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新闻背后有新闻
——何谓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采写概论
第一章绪论： 新闻背后有新闻——何谓深度报道



第一节深度报道：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深度报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它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一、 深度报道的历史轨迹
从世界新闻史的发展来看，新闻业真正的破土而出在17世纪初。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闻业，即出自新闻传播自身本能的新闻业，在17世纪上半叶首先从地中海北岸到大西洋东岸的广阔的西欧大地上萌生。而深度报道在新闻业诞生之日也开始孕育，只不过真正问世却不能不假以时日。毫无疑义，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一样，深度报道也由西渐东，西先中后在华夏大地衍生，是东来的基督与本土的孔孟，西洋的世态炎凉与中华的人情风土相遇之后的产物。中西深度报道因国情不一而有同有异，各显特色。
（一） 西方： 深度报道如何由幼芽成长为参天大树
深度报道始自西方，其破土而出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深度报道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前为孕育期，后为破土而出后的成长期。
17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300多年间，是西方深度报道的孕育期。纵观新闻业的历史长河，西方的新闻报道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萌芽期、主观报道期、客观报道期与深度报道主流期。
从意大利威尼斯小报盛行的16世纪（系由古代新闻传播向近现代报刊的过渡期），到17世纪新闻纸的面世（系近现代意义报刊的诞生期），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系西方新闻报道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主要服务于商贸往来，为商人或客户提供经济资讯，尚没有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写作宗旨、写作理念与写作方法，同时，因社会影响力有限也未引起政治阶层的充分关注。
萌芽期之后是主观报道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政党报刊和廉价报纸。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近200年属于西方的政党报刊阶段。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各种政治力量逐渐认识并领略了报刊的社会威力，热情高涨，纷纷投身其间，将报刊当作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相互攻防。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新闻报道以政治生活为中心开始了自身的首次范式化。新闻报道以传播政治信息为主，政治倾向黑白分明，对意见信息的热衷远胜过对事实信息的发布，并且为了报道者各自代表的政治利益将新闻报道的政治化推向极端： 新闻报道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并从政治宣传的功利出发而不惜攻讦谩骂，造谣诽谤，以求一时的舆论先机。政党报刊独领风骚过后是廉价报纸盛行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控制了包括政治机器在内的整个社会，从而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爆发创造社会条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马一鞭、一日千里铺平了软实力的道路。既然政党报刊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需求，那么还有谁可为我一用呢？于是，廉价报纸应运而生，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人类的新闻史舞台上亮相。不过，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报人身份颇为复杂，有的是卖印刷机的商人，有的干过记者，有的是风云际会的政治人物。他们基本上不大明白办报的个中三昧，即便是记者出身的报人也只会埋头写稿而疏于高屋建瓴的编辑视野，于是要么仅仅将办报视作修理马具、纺棉织布、开山采矿般的物质财富的商品生产，甚至于赚足钱后抽身而退，要么注入道德、主义的说教。这样一来，煽情报道甚至黄色新闻大行其道，夸大其词有之，张冠李戴有之，无中生有亦有之。这样的新闻报道都有碍新闻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党报刊、廉价报纸的新闻报道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新闻报道的主观化，让新闻报道的公信力甚至新闻真实性服从于政治派别的宣传主张或对受众眼球的争夺。这样的新闻报道极大地削弱了新闻产品的品质，甚至突破了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底线，是一种短视甚至自杀行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胜劣汰，使得无论政党报刊还是廉价报纸最终被淘汰，并由此宣告新闻报道主观化范式的破产，为第三代新闻报道让路。
取代主观报道的是客观报道。市场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媒介根本权力转至议会与政府，他们对新闻业依法照章管理，要求报业必须遵循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满足市场经济的内在社会需求。而这正构成新闻报道超越主观化而迈入客观报道的深层社会动因。在媒介与社会的互动中，有三种力量将客观报道贯彻于西方的新闻报道之中。第一，对主观报道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廉价报纸时期即已出现。1835年，纽约四大廉价报纸之一的《纽约先驱报》首倡客观报道思想，刘明华： 《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其创办人贝内特说： “我们将不支持任何政党，不作任何政治派别的喉舌，不倾向任何选举……”陈乔： 《美国新闻观念的演变》，载《新闻大学》，1983（6），76页。第二，新闻通讯社的需求。为了避免商业化运营初期电报使用的高昂价格、经常发生的机械故障，以及为了降低采写成本，纽约有六家报社1848年在美国率先组成联合采访部，此即美联社之起点。然而，为了兼顾六家报社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这家联合采访部就不得不寻求诸报社的最大公约数，新闻报道中努力保持一定的平衡： 为了照顾各方政治立场而尽可能地报道新闻事实，淡化甚至取消意见。第三，奥克斯及其主政下的《纽约时报》对客观报道的提倡。奥克斯是可与普利策齐名的西方现代报业的奠基人。1896年，奥克斯买进《纽约时报》。不过，与普利策不同的是，奥克斯将报纸品质作为办报的核心诉求，致力于将报纸打造成为一份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的主流大报。为此，他不仅蔑视赫斯特的“黄色新闻”做派，而且对普利策煽情主义的报风也颇为不满。1904年，奥克斯发表宣言，大力倡导客观报道，主张新闻报道庄重、冷静、不偏不倚。而他手下的得力大将，时任《纽约时报》主编的范安达则圆满地践行了老板的新闻理念，将客观报道推向西方新闻业话语权的核心。
深度报道是对客观报道的消解。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惨遭破局。面对从未有的社会变局，客观报道捉襟见肘，无以应对，西方新闻界因采取客观报道而对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缺乏事先预警更备受攻击。同时，20世纪美国民众受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推动广大受众可以看清客观报道的致命缺陷，不再相信“事实会自我表白”（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代》杂志的卢斯等人在报刊之争中为了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就瞄上了新闻报道主观力量的良性开掘。但以客观报道为靶子首先予以激烈抨击的，则是美国的《底特律日报》。该报反对“客观报道是走向正确和真实的唯一途径”彭家发： 《新闻文学点·线·面》，7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88。的常规说法。于是，探究新闻背景与意义开掘的解释性报道开始流行。1947年“哈钦斯报告”的问世在张扬“社会责任论”新闻思想的同时，也引发了新闻界关于客观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孰优孰劣的争执。不过，客观报道毕竟经营多年，冰冻三尺，根深蒂固，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遭到致命一击。1950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一次演讲中公然造谣，指称美国国务院至少雇佣了250名共产党人，扬言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些共产党人的名单。在反共浪潮甚嚣尘上的当时，大批的无辜者因此被捕入狱。面对麦卡锡的谎言，美国的传媒一败涂地： 不核实，不辨析，反而依据所谓的客观报道理念予以报道，蒙骗广大读者，助纣为虐。麦卡锡的谎言破灭之日，就是客观报道理念破局与深度报道取而代之之时。至20世纪70年代，客观报道被认为作为方式最容易造成偏见。罗文辉： 《精确新闻报道》，25页，台北，正中书局，1991。深度报道从此脱颖而出，伸拳展脚，横扫新闻界而得以跃居新闻报道的主流行列。西方的新闻报道在新闻对策上素有和平与战时之分，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拘谨报道在核心新闻信息上仍然遗漏或者迟滞，让美国社会很是不满，这进一步暴露了客观报道在践行新闻真实性上的缺陷。1960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高普鲁（Neale Copple）出版的专著《深度报道》一书从理论与学术上稳定了深度报道的地位并将深度报道推向社会的精英层。新闻编辑人协会编印： 《采访与报道》，47～55页，台北，学生书局，1978。
（二） 中国内地： 深度报道如何由潺潺细流走向波涛汹涌的壮阔
我国的深度报道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可以分为自发期与自觉期两大时期。在自觉期内，又可以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分为发轫期与成长期两个时期。
1. 深度报道的自发期
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深度报道处于自发期。所谓的自发期，即深度报道的蒙昧期。在这个比较漫长的时期内，深度报道尚未完全成为我国内地新闻界的自觉行为： 新闻工作存在深度报道的萌芽，但深度报道没有成形，整个业界缺乏深度报道意识，尚未达成深度报道的共识。不过，在我国深度报道自发期，有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深度报道的内在品格。范长江1935年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考察采访，其中的部分篇章已足具深度报道的神韵，如下文《祁连山北的旅行》徐占焜： 《中国优秀通讯选》上册，27～3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所展示的信息调研的深度让人吃惊，即便时下的记者又有几人可以进入这样的阶段呢？

“金”张掖的破产
每一个到西北游历的人，最容易听到本地人所谈的俗谚之中，总短不了“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这一条表示甘肃最富庶地区的语句。他们的意思是说： 张掖，武威和天水（即秦州）是甘肃省首屈一指的财富地方，特别是张掖，要算第一。
就是从历史上看，张掖在西北民族关系上，也曾有过重要地位。二千年以前，这里还是突厥族的匈奴占领的地方。汉武帝时，霍去病赶走了祁连山北的匈奴，汉民族才扩张到弱水流域来，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把这地方改为内地。张掖一郡，特别重要。所以取名“张掖”，是“张”中国之“掖”，西通西域，以断匈奴与藏族的联合。
不过，汉民族以后，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巩固发展下去，唐朝时回纥占了张掖一带，宋朝中叶，西夏又代替回纥入据这块地方。一直到明朝，汉民族在这里的社会基础，才算巩固，树立了健全的军事政治组织。明代为防御蒙古民族，从西北到东北造成一条长城，又把长城分为七段，设七个边镇，任防守之责。另设两个策应的边镇，共为九镇。其最西的一镇叫“甘肃镇”，镇地就在张掖。
清代的疆域远比明代为广，蒙古、新疆尽入版图，张掖在军事上的地位，已丧失其“西北重镇”之资格。一方面回族自明末已与汉族混居至复杂之程度，而且在军事上回族已取得相当力量，距今约三百年前清顺治时代，回籍军官米剌印以张掖为根据，联络西北回民暴动，满洲人费了很大的力量，才算平定下去。自此以后，张掖在军事上政治上再没有表现过重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离开张掖城十数里路，再来纵览张掖的风光，我觉得明代郭登的“甘州即事”一诗，形容得非常恰当： “黑河如带向西来，河上边城自汉开； 山近四时常带雪，地寒终岁不闻雷。牦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 东望玉京将万里，云霄何处是蓬莱？”他这首诗有点代表东方人怀慕乡土之思。
本来中国内地乡间流传着一句俗语说： “天下无水不朝东。”照内地的经验看来，所有的河流都大体以东的方向流到海里，然而内陆的河流却并不一定是这样，张掖的弱水（即黑河）就是向西流的。所以他说： “黑河如带向西来”了。
记者一月十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金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
记者在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坑上，偶尔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倒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战栗的生活。他们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或者原来就是没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烂布块和麻布袋，胡乱裹在身上，从绅士阶级们的“卫生”观点来观察，对于他们简直无从说起了。中年以上的妇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们少些，不过，随地也可看到。她们的外观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她们无论上身单薄破烂到什么程度，如果裤子上半截实在遮不着她们认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么她们总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围着一圈污烂的麻布或布块，最低限度得挂一块在小腹的前面。
这里已是海拔五千尺的高寒地带，盛暑的夜间，人们都得用棉被。而且这时正是三九的寒冬，无论怎样穷苦的朋友，缺了皮衣，实在难于活动。然而这班孩子和女人竟破落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我们如果在北风怒号的寒夜，闲步街头，不挡风的墙角巷湾，常常发出一团团的火光，这就是他们白昼拾来或偷来的木片柴枝，在实在难支的夜间，正在作他们暂时对抗残忍寒冷的工作。
每日到了午前十时以后，太阳的热力，慢慢浸暖了地面的空气，他们的肢体才渐渐从屋角墙边舒展起来。小摊上，小店铺门口，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大衙门和大公馆的厨房抬出来的残羹剩饭，尤其是他们大宗而上等的食料。
青年的男子和女人，他们破落以后的出路，又另是一样，男子可以逃亡，女子可以走去作明的或暗的卖淫的生活。女孩子之出卖，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某次有一个妓馆的老鸨告诉记者： “王大的女孩子，我给他六元，他还不卖，张家只给他五元啦。”记者因问她： “王大的女孩子今年多大了？”“十二岁。”这是她平淡的答复!
要论张掖的街道，宽敞整齐，和内地的二等城市相比，并不见得很差。保定的市面颇近于张掖，而张掖的街市建筑却还在徐州之上。不过，这样大的城，这样宽的街，这样多的商店，到了实际活动起来的时候，这些商店很少开门，宽宽的马路上面却没有多少商业的来往。据经济界朋友们的告诉，张掖各方面崩溃的趋势，现正在加紧期中，张掖的“金”帽子，无论如何再难勉强戴上去了。
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
许多朋友告诉记者： “河西的人太懒，抽大烟，所以穷得如此厉害。”然而记者经相当研究之后，觉得他们的话还不是正确的看法。人都是愿意生活得更好些的，饥寒交迫的日子，谁也知道不好受的。一两个人的堕落破产，我们还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无知”和“不长进”，整个的社会崩溃，却不是由于大家的“懒”了。难道大家都是天生来就是懒的天性，自己早已自觉地去甘于饥寒吗?如果大家表现了懒的现象，一定有使大家不得不懒的原因。
清代以后，张掖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已经没落，新疆与内地交通阻滞以后，张掖向有的“商业过道”的资格也根本取消。陇海路通到西安，西兰公路又畅行以来，原来由包头经草地到张掖，转发兰州各路的货物，也不再走这里，因此张掖的商业地位的没落，乃为不可挽救的事实。但是以张掖土质的肥美，灌溉的便利，出产的丰富，如果有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张掖的人民尽可以非常优裕地生活下去； 现在的事实，张掖的生活不但不优裕，而且没落到饥寒线以下。这里我们不明白使张掖破产的根本原因。
张掖全县只有十万稍多的人口，从军队到县政府区村公所直接向民间所征发的米麦柴炭，我们暂且不谈，建设这个，建设那个，向民间摊的款项和物料，我们也无法统计，虽然这些负担，已经叫张掖民众“叫苦连天”。钱粮赋税，各地都有，张掖也不能算特别。我们只就“烟亩罚款”一项来说，已经使张掖农民非走到破产的道路不可。
甘肃省政府财政厅规定要张掖每年缴将近二十万的“烟亩罚款”，不管你种烟不种烟，政府非要这笔款子不可。并且给作县长一种“提成”的办法，就是县长经收罚款，可以有百分之五的报酬，收得多些，提成的实数也随着大些，自然当县长的乐于努力。我们首先用不合实际的书呆子算法，每年二十万元摊派在十万人身上，每人每年两元。十万人中有五万是女人，不能生产，于是每个男子每年负担四元，又五万男子中有二万五千人是老人和小孩，那么每个壮年男子每年要负担八元烟亩罚款了。有许多人不但没有种烟，而且根本连地也没有，这样的烟亩罚款仍然辗转转嫁到他们的身上。事实上亩款负担情形，还不是如此容易推算，黑暗的方面，还不在这里。
亩款的目的，并不在“禁烟”而在“筹款”，这是我们要首先认识的。而亩款摊派的方法，系随粮税附征。表面上看来，粮多的人，一定土地多些，他们的经济地位好些，所以叫他们多出点烟亩罚款，倒是公平的办法。然而，谁知张掖田赋情形，早已脱了正轨。张掖全年供粮四万石，历年“报荒”之结果，免去了二万七千石，现仅每年一万三千石。因为地方政权在绅士手中，绅士们的地，都是上等地多，他们得了报荒的机会，把自己的好地报了荒地，免去粮赋，而真正荒了田地，却仍然要按亩上粮。所以这一万三千石粮，十之六七还是由一般贫苦的农民负担。种植鸦片，必须上等地始能成长，而上等地大半在绅士们手中，故绅士们种烟最多，但是无情的烟亩罚款，却又随着粮税不合理地把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拥有二三等土地，种少量鸦片的中等以下的农民，负担亩款的主要部分，则他们每一个男子每年的实际的亩款负担，总在十五元以上。如果从租税负担能力的比例来讲，贫苦农民十五元之负担，往往比绅士们之三十元或六十元还要痛苦。收款的人员就是县区村的“公事人”，这些人又是绅士们自己充任，他们在收款时候，还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农民这些额外的当然负担，恐怕连农民自己也算不清楚！
种鸦片，该罚，农民不想种烟，当然该加以赞成。前二三年高台县的农民曾经请求政府，自动禁种鸦片，不再缴那种令人害怕的“烟亩罚款”，然而政府对于这种请求，却没有允许！这桩事情证明农民之不甘坠落，而政府硬要强迫收他们的烟亩罚款，其中道理，颇令人难以了解！
农民的收入，本来不像工商业者那样比较有伸缩性。他们收入既只限于农产品为主要，而收获的季节，又大大的限制了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强力榨取，实在没有支付的能力。但是“提成”制度奖励了县长的狠心，各种严刑重杖，在县政府中毫无顾忌地施用起来！张掖代人受杖一次的代价，是铜元两千文，约合大洋两角六七分。如果被衙门里当时活活的打死，这两千文的代价，仍不出被代替者的荷包！
政府一定要钱，农民没有，没有就打，那只好促成高利贷的产生了。农民最困难的时间是春天，张掖情形，一二三月借账，五六月还账，不到半年的时间，大致是这样的利率： 
1. 借现金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为最轻者！
2. 借鸦片者百分之三百！
3. 借粮食者百分之百！
农民在这种毫无希望的高度剥削情况下面，除了抽抽鸦片，苟安岁月而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叫他们兴奋地从事工作？
……


在《祁连山北的旅行》一文中，范长江不仅报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甘肃省河西走廊张掖、酒泉地区的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的新闻事实，而且报道了其经济破产的深层原因： 在当地俗谚中有“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之称的张掖、酒泉地区，在甘肃省内本占有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记者眼中却唯余经济凋敝、饥寒交迫——很多当地百姓没有裤子穿，只能用破衣烂衫甚至破布块蔽体保暖遮羞。那么，为什么张掖、酒泉地区的百姓生活如此艰窘？当地经济何以呈现行将崩溃的局面？不少人告诉记者： 河西人太懒，抽大烟，是懒惰导致当地民不聊生。那么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范长江调查、思考的路径如下： ①首先从经济入手： 由于妇女、儿童、老人无法纳税与乡绅利用手中权力将自己的上好土地报荒免税，甘肃省财政厅所规定的张掖每年上缴的近20万元“烟亩罚款”，十之六七却要由贫苦农民负担，原本每人2元的“烟亩罚款”一下子增加到不少于每人15元。②再进入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相较于富有士绅承担税款30元或60元，因为自身承受能力很差，完成15元的“烟亩罚款”，对于贫苦农民则是非常艰难的。③继而直面贫苦农民与官方的利益冲突： 为了免除交纳“烟亩罚款”之苦，当地农民向政府请求禁令鸦片种植，但这种合理的请求却被官方一口回绝。④进入由官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深层： 由于政府规定县长可以从罚款中提取5％为个人所有，故县长对交不起罚款的贫苦农民严刑酷杖。⑤广大贫苦农民在官方的威逼之下的唯一结局： 为了交纳承受不起的“烟亩罚款”，广大的贫苦农民只好借高利贷，自己的生活因此雪上加霜，生活的希望彻底破灭。⑥广大贫苦农民物质贫穷下的精神状况： 失去了生活希望的广大贫苦农民，往往选择吸食鸦片自我麻痹，得过且过，以等待人生的终点。⑦新闻报道的结论： 因此，河西走廊人民的贫穷并非源自懒惰，当局的倒行逆施，才是张掖、酒泉老百姓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根本原因。范长江在《祁连山北的旅行》中采访深入，材料翔实，剖析透彻，结论呼之欲出。《祁连山北的旅行》对当时河西走廊经济凋敝原因的探访已经深入到社会制度层面，虽无深度报道之名，却足见深度报道之实。
2. 深度报道的自觉期
深度报道的自觉期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一是发轫阶段，二是成长阶段。
（1）发轫阶段
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状貌。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渐次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国内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来往不断，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势向社会主义提出了新挑战，而思想解放则为新闻界释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有的思想活力，新闻工作者的独立空间越来越大，记者的独立思索开始有了现实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深度报道以自上而下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甚至《人民日报》这样一些中央主流大报中成阵容地出现并持续发展。张建伟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载《中国青年报》，1985-12-13~1985-12-25。、《命运备忘录》载《中国青年报》，1987-12-02。，黄秉生等的《“富光棍”之谜》，马役军的《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载《中国青年报》，1986-11-15。，樊云芳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载《光明日报》，1986-06-17。，庞廷福等的《关广梅现象》载《经济日报》，1987-06-13。，杨飏的《鲁布革冲击》载《人民日报》，1987-08-06。等一批深度报道气势磅礴，忧国忧民，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揭示社会矛盾，展现改革阵痛，揄扬正义，鞭挞邪恶。这些深度报道深化新闻真实，开拓广大读者的视野，激荡亿万群众深入反思，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引发一轮接一轮的社会大讨论，推动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中国社会深化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一批深度报道，将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融于一炉并以前者为主，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为改革开放而呐喊，如长星行空，灿烂恢弘，社会影响强烈而深远，为1987年赢得了中国新闻界的“深度报道年”之誉。
（2）成长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高扬思想解放风帆，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的生活环境日益宽松，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社会变化使中国内地的深度报道再次走向活跃，由解释性报道再到调查性报道，新闻报道由定性到定量，信息深度由客观世界到人物的主观世界，深度报道在探索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我国的深度报道在跨世纪前后终于渐次步入稳定的成长期。


图1.1《南方周末》报（2009年7月2日头版）： 一份专门从事深度报道的大报



在这一时期，深度报道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报道内容在原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理性化、日常化。王伟群的《北京最后的粪桶》载《中国青年报》，1995-01-06。、孙德宏的《寻找时传祥》载《工人日报》，1995-05-17。、夏欣的《归来吧，妈妈》载《光明日报》，1995-11-17。、艾丰等的《资本运营： 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载《经济日报》，1997-06-09。、余兰生的《140万双袜子的命运》载《长江日报》，1997-07-30。、余刘文等的《一个叫戚艳明的职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