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论 篇
第一章 我国新闻评论的源流
学习目的
1.  掌握新闻评论的定义
2. 了解我国新闻评论的起源
3. 把握新闻评论体裁发育的历史线索
4. 了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5. 评述梁启超言论活动及其重要贡献
6. 评述邹韬奋言论活动及其重要贡献
核心能力
1. 区分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各自内涵及表现的能力
2. 培养对新闻评论纵向历史发展的把握能力

新闻评论有独立的新闻价值，是新闻媒介的“旗帜”和“灵魂”，从评论中可以体现出新闻媒体的主要倾向，没有评论的媒体是不完全的媒体，更不可能是有影响的媒体。在独家新闻越来越少、各家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趋于雷同的今天，新闻评论正好可以大显身手，张扬媒体的个性，显示媒体的水平，并以此种异质性吸引更多的读者，有效地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当好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引导舆论和监督舆论。而且，评论素养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之一，正如胡乔木同志1991年11月5日约见新华社负责同志所说的： “培养名记者的一条重要方法是多写评论和述评”, “评论和述评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 丁法章： 《新闻评论教程》, 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总之，新闻评论在传媒时代愈显重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加强对新闻评论的了解和把握很有必要。首先我们不妨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考察一下新闻评论文体的演变。00新闻评论第一章 我国新闻评论的源流00第一节 从古代论说文到近代报刊言论
新闻媒体有两大类新闻形式： 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两者一实一虚，不可偏废。其中新闻评论“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典型的新闻事实、社会现象或问题，发议论，讲道理，辨是非的新闻体裁”. 丁法章： 《新闻评论教程》, 1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它“既是新闻体裁，又隶属论说文体”, “是论说文体中的新闻体裁，是新闻体裁中的论说文”. 姜淮超主编： 《新闻评论教程》, 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新闻评论一词中，限制语“新闻”一词告诉我们，这种评论具有新闻性，在最早的新闻媒体--报纸没有出现之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是不存在的。但中心语“评论”一词却告诉我们，这种文体样式与我国古已有之的论说性文体一脉相沿--我们现在见到的新闻评论各种文体和体裁，可谓源远流长，历经沿革和创新，从古代论说文到近代报刊，从政论，经时评，到新闻评论，彰显了评论作为一种意见性文体的发生、成长，直至成熟的清晰脉络。
一、 我国古代的论说文
1. 先秦时期的论说文
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章）李泽厚： 《论语今读》, 490、420、4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子路问： “君子尊贵勇敢吗？”孔子说： “君子最尊贵礼义。君子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作乱，小人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做强盗。" )   
子曰：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第十五篇第八章）
 (\ 孔子说： “可以与他交谈而不谈，错过了人才；不可交谈而与他谈，浪费了语言。聪明人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语言。" ) 
孔子曰：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论语》第十六篇第十一章）
 (\ 孔子说： “看见善良，像赶不上似地去追求。看见邪恶，像手碰到沸水那样去避免，我看见这种人了，我听到他们讲话了。隐居起来以保持自己的志向，出来便实施正义而行得通，我是听见这样的话了，却还没看见这样的人啊。" )  可以看出，《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简评或散论，大部分篇幅只有观点而没有论证，从写作形式上看还是不完备的。
但是，《论语》毕竟开了我国论说文写作的先河，是我国最早以论作为书名的言论集，正如南朝刘勰在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论说》中说的：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而且，近人赵纪彬还揭示出：  "‘论’字有‘整理’‘撰次’等义；‘语’字谓‘二人相等而说’，有‘论难’‘答述’等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四《论语音义》) ；就字面直译，论语就是经过整理、撰次的对话，也就是‘对话集’之义。班固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汉书·艺文志》) . " 赵纪彬： 《论语新论导言》, 《中国哲学》第十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 如此说来，作为议论文的论和辩这两种体例，也就是议论的两种--方式立论和驳论，其滥觞实在《论语》之中。
确实，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各种思想激烈斗争，众多文人贤士十分活跃，多方奔走游说，讲学著书，纷纷发表自己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看法，形成“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堪称后世楷模的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这种古典散文带有强烈的论说特点，成为我国论说文的源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我国的论说文“在战国时期就已相当繁盛，特别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立论文章、以孟子为代表的驳论文章、以韩非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寓言小品一类的文章，都具有相当高的说理技巧和写作水平”, “当代新闻评论中一些成熟的说理技巧大多可以在先秦诸子的论辩文中找到历史的渊源关系”. 引自吴庚振： 《新闻评论学通论》, 16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我们不妨看看《墨子·非命下》见罗根泽编，戚法仁注： 《先秦散文选》, 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里开篇一段： 子墨子言曰： 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 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 墨子说道： “说话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是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 “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墨子不仅致力于论说文的写作，而且在论说文的写作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主张论辩说理的目的就是要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厉害、决嫌疑。所谓的 “言有三法”实际上提出了立论的标准和依据： 首先是要以古代圣王的言论和行事为依据，其次是要考察和调查百姓所见所闻之事以及他们的意见，最后是强调用途，即言论是否有利于“刑（行）政”，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的实际利益。这对于后世的论说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长于论辩，《孟子》一书可以说是一部论辩文集，书中有不少篇章段落是尖锐泼辣、雄辩有力的说理文，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孟子在写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为驳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梁惠王上》）即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的驳论文，孟子以灵活多样的论辩技巧在文中阐述了“仁政”观点以及实施“仁政”的有关具体措施。
《国语》、《战国策》中不少篇章也很出色，说理与诸子散文有同工之妙。如《召公谏弭谤》 (《国语·周语上》) ，文章不长，约二百五六十字，记载周厉王昏庸残暴，又禁止国人议论朝政，最后被国人流放的一段史实。全文写得朴素、简括，通过邵穆公对厉王弭谤的劝谏，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很有见地。如《庄辛说楚襄王》 (《战国策·楚策四》) ，庄辛是楚襄王的臣子，他以生动的譬喻，磅礴的气势，从最普通的现象、最寻常的事物谈起，然后一环扣一环地剖析人们都熟知的那些现象或事件，从中挖掘出不同寻常的深刻道理，论辩方法上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循序渐进，但立意高远，劝告楚襄王强敌当前，必须励精图治；若犹一味贪图享乐，且与佞臣为伍，必将遭到国破身亡之祸，很有说服力。
2. 秦汉时期的论说文
秦汉时期，不少论说文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一批直言政事、评析时局的政论家相继出现，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贾谊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秦要积弱变强、统一六国，汉要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统治集团必须面对现实、谋臣策士必须议论中的。
如李斯《谏逐客书》（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上册）。李斯是楚国人，战国末入秦，被任为客卿，面对秦王嬴政的一纸客卿驱逐令，他直言上书，写下此篇政论。作为也在提名被逐之列的李斯上书劝阻逐客本是犯忌且会因此而犯上的，但由于全文议事说理中肯，论点分明、论据确凿、论证周密，生动而极具说服力（“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终使秦王收回成命，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也继续受到重用，“官至廷尉”. 
如贾谊《治安策》（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上册）.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书》，是贾谊为汉文帝想出的治国安民方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可谓清平盛世，也是一般文人歌功颂德唯恐不及的时代，然而贾谊却具有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感和崇高的责任感，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太平年景背后潜伏的种种隐患与危机，因此一开篇就是：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提出九大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 刘勰著，周振辅注： 《文心雕龙》, 2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毛泽东也评价 “全文切中事理”, “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 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魏晋时期的论说文
魏晋时期的《文心雕龙》，不仅有专门对议论文进行探讨的《杂文》、《论说》、《议对》等篇章，还有多处论述涉及论说文的写作。如《章句》刘勰著，周振辅注： 《文心雕龙》, 147、200、265、3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是从写作角度来考虑分段和造句的，篇首便交代了全文的论点：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即全篇要根据情理分成段落，把情理安顿在各章里；而表达段落大意的话按照语气分成若干句。
4. 唐宋时期的论说文
唐宋时，韩愈、柳宗元的“论说文以及带有议论成分的传记、碑铭、书信、序文等，很受后人推崇”, “政论和史论，逻辑严密，语言明快，援古论今而痛砭时弊……杂文、小品则文笔犀利、风趣幽默而有生活气息”，苏轼的政论、史论文章，“能广征史事，层层剖析，颇有雄辩气势，其中不乏战斗性很强的切中时弊的篇章”胡文龙主编：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14、17、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5. 元明清时期的论说文
元明清三代，元末明初的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 、刘基（《卖柑者言》) 、方孝孺（《深虑论》）等人，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派”、李贽（《焚书》、《续焚书》、《藏书》）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乾隆年间的“桐城派”（方苞《狱中杂记》、刘大櫆《息争》、姚鼐《登泰山记》）等，他们的文论主张和政论作品，都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近代报刊言论1. 中国报刊源头不登言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早在距今1200多年的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就出现了被称为《进奏院状》的报纸，这是我国最早的报纸，而且，“和现代的词义已经十分接近‘新闻’、‘编辑’等新闻事业常用词汇，也都起源于唐代”.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自此以后，历代宫廷都发行这类亦称之为“邸报”、“阁报”、“朝报”、“杂报”、“京报”等的报纸，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在这类报纸的内容“较成熟”的时期，也是只传消息、不许刊发评论的，就是消息也只能是皇帝的诏旨、皇帝的活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战报、刑罚等，其他则被限制。
2. 在华外国人办报中的言论
到了近代，情况大为改观，近代报刊的大发展为言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一开始，这些报刊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外文报刊，后来中文报刊陆续增多了。在中文报刊中，1815年在马六甲出现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登载言论，它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一个中文期刊，英文名称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察世俗”一词语义双关，“可能是Chinese一词的音译，同时又兼顾到这本刊物的出版宗旨‘统纪传’当有无所不征，借此广播的意思”, 余也鲁： 《杂志编辑学》, 27页，香港，香港海天书楼，1980. 在所刊登的文章中，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所谓《论仁》、《仁义之心人皆有之》, 《自所不欲不施于人》、《论人之知足》等，莫不如此。
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办的第一个中文报刊，开始有固定的言论栏目。随之陆续出现了1854年4月的《遐迩贯珍》、1858年的《中外新报》、1862年的《上海新报》及1872年的《申报》等，它们的言论虽多为宣传宗教道德的文字，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较少涉及，有的甚至对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如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国驻上海的领事白利兰的信中，曾指出： “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并认为只要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纸和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但这毕竟是我国报刊言论的发端，值得关注。如1855年8月《遐迩贯珍》“首次刊登了一篇中国作者撰写的评论《赌博为害本港自当严禁论》" , “作者针对香港当局准备放宽赌禁、明设赌场一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转引自王兴华： 《新闻评论学》, 8、23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 
《申报》的言论尤其值得重视。《申报》由英国商人美查筹办于上海，主持笔政和经营报务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人--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该报对言论极为重视，每期都刊有一篇言论，有时一期二至三篇。该报强调言论“有系于国计民生”, “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转引自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 3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曾发表过若干评论时务、为中国富强献策和揭发基层苟政的论说，同时也有不少质量不高、滥竽充数的言论混于其中，如《论外国人欧信源买卖事》 (1872年7月28日）、《论拐骗事》 (1872年5月23日）、《论马赛约埠谋财害命事》 (1872年6月28日）、《论陶某紫阳山被害事》 (1872年10月8日）、《强丐害民论》 (1872年11月23日）等，“这些标题带‘论’或‘说’的文章，未必都是真正的论说文，其中不少文章主要是叙事，再附带发些议论。由此也可看出《申报》当时的言论尚未完全与报道分离，形成成熟而稳定的评论文体”姜淮超： 《新闻评论教程》, 1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 
1912年5月《申报》转让给张赓、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等5人，由史量才任总经理。史量才有中国报业巨擘之称，他接办《申报》以后，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申报》的政治态度迅速转向进步，积极支持抗日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十年内战期间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它的进步评论尤其是副刊《自由谈》的杂文，引起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仇视和攻击，但《申报》评论仍坚持革命和进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蒋介石政权。而史量才却遭国民党政府忌恨，以致蒋介石亲自下令军统特务于1934年暗杀了史量才。读书作文安全法引自张云初编： 《中国大实话： 申报·自由谈》 (C卷）, 8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自由谈》上论及古今文人之受压迫，及其避祸方法，已不少矣。日前小雪先生《闷坐》一文，又提到许多文字上之血案，结论三叹，皆云“文章还是不做的好”。最后说到读书亦易犯禁，因云“做文章既危险万状，闭户读书也会遭到飞来的横祸”。以愚所见，此等文人不知读书作文安全法，危险灾祸之来，正所谓活该者也。
    汉之赋家王襄，善为歌功颂德之文，其始也贡谀刺史，刺史荐之天子，既见天子，乃献圣主得宝臣颂，因得待诏宫廷。如此下笔，岂仅安全，升官发财之道在焉。唐初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谄附武后姘夫张易之，一面为张代制奉和应试之诗，一面为张奉溺器，今语谓捧便壶，沈宋居然宦达。此一文统自李斯枚乘司马相如王襄扬雄以至沈宋，泊于今兹，继绳弗坠。凡稍明吾国文学史实及现代文人情形者，一言及此，当能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日人福富织部所著之《屁》书，载一文士，死见冥王，王忽撒一屁，士即拱揖进辞曰： “伏惟大王，高登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兰麝之气。”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曰： “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 “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吾辈文士，倘能如此作文，不仅生而取容当道，死亦优受阎王小鬼之豢养。此作文安全之法也。    
    读书安全之法，至为简易，曰奉命读书是也。如秦皇焚书，止许民间藏卜筮种树一类之书，或学法令于官。汉武重视儒家典籍，罢黜百家。以及明清政府，止令士子诵读功令所许之书，与御纂御定之书，而销毁无数违碍干禁之书。换言之，士生其时，读书而不奉命者，恐有不测之祸也。如今邪说异端大作，各种主义分歧，明哲之士，当择其中最安全之一种而读之，庶无大过。否则潜心读经，亦是佳事，虽然此等古籍未必可以御侮救国，而当路在势者颇能提倡也。至于闭门思过，幽居反省之人，尤以严格遵守奉命读书之法为宜。隋文帝时，以郑译贪污著迹，又与母别居，除名下诏曰： “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霄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人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今之奉命读书如郑译者，未闻有贪官污吏，倘有其人，即食前此未能奉命读书之报也，其取修辱亦宜矣。1932年史量才改组《自由谈》，聘请留法归国青年黎烈文任主编，约请鲁迅和茅盾两大名家，以千字左右的杂感文刊登在《自由谈》上，努力把《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此举引来许多老作家和左翼青年作家撰稿投登。陈望道、夏尊、周建人、叶圣陶、老舍、沈从文、郁达夫、巴金、张天翼等都寄上作品，章太炎、柳亚子、吴稚晖也为《自由谈》写过文章。
0新闻评论第一章 我国新闻评论的源流0《读书作文安全法》为黎烈文自己所写，发表于1933年8月5日的《自由谈》，全文从小雪先生的“做文章既危险万状，闭户读书也会遭到飞来的横祸”说到“以愚所见，此等文人不知读书作文安全法，危险灾祸之来，正所谓活该者也”，然后通过中外例证，得出所谓的“作文安全之法”和“读书安全之法”；但从所举例证当中，如此“作文安全之法”和“读书安全之法”实为作者所不齿，而前面所说的“活该者也”乃是“不应该也”. 
3. 国人始办报刊中的言论
随着英法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活动的日益加剧，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朽衰败，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觉醒并逐渐成长起来，19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改良政治的主张，并开始把办报作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中国人自办报刊终于崛起。创办于1874年2月4日、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便是第一批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中，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被称为是“中国人自办日报之成功最早的一家”。而且，由于19世纪70、80年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爱国、反抗外敌侵略、维护中国的利益就成为报纸的一项重要的使命”姜淮超： 《新闻评论教程》, 1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这便促成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政论甚为发达的状况。
所谓“政论”，乃“政治性的论文”, “它和政治密切相关，总是从一定阶级、政党和集团的利益出发，明确回答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表明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见解和观点”丁法章： 《新闻评论教程》, 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循环日报》便是如此，它以言论著称，在《中外纪闻》栏目中，几乎每期刊登论说中一篇，有时两三篇，政论性突出，系统宣传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改良主义思想，致使《循环日报》成为全国言论中心，“国有大事，士林皆重其所出”赖光临： 《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报学杂志》, 1967 (2) . ，被誉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驱王韬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位杰出的报刊政论家。至于如何变法，王韬主张“渐变”，反对“速变”，他为《循环日报》取名“循环”二字，也是寓有从落后到进步的“渐进循环”不断进化的意思。参见忻平： 《王韬评传》, 1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确实，《循环日报》开文人论证的先河，王韬担任主编期间，该报发表的几千篇论文，“几乎均以内政、外交和重要时事为题材”，表达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发展的愿望。王韬本人的《变法》、《重民》、《治中》、《变法自强》、《尚简》、《停捐纳》等数百篇政论文章，更是有感而发，一改“代圣人立言”、“托古论今”的积习，在论点的阐述、论据的使用、说理的展开、层次段落的衔接等方面都严密有序，富有逻辑力量，开始摆脱“八股文”、“桐城派”的束缚，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风，正如王韬自己所言： “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 （清）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这些政论文章，虽然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新闻评论，但在我国近代报刊评论的探索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其时和后来的政论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停 捐 纳（清）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4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措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振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靡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
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情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慎矣。
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
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攉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
或曰： 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诗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
然则今日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靡费，厘税务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物，整顿嵯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
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所谓“捐纳”即“卖官”，与“鬻爵”一起统称为“卖官鬻爵”，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积非成是、见惯不惊的事情。该文却极力抨击了“捐纳”现象和官僚政治的腐败，笔锋犀利、义正词严，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在王韬政论改良思想体系中，他关于报刊思想的一系列新闻理论，同样影响深远。《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三篇专论报刊思想的文章及其他一些政论文章中，王韬对报刊的职能、作用、报刊新闻学观点以及报人、主笔的素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为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王韬为了适应版面需要而将每篇文章控制在1000字到1200字的格式，也被后世所承袭，逐步形成了我国近代报刊以短小精悍为主的政论风格，从而使王韬所创的政论文体流传下来。" 胡文龙主编：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如下文：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清）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17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泰西日报约昉于国朝康熙时。日耳曼刊录最先，而行之日盛。他国皆厉禁。凡关国事军情，例不许印，妄置未论者，辄寘诸狱。后禁稍弛而行亦见广，英、法、美各国皆继之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然法国所刊闾阎隐密报，法廷闻之，立加禁斥，诚以日报之例，不得讥刺人之隐事也。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美国日报，一日至颁发十万张，可谓盛矣。大日报馆至用电报传递，以速排印。夫岂第不胫而走也哉。
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格、麦领士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则上海刊有《教会新报》，七日一编，后改为《万国公报》，林君乐知主其事。而《中西闻见录》亦刊于京师，艾君约瑟，丁君题良主其事。顾此皆每月一编者，兼讲格致杂学，器艺新法，尚于时事简略。惟香港孖剌之《中外新报》，仿西国日报式例，间日刊印，始于咸丰四五年间，至今渐行日远。其他处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报》，广州惠爱馆之《七日录》，又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相继叠出。三四年间，又益之以德臣之《华字日报》，而我局之《循环日报》行之亦已二年。上海则设有《申报》。自《申报》行而《字林之新报》废。去岁春间，粤人于上海设有《汇报》，旋改为《彙报》，近数月间，又有所谓《益报》。闻福州亦设有日报，但行之未广，未得多见也。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颁发，惟于星、房、虚、昴四日则停止耳。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
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作为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 “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表明，“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 《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 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9944487.1/. --当然，《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在文中被过分夸大，并且文中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西方正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 
总之，虽然由于年代较早，《循环日报》在中国内地已经没有保存（1977年9月，香港当局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下挖掘出一张1894年7月22日的《循环日报》) 。但流传于世的《韬园文录外编》乃“集《循环日报》论说精华而成”，由此亦可见出《循环日报》及王韬政论的共时状况及历史影响。
第二节 从报刊政论、时评到新闻评论
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借鉴外报办报经验，发展较快，尤其在报刊言论文体的发展方面，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报刊注重评论的政治性，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报刊政论文体。这种政论文体，“不强调新闻性，不注重时效性，写法上多为设言解说，坐而论道”, “虽然也联系现实，但大都泛指普遍的社会现象或积年痼弊，一般不针对具体的新闻事件，以系统地阐发自己或自己所从属的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为主要目的”涂光晋： 《广播电视评论学》, 1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因而不少文章是鸿篇巨制，往往纵笔所至洋洋数千言，与完全意义上的新闻评论还有很大的区别。
一、 报刊政论1. 维新派报刊政论  20世纪初期，我国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革命派和改良派（即维新派）两大营垒，前者旨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后者则主张保存帝制，君主立宪。两者政治路线的不同，在两派所办报刊上借助报刊言论充分体现出来。“为了推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维新派报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报刊的战斗和引导功能。一些维新派的骨干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人，大多是各种报刊的创办者、撰写报刊评论尤其是政论的大手笔……尤其是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时，报刊评论的功能更加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 胡文龙主编： 《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4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确实，在中国国内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及其在北京的机关报《中外纪闻》 (1894年8月创刊，刚开办的四个月里叫《万国公报》）被查禁后，主笔梁启超联合汪康年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发表了众多见解新颖、脍炙人口又议论锋利的政论文章，将言论同国情、时势紧密结合起来，致使《时务报》“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对影响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梁启超也借《时务报》名重一时，天下“无不识有新会梁氏者”. 
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政论：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前文可谓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提纲，后者则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纲领。确实，在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诸多政论中，其影响最大的名篇就数《变法通议》了。全文是由一组未完成的系列言论构成的长篇政论，共分14篇，约7万字，从第1期开始，分21期陆续刊载。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欲直接控制《时务报》，梁启超愤而辞职，转而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和《湘学报》、《湘报》董事，《时务报》也被迫于1898年8月8日停刊，《变法通议》的后3篇便发表于“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横滨于1898年12月23日创刊并主编的维新派海外机关报《清议报》上。文中反复强调和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这一基本论点，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的时代最强音。
而梁启超《清议报》言论中的代表作，当推《少年中国说》 (《清议报》，第35期，1900年2月10日）. 
文章用老年比喻腐朽守旧的清朝当权者，用少年象征未来中国的主人，以饱满炽热的感情和酣畅形象的笔触，抒发其理想，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尤其是那段关于少年与老年的比喻式对比议论，令人耳目一新：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 人固有之，国亦宜然。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政论，骈散合一，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字里行间倾诉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表达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时人因而称之为“时务文体”。正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这篇学术论文中所说的：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 
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其他维新派报刊，如天津的《国闻报》、长沙的《湘报》、澳门的《知新报》等，也都具有明显的政论报刊特征，言论成为重要的文体形式。
总之，“维新派报刊政论有的放矢，追求实效，产生了巨大威力。其形式也灵活多样，确立了政论这种报刊文体，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报刊评论的发展方向”. 姜淮超： 《新闻评论教程》, 1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然而，从1903年起，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维新派及其报刊言论开始走下坡路。革命派及其报刊言论开始兴起。
2. 革命派报刊政论
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孙中山领导创办的兴中会的机关报，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设有论说栏目，每天都有言论发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1900年到1905年，通过《中国日报》等的宣传，使得“革命思潮”开始深入人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必要的舆论引导。
1900年8月4日，《中国日报》发表思想家、学者章太炎的一篇文章《解辫发说》:  “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所以想脱掉长袍马褂、剪掉辫子呢！……一日，朋友送来西服、帽子，便毅然‘断发易服’. ”时人评价此文“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堪称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发表最早的革命文字。这样，那条记录着大清王朝光荣与耻辱的辫子被抛弃了，而中国关于新世纪命运的思考和抗争，也从这里开始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中国日报》在刊登此文时，曾加“编者按”大加赞赏： 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隶此野蛮政府之下，追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当以屡碎矣。君以此稿封寄前来，求登诸报，世之深于世味者，读此文，当有短其过激否耶？本馆哀君之苦衷，用应其请，刊而揭之，俾此文之是非，得天下读者之公断，此则本馆之私意也。从作者介绍，到文章观感，再到发表意图，可谓“画龙点睛、言简意赅”. 
这种发表在文章之前的“编者按”文字形式，在更早时期的《中外纪闻》中即已出现，如在译载美国将在上海开设银行的新闻时，就在末尾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按： 俄法两国已有商人共合资本，拟来春赴上海开设银行。美领事亦汲汲此事，则其利之厚可知矣。安可以地主而失此利权哉！转引自王振业，胡平： 《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6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而后来这种按语的运用更为灵活多样，如《新民丛报》就在上述的文前、文末进而发展出新闻报道中的文间按语： 贻谷是某中堂最得意之私人，一切阴谋皆彼主持。某日已拟定革职之谕，尚未交发。彼乃哀求某中堂，乃将其名抽出，易以彭青藜代之（按： 彭系义和团，然乃无名小卒，各国所开名单，未列其名。某中堂将彼革职，以便告各国政府云政府秉公以断，虽各国未索认，亦照公法办矣，足见朝廷公允之意）。贻谷顷乃上摺，请往嘉峪关外蒙古地方开矿……转引自王振业，胡平： 《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6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其实，从文体的演进来说，开创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史赞”传统（“太史公曰”) ，兴起于《春秋》三传的“传注”文体（《左氏春秋传》、《公羊传》、《榖梁传》) ，以及盛行于明清之际的“评点”方式（李贽《四书评》、金圣叹《水浒评》、脂砚斋《红楼梦评点》) ，等等，可谓“编者按”（文前按语、文中按语、编后语等形式）这种评论体裁的源头活水。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决定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创刊，“民报”二字为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发刊词是由孙中山口述大意，胡汉民执笔完成的。
 该报属于综合性政治刊物，32开本，每期150余页，6万余字，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明确提出争取自由平等的口号，强调了“国民之权力”，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内容设有论说、时评、纪事、谈丛、译丛、小说、图画等栏目。同盟会的许多会员如孙中山、廖仲恺、宋教仁、朱执信、陈天华、汪精卫、章太炎等都在上面发表过重要文章。《民报》发刊词张之华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公元724年-1995年》, 1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孙中山非常重视政论，曾断言： “胡虏沉没时，笔伐第一功。”在孙中山口述大意的“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主张办报是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并使之转化为革命的实际行动，这标志着革命派报刊言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肃清已经完全不符合当时形势，甚至成为革命障碍的改良主义影响，《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机关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停刊后，梁启超于1902年2月8日在横滨创办并主编《新民丛报》. （半月刊），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等问题，开展了激烈的政治大论战。论战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在此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外各地的机关报全都投入了论战。
经过这场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领导权，在理论战线上击溃了改良派。而《新民丛报》因其“保皇”、“开明专制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等守旧立场，迅速失去了其在群众中的昔日风光，报纸被迫于1907年11月20日宣告停刊。
总之，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报纸勃兴，绝大多数报纸以论政为其主要宗旨，政论“一般占到整个报刊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政论的好坏和影响的大小，成为衡量报刊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刊在群众中的口碑，主要是通过它所发表的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杰出的政论文章建立起来的”④ 转引自丁法章： 《新闻评论学》, 7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尤其是同盟会系统政党办的“三民报”有“竖三民”、“横三民”之分，“竖三民”指革命前出版的三家以“民”字打头并竖排报头的报纸《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横三民”指辛亥革命后同时问世的《国民新闻》、《民权报》、《中华民报》. , “在精心写作社论，使社论有强烈的时间性和新闻性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④，如1913年4月27日的《中华民报》同时发表了《讨袁世凯》、《告国民》、《告国会》、《告政党》等8篇社论，集中地、典型地反映了此一时期革命报刊言论的特点。
从此，报刊评论的舆论引导和文体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 时评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的进步的报刊都专门辟有短评栏目，而“真正意义上的短评，出现在戊戌维新前康有为、梁启超等筹办的《中外纪闻》（原名《万国公报》）上”，梁启超更自《清议报》第26期起就创设了“国闻短评”专栏，一直维系到《新民丛报》, “择中国外国近事之切要者，略加绪论，谈言微中”丁法章： 《新闻评论教程》, 2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而所谓“时评”，即时事短评，乃1904年由梁启超帮助拟定体例的《时报》首倡： “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以简短隽永之笔，评论之”, 《时报》因而成为中国第一家设有短评专栏的日报，“使读者虽无暇篇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而读者阅读时也确实可以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察”. “这种短评，往往一针见血，先点出结论，再略述缘故，只要三言两语，不必过多论证。表述上或激愤，或轻松，或热情，或冷隽，或嘲讽，或幽默，更加自由活泼”转引自丁法章： 《新闻评论学》, 2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给新闻评论注入了新的生机。正如该报主办人狄平子（狄楚青，梁启超的学生）所说的： “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而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尔。"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118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时报》“时评”短小精悍，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概要说明新闻事件并加以评论，大致相当于现在报上的“短评”或“编后”，它抓住当天报上的一则新闻，题目具体，一事一议，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和评论相配合的形式，为各报开辟时评或类似时评的言论专栏起了示范作用。
“时评”改变了过去报纸上的那种政论式的长篇论说的形式，是新闻评论演进为独立新闻体裁的重要标志。且看下文： 计国用者不宜与货争价。今之计国用者，何与货争价之多也？请拨广西溢款以赈徐淮，不许；请拨镑余以赈徐淮，而乃许拨广西溢款，如价之争让然也。
奉天将军之截留赈溢，步军统领之电拨各省协费，各部纷纷向度支部之请费，如货物之争先捷足类也。而度支部乃磋磨焉，又磋磨焉，何其治国如市道也？转引自王振业，胡平： 《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6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这是《时报》由陈景韩主持的专门评论国内大事的《时评一》里一篇一百多字的短论，在短短一百多字中，既有具体事实的揭露，又针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论出问题的实质。上海之百面观一日走入中国人开之洋货铺，问有代卖之自造卫生衣否？其经理人怒而言曰： “我们货都是外国好的。”这真是数典而忘其祖。
又问何不加卖中国货？某经理人曰： “我不卖你们中国货。”记者即曰： “阁下何人？洋货卖的连国都不晓得了。”某面赤而退。
中国人开洋货铺，五光十色，布置的实在得法。及其开本国货销行处，则死守老法子，门面越破越旧越好，这真是中国人的晦气。
中国人输入外货，无所不用其极，连外国的竹头木屑，都贩运进来，骗两个钱，恨不得把土货一下打死，这真是国民不洗的大辱。（骚心）1910年12月17日《民立报》，见《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 46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这是于右任执笔的一篇时评，从实际出发，以小见大，有感而发，针对上海商界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的现象，以上海洋货铺之现状，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身影。
     当然，此时已有多种言论体裁，社论、短论、编者按语等形式都已经形成，而与“时评”同时得到长足发展的，还有杂文。杂文是一种带有文学特征的言论形式。梁启超在倡导报刊杂文方面就功不可没。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过《饮冰室自由书》杂文专栏，在《新民丛报》上设立了“杂俎”、“文苑”等不同门类的杂文专栏。他本人“每有所触，应时援笔”, “经常在报端发表一些劲峭犀利的政论性杂文”，诸如《保全支那》、《理想与气力》、《近因远因说》、《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等，均不失为名篇。鲁迅、瞿秋白等人在杂文写作方面尤其取得了很大成就。灯下漫笔（一）鲁迅著，瞿秋白编： 《鲁迅杂感选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支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 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 --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 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元末的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 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