集体行动理论对企业行为提供了三种解释：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只要某个企业参与，该企业就能对他有好处，并采取行动。因此，其他企业就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成本而从中受益。其次，集团内会出现“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机制，即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选择性激励可以是反面的惩罚，也可以是正面的奖励。在小型集团中，成员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重就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交性激励。所以，具有选择性激励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激励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最后，集体行动和集团的规模有关。即便没有选择性激励，也可能促成集体行动。此时，如果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利益的个体数量很少，集体成员就可能进行谈判，并取得一致同意开展集体行动。这种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较低，成员之间的博弈是在一种近似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的，即大家都知道各自可能的行动以及该行动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所以，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行动理论对企业政治行为也是适用的，因为企业政治行为的利益是集体的或者显示出集体的特性(Ullmann, 1985)。集体行动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积极采取政治行为，而另一些企业却没有。早期的学者建立和验证了企业政治行为的集体行动模型(Keim and Zeithaml 1986; Lenway and Rehbein 1991; Masters and Keim 1985, 1986)。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集体行动理论能够解释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性(Getz 1993; Rehbein and Schuler 1999; Schuler and Rehbein 1997)。具体来说，这个理论描述了企业政治行为所面临的环境，并较好地解释了企业政治行为是如何随着事项的演变而变化的。
集体行动理论描述了一个理性的企业将采取各种层次政治行为的条件。Keim and Zeithaml (1986）声称，企业政治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集体的和私人的利益是否对企业有价值，并大于政治行为的成本。那些没有预期从政治行为中得到收益的企业将在政治上不积极，那些预期政治行为的收益小于预期成本的企业的行为也是如此。尽管Keim and Zeithaml (1986）并没有直接考虑集团（行业）规模，但他们对集体的和私人的收益的考虑明显地来自于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在企业政治行为研究中还被广泛用于发展实证研究中所要检验的假设。Salamon and Siegfried (1977）在一个行业政治行为研究中使用集体行动逻辑提出了两个假设：①拥有众多成员企业的行业将在政治上不太积极，因为很多企业将选择“免费搭车” (Olsen的大集团情形）; ②越集中的行业，“免费搭车”问题的严重性越低，因为这个行业的主导企业会获得政治行为收益中比较大的份额，因此愿意承担成本（Olsen的特权集团情形）。在他们的两个数据集中，没有一个假设得到了支持。就第一个假设而言，Lenway and Rehbein (1991）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研究对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决策感兴趣的企业政治行为中，他们发现，在成员数量很多的行业中，企业不太可能“免费搭车”。然而，其他一些实证研究却支持了第一个假设。Masters and Keim (1985, 1986）发现，一个行业中的企业数越多，任何假定的企业拥有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或华盛顿游说办公室的可能性越低。这样的企业同样拥有更低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水平和更少的游说家。第二个假设已经在政治行动委员会活动的背景下（context）受到检验。在一些研究中它获得支持（Andres, 1985) ，在其他的研究中它没有被支持（Masters and Baysinger, 1985) 。结果上的差异可能归因于实证研究的不同背景。尽管如此，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小规模或高集中度的行业中，企业最可能从事政治行为，因为小规模或高集中度的行业类似于Olson的特权集团，其中一些企业可以从政治行为中获得足够大的利益，以致它们愿意承担政治行为的成本。
Ullmann (1985）利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了企业政治行为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他认为，企业从企业政治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在公共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企业政治行为会产生公共利益，然而在事项生命周期的后期，它可以为企业带来私益。因此，在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企业政治行为更多地发生在处于小规模或高集中度的行业的企业身上。在规模较大并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某些企业决定在事项生命周期的早期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种行为就反映了“搭便车”的意图。在事项生命周期的后期，同一个企业在政治活动中可能变得非常积极，以期能够确保获得足够的私利或者避免政策竞争对手增加自己的成本。
二、 公共选择理论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治进程被看做是在公共官员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类似于市场交易的形式，两者都是自我利益导向的（self-interested) 。公共选择理论有意地放弃了（rejects）政府官员代表公共利益的观念（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自我利益导向的公共官员通过提供政府干预和潜在的有价值的服务来满足私人行为者的需要。尽管公共选择理论集中于理解政府怎样工作（Holcombe, 1994) ，但通过分析影响公共官员行为的刺激和约束，公共选择理论的确为解释企业政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政治上积极，以及解释企业所采取的政治策略。
公共选择理论假定，能从政府政策中察觉潜在收益的企业将进入政治舞台或政治进程“购买”这一政策。类似的，从政府政策中觉察到潜在成本的企业将进入政治舞台购买公共官员的不作为，或说服官员不作为或推迟作为。学者们已经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对企业政治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Globerman and Schwindt (1985）在对英国哥伦比亚林产品行业的分析中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假说并获得支持：工商企业向政府提供的信息与政府对信息的需求一致，并且相关的公共政策对行业有利，而这经常会损害那些不参与政策制定进程的一般公众的利益。McLean (1987）给出了另外两个案例，其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假定在案例分析中被证实：与1970清洁空气法修正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相关的新资源绩效标准（new source performance standards, NSPS）的EPA管制，以及英国1979年和1983年的工党宣言，都受企业影响。
Keim and Zeithaml (1986）基于立法决策的公共选择模型提出了解释企业政治行为的权变方法（contingency approach) 。在公共选择模型中，立法者的决策被假定为基于投票者所察觉的事项的显著性（salience of issues）以及所察觉的投票者偏好等做出。这种感觉判断是很重要的，因为立法者经常基于不完全信息来做决策。私人行为者的政治行为是试图为立法者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然而，那些预期政治行为收益小于成本的企业将不会在政治上积极。这样，获得相关信息的成本是企业政治行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企业拥有的政治信息越多，越可能察觉来自于其政治行为的收益。尽管Keim and Zeithaml (1986）并不是如此陈述的，但他们的分析暗示，有更多更好信息的企业更可能从事政治行为，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类型的信息对立法者来说是重要的，并将使立法者做出对企业有利的决策。
通过公共选择理论，企业能判断什么是合适的政治策略。Keim and Zeithaml (1986）的解释揭示了企业在不同立法决策环境中最佳的行为路线。决策过程需要根据对立法者对事项中选民（constituents）偏好（统一的或分歧的）和利益水平（高或低）的感觉的判断来确定。企业选择的是那些使选民偏好与企业利益一致或确保立法者意识到选民一致意见的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合适的策略可能是在选民中制造或加剧冲突以改变立法者的立场，这时立法者更有可能追逐一个对企业有利的政策。Keim and Zeithaml (1986）强调两个政治策略的价值：选民培养（constituency building）和联盟构建（coalition building) 。选民培养指的是企业努力识别、教育和激发那些同样可能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活动。联盟构建指的是企业努力发现其他投票者团体并就一个特定的立法事项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
三、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关于识别最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安排的学问（Williamson, 1985) 。一个交易发生于“当一个物品或服务被转移而穿越一个技术上分离的界面时” (Williamson, 1981, p.552) 。一个企业有权选择要么内部化某项职能要么将它外包（contract out) （生产或购买）。每种选择都有与之相关的成本和风险。内部化一项职能代表着对它的某种许诺：企业必须创造持久的内部成员（components）以致力于从事这一活动（比如，企业内部专门成立一个公关机构对政府从事公关工作）。外包在本质上是建立一个代理关系（比如，企业委托某个个人或组织从事政府公关工作），但公司要面临与不完美代理有关的风险。这些潜在风险或成本的发生是因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这是交易成本理论中内在的关键行为假定（Williamson, 1981) . 
在一个假定的环境中，存在决定交易成本大小进而决定企业内部化倾向的三个重要因素，它们是：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涉及测量（metering）外部环境的难易。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加难以测量）产生企业内部化某项职能的压力。交易频率是假定一个交易类型有规律地重复出现的程度。随着交易更频繁地出现，企业有压力内部化某项职能。资产的专用性（specificity）关注物质的或人力的资产被专门用于一项特定交易的程度。在专用性很强的地方，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内部化某项职能。
交易成本理论已经被用来解释范围很广的现象（例如，Boddewyn, 1988; Bowen and Jones, 1986; Jones and Hill, 1988; Robins, 1987) ，包括企业政治行为。降低与管理（administering）与企业政治行为有关的成本和风险的合理愿望已经被用来解释企业是独立从事政治行为还是加入联盟集体行动。
交易成本理论为决定什么时候企业应该内部化一项职能或将它外包提供了一个手段。Kaufman等人（1993）使用这一逻辑来描述企业将独立地从事政治行为还是通过一个集体从事政治行为。他们使用了两个与该理论有关的变量：频率和特殊性。事项特殊性描述公司的立场和它所处行业的立场是否一致（converge）或有分歧（diverge) 。特殊的（specific）事项是指企业的立场与行业的立场有分歧的那些事项。事项的特殊性越大，企业与行业的立场分歧越大，企业单独采取政治行为的压力越大。对于一个以某种频率重复出现的特殊事项，一个企业应该创造或增强它的内部事项管理/政府关系职能。然而，对于那些只是偶然出现的特殊事项，企业应该外包以获得专门中介的服务，比如公共关系企业或游说家。对于非特殊化的事项，公司应该依靠它的行业协会（trade association）作为代理人来管理政治行为。行业协会既可以自己从事政治行为（对于周期性发生的事项），也可以外包给中间的代理人（对于偶然性事项）。这样，Kaufman等人使用交易成本理论来确定企业政治行为的四种有效管理结构。尽管这一模型并没有指明任何在企业政治行为事件中所使用的策略，但它暗示了企业的一般方法。Kaufman等人的模型在对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标准（Shaffer, 1992）和通信行业商业范围（line-of-business）约束（Blau and Harris, 1992）的案例研究中被证实。
其他学者同样认识到了企业通过与他人合作来实现政治行为目标的趋势，尽管他们没有明确地使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来解释这种现象可能发生的背景。Littlejohn (1986）已经认识到了企业更大地利用合作行动的趋势，因为企业开始更加精确地定义它们的目标。企业很自由地就非常特殊的事项与其他行为者形成短暂的联盟（Kaufman et al., 1993）可能是不合适的。联盟不同于行业协会，因为联盟伙伴能够从所有集团感兴趣的事项中抽身而出，与行业成员不一定要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联盟成员的利益可能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 ，只在某个单一的事项上有重叠（Wexler, 1982) 。这样一种联盟的存在可能是短暂的，随着特定事项的解决，联盟就可能崩溃（Oberman, 1993) 。尽管Kaufman等学者（1993）在他们的分析中的确没有包括暂时的联盟，但交易成本理论能够对它进行解释。需要再一次引入不确定性变量：尽管衡量异质联盟在很多事项上的结果可能是困难的，但在一个有着共同的非常特殊利益的事项上，衡量就可能容易多了。
四、 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game theory）是研究不同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性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好比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或企业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张维迎，1996: 3-4) 。博弈理论被用来描述和预测在所谓的博弈不确定性环境中两个或更多相互依赖的行为者当他们做出一个或更多决策时的行为（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 . 
尽管博弈论首先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出现，但目前理论界都把它看做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更严格地说，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博弈论继承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并且对人的理性要求更高。博弈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充分竞争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博弈论对寡头竞争和寡头垄断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从而补充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博弈论将理性人放在不确定性和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分析，增强了人们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胡希宁、贾小立，2002) 。而且，博弈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局部、静态均衡的分析，而将经济分析动态化，即分析动态博弈问题。
博弈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首要的工具性功能是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决策问题，因此它也可以被归入决策科学领域。
博弈论可以用来解释企业怎样根据其他团体的政治行为来进行政治参与的决策，即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的决策。不过目前理论界并没有用博弈论来解释企业参政的动机，那些明确使用博弈论的学者们都首先假定利益集团理论解释政治参与的动机，然后用博弈论来解释参与的战略或策略（例如，Austen.Smith and Wright,1992,1994,1996; Hojnacki and Kimball,1999) . Austen.Smith and Wright (1992）提出了一个模型研究当两个竞争性团体都试图影响当选官员的行为时游说和影响的方式。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各团体应该游说那些尚没有下决心的或那些观点不一致的官员。这与政治科学领域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为流行的观点是利益集团以适意的（congenial）立法者为目标（如，Bauer et al.,1963) ，即以那些对企业持支持态度的立法者为目标。而Austen.Smith and Wright认为只有当进行抵消性游说（counteractive lobbying）时利益集团才以适意的立法者为目标。以游说的有效性为前提，Austen. Smith and Wright假定游说是为了改变立法者的立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以适意的立法者为目标，除非竞争对手以这些立法者为目标。他们的这一观点明显是基于博弈论，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方的行动都要根据对手的可能行动而反应。
然而，Austen.Smith and Wright的模型并没有被广泛接受。Baumgartner and Leech (1996）对这一理论及其被检验的背景提出了批评，特别是，他们对抵消性游说理论的一个关键假定提出批评，这与博弈论直接相关。他们认为，断言行为者能够知道或准确地预测潜在对手的行为，尤其是当各方同时决策的时候，是不合理的。抵消性行为只有当政治决策是时序性的（动态博弈）时候才出现，但事实上它们不是。而且，对抵消性行为的两个实证检验都没有对它提供支持（Hojnacki and Kimball,1999; Wright,1990) . 
尽管如此，博弈论为我们理解企业的政治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它强调企业的政治涉入是对竞争对手的行为做出预测和反应的结果。而且，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待政治领域的竞争，而不是把眼光局限于单个的政治事项，我们预期博弈论的解释力将得到增强。
第三节 社会学领域的理论
用于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交换理论和制度理论。
一、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起源于开放的系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表明，一个组织或机构（institution）对另一个组织的基本资源的依赖会以可预测的方式影响这两个组织（机构）间的关系（Kotter, 1979;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当决策制定者感知特定外部组织的行为对该组织的行为和效力造成可能的影响（contingencies）和限制时，依赖才存在。资源依赖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企业必须从外部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资源。获取资源的需要就导致了企业与其外部各种组织(实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些外部组织可以是供应商、竞争者、客户和政府部门，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与企业相关的外部实体。为了有效地获取企业所需要的外部关键资源，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企业必须尽可能增强以下两方面的能力：①增强控制关键资源的能力以减少对其他组织的依赖；②增强控制关键资源的能力以提高其他组织对自己的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重要性，并且把企业看做是具有不同适用性的各种资源和能力的集合。影响和决定企业绩效的因素或竞争优势源于企业的特有资源和能力，而竞争对手很难模仿或购得它们。成功的企业战略依赖于积累专门化的资源，并通过创造业务单位（即事业部或分子公司）来开发利用它们，使资源与市场机会相匹配。所谓资源就是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组织能力的综合体系(Barney, 1991)。该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决策是在组织内部发生的，决策处理的是组织面临的环境，管理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feifer and Salancik, 1978)。资源依赖模式源于两个假设：一是维持组织的运行需要多种不同的资源，而这些不同资源不可能都由组织自己提供；二是组织的正常运行是由多种活动构成的，而这些活动不可能都在组织内进行，因此企业或组织必须依赖环境以获得资源，同时必须依赖其他企业的活动来维持正常运行。但是该理论并不排斥企业积极主动地面对环境的可能性，认为企业希望按照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环境，而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接收者(Aldrich and Pfeffer, 1976). 
依赖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减少了依赖性组织在任一假定的环境中所拥有的选择范围，从而对该组织的稳定性甚至生存造成威胁（Thompson, 1967) 。资源依赖已经被用来解释很多组织的行为，其中包括企业政治行为的某些特定方面。工商企业组织在诸如市场监管、销售或贸易保护等事情上对政府的依赖已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在政治上积极。
资源依赖理论假定，那些在政策或税收方面受政府影响（有利的或不利的）的企业会通过使用政治行为来塑造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政治行为能够使企业降低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然而，它可以使企业降低与依赖性有关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依赖性将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Baysinger (1984）认为，企业政治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三个基本的组织目标：领域（domain）管理、领域防御和领域维持。后两个目标与资源依赖有关。领域防御（domain defense）是指试图挑战（challenge）和回绝（rebuff）对组织目标和目的的威胁，而领域维持是指挑战对企业追逐目标的方法/途径的威胁的行为。政府管制经常被企业管理层看做是对组织目标和目的，尤其是对方法/途径的一个威胁。就已经实施的政府管制而言，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加。企业从事政治行为的目的可能有两个：反对管制或塑造管制从而对管制做出反应。
依赖要素是分析企业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Mahon等人（1989）认识到，一个企业在政治上如何行动，取决于它在政治（法律政策）上的涉入程度。涉入程度低（例如，低依赖性）的企业可能放弃政治行为。Mahon等人（1989: 6）进一步断言“外部环境中资源分配的现实变化或潜在变化会激发企业政治行为，如果这种变化被企业理解为一个威胁或一个机会的话”. Yoffie (1987: 45）间接地解释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强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变得更像是对工商业的一个威胁，因为政府对私人的活动和积极性（initiative）施加了更多的影响。例如，新的政府管制挤榨了公司收益（profitability）能力并严重限制了公司和公司高管人员的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环境中重要因素的不确定性产生影响，这些重要因素包括通货膨胀、利率和能源成本。
Rehbein and Schuler (1995）进一步断言，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是企业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同样影响一个企业采取政治行为的意愿。对一些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