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源远流长，有着极其鲜明的民族风格，长久以来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但在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发生了冲突与融合。中国绘画也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面临着种种选择。其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冲击成了历代学者和艺术家持续探讨的话题。早在“戊戌变法”结束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写出《欧洲十一国游记》，他批判文人画审美倾向，推崇欧洲写实主义绘画。尽管他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推崇西方绘画创作方式改良中国绘画的意图，开启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为镜反省自身的先河。至20世纪初，以蔡元培、吕 、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绘画的未来提出了或言辞激烈或婉约中肯的见解。不论是“美育代宗教说”还是“革王画之命”，无一不是中国绘画需要改变的呐喊。百余年间，中国绘画的革新与命运走向几乎是中华民族遇到西方意识形态与经济范式的强势冲击的内涵图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历史机缘和惯性成了中国绘画现代化的内在动力。20世纪最后几十年，有关中国画的现代性问题的探讨逐渐嬗变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而这种讨论，首先要廓清范围，那自然免不了对“现代性”这一舶来品概念的厘清与明确。 在西方，由文艺复兴奠定的写实主义传统在19世纪中叶遇到了挑战。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已经全面占领了艺术和文化的阵地。但是就现代艺术而言，往往有两种主流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指所有目前或最近创作的艺术，“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另一种解释则是特指那些带有时代进步、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具有反传统的特质。艺术家往往有意识地抛弃了古典和传统的表现方式。但是，关于现代性的确切含义有着莫衷一是的解答。作为近代哲学中被反复提及的概念，现代性尽管有着诸多面孔，让人捉摸不定，但其对世界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西方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以徐悲鸿、林风眠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留学生游学欧洲。当这些艺术家回到中国之后，就中国绘画究竟该借鉴西方古典技法还是风行当时的现代艺术来进行改造曾经产生出种种争论，这其中以“二徐之争”最具代表性。除了他们外，学者中坚持自身传统以期自我革新者亦不在少数。是否以西画改良中国画，以何种西画进行借鉴，诸家之言，不胜枚举。此番有关中国绘画的大讨论甚至至今余音未了。 实际上，关于中国绘画的现代性讨论，必然要面对中外两种文化不同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差异。西方的现代化是一场自内向外、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中国则不然，是在国家军事失败的外力因素介入后的追赶和革新。因此，中国绘画的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是纠缠于“西方与东方”和“传统与现代”这两个维度上的问题。其中，笔墨作为中国绘画的特殊表现方式，除了具有呈现画面的媒介属性之外，还承载着中国绘画的特殊性格与情感积淀。在现代化的大语境下讨论笔墨是一个绕不过去却又难度颇大的问题。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中国绘画的革命必然要落到这一传统表现技法与方式的认知和实践上才能触动美术变革的核心，因为笔墨的讨论直接涉及中国绘画的自律性问题。吴冠中曾以《笔墨等于零》在20世纪末的中国美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张仃旗帜鲜明地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进行反驳。“张吴之争” 实际上是20世纪早期以来围绕中国画的命运与方向的讨论的继续。然而，尽管很多艺术家、理论家都发表过关于笔墨问题的诸多看法，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现代性转变的问题，但国内就笔墨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变迁系统性的阐释与研究仍然是阙如的。 艺术家王巍的这部专著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态度来观看笔墨在现代化语境中扮演的角色。事实上，笔墨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近代中国绘画发展中革命与保守力量博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画作为最能反映现实世界的绘画题材，相对于其他题材更能体现这种变革的激烈与迅猛。笔墨与造型的关系集中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本质。王巍从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出发，直面现代性语境下的笔墨之变，对我们再次审视以人物画为代表的中国绘画于近代的变迁与发展实有裨益。顺着这条线索，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中国绘画的“近现代突破”，暨尝试挣脱开现代性语境的束缚，从中国画笔墨的内部系统思考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发展的趋势。这种时代张力留在中国绘画上的印痕具有重新审视与厘清的当代意义。从而回到“心性之学”，重申笔墨在实践之中的文化诉求，将其从“技”和“理”的层面上解放出来。我相信，这才 是中国绘画走向新时代的理想与需求。 　冯远，美术教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 暂无课件
• 样章下载
• 暂无网络资源

扫描二维码
下载APP了解更多

版权图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