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改革的丑恶一面议会反对“知识税”的斗争通常会被描述成为一场追求新闻自由的大胜仗，是各种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推动力是反对以往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思想。然而，这个令人振奋的说法的唯一破绽，正是来自于这场历史传奇中的那些著名的议会斗士们。事实上，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公开观点，与历史赋予他们的自由主义人士的角色，有着明显的矛盾。
19世纪30年代普遍的逃避印花税的现象，使得报业管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传统的保守人士主张，政府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加强印花税的征收，而议会中相对少数的改革人士则认为，在大众抵抗的形势下，印花税已经无法强制执行，应该废除。事实上，双方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策略而非目的。正如上议院的大法官在1834年归纳的那样： 
    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们（民众）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怎样才能受到正确的政治引导，怎样才能形成最有利于国家宪政安全的政治习惯。
保守派声称，废除印花税将会使“劣质印刷品”在整个国家泛滥。改革派则反驳说，印花税只是有关负责部门对那些煽动性印刷品的“无效的控制”，并没有阻止激进印刷发行者的脚步，反而使他们拥有了自己的领地，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公众灌输那些“歪理邪说”，却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隐藏在这些不同策略之下的实际上是社会控制取向的分歧。一方面，报业管制的支持者们倾向于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改革派则比较强调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性。1832年布尔顿·李顿（Bulwer Lytton）在提议废除印花税时论述道： 
    放眼世界，现在有那么多国家的人民正在同制度斗争，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印象深刻。在丹麦，实行君主专制但并没有人民不满；而在美国，实行民主共和也没有动荡不安。两国安定的原因是相同的： 民众的教育普及水平都比较高。
支持废除印花税的议员们主张，废除印花税，将会鼓励那些资本家在这个日益扩张的市场进行投资，从而吸引“比较温和公正的朋友，使人民受到正确的引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30年代，议员中的很多活动家都相信，那些由商人拥有的廉价报纸，将会变成一种教育武器，用来对抗商业工会主义。废除印花税运动组织秘书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在1832年对一个议会特别委员会的游说中，甚至这样说道，如果几年前就废除印花税的话，“英格兰或苏格兰将不会有任何工会组织存在”。同样，罗巴克（Roebuck）对国会下院表示，如果印花税早一点被废除，拖尔帕德尔（Tolpuddle）地区的农民们也许就不至于愚蠢到加入工会了。另一位活动领导人格罗特（Grote），对资本主义报纸扩张带来的利益更是充满渴望，他相信，“目前劳动阶级普遍存在的对工资问题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引导和正面的宣传”，而这种状况正是由于报业的税赋沉重。
这些在议会中推动“自由报业”的活动家们，强调的并不是自由主义原则，而是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政治教育手段。然而，他们的言语中同时也流露出一些焦虑，觉得也许当时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解除对报业的所有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或许可以解释，下院中主张废除印花税的议员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始终如一地投票反对政府在1836年提出的反击方案，这个方案，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要恢复印花税制度，消灭激进报业。
一场全新战役
1848年，议会中掀起了新一轮反对“知识税”的游说活动。活动者声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布登（Cobden）曾私下透露，“我们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稳重的、冷静的中产阶级改革者”。这次运动背后的推动力量来自于自由派的工业界下院议员，他们把废除报业赋税看作是传播自由贸易和竞争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有效方法。他们尤其希望，随着报业赋税的废除，报纸的价格能够下降，从而有助于那些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性商业报纸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日益激烈的竞争来削弱“不可靠的”《泰晤士报》的统治地位。
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包括各种政治信仰的政客和各种团体，如倡导禁酒者、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商（不过这些出版商在对待印花税的问题上，是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的）。这些支持者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都想得到更多公众的认可，他们联合在一起，相信由壮大的资本主义报业引导的社会共识，可以营造一个更为安全可靠的社会秩序。帕默斯顿（Palmerston）在英国下院呼吁废除印花税时宣称： “政治引导的领域愈广泛，保证低层人民秩序、忠诚和美德的基础就会愈牢固。”另一个爱尔兰政治家玛格尔（Maguire）则认为，废除知识税，“可以使人民成为更好的公民，更守法，更顺从，更忠实，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的荣誉”。“报业的自由”，格莱斯顿（Gladstone）论述道，“不应该是仅仅被允许和容忍，更应该被高度赞许，因为它使整个国家的利益结合得更为紧密，使国家体制更为巩固。”在他们的观点里，以市场为基础的新报业，将会成为一股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
然而，虽然反对报业税赋运动的基本目标与从前仍然一样，但论辩的语言已经大有改进。早期自由报业史（辉格党的办报史）经常被引用，用来指责那些报业赋税的支持者们是自由的敌人，是审查制度的继承者。反对报业赋税的声音，越来越常用一种抽象的、唱高调的方式来表达。如： 言论自由不应纳税；真理要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战胜谬论；出版物的市场要公平竞争才能去劣存优；以及真理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上才能取得胜利等。
现在看起来，这些改革者们将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是非常生硬而不协调的。他们似乎经常对自由和社会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视而不见。第一份新闻从业人员行业杂志的编辑亚历山大·安德鲁斯（Alexander Andrews）认为，自由报业的伟大任务是“教育和启蒙那些政治知识贫乏，并因此给社会带来极大危险的阶级”。这种政治教化的主旨很自然而且在非自我意识的状态下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我们公共杂志的名单”，安德鲁斯还说，“是一份值得骄傲和尊敬的名单——他们是为自由而战的斗士，遍布于每一个城镇。他们是社会安全的卫士，是公众道德的守护者。”能够如此轻巧地将不同的主张调和在一起，显示出报业自由运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之上： 建立一个充满默契的社会，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有无知与启蒙的冲突，个人与国家的冲突。这个社会的理性体系，可以使自由报业既充当政府的看门狗，同时也是人民的看门狗。
事实上，这场争取报业自由的可敬的运动，从来都不是仅仅为了报业的自由；使英国社会保持稳定的愿望也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当时欧洲大陆正处在1848年大革命带来的动荡之中。这场运动也许还可以被看成是推动社会秩序重建的改革中的一部分。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则，拓展经济和公共生活的新空间，是中产阶级改革的核心目标。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自由市场的实质性的允许被广泛引用，来反对限制英国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在19世纪50年代通过社会串联对政府任命进行的攻击中，自由竞争的价值观也随处可见。这种势头在19世纪70年代对公共服务和军队的全面改革中达到高潮，这次改革拓宽了中产阶级的就业之路，使之能够获得更多社会地位高且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同样，要求废除知识税的运动，也是广泛开展的对抗地主利益和贵族统治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反映出中产阶级改革者们越来越自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同时致力于建立公众图书馆的运动），他们相信，他们的“启蒙者”地位将通过“公共知识”的日益壮大而得到承认和巩固。
报业自由改革运动的关键人物们，也并不是真的认为自由市场就可以保持中立。到了19世纪30年代，改革者们已经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成熟和老练，对报业的运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知识税废除促进联盟”主席米尔纳·吉布森（Milner Gibson）曾宣称，报业税赋的废除将会创造出“被品德端正、地位尊贵和拥有资本的人掌握的廉价报纸”。了解到美国通俗报纸的资金投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他相信，自由市场进程将有助于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金资源。与这场运动的其他领导者一样，他强调，自由贸易将“给那些拥有资本和社会地位的人以更大的力量，通过报纸，通过对事实的忠实报道，影响劳动阶级的思想”。自由派的财务大臣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爵士也认为，自由市场将促进报纸“获得更多的广告资源”。此外，改革者们还主张，对廉价报纸的有效控制，还可以引导公众的需求。正如一个活动家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些改革者还相信，扩张的资本主导的报业还可以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薪水、社会地位和专业素质，也就是说，使新闻从业者行为更加得体，更有判断力。一位运动领袖希克森(Hickson)解释说，创办一份廉价报纸，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传播等级系统，新闻从业者将比劳动阶级高“两到三个等级”，从而去教化这些劳动者。而对于格莱斯顿而言，废除知识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从而更好地教育人民。斯蒂芬（J. F. Stephen）在谈到新闻从业者们时挖苦地说，“一份完美的自由报纸，应该是和平和秩序的最重要的守卫者之一”，因为成功的新闻从业者来自于“社会中生活舒适的阶层”，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去做相反的事情。”
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要建立更廉价的、不受限制的报业，还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此时解除控制是安全的。激进的劳动阶级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减弱。改革者声称，“人们的智力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就连那些仍不确定工人阶级会“成为国家的光荣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人也同意，这是个进行尝试的好机会。非常明显，只有那些偏执地认为下层社会成员就是激进分子的人，才坚决地反对废除印花税。这些人不只包括那些顽固的传统保守派，也有一些致力于推进其他领域自由市场竞争的自由主义派。
这场反对报业税的运动，斗争巧妙，持续不懈。改革者们想方设法进入国会的印花税特别委员会，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委员会报告的内容。他们攻击政绩不佳的大臣，赢得了“国税委员会”的支持。他们通过法庭辩论使政府不胜其烦，揭露印花税执行中的前后不一，组织公众聚会和请愿活动，还在持同情立场的报纸上刊文攻击报业税。他们非凡的政治斗争艺术最终获得了圆满的回报： 广告税于1853年废除；印花税于1855年废除；纸张税于1861年废除；安全检查机制于1869年废除。
不过，在国会中进行的自由报业运动从来都不是建立在现代自由主义中对意见表达多元化的要求之上。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对未缴印花税报纸的无情镇压，与二十年后为争取报业“自由”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基本一致： 使报业遵循既有的社会秩序。有所有不同的是，能够通过廉价报纸对下层人民进行正面教导的信念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自由贸易和制定标准、规范来进行控制，会比由国家直接控制更有效，更可取。这些转变的基础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信心的体现，他们发起并主导了议会中废除报业税的运动，为了更好地获得利益，在不断扩张的报业中，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改革者们对于争取到自由市场竞争的信心最终转化成了实际的成果。但在报业税赋废除之后，激进报纸却日渐衰败。个中原因，从未有人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