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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夏传才先生的书缘

学术出版中心 马庆洲

初识夏先生尊名,还是通过他的大作《诗经研究史概要》。90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认真地学习过这部书,由此而对两千多年的中国诗经学史,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记忆深刻。而见到夏先生本人,已是己卯仲夏时节了。19998月,“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其时,我正在北京读书,因与山东大学的渊源,得以与会,同时也忝列工作人员,为会议总指挥业师董治安先生添个帮手。这样,我也很自然地见到并认识了夏先生,从此开始了与先生的交往。

毕业进入出版行业后,我个人做书的主要兴趣在文史类学术著作。在物色选题的时候,我常存一个小小的“私念”,就是将原来读过,但市场上又断版的好书,希望能为之做修订版,以延续其生命,亦方便读者购买,同时,也能满足自己想拥有一本的宿愿。夏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诗经研究史概要》,就是这样一本让我惦记的书。

2006年8月初,“第七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南充召开,5日晚,我到夏先生住处晤面,谈妥了《中国古代文论译注》重版事宜。这本书最后以《古代文论译释》之名修订再版,在新版《序》中,夏先生对本书的来龙去脉及改名缘由等,有一个全面的说明,兹不赘述。这次见面,夏先生赠我一册新出画传《夏传才诗声画影》。由于自己孤陋寡闻,原先只是知道,像夏先生这一代横跨所谓“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数人的经历不无曲折,但直到看到这本画传,我才知晓,先生的经历,或者说遭遇,超出我原先的想象,他竟然有那么长时间的牢狱之灾,以及二月党人般的“流放”经历。当我第一眼看到夏先生在内蒙古简陋住处前那张留影时,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为一代知识精英竟遭受这样无端的对待而震撼,而悲凉!这张照片中,夏先生的目光略带一丝迷茫,但更多的是透出一种坚定。从无声的画面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即使身处困厄之中,夏先生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心中仍燃烧着一团不灭的希望之火。“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了解了夏先生这段经历,对先生的敬重之情,自然又多了几分。

再后来,我又与夏先生商量《诗经研究史概要》修订再版的事情。这是夏先生较早的一种学术著作,对他而言,这本书不无特殊意义。首先,《诗经研究史概要》的产生始于一个非常时期,承载着夏先生的一段苦难历程。“本书的构思和草稿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那时我正被流放在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大草原监管,写作和搜集学术资料都极为艰难。”(《〈诗经研究史概要〉·序》,文前页1,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而更重要的是,这部书是中国诗经学史的开创性之作,有筚路蓝缕之功,已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对如何修订这样的一部书,夏先生的态度十分审慎。他在《序》中说:“也有几家出版机构要求我对这本书可作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修订本。鉴于当前的需要,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我思考再三,还是辞谢了。为什么呢?因为多年来,它为国内外大多《诗经》著作用作参考文献,被许多专文评论,尤其是其中有批评和指谬,它之被注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它是第一本《诗经》学史研究,带着那个时代烙印吧。这本书实际上已不完全属于我个人,而进入了公共的学术文献库。我修改了再重新出版流通,是对公众、尤其是对批评者不负责任。大家引用了,或者批评了,又改过来重印,岂不易于误解引用的人错了或批评的人‘无的放矢’?已经具有公共性流通的书,只能原样重印,同时接受批评意见,由本人说明其中的错误。因此,本书重印,采取增注本形式,将可以采纳的批评者的意见,增加注释。……新增的注有两项作用:一是采纳批评者的指谬,指出错谬疏误;二是根据现在的学术进展,在几个地方略作说明。”(文前页7)最终,本书以“增注本”的形式出版,同时,还收录了九篇相关的文章,其中不乏批评性、商榷性之作。夏先生对修订旧作所采取的这种方法,为“已经具有公共性流通的书”的修订,提供了一种模式,对学术出版不无启示意义。而从更高的层面看,夏先生这种尊重历史,不惧争鸣,勇于承认自己作品局限的精神,体现的正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有的胸襟和境界。

相比而言,确定修改原则是简单的,而真正修改起来,工作量却是巨大的。《古文论译释》《诗经研究史概要》两书于20076月出版,出版字数合计达九十馀万。夏先生的修改底稿,丹黄满篇,一丝不苟,看得出他为此付此的辛劳。夏先生一向思维敏捷,说话中气十足,总给我们一种年轻人的感觉。但仔细想来,2007年的时候,夏先生已经是八十三的耄耋老人了,近百万字的书稿要一点点地打磨,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啊!深知这两部书的份量,我自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将书做好。令我稍感欣慰的是,书出版后,夏先生来函,说:“书的印刷质量,上等,很满意。”得到先生认可,我多少也有点放心了。200710月初,夏先生到北京开会,9日晚,我应约到先生下榻的紫玉山庄见面,在商量其他几种书的出版事宜后,借机请先生在这两种书上签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

2007年秋,夏先生又将《孟子讲座》交给我出版。这本书,原是夏先生为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级学生授课的讲义,前后历时二十馀年,既吸收了各家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心得,条理清晰,讲解简明扼要,且颇具现代意识,是先生的精心结撰。其时,不少出版社都在出“××十五讲”“××讲座”之类的丛书,且已成规模,夏先生的《诗经讲座》也已在其他社出版,但他仍将《孟子讲座》交给我社出版,这也算得上是一份信任吧。之后,我社还出版了夏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爱情诗选讲》《中国古代军旅诗选讲》《中国古代山水旅游诗选讲》三种图书。夏先生起初是设想做一个有十几种的“古典诗词分类鉴赏系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最后也只出版了这三种。

十几前,传统文化还不像当下这样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图书的出版,对传统文化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夏先生在《〈诗经研究史概要〉序》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为传承民族文化作一点贡献了。民族优秀文化是民族的命脉,尽管我们民族曾经承受许多苦难,而只要民族文化传承不息,它就会产生凝聚力,我们的民族就必会复兴。事实上,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这一件。”(文前页1,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夏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夏先生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并没有因为经历过磨难和挫折,就放弃自己的文化责任。在整个社会还处在天天闹“革命”的非正常时期,在个人还“被监禁和流放”的艰难岁月里,夏先生还不忘“为传承民族文化作一点贡献”。在恢复正常工作后,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去。尤其是在推动诗经学研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不顾年老体弱,奔走四方,其精神为学界所共仰。夏先生的这些付出,我想也只能从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中去理解,否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我个人看来,单就夏先生后半生三十多年之于教育、学术的贡献,也足以能够证明,他的确是一位有担当且勇于实践的知识分子。1998年,夏先生病后疗养期间,曾赋《病中绝句》一首,云:“长年皓首穷古经,夜半文章五更钟。沥血非谋名与利,中华赤胆有书生。”这首诗是夏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正吻合我个人对先生的认识。

2017年213日那天,一南一北,有两场告别式,南方要告别的是深圳大学原校长蔡德麟先生,北方的就是夏先生。两位先生都曾在五十年代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复出后,他们又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忘我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我与两位先生,皆因书而结缘,对他们的了解谈不上深入,但在有限的接触中,仍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士人风范,以天下为己任,有风骨,有担当。他们都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学人,是努力追寻的楷模。北京到石家庄,路途并不算遥远,我原本计划前去参加夏先生的告别仪式,但几番纠结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想在心中永远地留住2012年夏先生在湛江湖光岩畔的形象:一位身穿红色唐装而颇显喜庆色彩的仁者,一位满面和善、历经风浪后平静如水的智者,一位目光坚定、铁骨铮铮的勇者……


附记:

夏传才(1924-2017),生前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经学会创会会长,是古代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的学者。夏先生在我社出版有《诗经研究史概要》《古文论译释》《孟子讲座》《中国古代爱情诗选讲》《中国古代军旅诗选讲》《中国古代旅游诗选讲》六种图书。夏先生去世后,笔者于其逝世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志纪念,未正式发表,今奉献于此,以怀念作为我社作者的夏传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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