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研究与本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我要告诉读者，亨利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非凡思想力和对工作的无私奉献，使我对与他的合作感到特别荣幸。 在2000年，爱达荷南部农村的一家两年制专科学校——里克斯学院，升格成为四年制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成立给几乎所有的人带来了惊喜。不仅仅是其发起人摩门教(基督教后期圣徒教会)在其四所高等学府所实施的预防“使命蠕变”政策1，更让人惊讶的是将里克斯学院升格为四年制大学的决策中的独特设计。新成立的大学继续关注本科生教学： 不招收研究生，且没有传统的研究型学者。全美顶级体育专科学校之一的里克斯学院可能就此消失。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还追求新的效能。学校的教学计划整个年度没有停顿，而且通过采用新技术，特别是在线教育，以便能以更低的成本服务更多的学生。里克斯学院在升格为大学后，其运作比原来更像是一所社区大学。 在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创立之初，亨利·艾林就职于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普洛佛分校，负责马里奥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当初学校聘请他是希望他能扭转该校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工商管理硕士五十强中的排名下滑趋势，要求排名得到快速上升。换句话说，学校需要在招生方面精挑细选，使更多毕业生得到更高薪水的岗位，支持教师科研和发表更多的高质量论文以加强该项目在其他学术领袖心目中的地位。这些都是至关重要且费用高昂的工作。 然而，运作费用触及学术层级最高层次，亨利不是第一次碰到。在他担任洪博培癌症基金会财务总监期间，他批复了犹他大学洪博培癌症研究所的医学研究设施和教工工资支出。洪博培先生的一亿美元只能作为启动费用，因而需要不断引入其他资金渠道，特别是联邦研究资助。 因此，2000年，对新的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设计引起了亨利的关注。高等教育领域的总体目标是提升层次，尽管这样做需要高昂的成本。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所处层次很低。当2005年哈佛商学院的基姆·克拉克教授被任命为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校长时，亨利是怀疑学校会改变其发展战略的少数人之一： 一位来自世界杰出商学院的筹资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难道不会试图改变学校的声誉和面貌？ 基姆的就职演说证实了亨利的推测。他谈到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然而，他计划降低运作成本和扩展学校的辐射范围(甚至辐射到非洲学生)。他承认，在降低成本、多招学生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确实存在困难。但他的乐观和可靠并不因为他是哈佛商学院院长，更因为他是运作管理领域的杰出学者。只与基姆见过一次的亨利，在向基姆了解了他的具体愿景后，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管理团队。 与基姆和他的团队一起工作，是令人兴奋的。这与亨利的预想一致。他看到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与其他大部分大学的差异：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热爱学习并帮助他人学习，几乎每一位学术工作者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环境促进了非凡的创新和学习产出。凯莉(亨利太太)用一句隐喻解释了期间的差异：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具有不同的基因。” 隐喻使人豁然开朗。那时，亨利正在阅读一本书，书名为《失去灵魂的卓越： 一所伟大的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的》。2作者是哈佛大学的前院长亨利·里维斯。以哈佛大学的历史回顾作为该书的开篇。他对那时产生的创新进行了总结，就是现在任何大学生都熟知的高校特征： 择优录取的招生与奖学金制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学位的分级与资质、大学间体育赛事以及专职教师为终身教职而奋斗的晋升或出局体制。亨利在阅读时，在心里同时想到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独特状况。他意识到，哈佛大学是传统大学众多基因的源头： 无论是具有历史的研究型大学，还是积极进取的地方性大学。 这一思考引发了亨利对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之间的基因比较。比较以叙事的方式进行。比较显示，其他高校可能也能像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那样变革基因。基姆·克拉克教授最初对这一想法提出了质疑。鉴于亨利就职于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他父亲又曾是学校的前领导(在1971—1977年担任里克斯学院院长)，因此存在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基姆对把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好于哈佛的潜在论断也存在敏感性。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基姆深知，两所大学属于不同类别，无法逐一比较。 而亨利认为，这恰巧是问题所在。当基姆指出，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特征不但不同于哈佛大学，也不同于其他模仿哈佛的高校时，他比较两所学校基因的热情变得更强烈了。基姆描述了哈佛大学的智力激发环境： 导师们教他如何进行有效的学习以及如何“驾驭系统”。他谈到，在他读本科期间，他可以接触教研究生课程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者。 对哈佛大学熟知的基姆，成了这一写作项目的关键指导老师。他同样谈到了哈佛大学设立世界范围的奖学金所花的费用，创造了培育所有学生(包括本科生)的环境。在2009年，财务负担显得特别严重，一笔巨大的捐赠损失给哈佛的预算带来了影响。亨利意识到，模仿哈佛的其他大学的财务困境的本质在于其基因： 哈佛大学无与伦比的财富是难以模仿的。 在亨利研究模仿哈佛现象时，他意识到了我在其他许多行业中发现的颠覆性创新方式。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从计算机产业到汽车产业到钢铁产业，那些从市场低端出发的新进入者将简单产品销售给要求较低的客户，然后从其立足点改进提升，直到将领先者颠覆消亡。在我试图解释高等教育中的这一问题而绞尽脑汁，准备出版一本有关公共教育领域颠覆性创新的图书之际，亨利邀请我加入他有关高等教育过去与未来的研究，我立马抓住了这一机会。 我们的结论是，大学是我最初的颠覆性框架无法解释的一种异常现象。确实，大部分新进入者涉足高等教育的“低端”或“新市场”，往往是社区大学。他们一致地朝着在更多领域提供本科教育和高层次学位的方向前进，就像该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但大学并没有出现像其他大部分行业中某些企业在最后阶段消失的情形。大学有新进入者，但没有退出者。 我们找出了涉及反常现象的三个要素。第一是教学。过去，教学很难被颠覆，因为人员质量无法复制。尽管随着在线技术的发展，教学在未来可以被颠覆，但竞争的焦点将从教师的文凭或学校的声誉转换到学生的实际学习内容。 第二，我们观察到存在两类大学生群体，他们对大学存在不同的需求。第一类群体，他们的校园体验是大学生涯的中心。对这一群体而言，校园体验是难以颠覆的。然而，出于家庭与工作职责，另一学生群体并不希望为获取文凭而在校园花费时间。他们希望在自己有时间时才学习——常常是下班小孩睡着之后。关注这些潜在学生的高等教育新进入者确实是典型的颠覆者。 高等教育有那么多的新进入者但几乎没有退出者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作为高校“客户”的校友和州议员。他们的支持不仅以公德心的形式出现，还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教师与教练的深厚私人关系形式出现。政府与校友的支持使得传统大学在高等教育界拥有了独特的权利。 这些观察对来自其他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支撑作用。研究显示，在线教学与面对面的传统教学的组合是最佳学习方式，传统校园是隐性知识的最佳场所。我认为，从我们的合作中已出现了更玄妙的高等教育创新理论。传统大学的全职教员和校园可以将在线学习看成是持续性创新——技术使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与在线技术对报业和录像带出租业产生的影响相比，高等教育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形。 2010年夏天，我和亨利修订了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故事和高等教育的颠覆性创新间的关系。就像我6月16日所说的那样，“我们这本书的写作就像在对数网格踢橄榄球：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想以完美的产品实现目标，你会发现存在永无止境的额外工作。在一定时刻，你必须撇下球离开球场。”在我写前言的同时，亨利正致力于文稿的最后部分工作。 两天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教会组织那里中风了。教会中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发现我演讲时发音模糊，是中风的征兆，把我送到了附近只有五分钟车程的麻省医院。中风使我无法说写。在我练习说写时，亨利必须将我的任务也包揽过去。本书的拖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1月出版的研究成果《赢在学位： 高效的高等教育策略》3丰富了书稿的内容，这一内容有别于哈佛大学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创新描述。亨利的工作实在是到家了。 我的说服能力实在有限，亨利和出版商认为，我和亨利的名字应该按字母顺序出现在书的封面： 因为我们都尽全力做出了贡献。我们的目标是激发当今的高等教育社团去做他们在19世纪后期所做的工作。那时，哈佛大学和它的同行创造了新的高等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美国与欧洲高等教育的最佳传统之上，再加上强有力的创新之后，使他们变得更加伟大。随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许多赠地学院建了起来，新模式极大地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与教学质量，帮助实现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自由的新生”梦想。 现在威胁传统大学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复兴高等教育，以使更多人受益。我们希望本书能得到广泛的阅读与争论，以此为教育复兴带来帮助。我们的动机不在于金钱，我们的版权费已转让给促进高等教育创新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创见研究所。 我和亨利热爱高等教育。我们感激高等教育为我们带来的一切，我们热爱使其成为可能的人们。不但包括教师、学校行政人员，还包括学生、家长和纳税人。本书以希望和爱的名义献给他们。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和我尊敬的合作伙伴亨利·艾林 致谢 我们在此向为本书提供过支持并指明方向的人们表以感激之情。他们(包括志愿者)慷慨地阅读了书稿，并对书稿做了评论。尽管没有人指责书中的缺点，但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使书稿变得更好。他们分别是：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特别专业化的支持。杰西·威利对他在巴斯出版社同事谢乐尔·富勒隆描述为将书稿编辑得“单纯而完美”，他说得很对。谢乐尔与艾莉森·诺尔斯、乔安妮·克拉普·富嘉组成的团队，在工作技能与努力程度上超越了合理的期望。 我们同样感激丹尼和苏珊·斯登以及他们在“斯登+联合会”中极具天资的团队成员： 米莉·莫坦、劳拉·莫斯、吉米·尼古拉斯、阿德里亚·托马谢夫斯基和内德·沃特。他们每一位对都对本书做出了改进并在出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创见研究所的同事迈克尔·霍恩也是如此。 我们尤其受益于克莱顿教授的助理丽莎·斯登恩，她在克莱顿教授遭受中风的打击并神奇康复期间为我们保持了良好的开放性沟通渠道。丽莎还帮助我们看到了思考上的漏洞，并提出睿智的建议。她是一位非常具有奉献精神、乐观而具有才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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