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桃源人家
关麓村在安徽省黟县，旧属四都，今属西武乡。它位于从黟县到祁门再分趋安庆和景德镇的大道旁，所以又叫官路或官路下。大道出村西便登山，约三华里到西屏山和武亭山之间的垭口（海拔377米），合两山首字为名，叫西武岭，岭头建西武关，这便是关麓村名的来历，也是西武乡名的来历。
黟县建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黄山之阳，宋代罗愿《新安志》云：“黄山旧名黟山，秦置黟县，取义于此。”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起，黟县归隶徽州，迄于如今。它在文化上属徽州的新安文化圈，在经济上，它也是称雄于明晚期至清中叶的徽商的故乡。
黟县位于皖南山区，中央有黄山山脉横亘，北部是长江支流青弋江的源头，南部是钱塘江上游新安江的源头。在南部，以县治碧阳镇为中心，有一个黟城盆地，面积91.3平方公里。盆地地势平坦，是粮食和油料的主要产地，比较富庶。古代由宁国府至池州府的驿道贯通县境南北，由南方进入黟城盆地前穿过狭窄险峻的峡谷，出峡谷便见金黄的油菜花一望无际，所以，黟县又称小桃源。 ①峡谷里有桃源洞和浔阳台等名胜。南唐许坚《入黟吟》：
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宽。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哺时散，山经夜后寒。吏闲民讼简，秋菊露
。
西武乡在这个富饶的黟城盆地的西南部，关麓村又在西武乡的西南端，海拔高程在230米上下。
①关麓村东南五里，有陶村，相传为陶渊明故里，其邻村赤岭今存陶氏宗谱。


一桃源人家 
〇一三
⊙关麓村



二、山形水势

现在的西武乡乡政府设在历史悠久、文化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的古筑镇，它是城乡货物交流集散中心，在黟城盆地的边缘，距县城约15公里，由它往西、往南，就都是山脚的丘陵区了。一条峡谷，从西武岭下来，守在口子上，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条峡谷，上半段长约一公里半，从西南走向东北，下半段折向正东，长度也大约一公里半。在上半段的中央，有一个向南的小岔，关麓村就栖息在这里。除了它，上半段只有一些零星的小聚落了。关麓村循黟祁大道去古筑镇两公里上下。
关麓村赖以存在的命脉，一是谷底 ①的水田和坡上的旱地，二是过境的
清同治《黟县志》之黟县山川总图
①以230米等高线计，村北一段谷底宽约200 ~300米。

清同治《黟县志》之古渐水图
①两山均未测量。二者高度相仿，约500余米。
大路，村子位于岭根，上山下山，都要在这里歇脚。但是，田地不多，又病硗瘠，坐地设店则被条件更为优越的古筑镇占了先手。两方面都很局促，以致从早年村人便踏上徽州人的惯行路，外出经商，或者外迁到附近另建新村，关麓村的规模因而不大。
关麓村西有南北走向的西屏山（现在乡民叫石壁山），南有东西走向的武亭山。 ①从武亭山有几条小山冈向北延伸，从西屏山有几条山冈向东延伸，长短不等。山冈之间有小溪，供给关麓村充足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最贴近关麓村的小溪有三条。最长的一条叫武林溪，从西武岭顺峡谷下来，在关麓村北约150米处接纳从西屏山下来的一条小溪，再向东北流100米左右，在“绕虹桥”侧与从武亭山来的

下溪汇合。武林溪发源于西武岭半腰，是新安江的源头之一。嘉庆《黟县志·地理山川》载：“武林水出武亭山下。武林，浙水源也。黟一曰桃源，土人因目武林水为武陵，其水东经官路下。”这三条溪水汇齐之后，再向东北流大约七百米，又有一条从陶村、赤岭北来的和两条各从鲍村、黄村南来的小溪注入，从此以下溪名武溪，经“五支碣”抵古筑镇。这六条山溪造就了谷底的一溜水稻田，是峡谷内大小聚落生命所系，两岸水碓相接，舂谷磨粉，帮乡民劳作。
武溪从古筑东流，会北来诸源之后南出渔亭，经屯溪直下新安江。从渔亭以远，旧通舟楫。

就水系而言，以武林溪为主，就关麓村而言，则以

下溪为主。

下溪有两源，一出武亭山脚的“罗汉肚”，在村南约700米，一出泉水村（又名泉山里）的地下泉，在关麓村南约300米。两源相汇后北流到关麓村宽四五米。两岸用青石条砌筑整齐，村子沿西岸建造。村民生活用水全部仰赖于它。族中规定，不许放猪牛近溪、鹅鸭下水，因此流水清澈见底，游鱼历历可数。泉水村的地下泉四季涌出，久旱不竭，是关麓村存在的基本保证。 ①
关麓村的北侧是武亭山，从这里发源的泉水流经关麓，为关麓的农业和村民生活提供了方便。在泉水的源头有一个小村就叫“泉水”。从关麓村到泉水村长着一株挺拔的松树，成为泉水和关麓两村的界标（李秋香摄）
①近年测定，泉水恒温18℃，每日三百余立方米，为优质矿泉水。

三、瓜瓞绵绵

徽州农村都是聚族而居，关麓村是汪姓的血缘村落。据嘉庆《黟县志》，官路下（即关麓村）于“嘉靖四十五年定载”，但实际成村要早得多。
汪姓是徽州大姓。明刻程尚宽《新安名族志》 ①载，东汉末，“龙骧将军汪文和于建安二年（197年）为避乱渡江南迁，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安家于歙。”民国《歙县四志》又记：“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忠壮、越国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按：指历代自中原南迁的强宗大族）半皆由此迁南。”所记的忠壮即程灵洗，越国即汪华。汪华系文和之后，隋末天下扰攘之时起兵自立，建吴国，称王，保一方安业十余年。武德四年（621年）归唐，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任歙州刺史，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逝于长安，享年六十有四，还葬歙县。后来六州汪氏都奉汪华为始祖，称第四十四世。
关麓汪氏来历，据《汪氏统宗世谱》所载《编录汪氏族谱序》云：汪子真从六都大坞“出赘四都，地名汪海”。汪海即今关麓村东北部，黟祁大道北侧。这篇序写于正统九年（1444年），是为子真到四都之后持牒请编录于黄陂汪氏宗谱而写的。这时候，子真已经“为世之贤达，职居耆宿，德行知识皆有可观，进出周旋亦能循理”。他初去四都的时候尚未结婚，推测至迟当在正统初年。
《世谱》又载《社公下七十六世讳子真分迁官路》条云：“官路上门始祖曰子真，

①秦设歙、黟二县，历经变迁，至宋宣和三年（1121年）始设徽州。因晋时其地为新安郡，以后习称。
水溪、埠头与村民（李秋香摄）


即下门始祖振美之季父也。其先世由黄陂迁大坞（按：在六都），缘地处僻
壤，滋息良艰，子真以官路居孔道，偕侄振美贸缠以市。居数载，赘查氏而
家焉，生子振静。 ①静与美虽非同胞，无间手足，合造祠堂，额曰世德，盖
承先志以励后人也。依祠左右为居，故有上下门之别。振静若孙居祠左，是
为上门。”由此可见，其一，正统九年（1444年）以前已有官路村；其二，
子真是看到官路村位居孔道来做生意的；其三，造总祠世德堂时，振静已有
孙子，则推算时间大约在成化末或弘治初。
到明末，上门八十四世祖士礼举家从关麓村迁居到以东一华里黟祁大
道北侧的宏田村，自成房派。育五子，所以称“五家”。据《世谱》载：
士礼原建“三间屋”两幢半，五股阄分。后来除第二子外，其余四子各造
“四合屋”一幢，并造宗祠礼公厅，正名树德堂。新屋向东，由北而南连
成一排。 ②

下门八十三世祖瑚［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卒于崇祯十六年
（1643年）］生士字行子六人，立房派为“六家”，宗祠六家厅，正名敬承
堂。瑚的三弟琼生三子，立房派为“三家”，宗祠惇悦堂。
下门八十四世祖士宠也生子五人，四子乏嗣，五子早夭。长子之滋建
房派崇德堂，次子之涌建承德堂，三子之滨未建堂号，其长子华栩育七子，
此房派以后便称“七家”（现称“老七家”）。
这次大分房派，发生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③
承德堂派，传到第八十九世有昭文（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殁于道光二十四年（1884年））、昭
兄弟二人。昭文生七子，称“七家”（现
称“新七家”），昭
生八子，称“八家”。这是两个支派。自此以后，关麓
汪氏有崇德堂、“六家”、“三家”、“老七家”、“志顺公（第八十世）后裔”
等主要房派和承德堂的“八家”、“新七家”两个支派。（“八家”和“新七家”
因系同属承德堂，故云“七家、八家是兄弟”，平素援手无间，凡婚丧大事，“新七家”、“八家”互通庆吊，其他各房派一般不参与。）
昭
的八个儿子，即“八家”的第一代，生于道光年间，到太平天国战
争结束，同治、光绪年间，正值盛年。那时候江南一带徽商已趋没落，他们
却因善于经营，历数代而人多财盛，成为关麓汪氏最旺的一支。关麓村的主
体，即黟祁大道以南古名“堑下”的地段里，大多数整齐的住宅都是“八
家”人兴建的。所以，直至现在，附近各村的人惯于把关麓村就叫做“八
家”。其余各房派和支派，或者因后嗣单薄，或者因有人外迁，或者因行为
不端，或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都不如“八家”发达。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汪公庙开光演戏时有一副对联，总结
了关麓汪氏的绵延发展：“支分越国，系出颍川，溯自二百馀年，堂构田畴
犹是高曾遗守；地接西屏，基开关麓，即今九十四叶，冠裳钟鼎依然昭穆共登。”
①今关麓村已无查姓，但村此峡谷对面小山冈名查李冈，下有查李村。

②经太平天国战争等破坏，现仅存一幢，由九十二世汪祖武居住。五家后裔除汪祖武外，还有一家住潘村，距关麓亦一华里左右。其余或迁江西，或已绝嗣。

③之滋继子华桧（元恺）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06年），殁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生父为之滨。以此推算。


④1995年4月，据关麓村户籍本，全村共有农业户口129户，属世德堂总祠祠下的原关麓汪姓43户，只占33.3％，其中十户户主为寡妇或男方为非农业户口。计“八家”十户，“六家”十户，“三家”六户，“新七家”一户，“老七家”两户，崇德堂派四户，非上述房派支派者十户。世德堂汪氏户大大减少，小姓户大增，是近五十年来社会大变动的结果。小姓户中也有十户姓汪，是从外地迁来的。

四、经营四方 —一般徽商
关麓村初期是个农业的血缘聚落，清初成为徽商故里。汪姓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出外经商，躬耕于垄亩之间的不足一二。
作为商帮的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不久称雄海内，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逐渐衰落，到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一部分消歇，一部分转化为现代商业、金融业等。黟县比较落后，商帮兴起于清初。正德《黟县志》载：“往者户口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到顺治《黟县志》，则已是“国朝生齿日盛，始学远游，权低昂、时取予，为商为贾，所在有之”。关麓汪氏经商的历史，大致与其他徽商相同。
徽商的形成，起初出于不得已。康熙《徽州府志》说：“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地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于是敝衣粝食，负担远出，“捐家室，冒风波，濒死

生求哺嗷嗷之数口”（万历《休宁县志》）。所以初期商人受到轻视。明代黟人黄士琪《纪邑中风土》诗咏商人有句：“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但因为正逢明代晚期大江南北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徽商往往能“挟一缗以起巨万”。他们依托宗族关系，挈昆弟子侄形成商帮以利竞争，“以故一家行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明·金声《金太史集》卷一）。于是，经商便成了徽民的风习，竟至于“业贾者十七八”（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徽民观念因而改变，“轻本重末”，“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唐荆州文集》，卷十五，《程少君行状》）。这种情况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念。见于黟县流行的堂屋楹联，也有了商人气息，如现存卢村某商人大宅的上堂后金柱上一副对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也有赤裸裸把千余年耕读传统变为“学而优则商”的，如对联“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之类。
一旦出而为商，眼界宽了，谋略远了，经营的早已不是徽州土特产，贩运遍及全国各地。明人归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寿序》里写道：“倚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

徽商在老家没有太多商业活动，家乡依然闭塞（李秋香摄）
①据《胡适口述自传》，他父亲胡传调查太平天国战后，徽州绩溪县上庄胡氏人口一千二百人左右，“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
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多新安人也。”（《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一些长袖善舞的，腰缠万贯，在外地过起了骄奢淫逸的日子。如徽州盐商在扬州、淮安等地，建甲第，辟园林，蓄伎乐，买官爵，衣必锦绣，出必车骑。即使占大多数的学徒、店伙、掌计（管账）和副手，也都难以保持乡民的朴实俭素。这种观念习惯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到故里。
但故里仍然是闭塞落后的。由于交通困难，资源缺乏，除了贩运茶、木之外，徽商并不在老家开展什么经济活动。他们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给她们买不多的一点田地，再按时寄度日费用，自己一年一归或三四年一归，到了迟暮，回家终养、埋骨。因此，徽州始终停留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中。 ①他们经营的事业，新的投资，以至华堂美屋、园林池台，大都在外地。徽商对故土的影响主要是：第一，他们建祠堂、修宗谱、置祭田、设祀会、施义冢，巩固宗族关系，作为商帮，徽商在人手、资金和业务上都需要宗族关系的支持。同时，他们的家庭也需要强固的宗族力量来管理乡邻聚落的公共事务，以保证平安、和睦、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宗族在那时是农村最有权威的最有效率的管理者。所以，直到清代晚期，商业经营还没有削弱宗法制度，反而加强了它，以致徽州各村落，“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崇

有百世之谱”（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志》）。第二，他们捐资兴学、助学，创立文会。一方面普及识字、计数、珠算，给子弟以经商的基本能力，一方面仍不忘科举。明、清时期，黟县有书院六
所。明人汪道昆在《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中说：“新安三贾

徽商故园层叠错落的马头墙（李玉祥摄）
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利厚，儒为名高。夫人毕生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见《太函集》卷五十二）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堂题名榜》记载，有清一代，歙县本籍和寄籍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多为徽商子弟。休宁县竟有状元12人，为全国之冠。黟县自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有进士136人。雍正元年（1723年），应童子试者竟至千人。由于文化和教育普及发达，所以徽州朴学成就很高，先后有江永、戴震、俞正燮等大师。第三，他们的眷属和他们自己晚年殷实的寄生生活，促进了消费性的民俗文化的繁荣，如四时八节的祭祀、各种迎神赛会、婚丧嫁娶、春报秋祈、戏文宴乐等等。第四，他们从苏州、扬州这些长江下游人文发达的地方带来了鉴赏和收藏文物古玩、珍本秘籍之类的风尚和对书画篆刻的爱好，名家辈出，形成了“新安画派”和“黟山派篆刻”等，也讲究家具陈设和日用器具的精致细巧。第五，他们大量兴造舒适的住宅，也兴造庙宇、文阁、园林、书院等等的公共建筑，还出资建桥、铺路、造亭。这些建筑和工程虽不及他们在外地兴造的那样考究、堂皇，但也颇有可观。康熙间歙人程且硕，居扬州多年，将返乡所见撰成《春帆记程》一书，其中称；“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转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说“宛如
城廓”不无夸张，但遍及徽州各地农村聚落的完整，住宅的精致，以及祠

青山掩映下的徽商家园（李玉祥摄）
丽，确是非常特出的。不过，就住宅来说，它们大都是城市型的中等规模住宅，更重亲切安宁而不事铺张豪华。第六，由以上生活诸端，引发出徽州百工技艺的繁荣发展。建筑业中有大小木作，砖、石、木“三雕”和油漆彩画；家具有方木、圆木、雕木；用品有各种篾作、棕丝作、漆作和铜锡作。还有著名特产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明清两代，徽州的雕版印刷，尤其是木刻版画，精美绝伦，为全国之冠。
造就灿烂的徽州文化只不过动用了徽商财富的一小部分，王世贞在《龠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里说，徽商“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大江两岸的都聚市镇，无论建设和文化，莫不有徽商的巨大贡献。
徽商故里的上述种种，都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关麓村中。

五、经营四方 —关麓徽商

关麓是一个典型的徽商村落，徽商的后方留守基地。
正如《汪氏统宗世谱》所载，汪子真率侄振美于明代中叶来到官路下定居，就因为看上了这个交通孔道可以做生意。虽然那时候他们还远远不是成为商帮的徽商，却早已种下了“轻本逐末”的经商种子。
关麓村历代祖先的从业情况已经无法考查，但从仅存的三则资料看，经商的比例很高。其一是，“六家”三房的一册《祖宗本子》中记录了从八十六世至九十三世的十七位祖先名讳，其中十位称“朝奉”，四位称“府君”，三位无称号，大约是早夭。 ①据《通俗编》：“徽俗称富翁为朝奉。”康熙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则直指朝奉为商人。其二是，承德堂派八十七世国仁［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巨富，独自捐资兴建了宏丽的房派宗祠承德堂和它东侧的义塾问渠
关麓村大水塘（李秋香摄）
①此《祖宗本子》由九十五世汪建武（猷茂）收藏。
进入关麓村的村口（李秋香摄）
①上述资料据宏田村汪祖武（九十二世）先生所存祖宗本子。

书屋，既未曾做官，则必定是商人。国仁的四个儿子，光熊经商，光烈为书画家，光焘从事土木，光杰为举人。书画家和举人都不是职业，但务农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四人中至少有一半外出经营商业和营造业，还可能更多。他们的时代，约在乾隆朝。另一则资料是，昭
的八个儿子，即“八家”第一代的八兄弟，令銮经商，令铎业儒，令
经商，令钰小吏，令

营造，令钟经商，令
太学生，后弃儒经商，令锽无业。则八人中有五人从事商业和营造业。他们的时代，约在咸丰至光绪年间。 ①据说，“八家”的始祖昭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众商家不敢经营的时候，在石牌贱价收购了一批桕子油，囤积起来，战后高价售出，因而在徽商经太平天国战争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却发了大财。

徽商是以商帮形式在外经营的，它以宗族为依托，学徒、店伙、掌计、副手都从本族子弟中带出去。所以，同治以后，关麓村经商的人更多，其中以“八家”子弟为盛，以致现在村人说“汪家没有种田人”。
关麓汪家经商，初期在潜山、太湖、石牌、黄梅一带采购土特产，转售到长江中下游城市，再换取商品返销到潜山等地。后来，积赀日丰，遂经营钱庄、典质、绸布等高资本、高利润的商业和早期金融业，地点则转移到长江沿岸安庆、怀宁、芜湖、潜山和景德镇等比较大的城镇。（关麓东南约七华里的南屏村，也以经商著名，村人多在内河小城经营杂货小店，故不及关麓富有）再晚，有些人进入现代化的金融业、银行，这是民国时期了。
如：九十一世绅甫在安庆恒大钱庄，九十二世丕洽在安庆大丰钱庄，均为高

级职员，前者月入数百大洋，后者月入五十大洋。九十一世益金，曾在钱庄和布店当高级职员。九十三世懋坤曾在安庆钱庄司账。“三家”九十三世懋杰（金寿）在安庆开钱庄，并有大量房地产。又：九十三世懋耕（永梁）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鸿章在中央银行（或说为中国交通银行），均任高级职员，月入五百大洋。①
关麓汪氏先祖中有很善于经营的，起自贫寒，数十年间便能致丰饶。例如，崇德堂派先祖之滋的继子华桧（八十六世，字元恺，称恺公），于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为四个儿子析产立了一份阄书，说：
“余生父之滨公，守清白之世传，安笃实之素履，贫窭自甘，不事经营。……不幸伯叔早逝，家计日迫。余时年十二，颇晓时务，辞塾就贾，觅地于皖之潜山。十载始旋，受室于屏山舒氏。”（然后承祧长伯父之滋公）“越月复至潜，自贸一廛，苦无资斧，旦夕拮据，忧劳交致，历今三十馀载。幸托先人之庇，虽未丰亨饶裕，亦颇衣食足备。”
后面开列的他的产业清单中，有在潜山的店堂七座，怀宁店堂一座和典当一座。其中潜山隆聚店和元聚店，都是“通前至后楼屋四进”，东街一所店屋，“通前后四进，……第四进自造楼阁、稻仓。屋旁墙院一所”，怀宁小市港的隆聚典，“通前至后六进”。还有本村店屋一所。另有地产十四处，坟地二处，房产十一所。房产多是“三间楼屋一所，毗连小厅一所，又厨屋一所”，最大的在苏田村，“明脊厅一所又毗连房、厅、厨屋三进”。此外，他还造了崇德堂己祠和厨屋。 ②这个财富积累由“苦无资斧”起手，
时关麓田少人多，男性大多在十二三岁就外出经商，村里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他们靠在外经商的家人寄钱回来过日子，这是汪悔初在民国十九年汇到家里的四百元（大洋）汇票（李秋香摄）
①关麓人出外经商，为东家的不多，为高级职员的多，主要是司账，掌计，所以20世纪50年代初工商业“改造”后，他们大都任会计、会计主任等职。

②此阄书现存 “三家 ”九十三世汪亚芸老先生处。崇德堂九十四世汪徽兴（祯洋）收藏之丕鉴手记本中有抄件。


①由昭志至丕鉴的事迹见丕鉴（字以人）手记原本三册。现存丕鉴之孙（九十四世）徽兴（乳名祯祥，生于1952年）之手。
仅三十年，速度非常快。
又有崇德堂八十九世昭志［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殁道光十八年（1838年），国学生］，自华桧以下四代长房，用父光辉“隆聚招牌”，嘉庆三年（1798年）在垅坪独创志生典，以后陆续又创立位育典（孔垅）、位生典（太湖）、震泽典（棕阳）、恒吉典（安庆），最后在道光元年（1821年）创恒隆典（安庆），十余年间，连创典当六家。其中志生典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有存息四万六千二百两，用以创恒吉典。恒隆典的创办则拨了位生典存息一万三千两、位育典一万五千两，共二万八千两。在潜山还有道光年间开业的北街汪恒有盐栈和东街汪恒有杂货、糕饼、油盐的发货、批发并门市的店铺。此外在安庆有合资的钱庄一家、绸缎庄一家、油坊一座。他惯于多种经营，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拨志生典银三千两囤棉花，次年贩至杭州，得纯利五百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昭志转托他弟弟代为经营的资本就有三万两纹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为在屯溪买廛屋，从各典拨来赤金二百两。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大数额的财富。昭志的成就也是快而且大的。
昭志的长子令训［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殁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继承父业，令训的长子德麒［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卒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而敦厚，长更精勤，被粤匪（按指太平天国军）浩劫之余，田庐荡尽，无以为家”。这次太平天国的打击虽然沉重，但他“乃壮志方张，竟尔重兴先业，恢宏祖德，日新月盛，店业颇顺，家道亦康”。德麒于光绪十三年去世，继子丕鉴［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卒于民国二十四年之后。民国二十四年在乡仍任保长］弃书就贾，恰逢潜山连年水灾和火灾，遂于光绪廿五年（1899年）收歇。后来再度经商不成，任承馀鸡蛋公司理账，月薪十五元。三年回乡，在“本村开设一小铺牌名汪以记糊口”，又遭“北佬”（按：即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和土匪等劫难，“东逃西散，势难支持”。但这时他开列的不动产清单仍有：潜山县正北街店屋一所，（关麓）土名堑下大廊步三间楼屋全堂，毗连后进厨房及右墙外空屋基地全堂，另又有大廊步三间楼屋一堂，土地谷租一百余

，豆租二十余

，菜园地六犁半，葬基十二处。偶然提到的动产有，从祖父令训处分得赤金叶五十两正，折合银一千一百余两，景德镇恒泰泊盐趸批盐栈股纹银五百两，关帝会股一份，还有店货、首饰、绸缎、细毛皮货、古物、玉器等。
这是经几代人积累虽遭各种意外而仍然保持相当大的财产的例子。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