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人口经济学的缘起 人口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人口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尽管它仅仅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 P.A.Samuelson认为，经济学作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是奠定其基础的著作。比利时统计学家A.Guillard于1855年提出了“Demography”一词，标志着人们开始把人口学作为独立学科来探讨。然而，其发轫和端倪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对人口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古已有之，人口经济思想源远流长。 中国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韩非子(公元前280—前233)，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5）、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Aristole，公元前384—前322），都探讨过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国家兴衰、人口与社会治乱的关系等，这些实际上是文明社会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萌芽。 经济学产生以后，经济学家大都重视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亚当·斯密(A.Smith)、李嘉图(D.Ricardo)、马尔萨斯(T.R.Malthus)、萨伊(Say)、约翰·穆勒(J.Mill)一直到马歇尔（A.Marshall）都从经济角度研究过人口问题，都把人口看作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因素。人口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关系、人口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等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亚当·斯密提出，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增长和必要劳动的雇佣增大，而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促进了生产量的增长，同时也扩大了对生产物的需要量，其结果扩大了分工的利益，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以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为前提，随着投入一定土地的人口增加，由土地集约的耕作和优良地向劣等地的转移，增加资本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报酬呈现减退的倾向。即使生产超过人口增长，也是不能持续的。因为人口增长常常是持续的，而土地数量有限，质量又有差异，在土地上按照比例关系投入资本的各种增加部分使生产率减退，从而产生人口压力。 马尔萨斯是最早正式开展人口研究的经济学家，在《人口论》（1798）中，提出了“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以此为出发点，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提出生活资料增长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因而生活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但人口的增加要受到生活资料增加的限制，主张对人口增长进行抑制。《人口论》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论是以批判马尔萨斯为开端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资本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但是，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的。 B &E 人口经济学 导言 B &E 19世纪末20世纪初，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关于人口增长、人口健康与强壮、人口增加与共同效率关系的研究，颇引人注目，并将人口因素纳入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倾向的分析框架。随后，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凯恩斯（J.M.Keynes）和汉森（A.Hansen）也很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们把人口因素纳入有效需求理论之中，分析了人口增长、资本投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都还只是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的。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专门课题和独立学科提出来加以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事情。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W.B.Reddway）出版了《减少人口经济学》一书，首先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命题。在书中他对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进行了分析。随后，穆克奇（Mukerjee，1943）出版了《人口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福利的相互关系。斯彭格勒（J.Spengler，1947）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梗概。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Sauvy，1952）出版了《人口通论》，该书的上册《增长经济学》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相继发表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1972年，斯彭格勒出版了《人口经济学》，该书具有广泛的影响，被看作是西方人口经济学成熟的标志。随后，西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J.L.Simon，1977）、皮奇福德的《人口经济学导论》（J.D.Piltchford，1974）、英国寇尔的《人口发展中的经济因素》（A.J.Coale，1976）、波文的《经济学和人口学》（Bowen，1976）,以及日本安川正彬的《人口经济学》相继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欧美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课程，这实际上宣告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经济学的诞生。人口经济学不是对人口经济关系作零星的论述，而是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学的分化，人口经济学也呈现出分野的趋势——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轮廓日益清晰。以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伊斯特林（R.A.Easterlin）为代表的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以舒尔茨等为代表的人口投资理论，以索维为代表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悲观人口经济理论，以J.L.西蒙为代表的乐观人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以舒尔茨、卢卡斯（R.Lucas）、罗默（P.Rom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博塞罗普（Boserup）、诺斯（D.C.North）、拉坦（V.Ruttan）等为代表的人口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等标志着宏观人口经济理论的诞生。莱宾斯坦（H.Leibenstein，1957）提出家庭规模决定的成本—收益理论，贝克尔（G.S.Becker）的《时间配置理论》(1964)、《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和《家庭论》（1981）等奠定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人口经济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和完善。所以，人口经济学可以说是经过了长期酝酿和积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在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要晚，但是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后期，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主要从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展开的，其标志性成果是由张纯元主编、全国10多所高校参与的《人口经济学》（1983）一书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指出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经济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揭示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运动规律； “两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石，提出了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1987年，彭松建出版了《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阐述了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全书采取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阐述方法，叙述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和当代人口经济学说，并把现代人口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进行介绍。此书在中国的人口经济学研究中口碑极佳，影响甚广。另外，张文贤（1988）的《人口经济学》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以后的人力资源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蒋正华（1993）的《中国家庭生育行为转变的经济学解释理论模型》，从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孩子的供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框架，对生育转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李竞能（1998）的《中国现阶段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缺乏。此外，《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田雪原，1996）、《人口经济学新论》（刘家强，2004）等学术成果同样引人注目。但总的来说，与现代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和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转变相比，与日益成熟的西方人口经济理论比较，我国比较系统的人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容和相关理论研究，对主流经济学发展变化的反应显得迟钝、滞后。因此，跟踪现代经济学的动向，借鉴其理论和方法，建立与时俱进、涵盖人口与经济及相关领域主要问题的人口经济学，需要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 二、 人口经济学的对象 （一） 人口经济学的对象——人口经济关系 作为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主要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等。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J.L.西蒙认为，作为一门科学，人口经济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经济学科。人口研究中最重要的现象是人口规模的变化，而人口规模影响可供利用的资源。某一人群（及其后代）的食物、工业品、空间及其他资源是富裕还是贫乏，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他把分析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人口增长对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和人口增长的经济决策作为其《人口增长经济学》的三大内容。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2005年春开设的“人口经济学”（Population Economics）课程强调，该门课程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人口问题(issues of population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尽管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但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主要内容包括生育决策、健康和营养问题、教育投资、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esource）、家庭结构和婚姻等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日本人口学界的泰斗南亮三郎指出，“人口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日本人口学家大渊宽认为，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多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各变量内部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张纯元等出版的《人口经济学》认为，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领域既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口，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而是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彭松建在《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中进一步指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即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之间的关系。 总之，人口经济学的对象是人口经济关系，而人口经济关系是通过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对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作一些分析。人口变量群应该是反映人口状态及人口变动的量的集合，经济变量群则是反映经济及经济运行的量的集合。人口学把人口变动区分为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反映人口状态的量，可从宏观的社会或微观的家庭（family）或住户（household）进行考察，前者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后者如家庭的规模、家庭结构等。反映人口变动的量，如反映自然变动的出生（或出生率、生育率）、死亡（或死亡率），反映迁移变动的迁入、迁出，反映社会变动的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动，如部门构成、行业、职业构成、文化教育水平构成等。经济变量群宏观上如GDP、人均GDP、国民经济各部门（如农业、工业、服务业），宏观经济中的投资、消费、对外贸易、通货等，微观上如家庭范围内的收入、支出、家庭财产和家庭福利等，中观上如区域的经济状况以及反映经济运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等。正是因为经济变量群与人口变量群包括的内容很多且极其复杂，所以人口经济学的细分就势所必然有学者认为，人口经济学分为宏观人口经济学、中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 而有学者建议，将人口经济学分为人口数量经济学、人口质量经济学和人口结构经济学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划分主要是由人口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 （二） 人口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要特点 对于人口经济关系特点的分析与了解，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人口经济学。 1.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变量、经济变量以及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人口离不开经济，经济离不开人口。一方面，如果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自然资源以及用资源生产的经济物品； 这些经济物品不经过交换、分配、消费，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口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经济活动，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经济过程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关系的演变过程，是人口经济在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然而，人口与经济关系也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人口经济关系不同于纯粹的人口关系或纯粹的经济关系。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有其独立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正是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人口经济学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2.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交叉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实际生活中，人口变量群不是只有人口因素，经济变量群也不是只有经济因素； 相反，人口变量群中有经济因素，经济变量群中也有人口因素。 3.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相对长期性 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当某种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旦形成并产生了后果，要改变这种关系及其后果，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时比较快，但相对于这一变化特点，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却是较为缓慢的、长期的。例如，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变化很大，已进入世界第四位，但反映人口经济关系的人均指标，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若干年后，当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时，人均指标在世界的排位仍然不会有根本变化。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达到世界第一，不难预期，而人均水平达到世界前列或者中等偏上水平几乎无法预期。也就是说，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要发生较大变化，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需要长期的努力，短时间很难奏效。 了解人口经济关系的相对长期性，一个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引导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时，才会有预见性，才会看到某一政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一旦形成，就不是短期内可改变的，而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逐步调整才能见效。 4.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广泛性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涉及社会生活的面相当广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有时表现得很直接，但大多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正向的关系，而随着人口经济关系作用条件的变化，这种关系也可能反转过来，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可能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情况，同一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与经济的依存关系也可能完全不同。在研究人口经济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人口经济变量联系的广泛性，既要看到直接联系的一面，也要注意间接影响的一面； 既要看到某一人口现象的积极影响，也要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注意统筹兼顾。 5.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适应性 人口与经济之间有一个适应、协调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讲，任何事物之间的协调、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协调、不适应是绝对的、经常的。什么是人口与经济相适应？首先，这取决于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较。不过这种比较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总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许多。比如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多数情况是这样。这是否就说明我们的人口经济关系就适应呢？不一定。这还取决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状况和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即使在人口零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类似于西方经济学家所讲的稳态增长率。其次，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还取决于原有的基础和形成的水平。如在短缺经济下，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应略高于稳态增长率，才能保证人口与经济向协调、适应的方向发展。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的供给不容易改变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一些，而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一些，反而有利于消化长期积聚的生产能力，促进两者的协调。 三、 人口经济学的性质： 一门社会科学 人口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这是不存争议的问题。但是人口经济学是属于经济科学、人口科学，还是属于经济科学和人口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形成的边缘学科，却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是人口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科学，而不是人口科学，属于人口科学的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经济人口学（Economic Demography）。所谓经济人口学是指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考察经济人口现象，主要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经济变动对人口变动的影响。经济人口学可以用这样的公式表示： 经济→人口→经济人口学。当代西方学者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问题的分析看成是经济学中的人口论，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人口经济问题的，最著名的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人口经济问题的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所继承。如莱宾斯坦、贝克尔、伊斯特林等对家庭规模决策、生育率等问题的经济分析。到70年代，国际社会接受了“经济人口学”的名称。主张采用人口经济学名称的学者，提出的公式是： 人口→经济→人口经济学。它主要是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对经济的作用，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彭松建，1987）。人口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经济人口学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区分人口经济学和经济人口学的观点，苏联的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研究人口经济学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人口经济学比经济人口学包括的问题范围要广泛，后者是人口学体系的一部分，研究人口再生产的经济方面”。参见瓦连捷伊主编： 《人口学体系》，第3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我们认为，人口经济学也好，经济人口学也罢，两者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多数著作也未进行过严格区分。这是因为人口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在考察两者关系时很难考察一方面而又忽视另一方面，所以，将其归入人口学和经济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样过于笼统，实际意义不大。因此，需进一步强调： 一方面，人口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经济学。经济学是人口学的故乡，更是人口经济学的故乡，马尔萨斯是最早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20世纪后半期，也有许多因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如刘易斯、托达罗、舒尔茨、贝克尔等因人口乡城结构、乡城迁移、人力资本和关于家庭决策的经济分析而跻身于著名经济学家的行列； 而且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理论散见于经济学的著作之中，如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在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中提出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把人口经济学或经济人口学归于经济科学没有问题。另外，人口经济学的理论还必须从其他部门经济学中挖掘、汲取，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可见，把人口经济学归结为经济科学，对该门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什么不好。 另一方面，经济科学是经世济用之学。人口经济学仅仅是这个显学中的小弟弟、新成员，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它的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远不如金融、财会等经济学科来的直接、明显，特别是一些人口经济问题在经济高涨时又往往被掩盖、被忽略，因此，它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像其他学科那样热闹。因为人口经济学与人口学存在必然联系，而人口学真正派上用场和受到普遍重视，是起因于对“人口爆炸”的深切忧患，虽说也有过漫长历史，但长期以来始终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出自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转引自邬沧萍为罗淳博士的《从老龄化到高龄化——基于人口学视角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所写的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对这个学科的关注需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需要淡泊名利的“牺牲”精神。人口经济学家是关注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或者说是关注经济问题的人口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或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问题，或者用人口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释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人口经济学也被归于人口科学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的分支，学科代码为840.7115； 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分类，人口经济学也属于人口学，中图分类号是C92。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专业改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人口经济学又回到了经济学的怀抱。，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认清我们有什么机会、需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四、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一）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人口经济学涉及多种理论和方法，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 ①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由人口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也是人口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②人口学的方法，如果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所有人口学研究的方法都适用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人口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统计调查分析法； 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法；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法。③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最抽象层次的方法论。它所讨论的是经济学的价值观、真理观、科学观。其主要内容包括： 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或经济世界观。人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为基础，就是指经济学以上述哲学思潮或流派作为基本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或者说，是经济学家观察经验事实、从事理论研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综合与分析、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制度、实证与规范、动态与静态、宏观与微观等研究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技术性方法，即为了使经济学的理论更精确和更趋于完善而对特定研究对象或理论所采用的具有技术性的具体方法许卓云，《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载《学术研究》，2006（5）。，如： 数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和博弈分析方法，等等。经济学是人口经济学的故乡，许多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大多也是经济学家。人口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表明，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口经济学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经济学的悟性，就不可能有对人口经济问题的敏感。没有经济学家的理念和智慧，也就成不了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要在人口经济领域有所作为，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口经济学家，就应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气度。 （二） 经济学帝国主义 对几乎任何的市场检验来说，经济学是首要的社会科学（E.P.Lazear，2000）。在早期，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甚至哲学没有区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社会哲学中讨论经济问题。而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比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分析了经济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和影响，这种变化既不是经济学家的运气，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内在魅力使然，经济学地位的提升来自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学科有固定的语言，它允许复杂的概念被写成相对简单的、抽象的术语。复杂性可能增加了描写的丰富，但是它阻碍分析家看到事物的本质。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它的提出者威廉·芬特明确指出： “在20世纪要救助经济科学，在于形成一种开明的民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它侵犯着邻近学科的疆域，不是为了救助或并吞它们，而是为了救助和丰富它们，促进他们自我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援助和丰富经济学自身。”参见威廉·芬特： 《相对论经济学： 扩大经济宇宙之机制的初步研究》，引言，3页，哥伦比亚出版社，1993。贝克尔是这种主张的首要推广人。5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分析的是传统市场以外的话题。其后，他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贝克尔(1976)认为，经济学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 今日已进入第三阶段，它已囊括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决定。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P.Lazear，2000)宣称： “经济学已经帝国主义，而且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功。”“经济学帝国主义被定义为其研究课题扩张到经典范围以外，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包括消费者选择，厂商理论，（外部）市场，宏观经济活动以及这些领域直接产生的领域。”最具侵略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试图运用经济学工具解释所有社会行为。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严格的条件。经济学是科学的，它遵从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拒绝理论、检验理论和依据证据对理论进行评价。经济学家在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播种的地方播种，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抽象。正是抽象力使得我们回答一个复杂世界的问题See Edward P.Lazear： Economic Imper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Vol.115.99~146.。因此，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遵守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所有行为，把萨缪尔森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参见张五常： 《经济学帝国主义》，见高小勇主编：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1，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蔡昉（1999）认为，经济学常常表现出“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家容易奉行科学的“帝国主义”态度。其原因在于： 第一，改革开放使经济学取得了显学地位，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越来越大，经济学家的发言机会越来越多。当他们到别人的地块上，很容易发现别人的地种的不好。第二，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说对非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及经世济用的特点使其天生具有侵犯的性格。第三，现代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令许多经济学家对本学科的深入研究望而却步，深感边际报酬递减，因而转向另一个看似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以提高边际收益。樊纲认为，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当然是指经济学在侵犯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侵入，还真能分析出来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参见樊纲： 《经济学的谦虚》，见高小勇主编：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2，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党国英认为，经济学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有“可证伪”的性质。经济学因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而受惠，也因这两个学科的发展不够而显出自己的硬伤。在整体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领地仍在扩大，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传统领域都成了经济学家纵横驰骋的疆域。一百年前，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还采取防守姿态，现在却来了一个颠倒，这种转变的功劳应该有经济学方法研究的一份功劳。“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当今时代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党国英： 《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载《书屋》，2001（12）。石士钧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股理论潮流十分强大，单单与其存有密切理论联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有十余位，这一典型例证足以说明，“经济学帝国主义”有其合理内核，应当肯定和借鉴。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合理内核对经济学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给予足够的学术评价石士钧：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合理内核及其启示》，载《上海经济研究》，1999（12）。。 五、 人口经济研究的资料来源 人口经济研究资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 经济学文献、人口普查资料、抽样调查资料、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 （一） 经济学文献 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理论是分散在经济学的著作之中。如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最初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在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中提出来的； 人口的乡城结构变化理论要从刘易斯等人有关二元结构的论述中进行挖掘整理； 被称为西方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的舒尔茨、贝克尔等，他们大量的人口经济思想主要存在于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之中。没有经济学的悟性，就不可能有对人口经济问题的敏感。研究人口经济学还必须从其他部门经济学中挖掘、汲取，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二） 人口普查资料 人口普查（population census）是反映国情国力的重要调查，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是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联合国在《人口与住房普查的原则与建议》一书中给“人口普查”下的定义为： “收集、汇总、评估、分析、发表和分发一个国家或国内一个地区所有人口在某一段特定时间内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数据的全部过程。”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普查包括了一系列的工作，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普查的登记工作开始以前有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登记工作完成以后还有手工(快速)汇总、事后质量抽查等工作，最后还要对数据进行评估、从事计算机汇总、发表与数据的分析和应用等。 按照人口普查的本质来看，“人口普查”就是“一个国家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普查表格和统一的标准时间，对全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进行的一次性调查登记的过程”。它是依据有关法规、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方面的人口项目，而且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种指标，是一次全方位的国情国力调查，亦称“国情普查”或“国事调查”。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数据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人口数据，因此也是很重要的数据。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为政府的施政、计划提供重要的依据以外，更是研究人口结构、人口分布、过去和未来人口增长不可缺少的资料。城乡人口集散的形态、城市化的发展、随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某些人口地理分布和形态、人口年龄和性别的演变、不同人口群体的出生和死亡的差异、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增长和分布与劳动力增长和分布的关系等，都是人口研究的主要课题。人口普查的数据是作这些研究的主要数据。国际上公认的现代人口普查是1790年从美国开始的，迄今全世界已有200多个国家进行过2000多次人口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进行过5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登记项目分别为： “一普”6项、“二普”9项、“三普”19项、“四普”21项和“五普”49项，特别是增加了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口经济活动、流动人口、住房、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将人口数据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由于普查具有个别调查、普遍进行、同一时间、同一表格和程序以及组织的官方性和定期性，保证了数据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因而它是从事人口经济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三） 抽样调查资料 抽样调查是根据部分实际调查结果来推断总体标志总量的一种统计调查方法，属于非全面调查的范畴。它是按照科学的原理和计算，从若干单位组成的事物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单位来进行调查、观察，用所得到的调查标志数据来代表总体、推断总体。如我国曾经在1987年、1995年和2005年进行过3次1%人口抽样调查。 另外，还要注意运用其他资料。如我国所进行的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方面的资料； 一些机构或组织进行的专题调查和跟踪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