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沟通学概论
第一章什么是言语沟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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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什么是言语沟通学


人有人言，鸟有鸟语。人言与鸟语，目的都在于沟通、交流。鸟雀社会关系单纯，鸟语就很简单。在繁殖季节里它们以鸣唱来求偶； 在休息时，它们以鸣叫来报告危险； 觅食时以叽啾来呼朋唤友。甚至还有聪明的鸟雀能听懂其他鸟类的“外语”，从而拓展更广阔的生活空间。
而人类则大不相同了。生活方式复杂多样，进化日新月异，沟通的手段不断地花样翻新。但是，最常见、最广泛的沟通方式依然是言语。言语沟通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人类交流方式。
语言(language)，是人们交流信息、感情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不仅是说话，还包括肢体语言，如依靠手势与表情的哑语； 还有舞剧中的动作，被称为舞蹈语言； 军舰与军舰之间相联系的旗语、信号灯语等等。
言语(speech)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人们根据一定的规则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即说话和听话。说话者有一种思想要表达，利用言语对它进行编码，表现为合乎语法的话语，把深层结构转化为表面结构； 听话者则对话语进行译码，把表层结构按其理解还原为深层结构，并对此作出反应。这就是言语沟通的基本过程。但是，言语只有在加入了活动系统时才有意义，这种加入必须用其他非言语的符号系统加以补充。脱离了非言语的手段，沟通过程是不完全的。
言语有多种含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1966)把语言分为两部分： 言语(parole，即speech)与语言(langue，即language)。前者指语言的使用，如口语交际，语言在不同场合下的意义，语言的作用。后者则指语言的形式，包括语法、语句、语意等议题。言语还可以是话语(discourse)的同义词。因为它是语言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所产生的不同含义。言语沟通是从英文的speech communication直译过来的。Communication在我国普遍被翻译成“传播”或“沟通”。两个翻译都包含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意思。区别在于“传播”更侧重传递人传送信息的内
容、过程和手段，对传播对象的背景不一定非常明确，受众的反馈也不一定直接收到。沟通则表现在传递人和收信人（接收信息的人）
之间的互动，传递人有明确的受众，传递人根据收信人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使传递人和收信人达到交际和交流的目的。在我国，“传播学”一般是指“大众传播”。已经使用的传播学科概念如“媒体传播”、“网络传播”
、“组织传播”、“健康传播”都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即传播的对象是公众； 传播的载体也常常是公共手段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而“言语沟通学”侧重的是人们之间在不同场景下面对面的交流。在我国，虽然有像“沟通”这样的电视节目，也有像《演讲与口才》这样的大众杂志，但“沟通学”并没有作为学科在我国高校里确立。
言语沟通这门学科在西方已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言语沟通强调在各种生活场景中通过言语和非言语（如肢体语言）与他人直接沟通的效果。更确切地说，言语沟通学属于交际学、说服学的范畴。它是一门关于怎样使用言语和非言语符号以增进对自己和他人的了解、理解，以及对他人产生影响和说服作用的学问。言语沟通在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性，对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人际关系、增强工作效率、建立和谐社会都非常重要。
言语沟通，作为人与人沟通的直接桥梁，其内涵极其丰富。翻阅《辞海》，光是带言字旁的汉字就达300多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言语沟通。算上其他部首，涉及言语沟通的词汇就更多了，如“妙语连珠”、“唇枪舌剑”、“暗含隐喻”、“花言巧语”、“口是心非”、“弦外有音”、“食言而肥”等等，简直是不胜枚举。这说明，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对国人在言语沟通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早就加以透彻的剖析、概括，并且对言语沟通的成效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其中最有分量的评价当属“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我们的先辈，运用言语沟通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例如，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有数百人被先后送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那里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担任校长的是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学员全部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官兵。让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皇军”在一年半载的学习过程中迷途知返，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乃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经过言传身教，
这些日军战俘的心结终于被打开，他们悔过自新，并参加了反战组织，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由此可见，言语沟通在人类生活中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所以世界各国的许多大学的人文学院都把“言语沟通学”列为重点学科。
一、言语沟通学的意义和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会遇到下列情况： 
（1） 在高考选择专业去向时，A喜欢大众传媒，将来想当记者。可是他的父母却认为应该报考医学院，将来当医生。A的好朋友则建议他学法律，将来当律师。说服朋友并不难，他的父母却相当固执，A冥思苦想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说服二老，弄得两代人的感情冷若冰霜。
（2） 女孩B和男朋友为了一件小事吵架了。他指责B“说话伤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让他难以忍受！”后来竟然提出分手。B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感情上蒙受打击，想不出自己说过的哪句话“伤”了所爱之人。
（3） C在某公司刚刚被提升为部门经理，手下有七八个人归他领导。这几个人对工作漫不经心，能量却很大，把几位前任部门经理都给挤对走了。C不想认输，决计设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好，让大家都受益，却不知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阐述得有条有理。
（4） D有一次到美国探亲，发现美国人的沟通方式和中国人有很大不同，D在那里闹出许多笑话，还造成一些误会，但D却不知原因是什么。
（5） 一位名人到学校里来作讲座，E在听讲时发现演讲人虽然很有煽动性，却不同意那位名人的观点。E想反驳，但不知该从哪个角度入手，不知如何准确地评价他的演说。
（6） 在某一所大学里，校领导向教职员工传达和解读中央的一个重要文件。20 分钟以后，在场的听众开始小声说话，查手机短信，并来回走动。讲话的领导感到很尴尬，可又不知道怎样扭转局面。
（7） E代表中国与美国就某一项目进行谈判。美方坚持把所有意向都写在合同里，然后才能签字。E想在今后执行合同时留有余地，不同意这样做。双方出现了僵持。E不知怎么办好。
以上这些情况都与言语沟通有关，也都可以用言语沟通学的理论来解释、分析，并找出解决办法。孔子说过： “言不顺，则事不成。”
“顺”者，言之顺理； 令对方顺心如意，方式上平顺缓和是也。老百姓的理论是： “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所谓“透”，就是把道理说得圆满、透彻，从而扭转乾坤，化干戈为玉帛。
可见，言语沟通在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言语沟通的质量和效果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益、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到
社会风气、道德建设，乃至国际形象。

言语沟通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 言语沟通是一个过程(process)。也就是说，言语沟通没有严格的开头和结尾，也没有可预见性。这个过程伴随着多种因素，并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当中。这好比气候的变化，由于地球位置的不同、气压的变化、环境的改变，天气可变冷或变暖，潮湿或多云。没有一个言语沟通的过程是简单地重复。
人们的关系程度、交流态度、言谈技巧、所处的环境、经历、感觉
的不同，沟通的过程和效果也就不同。比如，A和B来自同一个县城，他们的父母也彼此认识，于是他们初次见面就成了好朋友，在一起就说家乡话，上学期间互相照顾，毕业以后也继续保持来往。而他俩和其他同学的关系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效果。
言语沟通是一个过程，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言语沟通的多变性。在人们交流的过程中，任何因素都可能影响
到交流的效果。比如，某学生下午有课，中午因为有老乡来看望他而未能午睡，下午上课时无精打采，
回答老师问题时状态不好，答不出来，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丢了脸。于是晚上见到女朋友时说话就没好气，使得女朋友生气说不想再见到
他了。值得注意的是，言语沟通不能倒转，犹如“覆水难收”。
当与别人交谈时，突然意识到话说得不合适，弄得对方很尴尬或生气，坏的结果已经造成，尽管努力弥补，也很难和好如初。所以说沟通是一个过程并充满着变化的意涵，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对这过程中的一些环节有所调整和控制。
第二个特点： 言语沟通的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system），它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在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其他环节和沟通的效果。这个系统如同我们的身体，头、脚、身是一体的，头痛时，可能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有关。正如热播的电视剧《金婚》所描写的那对夫妇，他们经常吵架，并不是由于彼此没有感情； 正相反，爱得太深反而求之更切。他们争吵不休的原因有“文革”期间的社会氛围使人心情烦躁； 还有婆婆偏向男方和她带大的那个孩子； 再有男人结婚后把恋爱期间掩饰的缺点暴露无遗等等客观因素。总之在言语沟通这个系统里，各方面因素都会互相产生影响。我们在观察和评价沟通的过程和效果时，要系统地看问题，才能找出问题的联系和原因。
第三个特点： 言语沟通的另一个特点是互动（interaction）和同动（transaction）。互动是指在沟通中双方的对应交流。A方发出信息，B方接受信息，B方对A方的反应一般是在接收信息以后才出现的，比如你打电话给家里，告诉父母你这个暑假不回家探亲了，要和同学们一起去旅游； 父母听后很不高兴，他们认为你不重视他们，甚至是不孝。你听到这样的指责也很生气，认为他们是限制你的自由。你的回应又进一步影响了你父母对你的态度。他们也可能对你更有气，也可能向你妥协。
然而，在交流互动时，人们对信息的反应也不是有顺序可循的，相反，我们在接受信息时也同时给对方发送信息，这种现象称为同动，也就是说交流是在同一时间双向进行的。比如在课堂上，老师向学生提问题时，学生的面部表情传递了他是否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信息。如果感兴趣，学生眼神会集中，身体会向前稍倾； 如果不感兴趣，表情就可能会麻木、眼光会躲闪。老师会根据这一现象调整自己提出的问题，以此引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同动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口语的或非口语的。
第四个特点： 言语沟通分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intentional or unintentional)。一般来说，有意识的信息传递是指传递人有明确的受众并了解受众的价值观、社会阶层和心理需要，传递的信息也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具有目的性的。无意识的言语沟通正相反，传递者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对象。在言语沟通中，传递人无的放矢。有意识的或无意识交流可能会造成几种情况发生。第一种是传递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接受人却认为这是针对他或他们的，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例如甲跟乙说自己如何忙碌，只是想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变化。可是乙却理解为甲是婉言谢客，随后又传给丙丁，说甲不愿意被别人打扰，所以老友渐渐地不与甲联系，甲对失去许多朋友感到茫茫然。
另一种情况是你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意识的、有目标的，但对方并没有理会，比如许多电视广告是有针对性的，但受众不一定感兴趣或盲目接受，很可能是不屑一顾，正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最后一种现象是，“言者无心，听者无意”，即传递和接受信息的双方都是无意识、无目的的。这种情况经常反映在非言语沟通的现象上，比如衣着打扮、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等，总之沟通无时不在发生，不管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二、言语沟通的范围
言语沟通的范围很广，主要表现在言语和非言语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及其沟通效果。这些场景的不同主要是以沟通的人数、目的和形式来划分的。下列所述是言语沟通的主要范围。
1. 自我沟通
人最难了解的是自己，最难说明的往往也是自己。老子曰：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在与他人交流之前或之后，往往要进行自我沟通（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自我认识、自我理解。在生活中，有许多经历和体会是仅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从这些经历和体会中不断地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说明，然后对事情产生自己的看法，并做出行动的决定。自我沟通的过程有时是在与别人沟通的刺激下产生出来的，是对与别人沟通的反应或准备。例如，有的人在年轻时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一旦进入能人堆里，方显出自己幼稚可笑，于是收敛傲气和自负，变得谦虚谨慎起来。还有的人有点权势便放任自己，直至碰了钉子，才懂得“知耻而自制”。这里边牵扯到个人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性格和情感等因素。尽管在与别人沟通时你可能得到对方的理解，但没有人能真正百分之百地读懂你。自我沟通可以脱离其他的沟通形式而独立存在，但其他的沟通形式如果没有自我沟通则不会存在。
2. 人际沟通
两个人在一起或在两地交流信息，发展人际关系的过程称为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沟通的对象有朋友、配偶、同事、父母或子女等。人际沟通的方式可以是面对面的对话、谈心； 还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因特网、发短信等其他电子方式与对方进行交往。学者们在人际沟通方面主要研究在交往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发展阶段，包括自我认识、矛盾的解决、沟通技巧、聆听能力的培养等。人际沟通活动也在小组沟通和面试等场合下进行。
3. 小组沟通
小组沟通(small group communication)的研究着重在小组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比如小组成员的角色、领导能力和决策方法、小组规范、小组思维、小组成员的权力分配和互相影响等。小组沟通一般表现在工作单位和团队建设的范围里，也可以表现在家庭成员和朋友圈子里。小组沟通的形式和效果，与所在国家的文化很有关系，如在对群体和个人概念的认识上，东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人们在小组里的沟通行为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4. 跨文化沟通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递已经全球化。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旅游、贸易、国际交往等方式开始了广泛的接触。在接触中除了互相的友好与尊重外，在有些环节上和事情的处理上可能由于文化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焦虑、误解、冲突和矛盾。跨文化沟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是通过深层的文化分析来理解文化的表层现象，并对不同文化价值和行为加以认识，使跨文化的交流产生积极的效果。
5. 公共演讲
公共演讲(public speaking)的特点是一个人向多数人在公共场合下传递信息。演讲有多种目的和形式。古希腊时期的演讲主要有三种类型： 政治型(deliberative oratory)、诉讼型(judicial oratory)、礼仪型(epideictic oratory)。现在演变为信息传递型、说服型和礼仪型。演讲的场合可以是在教室、教堂、集会场所或会议中心。虽然公共演讲与其他沟通形式有相似之处，都需要信息传递人和听众，都要有反馈，但公共演讲不同于其他沟通形式之处是它的高度形式化，如国家领导人讲话或教堂里牧师的布道都要有一定的形式。公共演讲的语言使用一般比较正式，传递的方式也比较严肃，穿着也比较讲究，因为在演讲时一般观众不会打断演讲者，演讲人应在演讲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演讲稿的结构、层次要清楚，语言要生动、幽默，口齿要清晰，词句要流畅，节奏要铿锵有力，要有生动活泼的表情和强烈的感染力，切忌枯燥地照本宣科。中西方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演讲家如林肯、孙中山、毛泽东、马丁·路德·金。
近几十年来，言语沟通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它还包括组织传播、大众媒体传播、网络传播、健康传播以及性别沟通等。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仅包括以上所列五个最基本的言语沟通范围。
三、言语沟通与说辩史的联系
1. 西方说辩学简史
言语沟通学在西方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人文学科，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辩说实践和理论构建。其实，比较开始有系统地研究语言的效用可追溯到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上的塞瑞克斯城(Syracuse)的两位说（拼音为shuì）辩家——柯若斯（Corax）和逖谢斯（Tisias）。他们师徒联手在公元前467年合著了《说辩的艺术》(The Art of Rhetoric)一书。该书主要是提供演讲技巧方面的知识，帮助人们提高在政界辩论或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演说能力。后来在塞瑞克斯城出现了数十名说辩家，也称诡辩家（Sophists）。他们精湛的口才赢得了社会的仰慕和尊重，被公认为西方历史上最早传授说辩实践的教师。公元前5世纪，他们陆续来到雅典，为雅典刚刚兴起的民主政权培养了一大批演说家和政治家。当时最有名气的诡辩家是高尔吉亚（Gorgias）和普罗
泰戈拉（Protagoras），还有希腊本土著名的说辩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社会结构是民主城邦制（citystate or Polis）。城邦政府由政务会和议会组成。两会的成员经常在会议中陈述自己的治邦观点，并对有争议的事项加以辩论。18岁以上的雅典公民都可以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谁的观点有说服力就采纳谁的观点，这也是雅典年轻人从政的通道。在法庭上，辩护人一般没有律师，只能为自己陈词辩护，因此演说能力的培养就十分重要。这时古希腊正在经历从相信神到相信理性的思维转型。能够成功地通过演说来说服他人是理性思维的体现。这些演说家往往是文化精英，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备受雅典人的尊重。这种说辩实践后来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演绎为说辩理论。
柏拉图最初曾极力反对这种说辩活动，认为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他认为诡辩者们传授的说辩实践对雅典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充满着危害，而且这种以煽情和演说者个人魅力为特征的实践只能起到操纵并控制无知民众的作用。他写了《高尔吉亚》（Gorgias）一书，痛斥了这一行为。老年的柏拉图对辩说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的著作《斐德罗》（Pheadrus）里，他指出说辩可以用来探索并发现真理，它和逻辑推理紧密相连。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归纳了柏拉图的理论，提出说辩的说服力要建立在三种重要的依据（proof）之上： 它们是伦理依据(ethos)、情感依据(pathos)和逻辑依据（logos）。在古罗马时期，说辩学(rhetoric)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年轻人从政和发展事业必备的能力。古罗马的教育也把这一能力的培养列为教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时期，辩说活动主要表现在基督教牧师的传教和布道范围内。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说辩传统在欧洲又得到了恢复。社会和政治生活里充满了说辩活动。说辩实践不仅是为了个人演讲能力的提高，也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怎样构建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怎样培养公民的素养、责任感和文明行为。19世纪末，说辩学从欧洲被介绍到美国。说辩学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美国许多重点大学都设有说辩学教授头衔，这门课由许多有成就的教授承担，比如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曾在哈佛大学任这一誉职，后来成为美国第六届总统。
说辩学后来发展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实践方面主要是公共演讲课，即对学生演讲技巧、演讲道德，及言语使用等方面的训练； 理论方面则涵盖哲学、逻辑学、说服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学等领域。20世纪初，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提倡政治哲学理论对社会实际生活的应用，认为传播手段（面对面、媒体、宣传）对推进民主政治、思想交流和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杜威的思想推动了说辩学(rhetoric)向沟通学或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转型，扩大了传播学的范围，如小组沟通、大众传播、跨文化沟通。美国在1950年成立了全美言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现在改名为全美传播学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为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在美国许多大学里，言语传播学(Speech Communication)是本科生的必修课，该学科还设有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我国，rhetoric 被翻译成“修辞”，并有着很悠久的研究历史。最早的修辞研究可追溯到刘勰(465—532)的《文心雕龙》。刘勰在书中提出语言使用的三种类型： 精言、夸饰、征实。宋代陈骙的《文则》是修辞学的第一部专著。“五四”以后修辞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现代最有名的修辞研究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
“修辞”这个词在《易经》里就出现过： “修辞立其诚”，也就是后来孟子说的“诚言”，实际上是包含口头或言语说服的意思。但现代的意思却是文体的修饰和写作的技巧，这是因为这个词后来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根据Hui Wu(2009)的研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向日本派了公费留学生。留学生中的汤振常和龙伯纯从他们的日本老师那里学了修辞学，是他们的日本老师在1890年把英语的“rhetoric”翻译成“修辞”的。在日文里，这个翻译仅包括文体的修饰，却漏掉了在西方传统里“rhetoric”的另一个含义，那就是口头的说辩理论和实践。所以把“rhetoric”翻译成“修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人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也阻碍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正如刘亚猛教授所说，“在当代美国话语中流通的‘rhetoric’一词与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流通的‘修辞’一词所代表的是大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实践，将两者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和误译”（2004,p.3）。因为当它被归为语言学的范畴时，研究目的则局限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增强言辞的修饰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等方面； 而西方对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如上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
2.  中国古代说辩学简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说辩活动曾很普遍，《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中都有很多说辩事例的记载。但中国传统的说辩实践主要局限于宫廷内帝王和大臣之间的说服活动。春秋战国期间，最活跃的一批人是辩士和游说者，他们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斡旋在各个小国之间为国王提供信息与谋略。当时以苏秦、张横为代表的纵横家享有盛名。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参与了游说活动。他们的大部分游说活动是面对面口头沟通的。根据郭志坤教授的描述： 

孔子走南闯北，周游列国，诲人不倦，勤于说教。即使在乱兵包围，绝粮七日等相当危急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教，“讲诵弦歌不衰”。
孟子打着“捍先王之道”的旗号，游说诸国，在齐国答齐宣王问，在梁国答梁惠王问，在宋国答宋臣戴不胜问，在魏国答周霄问，在滕国答滕文公问，等等，以答问和辩说的形式宣传了自己的学说。
墨子谈“遍从人而说之”，坚持走出去“行说”。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奔走，“裂掌裹足，日夜不休”，以他善于辩说的口才折服不少人。
荀子年十五便开始游学，游说了不少国家，在齐国稷下学宫被拜为“最为老师”。他更注重文字宣传，“著书布天下”。
韩非虽不能道说，但善著书，其著有“博喻之富”，甚为感人。他力主将法令“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以达到广泛的宣传效果。（1985，pp.2~3）

先秦诸子不仅有丰富的说辩实践，同时也在辩论的理论和逻辑方面有不同的阐述。诸子百家中的名家出现了邓析、惠施、公孙龙这样有影响的辩者和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列子形容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列子》）。邓析最早提出说服他人要考虑“三术”，即：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顺，则无不闻。以天下之智虑，则无不知(《邓析子·转辞篇》)。《吕氏春秋》里记载了邓析用这些说辩技巧为别人出谋划策的例子。惠施的“合同异”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观点成为中国2000多年的逻辑命题。孔子在《论语》里用“仁”和“礼”的道德观阐述了语言使用对道德的影响，用“中庸”和“正名”为手段来调剂人际关系，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说辩思想，提出了“诚言”在帝王和大臣之间的说服功能。韩非子则在《问辩》和《说难》中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了说服过程中的技巧和受众的心理状态。郭志坤教授称先秦诸子们的说辩活动为“宣传活动”，并认为他们的宣传活动“对于促进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学术繁荣起过重大作用”（p.1）。
美国学者斯迪文·库博斯（Steven Combs）2005年出版的
《说辩中的道》（The Dao of Rhetoric）对中国道家的说辩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道家的说辩思想为达到最好的说服效果提供了清楚的方法和途径。它允许受众在说辩中进行自我说服，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说辩者的观点。因此，道家的说辩思想是对多元说辩学的发展和研究的一大贡献（Combs，2005）。
笔者曾在1998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名辩思想： 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说辩思想的比较》（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一书中试着从本土化的视角，以文本分析的方法，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说辩活动和思想，并与古希腊的说辩思想进行对比。笔者发现，中国古代说辩思想与古希腊的说辩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双方都非常重视说辩者的道德人格，都对象征符号在心理说服和认识世界的作用上有精辟的观察和论述； 都强调了理性和情感在说服他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道家的“无为”和“不争”的理念与古希腊强调争辩和取胜的目的却截然不同。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许多说辩活动和演讲范例，孙中山、
毛泽东都是名声卓著的演说家。他们通过公共演讲、阐述革命理论、动员参与意识、改变人们的思想，终于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遗憾的是说辩学并没有作为一门系统的人文科学在中国进行研究。“Rhetoric”被翻译成“修辞学”，使对言语作用的研究仅限于语句的修饰作用，也限制了言语沟通学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大众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媒体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学者们的研究学科，大众传播的课程也在各大学开设，但言语沟通学这一领域却尚未很好地挖掘。
四、言语沟通学的研究方法
言语沟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概括起来有三种方法。
1. 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主要靠收集数据信息，使用统计数字来表现事物的现象和求证课题假设。比如在美国纽约，79%的公司在招聘人才时很注重应聘者的沟通能力就是一例。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调查（survey）
、发调查表（questionnaire）、面试（interview）或试验（experiment）。学者们经常把沟通中的某一因素和另外的因素加以比较，
以观察其产生的影响和相互作用。比如某单位领导的诚信度（credibility）对说服其员工从事某项工作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员工与领导之间的沟通形式是否对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满意程度产生作用； 某一小组成员的沟通方式对这一小组的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