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宪政与时局 第一章 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读国联教育专家之 《中国教育改造》书后 论国民政治负担 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 批评宪法草案以前 第二章 建国与政制问题 宪草修正案中之中央体制 训政与专政--答林炳康先生 邦国主义的检讨 邦国主义的检讨（续） 第三章 考铨制度亟应树立 论自由 关于整个教育目标问题 西化问题之批判 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 西化问题的尾声 第四章 论统制之宜审慎 政治改造的途径 几点批评与建议--再谈政治改造问题 民治“气质”之养成第五章 整个教育目标之确定 “民族主义”需要重新阐释（存目） 学生与政治 国难教育与教育目标 第六章 周著《国家论》（书评） 关于国民大会 政治现状如何打开？ 今后之中央政治 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造 第七章 我们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 国人与时局 谈妇女竞选 今后政治之展望 义务教育与民族力量 我们要回到北方来！ 第八章 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 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 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 我们为甚么要说长道短 我们没有第二条路 第 一 章 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读国联教育专家之 《中国教育改造》书后 论国民政治负担 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 批评宪法草案以前 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读国联教育专家之《中国教育改造》书后 两三个月以前，我拾起国联教育专家之《中国教育改造》一书读之，读到几点，我真兴奋的不得了。今天有机会把我对这书的主要反应写下来。 我们知道《中国教育改造》一书自从去秋出版以后，已经有过很多人评论过。我不愿做评论之评论，我只就我个人的观点讨论一下。 读者如果有证的兴趣，可以翻开《大公报·现代思潮》检查一下，从发刊词起，一直到后来有许多长短不同的文章，你可以看出我有几点这样的观察。 中国教育基本问题 自由与权利： 宪政的中国言说 （甲） 一切中国问题都是适应西洋文化的问题。 （乙） 藉用西人的实用科学与政体都不是彻底的办法。 （丙） 我们对于西洋文化要有最后的认识。我们要从实用科学，政体与主义，再深一层到“哲学的”时期。（哲学一名词，在这里有极宽的意义，包有批判的、分析的、自动的、谨严的、逻辑的精神）. 有了上面几点总的观察，我们便知道我们到底应当向哪里去垦辟。 我会指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句话中，充满了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洋文化认识之错误。从这句名言中，我们可以推到，那时人必以为西洋的科学来自偶然，而同时未见到中国为甚么没有科学。如必以中学为体，则西学不会为用；如必以西学为用，则中学不足为体。换言之，张之洞这一般人没有见到中学是一致的，西学也是一致的，而中西二元的结婚，永也不会有好事可成就。 好笑的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看不清这一点，以为日本便是这样致富强的。日本人的问题另是一套，在这里不必回答。但就中国来看，我觉得这半世纪来的事实，已完全告诉我们，以前的观察是错误了。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腔上生着一个中国脑袋，一个“读书不求甚解”, “欲辩已无言”的脑袋，有了西洋机器，我们也不会驾使，不但机器不容我们驾使，并且会把我们压得粉碎。事实更已告诉我们，腔上生着一个脑袋，一个“挣钱养家”，一个“福禄寿三星”的脑袋，千万不要谈甚么民治，党治，这些政治的机关，一样不会为我们产生果实，而适足以成为营私的护符。若非举例不可，我们随便可以指出，丁汝昌海军的溃乱，张作霖吴佩孚之混战等等，处处都是例。丁汝昌的军舰如更多，他们自己的颓溃必更早。张吴这般军阀如有更精的枪械，那末他们打得当然更凶，杀人更多。政治方面的例，像袁世凯一般的人，更举不尽。 所以我们如果检讨中国问题，我们可以得到这种观点： 最根本的还是头脑问题，如果我们头脑的习轨（habitude of mind) ，思想的方法，不另转上一条路径；如果我们个人对家对社会对国的基本观念，不另换上一套新的；我敢说中国一切表面现象，永也不会变好。 上面几句话的小引，领我们到中国教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 对于西洋文化应当取甚么最后的态度；国与国民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总言之，中国教育的最后目标，到底该是甚么。 关于第一点，我们应该怎样看西洋文化，我们应该怎样看科学。中国人近多少年来，始终以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我曾清楚地指出，这是错误的。这样看法是最肤浅的看法，因为只看到西方文化的表象，只看见它的结果，而未捉到它的本体，发现它的主因。其物质方面的表现，只是西洋文明全部的一小角，在物质背后尚有极多非物质的成就。它有诗，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刻，诡辩，哲学，神学；它有一个含有戏剧性的历史，有希腊的黄金时代，有罗马帝国的法典，有中世纪的黑暗，有文艺复兴，有宗教战争，有政治革命，有许许多多奇花开放过。西方文明背后，不只是机械的理智，它还有坚决的意志，热烈的情感；不但有雄辩家和预言者的舌，思想家和文艺家的笔，它还有殉教者和革命家的热血与头颅，甚至有武士和情敌的剑斗。所有这些，都不能当做偶然事件看，都不能与科学突兴分开看。其历史推进，来有踪，去有迹，有链锁可寻。最要紧的是，西方头脑，另有它的特点。因有这样头脑，才有科学；有科学，于是愈表现了这样的头脑。所以我常讲若打算攻入西洋文明的壁垒，你从实用科学一方面是攻不进去的，你必从更基本的一点打进去不可，这便是西洋思想的方式同哲学（在极宽泛的意义下用的）. 关于这一点，国联致育专家有极深刻、极彻底的观察。藉引几句于下：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顺便提起一个题目，一个常常与中国教育领袖讨论的题目。他们时常这样讲道： 今日欧美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所以中国只须采取其科学与技术上的设备，便可得到同欧美一样高的文化标准了。我们却众口同声地回答道： 这个辩证是错误的；现代科学并没有产生今日的欧美；反之，却是欧美的头脑生育出现代科学与技术，使之达到高的水准。在自然科学开放鲜花之前，先有过文艺复兴，与理性主义和意象主义的时期，在那时，欧洲发觉了自己的可能性，而西人全得到一种理智上的训练，到了后来的发明与发现时期，才使得西人能捉到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秘诀，因此才又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利益--" （参看原书二七至二八页）. 我再重复引那一句话： “现代科学并没有产生今日的欧美；反之，却是欧美的头脑生育出现代科学与技术。”这话说的是一针见血！我们东方人很少有人敢在论西洋文明时，说这样大胆的话。所以这话妙在从西方教育专家口中讲出。尤妙在这话是讲给中国教育领袖听的！ 国联专家又告诉我们： “中国教育中最基本的问题，不是个模仿的，乃是创造与适应的问题。" 他们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必要学美国，只有学美国人的创始精神（spirit or originality) . 我们既将科学的起源考查明白，其次我们对于科学自身，也必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看科学不能只看它发明了大炮，毒气，也不能只看它今天造出一个汽车有多高的速度，明天发明一个机器能代多少人作工。并不是说这些最亟需的是要拿到科学的秘诀。天天嚷实用实用，结果，其目的必终达不到“心切于求，目眩于视”，正是这个道理。中国近几十年来天天嚷实用，始终也没有抓到问题中心。有许多事情可办的不办，不必办的却已办。 中国许多教育家都主张学校要实业化，便是国联教育专家也建议多改设几个实业与职业学校（参看原书一七八页）这种观察，岂不与前述抬举科学方法的话有冲突吗?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冲突，但如在提倡实业教育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这种冲突可以免去。最要紧的是，我们须将学徒与学做试验分别清楚。学生入实业学校，不能使他变成一个学徒，一五一十教给他，然后他出校之后再依样画葫芦地施展出来，因此如果社会上不需要他这技能，他便赋闲；如果给他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情干，他便茫然不知有何对策。这就是学徒之所以没有教育上的价值。受教育最要紧的是要发展自己的适应性，得到一种“攸往咸宜”的能力。平常我们都批评，学校与社会太隔膜，学生所学非社会所用，而社会所用又非学生所学。如果这里的“学”字是指着学几种死板的技术而言，我以为学生出学校之后不能立刻做得某种专门技术，倒是一种好现象。因为他在初时甚么都不能做，却正可以证明他拿起甚么便会做甚么。近若干年来，国内的许多野鸡学校学生之所以失败，不失败于学未能用，乃失败于始终未学。 所以在提倡实业教育时，最要紧的是要防范学徒化。实业教育的目的在藉着试验实际问题，使学生养成一个科学头脑，得到一种有伸缩余地的适应性，这样才与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违反。若仍是眼光过短，亟图应用，正如同北洋练海军，保定立武备学堂之不能致强，是一个道理。 在下面要讨论讨论教育中心政策的问题。 近年，西人多批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太强，莱顿国联调查团报告，也提到这一点（哥伦比亚大学有名C. H. Peake者著一书曰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书是十二分的肤浅。他以为中国的教育都是民族主义了）。其实，就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近三四十年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吃亏最大的，便在没有一贯的中心政策。 在清末民初，办教育的还知道盲目地讲军国民教育，到后来欧战停止，美国的自由思想在中国大流行，许多人主张教育自身之外无目的（参看拙文《杜威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前途》一文）后来到了国民革命成功，施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才算比先时较浓。但可惜新时代的教学法不能采用，所以教育中心政策，始终未能彻底实行。 国联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没有社会目标，有很正当的批评（参看原书十九页，二一至二二页）. 我觉得中国教育始终无一中心政策的原故很复杂。（甲）对专制时代以文章取士的政策之反应。（乙）旧家族私教制度之余痕未除净。（丙）中国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中心思想。请一一讨论之。 （甲） 关于教育原理，现有许多青年（甚至教育领袖）都是盲从杜威，卢骚，这也很难责备青年。有人攻击旧伦理思想，有人提倡自由，又有人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卢骚的返到自然去的呼声，青年当然觉得极中听的。所以很有人争思想自由，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政府若拿一个固定的思想，将人拘住，正如同打开模型要将人装入一样，当然是要死力反对的。这在中国素以经典教育笼络知识分子，经过大流血，方算得到解放，尤其是极自然地。思想家现在重大的工作，是要解释思想自由与中心教育政策间是否有冲突。我在这里只指出教育的唯一目的，在控制环境，引人上某一种轨道。教育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教甚么，一个是怎样教。儿童生在世上，总要与事物接触，在这与事物接触的过程中，正是他受教育的过程。教育问题永不是儿童要有经验与否的问题，乃是要哪种经验的问题。卢骚有一个教育学说，并有“吾人必须选择何者为当教，何者为不当”（参看E’mile第三书）的话。中国教育家以为人性恶的，主张读书变化气质，以为人性善的，也一样觉得“苟不教”, “性乃迁”. （乙） 放任教育思想，既在中国社会占势力，教育行政自无统一的政策。因之私教的风气颇为盛行。军阀政客等等都可各自设立学校。学棍，教奴，一人有一套符呪，各有各的法门，比起八股取士的时候，全须宗随朱注，又不知相差多远了。我们不反对信仰自由，立说自由等等，但国人的思想不但上层是混杂的，下层也一样没有一个共同立足点。 （丙） 整个的中国没有新的基本思想，是近几十年来教育政策未定的大原因。人皆知许多旧观念非改变不可，但改变并非易事，须从人生哲学起一直到道德哲学，国家哲学，法律哲学等等。要大事维新，把这些思想综合起来，用在教育上，方成为教育理想，有了这为国人所公认的教育理想，然后方能遵为中心教育政策。 上面草草将中国教育始终没得到具体的理想的困难略为分析了一下。以下提出两点，做树立教育目标努力中的参考。 （甲） 教育应该是国家的（national) 。这包括有国家哲学。当我们谈到“国”时，我们须承认其有生命，有使命，是一个自由的永生机关。“国”不是一个超然的神秘的怪物。我所要说的是，国的确有它的存在。我要指出的是，一国的教育，不但不只为个人而设，也不只为你家我家而设，甚至不是为一时代的人而设。它是为国家自身而设。国联教育专家有这样一句话： "……大学为国家而存在，并非为某一代大学生，一时偶然在内读书者而设”. （原书一六九页），实有至理。不但大学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一国的教育有一个共同的，普泛的，客观的目标。是要我去迁就它，它却不来迁就我。 （乙） 受教育不只是为读书识字。这一点是对于冬烘教育的反应。西洋近两三世纪的教育学说之发展，大体上便正是向这一面努力的。但不幸中国教育家无意中总还将读书识字和受教育之间划等号的样子。平民教育中这种趋势更明显。固然中国文盲之多，的确是最大的问题。但如果拿平民之不会写豆腐账和他那一脑袋真龙天子出现的梦比起来时，我们立刻可以见到他们的思想问题比起文艺问题来时，孰轻孰重。目前教育问题，是改造思想的问题，而不是要每人认多少字的问题。我以为在这个时代，脑子里还装满了封建思想，是天地间最可怜的事。如注重改造思想，同时不是不能附带着教平民识字，但若只注重教平民读书识字，却不见得能改造他们的思想。办平民教育的忽略了这一层。 正式的教育，如衡以新教育学说，也可以见到，冬烘教育造就书呆子的遗痕，没有完全去掉。关于这一点，国联专家也有很深刻的批评。教育为的是造就机警的，活跃的，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做事肯负责任，晓得中国目前需要的国民（参看原书一○八页）。国联教育专家又在论大学教育时说道： “大学及其它教育机关之目的，在使人准备过一种社会生活。其目的，只在造就学者与科学家（虽然这是很重要的），而在造成有意识的，有公共精神的人，此等人从幼时便养成互信，自节，容忍的习惯，因之使他们能为共同目标与朋友合作，依各人能力，为国家担任一些负责的角色。" （原书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读者务请参阅原文）. 我们平常都以为大学毕业便成了专家，便已成了像样的人物，这是大错。大学毕业仍不过是常识较丰，适应能力较大，一个较优的国民而已。他一样可以站柜台做买卖，做农夫耕田，当兵扛枪筒子。这一点在中国还不易做到，但对于教育的观念却非改一下不可。 现在将全文总结起来： 西方文明在物质表象背后，是个科学头脑；在政治表象背后，是个团体道德。我们若打算彻底地适应西方文明，教育必需有一个“国的”理想，使国民得到一个公共出发点，献上一个同一目标养成一个确凿的思索习惯，有创始性的适应能力；而学徒式的实业教育，不能便当为科学方面，读几行书识几个字，便算受了现代教育。五月三日于Johns Hopkins 论国民政治负担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33期，1933年8月21日。（一） 记得关于中央常会决议于七月一日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大公报》社评有过这样一段话:“是以中国近年，病于人才锻炼之未成，政治素养之未备，使再不努力准备，一党训政固失败，多党执政亦无成，此国家之真正痛事也”。我读过之后，旧感丛集，所以想藉机会来发表一些意见。 如果我们个人不属于某一党某一派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上面所引一段话的感觉： 即中国目前政治问题，不是哪一党忽 论国民政治负担 自由与权利： 宪政的中国言说 然成功，可以惹我们吃醋的问题，而是政治力量始终树立不起来的问题。我有时对人讲，我甚么时候也不怕有政治的铁手抓在我的头上，但我怕的却是这双铁手始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样的话，讲起来有语病，但我们却可以毫不含蓄地说： 赫赫一时的国民党之分裂，是值得我们国民同声一哭的。这一党起来旋又失败了，那一党起来，也又失败了；有力量推翻正在颓溃的势力，却没有力量树起自己正面的势力。换言之，几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说： 这些政党，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元气再经得起这样的波浪，所以我们对这现象，都应该放声大哭！ 我们既已都看到中国政治问题在于树立不起推动力量，那末我们便要问为甚么如此。我们若果穷追这问题，我相信总会推到这一点： 我们的几个基本政治概念使然。 我在这篇短文里，只打算提出几点来分析一下，然后再就每一点提出一个纠正的方式。 （二） 据我看，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曾将“国”与“民”同证。平常一提到“国”字，尤其是“政府”一词，我们便觉得这是与我们不大相干的东西。不但不大相干，简直是敌对的东西，国家来收我的钱粮，国家派衙役来拿我到公堂打屁股，时常还无缘无故地便杀头。一般老百姓平常最怕同衙门里发生关系，一发生关系便是捣麻烦。因此，如果封粮纳草之后，官家能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便算是尧天舜日了。 这种概念一直到近来，始终没有改变。 因为“国”与“民”被歧视为两，于是必然地产生了我们已有的历史，必然地发生出我们现在的现象。改朝换代是一姓一家的事；谁来也要一样拿钱去孝敬。军阀政客的起伏，是一人一派的事；谁来管我也要纳捐缴税。所以人民唯一的责任，便是上捐纳税；治者唯一的责任，便是收钱来随便花一下。以前的大皇帝，因为想使他的子子孙孙可以平安无事地继续龙位，所以还有时假装着“爱”庶民，做百姓的父母。到近来人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使做最高领袖的有一些良心，底下一般小喽啰们也必全感到有不能客气的必要，而将所有的心力全费在括削人民上了。 几乎从有中国史以来便在重演着的这种政治现象，我们到了现在，须立刻认清这是一件顶有意义的教训。这教训是甚么呢？便是： 几千年来治者与被治始终没有脱开敌对的境界者，是吾人歧视治者与被治关系的果而非因。换言之，如我们加以最后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到，治者与被治间之敌对不是必然的，而只有认为（至少是默认）治者与被治应该是敌对的时候，治者与被治才当真变成了敌对。 再换一种说法，便是，我们始终没有明白（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明白）“自”、“治”的真谛。我们自己应当先经过一种批评的态度，我们先要看出“自”同“治”摆在一起的时候，其中好像含有一种矛盾，而只有能超过这矛盾时，才算真懂得甚么叫做“自治”. 概观我国政治史，我们便敢说，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不但没有自治过，没有企图过自治，并且始终没有达到自治的观念。所以始终没有见到。“自”与“治”间的假的矛盾，因为我们只知道治者便是治者，被治便是被治\. （三） 我们要打算养成一种新的积极的政治力量，我们非把那种歧视国与民，治者与被治的态度，换上一个同证国与民，治者与被治的态度不可。我相信有许多早年的革命党以为只要推倒皇帝，换上个总统，立刻一切虐政都可以化归乌有。殊不知，即使人民得到选举权，那末只有了选举权，也不能便算得到自治。最要紧的，还是要明白： 自己所要的便是治（Control Government) ，而所治的又正是我。质言之： 我们须懂得，治者不外为被治，被治也正是治者。治者与被治之间没有鸿沟，治者与被治之间，没有基本区别。治者与被治是同一个体的两方面。 讲到这一点，我们须立即回答一问题，这问题便是： 治者究竟是治者，被治究竟是被治，实际上的政治，不同个人作自己修养的工夫，治者永是一样人，被治永是另一样人，而治者与被治没有分身法的能力，一面是手拍惊堂木的大老爷，一方又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乡下佬，请问治者到底怎算得起是被治？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所谓治者与被治同证的话，不能拘泥于字面之下。但治者与被治的同证确是可能的，如果治者与被治同能遵守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法律。这法律代表一种普遍的意志，代表一种理性，代表一种真正的自由。所以如果治者与被治同能遵守那法律的话，那末治者与被治都可以得到大自在，治者与被治便算得到了同证。 按上面那种讲法，我们对于国家，更具体地讲，对于政府，只有两种合理的态度： 一是完全同它合作，一是完全不承认它。如我认为政府足以代表我，那末，我便要如同爱护我自己似地爱护它，如同尊重我自己似地尊重它。我为它牺牲，实际上便是为我自己牺牲。我服从它，也正是服从我自己。不但如此，它不只是我，它还是个较优，较大，较接近理想的我。它的生长教育，凭我用尽全力去推进；而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却又凭它的铸成与冶炼。国需我做一个成分；我待国固定我在社会机体中的地位。国不能离我，我更不能离国。国与我不相外。 第二个态度呢，便正正和第一个相反。但虽相反，却也是从第一个态度中推出来的。我如认为政府不足代表我，那末我第一件事便是否认这政府（诸注意我只说某时某地的政府，有时可以不代表我，但我不说国在大体上是不足代表我）。我不承认政府，还不算了事，我必须努力使政府改善到足以代表我（在必不得已时，大流血皆所不惜）。但我们须明白这第二个态度，只是从第一态度发出来的变态。 （四） 我简单地指明人民对于政府态度，只有合理的两种，同时意在指明我国人民对于政府，对于国家之冷淡的态度，实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一方面既未能将自己与国同证，而同时又任不足以治我者来治我。换言之，我不愿让某某来治，但同时容许他治。这种现象，不但可以说是治者强奸了我们，实是我们自己强奸了自己的意志。这真是个最大的笑话！ 讲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发生： 甲，就历史来看，就事实来看，政府永也没有和我同证过，那末，我们现在问，政府和我同证的话，不只是理想吗？不只是空谈吗？我对这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政府与民始终未能同证者，正因为人民始终没有想到政府可以与他自己同证，更没有用过力量使政府和他同证。在这种放任态度之下，任人来摆弄的态度之下，只有不相识的莽夫，过来乱奸一通，而永不会得到心心相印的情人之纯爱。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们历史上出秦始皇一类的暴君，近来出张作霖一类的海陆军大元帅，都是必有的现象，必然的结果，而圣明天子的出现，却是偶然事件。 乙，第二个问题是： 如我打算使政府和我同证，我们又有甚么办法呢？回答是： 我们必须养成一种积极的，推动的，代表真正民意的势力，而欲养成这势力，第一须先使人民晓得与政府同证，使他们知道政府除了是他们的而外，并没有是他人的。这回答已又转到最前面的观察。 几千年来的事实，好像总在告诉我们说： 政府是某一种人的，而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好像只是前者须与后者纳税，后者可以乱杀人民的头。在这样环境之下，人民很少能想到政府与民可以同证。越是这样，他们于是以为一切暴行虐政，都是当然的，都是不可避免的--如同雷公劈犯罪（现世或前世）的蛇一样。那末因为他们不改这想法，暴政于是更层出不穷。 我以为现在已经是时候，我们要发现人民不懂与政府同证是暴政的因而非果？那末，只有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说，国家的混乱，便正因人民的昏愚，国家的进步，便正因人民的努力，国家的功罪，便是人民的功罪--只有先明白了这一层，我国的政治局面才真能走上自治的一条路，才能真另开一个新局面。 （五） 在下半篇，我要讨论讨论权利（right）与义务（duty）的问题。 如果我们读一些国内几个重要言论家论政治的作品，我相信我们都不该忽略一点： 那便是，他们多在那里争权利，而忘却讲义务。 我在这里愿意指出，他们这样的要求，实在没有多大重要性。并且只在那里“权利，权利”，也是毫无意义的事。 据我看起来，他们这样只知要权利是来自几种误解。 第一，他们始终还是把政府与人民歧视。他们以为政府和人民不是同一个体。他们似乎以为政府有个“权利贮藏库”，只要当局的老爷们开库，便可以伸手掏出金色的“权利”来。所以一班人去讨权利，去争权利。 第二，他们没有见得，权利如果没有义务来充实，是空洞无用的东西。他们好像以为只要这样权利有了，那样权利有了，个人便算得到自由，为所欲为。又因写人人得到这样的自由，他们便随着说，大多数人已得到相当的幸福，而社会便算进了步。 我们随着讲下去，希望能把一般流行的误解更指得清楚出。 和争权利的意念最有密切关系的，便是自由的概念，我以为我们中国人理想的自由： 还多半是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我们敢说他这种自由观念，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是有损而无益的。他那种反面的自由论完全由自我的隔绝性出发（拉斯基也承认这自我的隔绝性）。我以为自我的隔绝性，的确是哲学上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应当在社会上政治上找方法来冲破这自我的隔绝性，而不应把这自我的隔绝性更推到政治上去。所以据我现在的看法，我以为自由的范围不是一个划定了的区域，在这区域之内，我便为王，他人不许越雷池一步。我所认为自由者，是人人所共守共经的道路。自由是公的，不是私的。我们一齐走那几条道，顺着大道实现最优的我，同时实现最优的社会。所以自由之路还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向外的，不是向内的。 稍稍明白这样的政治自由概念，我们便可以见到争权利不是为争得一块独自霸占的土地，正如同争自由不是为争得一块私用的自由一样。 我们再要记清，我不是说不要权利，我却在说权利是要不来的；我不是说权利丝毫没用，我却在说争权利不能当做我们最后目标。请再申述之。 我们平常都讲，西洋一切政治运动，完全出自争自由的精神。因为要自由，要平等，他们于是起革命，改政体，因此才有今日的民治。但是我们若只就争自由的字面看来，仍容易起一种误解，仍容易使我们想到在自己以外，有一个东西叫做甚么自由。说实在的，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当时人实在好像有过这样感觉。同自己以外的人，同在上面的人，争自由。但后来闹来闹去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为： 不是旁人给争者以自由，乃是争者自己给自己以自由；不是从外面得来自由，乃是从内面给出自由。我们如果去看民族解放的历史，解放很少有来自外面的。只有自己先站起来发誓道：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然后当真负起主人的重担时，才真能得到解放。 换上几句更清楚的话说，权利不是争得来的，因为权利是义务的副产品。只有我们先站起来，尽人所当尽的责任时，不要权利，权利也必已备在。并且权利也不是我们所应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在争得甚么特权，拿回家去同老婆小孩去享受。我们即使名义上争权利，实际上所争的仍是要负责任，是的，争负责任！只有负起责任，空虚的人生方有意义；只有负起责任，含苞未放的自我，才能客观化，实在化，表现到外界去，植入整而大的有机体中！ 所以我说： 没有权利，不必去专争权利；有了权利，不能便当做最后的享受。做公民--其实也便是做人--的唯一使命便是担负重责，只有这样才能逃脱自私的樊网，充实虚无的生命！ （六） 我们如果看一看西洋人的政治史，我们可以说，在大体上，人是渐渐自由了，权利愈得愈多了，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见得人们的政治担负是越发加重了。这是必然的事。不负责任，不尽义务便打算得权利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试想，美国这样一个随便的国家，她的国税，占去全国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担负大不大？我们再想一想日本人的担负多大？苏俄、德国、意大利，这些国人民的担负有多大？ 我们一举这样的例，便必有人立刻问道： 你不要举这样的例了，中国人纳的税，还不够多呢？样样税都征到了，不但如此，几十年后的税都征了去，还能说中国人的担负不重？ 这问题很容易回答。我们要看清，中国人这样的纳捐，干脆说不能算做政治担负。政治担负不只是被动的捐钱而已。政治担负包括纳捐在内，但纳了税，责任不就算了结，我们还应当监视着税捐是怎样用去的。中国人的纳税，简直是赎命钱。收税的也便就是绑票的。纳捐的既因捐保了性命，当然不敢再问土匪将钱索去之后怎样花法，实际上也用不着问。收捐的既不是用好法收来的，当然没有正当方法花去。 在这里我们要看清的一点便是，中国人现在所以将纳税变成绑票的原故，不是因为我们的义务，却正因为我们不懂尽义务。平常纳税的人，恐怕都有这种态度： “好，你要多少便给多少，给了你钱，你快去吧，你不要再打搅我了。”人人都取这种态度，遍地都出了土匪式的军阀，是丝毫不足奇异的。在这种光景之下，只有土匪出现。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中国式的纳税，便是政治负担，因为这样的政治负担越大，军阀造虐必更甚。而我们却要说，这正是因为中国人不懂积极地参政，不懂谋求自治之道，有以致之。那末打破这局面的方法，必不在向吴佩孚、张作霖一类的乱世魔王去争权利，而在提醒人们应当负正面的政治责任。 我还敢说，人民如不明白作近代国民是为负担责任，而不在要享甚么天上掉下来的幸福，如不明白这点，不但国家永也走不上民治的一道，即假使有甚么国民革命成功，那末，人民必更要大失所望。因为清福，不负责任的清福，只有遇巧碰到爱民如子的大皇帝，大发慈悲，广施仁德时，才能享得。如果我们不宝贵这样富含奴性的浩荡皇恩，而打算由己做自己的主人时，那末我们只有一齐担起政治的负担，积极地加入政治活动。在这时我们也会有失望，失望自己没有得到机会尽一切义务，而不会失望没有得到某种某种特权，失望自己没有得到机会担起主人的重责，而不会失望没有作成蒙恩的“子女”. （七） 我们知道，从来把义务看得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便是意大利的爱国志士玛志尼。他宗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又见到专要求人权的许多害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人们看重责任，而不要专顾甚么权利。我在这里只引述他几句最有精彩的话。 玛志尼论法国大革命之失败道： 《人权宣言》并不成为理想主义的基础；它不足当为吾人的法律，不足当做行为之指导，不是幸福之定义；它忽略了一个行善的极强冲动--热情，爱，和义务心。 他又讲到法国革命“由《人权宣言》出发，结局只有出一个拿破仑”（他这句话很有意义，尤值得现在的我们玩味）。他又在一处论人生最大的使命便是要对人类尽义务道： 我们必须使人知道，人在世上须实践一条定律： 人人非为自己却是为他人而生存，人生之目的不在积得多少幸福而在改善人我，为同胞之利益而与不义及谬误奋斗，这都不是权利，而是义务。 他在另一处说道: 当我说人们只知权利不足使人得到重要永久的进步时，我不是在说人们应当放弃权利。我只在说权利只不过是尽满的义务，而欲得权利却必须先从尽义务做起（参看玛志尼之The Duties of Man及The Condition and Future of Europe) . 我以为他这话讲得再清楚不过。 国内似乎有许多人很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因为他好像极注重权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屡次重复的话： 若真真打算得到政治经济的平等，人人必须受较高的教育，积极参政。那末这也正是讲政治负担为最重要的话。 我在这里，只再从寇尔的《社会学说》 (Social Theory）一书的收尾上引几句话。 寇尔讲道，一切社会学说全须由几个假设出发，他说他的假设是甚么呢？他说： 我假设社会组织之目标不只在物质效率，最要的却在人们圆满的自我表现。我假设自我表现包有自治，而我们不只应使人得到选举权，并应使人们能尽全力一同参加团体事务。 清清楚楚地，这话也正告诉我们说，政治负担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只有担起自己作自己主人的责任--权利不权利，不是问题中心--我们才起码算做到自由人，实现了最优的我。 （八） 将全文总结起来： 政象混乱，是人民歧视国家的结果；吾人欲得到自治，唯有人民将自己与国家同证方可；我们应当晓得，除了国民而外，没有支持推动国家的力量。 权利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政治负担方是自由人的需要；只要权利，不尽义务，权利永不会得到；能尽义务，不求权利，权利亦必已谋得。 总之，我们人人须切实记住： 做一个民主国的国民，比做一个大皇帝的百姓，要难上十倍，百倍。六月六日于Baltimore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 其实民治并不是甚么难捉摸的东西。概括地说起来，它有三个特点。 （一） 民治需要政治力量。民治在这一点和专制政体丝毫没有分别。如果我们以为专制时代，君主有绝大的政权，推翻了君主，我们可以不要政治力量，便是最大的错误。除非我们的理想是无政府主义，那末，“治”与“权”永是不可分离的名词。我们如果要“治”，便须有“权”；只有得到“权”，方能“治”. （二） 民治需要一个代议机关。民主制度在这一点便与君主专制不同了。不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