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 关于水的叙述

[]关于水的叙述
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约伯记 38.28
井枯方知水珍贵。
——托马斯富勒，名言录，1732

　　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平日里都在谈论“气候”，关于这一历史意义的巨变，很难被夸大其词。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有关的研究以及关于水在历史中的地位的电视系列纪录片时，还很少有人提及全球变暖这类的话题。现在，人们把任何不寻常的天气都解释为是一种深奥的发展趋势，进一步表述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在非洲的土坯房巷子里，大约海拔3000米的莱索托，我遇到一位老太太，她跟我聊起最近的坏天气，她的解释是“全球变暖”。在墨西哥尤卡坦地区的坎昆（Cancun）市，一个海滩宾馆的前台，一位模仿猫王装扮的墨西哥人跟我抱怨： 由于大气中被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现在的天气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尼泊尔，在被破坏的巴格马蒂圣河的河岸，站着一位老工程师，他决定把他生命的最后岁月献身于这条圣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条尼泊尔最神圣的河流从地方致命的污染中拯救出来。一双悲伤的大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表情里强调着严肃和认真。他毫不犹豫地断定，今年河里中等的洪水泛滥，应该归罪于“全球变暖”。遍及全球，我调查的无数实例可以证明： 在未来时代，关于降水、干旱、冰川和海平面的新的不安全因素早已根植于人类的集体意识里。
　　在短短几年内，气候科学专业术语已经充斥于关于地球未来和人类对于地球责任的宏大叙述之中。以前的历史中几乎很少像现在这样，关于如此根本性的问题及其在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的观念变化如此之多，如此之快，比他们近年来为气候所做的要多得多。既然人们总在强调全球气候变化会改变水流经区域的景观，那么，人类未来的最有力、最伟大的叙述应该与特定的定义和水在未来将怎样流动这一观念的描述有关。基于此背景，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被我们称之为“水不安全时代”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不安全和未来时代对于水景观的定义的争斗。我们就要进入干旱世纪新纪元？全球1／3的部分要在百年内被沙漠化？还是我们能在百年洪灾中幸存？那么冰融化了呢？世界上各大洋的海水水位会上升几米吗？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从人类的实际经验出发，未来时代对于水的信心丧失的叙述将与历史上的叙述有着深刻的共鸣。
　　在考察旅行期间，我重新阅读那些古老的关于洪水的神话： 五千多年前，源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古老的《吉尔加美什》诗集；《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叙述和《古兰经》中关于安拉的洪水惩罚的叙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以不同形式和背景来叙述的洪水神话。我还搜索了画家的作品，不只是闻名世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关于大洪水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古斯塔夫·多雷1865年的作品《被水摧毁的世界》。画面是矛盾的，以现实的残酷黑暗为主色调，与此同时又为人类在灾难面前投射了一道人性的光辉。画面上大约有70人，都在拼命挣扎着逃离汹涌而来的洪水。一个父亲试图把他的孩子和妻子举离水面，在他的上面，还有两对父母使劲把自己的孩子推举到安全的地面。画面的中央，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只快要被淹没的胳膊，但是它仍然死命地托举着孩子，让孩子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宗教的寓意显而易见： 那些有罪的为了救助那些柔弱无辜者而牺牲自身。这些末日写照的画是触目惊心的，但是看起来有些时空倒错，因为它们缺少现代末日预言的依据——现代科学的事实。所以，水不像回飞镖，而是如我们所知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现在倒流回来了。 
　　在马里共和国多贡人居住的地方，撒哈拉的边缘，一代一代的人们依靠极少的水和极度不均匀的降水而设法生存。在这里，水循环是不稳定的，正常的反倒不正常——灾难来了，就会影响当地社会。每年一度的景观是湖的形成与消失，所以，它们是气候变化的天然晴雨表、完全独特的水景观，而且永远不可预测。
　　安图戈湖坝已成为每年一度特殊景观的现场： 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捉鱼。当地的居民说，鱼是从邻近的山上来的。当每年的雨季来临，水开始上涨，鱼从藏在山涧的湖里被冲出来了，顺着山坡流到安图戈湖坝里。在那个大好日子里，有上千人聚集在小湖边。他们一声不响地围坐在窄小的岸边，都在等着一个信号的发出： 当水位到了恰好能用手逮鱼的时候，上千人涌进水中。几分钟的工夫，湖干了，只剩下鱼。人们蹚着水回来，上岸，再过一小会儿，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气候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短暂徒手捉鱼象征着人类面对水循环的无能为力。假如最近1万年来，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确信有一种会持续下去的唯一乌托邦状态，那么人类会发现，其自身其实与在安图戈湖坝坐等水位理想的时候的捉鱼者一样，有着基本同等的境遇。这场捉鱼盛会是一个蕴含另类历史悖论的生产仪式： 未开化社会的独立性超于自然界和水的力量。尽管湖水消逝了，社会的存在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威胁。那里的人们，只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或者带着少量的财产迁移到别的地方。有着成千上万城市的现代社会，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2. 意大利《关于水的记载》
　　——从罗马水道到抗拒下沉的城市
[]意大利《关于水的记载》在罗马，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用水写就的生命。”他想强调的是他短暂的一生，就像他的浪漫爱情，他用水的寓意在描绘生存的问题。天才的想象，因为水不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因为水，如济慈上面提到的，有自己的化学特点，使得水像溶剂一样难以被控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历史和未来都是用水写的，不仅仅可以用来描述济慈在此逝去的那个国家。罗马、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比萨，包括关于西西利亚岛上黑手党的出现也是伴随着对岛上短缺的水资源的控制而来的，可以诠释意大利的水史（有待去撰写）。 
　　在西班牙广场和有高雅的服装、服饰精品店的街道不远处，罗马水站的守门人锁上土墙上一扇白色的不起眼的门，瞬间，我就踏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我从一个旋转楼梯深入到一团漆黑之中，只有守门人的强光灯在照着路。我们正在向下走到罗马处女（Aqua Vergine）地下水道系统，公元前19年第一次完工，当时的名字叫Aqua Virgo。这个名字源于一个传说： 当时，饥渴的罗马士兵向一个年轻的女孩打听哪里有水。她带他们到了水的源头，就是后来开挖地下水道的地方。水的源头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地下水道长达20公里，但是只有4米的落差，最多的时候，每天能输送10万多立方米水。公元8世纪，教皇阿德瑞安（Pave Adrian）又重新整修过。1453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为之洗礼，将之命名为Aqua Vergine。
　　我每往下走一米，来自那微弱却特有的流淌在地下水道里的水声，听起来就愈加清晰。我的感觉随着这凉飕飕的黑暗，顺着这条处女人工河道，远离罗马繁忙热闹的大街小巷，似乎更能感受到是什么让象征罗马帝国的帝都如此辉煌。因为那不是宗教建筑、面包或者马戏团，而是地底下的水使城市的形成成为可能。帝国时代的罗马最负盛名的是万神庙和竞技场，与此同时，处女河道正如它被埋在地下一样，几乎被人遗忘。578公里的水渠，把水从远离罗马城山上的源头，跨越罗马城外的平原，一直运送至帝国首都的市中心。坐飞机或者乘火车去罗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约20米高的拱形土桥的遗迹。人们仍然能想象出古罗马人是怎样修建这条封闭的砖砌的水渠的。有的地方两三条水渠交叠在一起。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地下输水通道。几乎90％的水被像处女水道这样的水利设施传送。尽管罗马城是依台伯河岸建立，那里的水被认为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特别奇妙的（当教皇们准备外出旅行时，都要事先用瓶子从这条河里装满足够的水），但是如果没有人工水渠的大规模运用，建立在七座山丘上的整座城市将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并适应基督诞生前后数百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尝试把这些必不可少的水道与那些完全漫无目的的金字塔，希腊人的那些无用却令人仰慕的工程做一比较”，古罗马的水专员（公元35—104年）塞·尤·弗蒂努斯在他那本辉煌的关于城市供水的书中这样写道。弗蒂努斯留下一份关于古罗马水道的建设、供水分布系统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生动的描述。11条地下水道，用了538年才建成。最高峰的时候，供水系统每天提供约1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每个昼夜供给每户居民大约1000升水，与当今世界上的大城市居民用水量相比，多出好几倍。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城是一个水的利用世俗化的中心。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浴场是古罗马人的神殿。古罗马水道能给1212座喷泉供水。早在公元前150年前，在希腊四处旅行考察的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就声称，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用来敬献神或者英雄的喷泉点缀，就没有权利被称之为城市。不管他到何处旅行他都写道： 不论到什么地方旅行，每一次都愿意能遇到这类喷泉。在这一城市建构传统方面，罗马城比世界任何其他城市都体现得更多。
　　喷泉是最有影响力、最常用的标志之一，不仅仅是城市化过程中文化胜出的标志，而且也昭示着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喷泉有如此多的不同表达方式，以至于很难从简单的社会学或者心理学角度来诠释它们所处的位置和造型。然而，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无一例外地表达对水的自由个性和人类对大自然力量驯服的虔敬。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喷泉可被诠释为一种观念的社会化符号，人类不再是脾气怪戾的大自然的奴隶。从另一方面来讲，既然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的雕塑，利用水的视觉性和音乐流动性，所以，也赋予一个城市文化生活的自然元素。
　　位于纳沃纳广场的四河喷泉，由贝尼尼设计，建于17世纪，对于任何一个想理解罗马历史的人，都是不容错过的。它采用的是《圣经》里伊甸园的故事传说，但是稍微远一点来看，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它杰出的建筑成就和对古罗马统治者的屈从与献媚。设计师必须把方尖碑（约1700年前的奥古斯都从埃及的埃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市偷来的）置于喷泉之上，在方尖碑的上方又必须放置教皇诺森三世（Innocens Ⅲ）的圣灵标识——一只鸽子。因此，喷泉不只想表达17世纪《圣经》故事中关于伊甸园里四条河的故事。它反映出教皇的权力和喷泉对于这一权力认可的象征意义。喷泉的四个宏伟的男性人体雕像代表着尼罗河、多瑙河、拉普拉塔河和恒河。
　　教皇们恢复和发展了罗马作为一个喷泉城市的优先地位。在维蒂吉斯（Witiges）统治时期，地下水道最终被哥特人毁坏了。公元537年，他们把地下水道掘毁成碎块，最终让罗马人俯首臣服。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罗马被收复时，这些古老的地下水道又重新被修复和扩建。在这个日益成为教皇城的城市，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圣水。水成为教皇、教会赋予罗马新生的象征，或者更进一步讲，水成为“生命之水”的象征。生生不息的喷泉之水，象征着权力和生命的不朽与净化。教皇把帝王的旨意传递给平民： 宏伟奇妙的喷泉，像写在石头与水上的诗意。
　　许愿泉，作为处女水道终端的标志性建筑，甚至早在瑞典女演员安妮塔·艾柯波格出演的、费里尼执导的不朽的电影《甜蜜的生活》出现之前，已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喷泉之一。200多年来，罗马市民和游客成群结队地前往许愿泉，夜夜不息，为的是能看到、听到泉水喷涌不息的伟大和虔敬。当喷泉的设计者尼古拉·萨尔维（Nicola Salvi）在18世纪设计许愿泉时，他恰好写下了类似的全新的观点，关于水“是一种流动的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的物质……不能容忍片刻的安静，不像土壤那样，除了接受来自于外部的因素、特别形成外力的水的影响，别无其他行为”。最初建造的喷泉，是为了庆祝水流到城市中心，因而成为对使用水的文化权力和水自身权力的双重庆典；同时，它也承担着作为人类的奴仆和宗教崇拜的截然相反的角色。
　　威尼斯，意大利北部、亚得里亚海内一座建在木桩堤坝上泥泞的潟湖上的运河城市，总是笼罩着一层古色古香的韵味。早在1853年，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就把威尼斯描述为“飘在海滩上的幽灵，她是如此的娇弱，如此的安静，优雅得胜于一切”。但是在深秋，铅灰色雾蒙蒙的11月和12月份，威尼斯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昔日的辉煌的和因其地理位置和未来所带来的当代的阴暗交织在一起。在未来时代，全球水景观不安全后果中，这座城市的命运如一个简明的教训实例，现在越来越明显： 如果像有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格陵兰的冰川很快会融化的话，而且海平面的上升速度像意大利政府提到的如此戏剧化的话，那么威尼斯将会在其所依存的潟湖上沉没。
　　12月初的一天，我漫步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小巷。街上静得出奇。当我走过那些矮小的石拱桥时，我的脚步声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威尼斯的小桥路跨越着多达150条运河，把117个小岛连接成一个城市。在第一拨早餐客人哆嗦着坐下来喝早餐咖啡御寒之前，我顺带瞟了一眼还带着露水的咖啡桌。“刚朵拉”静静地躺在黑乎乎的水面上，孤寂地泊在晨雾中，更渲染了病态的氛围。我在通往威尼斯市中心圣马可广场的路上，心想： 今天它是否还浸在水中呢？
　　我绕过离亨利酒吧不远的拐角，那是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突然涌起一种可怕的念头： 修建用来纪念圣徒马可的教堂已经浸在水里了。关于圣马可教堂，神话中提到圣徒圣马可的遗骨是从埃及盗取，然后装载运到威尼斯的。为了逃避穆斯林监控的船只，曾被藏在堆满猪肉的货箱底部。我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圣马可广场墙壁间的报警声已经此起彼伏。
　　市政工作人员现场用木板搭了一条通道，便于人们能穿过广场而不至于湿着脚到上班的地方。卖黄靴子的也都出来了。人们要在那些简陋灰色的木板通道上，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一世界上最著名、最有人气的广场，真是糟透了。
　　就在前一天，我在威尼斯一家博物馆，看到了G·贝里尼的名作《圣马可广场上的游行》，内容是1496年圣马可广场的精彩瞬间。现在，我虽然穿梭在当年贝里尼在画中所记载的那些房屋，但是时空记忆了更多的是大型远洋航船。一些餐馆不得不关闭，不能为食客在餐桌前服务，相反，他们从窗户挂出了绿色的蛇皮管，用来防止水漫过咖啡馆的地板。威尼斯人似乎早已学会了应付这种对我来说无疑非常特殊的情况。洪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对威尼斯人来说，这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里的不安全在于未来的气候变化走向，从字面上讲——这座城市越来越经常地被浸在水中。
　　威尼斯人总是以他们能控制的方式与涨水和涨潮作斗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形势可被看作社会和水之间持续特别的关系产生了极端的变化。城市与潟湖是由亚得里亚海和流入亚得里亚海的三大河流形成。数千年来，海浪和河水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上百个小岛。渐渐地，人们住了下来，最早是渔民，公元5世纪，很多人为了逃避阿提拉（Attila）的征战而蜂拥而至。早在14世纪，威尼斯人决定把那三条流入潟湖的运河导流出城市，这降低了洪水的危害。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防卫设施（入侵者很难在潟湖的浅水中行驶船只），还是作为海洋，潟湖得到了保护。如果他们没有干预大自然的进程和河水沉淀的能力，尤其是在中世纪，潟湖便会再次被填满，而且如今被我们称之为运河城的威尼斯，将会是陆地的一部分。列奥纳多·达·芬奇是其中懂得水景观特点的人之一。当土耳其人在16世纪威逼威尼斯时，他建议在河上修建一座可以移动的大坝，把入侵者淹没。他还设计出了士兵们可以用来站在潟湖底浅水处的鞋子，士兵们借此可以从水下袭击土耳其人的船只。
　　在20世纪，威尼斯已下沉了23厘米，部分是缘于自然地理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陆地上的新工业抽取了威尼斯的地下水。自1983年这一举措被禁止之后，威尼斯就几乎停止了下沉。现在的问题是海平面的上升，依据那些最耸人听闻的预测，这将导致一个全新迵异的情景，以及新的“水”与“大理石墙面”的关系。拜伦爵士1819年在其著名的诗句中预言如下： 

　　哦 威尼斯！威尼斯！
　　当您的大理石墙面
　　与水面等量齐观，那将
　　有一个民族的呼喊高悬于您陷落的庭院。
　　骚动的海水伴着悠长的哀鸣！

　　圣马可广场遭遇洪水的频率比100年前涨了10倍。20世纪初期，威尼斯每年有四次被浸在水中。1996年，圣马可广场有90多次浸在洪水之中。让人开始抓狂的最严重的警告发生在1966年的11月4日。就在那次，威尼斯的洪水水深超出同期正常水面194厘米，用了整整三天才消退。在2002年，仅仅11月份，威尼斯的大部分城区遭遇洪水多达15次。意大利政府称，如果不赶紧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威尼斯将沉入水底。那些古老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厅变成了仓库，第一层的大部分早已被腾空。当地居民也从被游人日益侵占的地方逃离。2007年，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幼儿园关闭，很典型地被顺势改造成了旅馆。威尼斯从来就没有超越过托马斯·曼在其作品《魂断威尼斯》中描绘的充满阴沉氛围的图景。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前两年，漆黑的“刚朵拉”让他联想到灵柩。激情与自我压抑的冲突，生与死的矛盾，这种灰暗情调被卢奇诺·维斯康蒂永远定格在其同名电影中而成为不朽的名作。这不仅仅因为影片中运用了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s）的第五交响曲。
　　威尼斯独特的色彩成就了其灰暗阴沉惆怅的氛围。特别是因为光洒在水上、潟湖上和运河上，这些色彩与其他地方的色彩迥然不同，别具一格。在拿破仑占领威尼斯时，建造的学院画廊（Gallerie dells Accademia）里，人们可以看到威尼斯的画家们与16世纪意大利的其他同行们是如何不同。这种不同是对色彩的掌握运用： 当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们还在忙于怎样构图时，威尼斯的画家们已经是色彩运用的专家了。他们恰恰是受到光线在潟湖上反射的启发，把轮廓线条消融在色彩中，勾勒出一种闪烁不定的蓝色基调。
　　怎样把威尼斯从下沉的境况中拯救出来？海平面会上升吗？会上升多高呢？这样简单的少数几个问题，对于威尼斯的未来来讲，却有着严重的后果。最终，很自然地，肯定是地球的表层会改变，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是这些城市的命运——从哈拉帕（Harappa）到威尼斯，继存还是消亡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希望能让威尼斯仍然留存，至少是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他们寄希望于现代技术能提供解决方案。由于运河底下的淤泥越积越高，为了防止水漫过居民的墙壁，威尼斯人在长年累月地从运河底挖掘清理淤泥。有人建议用水泵抽取城市下面的海水，用来增高城市的地平线，从而把威尼斯从高涨的海平面中拯救出来。但是，意大利政府在2003年通过了一项工程决议，简单地说，如果有必要的话，直接切断海水。
　　踌躇满志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称此计划为摩西工程，或者叫摩西式的。这位当代的摩西也要切断大海，但是，现在应该由工程师来决定怎样处理。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曾经敦促这项解决方案，因为正如他所说，气候变化必须严肃对待。自动升降门解决方案——即当有必要时，用巨大的门把大海截住，已经被视为一个乐观的能适应当地水自然属性的方案。潟湖底部的海底入口将被提升水位，用来阻挡海水倒流入城市的大街小巷。仅每年的维护费用将高达900万欧元。贝卢斯科尼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第一块石头沉入潟湖底，作为工程的奠基。
　　“政府利用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来谋求科技工业群落的利益，”就在我们正坐在那家餐厅，环保活动家指着在餐厅正上方，漫过圣马可广场墙壁的河水说，“他们说，威尼斯外的海平面肯定会上涨，如果不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这座城市将在2050年沉入水底。”
　　“但是，”他接着说，“大多数环保活动家持观望态度，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海水会上涨，究竟会上涨多高。所以，我们支持许多小型方案。我们希望能尽力有利于潟湖，使其能适当而且足够有效。”
　　他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因为他明白，他所叙述的，是对谁在全球化的环保辩论中说了什么的通常情景的一种挑战。的确，通常传统的“右派”弱化问题，而“左派”却谈论如何严肃对待预警。但是，在对于威尼斯的问题上，左、右派的意见是相反的。我很礼貌地回答，我一点都不惊讶，这只证明了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气候威胁的意义像政治舞台。我们都认同，存在不安全的因素将不只是全球政治权力层关于如何诠释未来气候的争夺，而且也将是不同利益团体间关于如何处理气候问题的斗争。有些人会利用这种威胁，来发展一些能够投机他们想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项目，有些人会借自诩的环保者的名义来谋求权力。
　　在项目接收的闭幕式上，世界自然保护基金组织的一位官员在威尼斯讲道： “今天，威尼斯的命运全都押在这个潜力巨大、费用高昂、环保技术的赌博上了。”与此同时，区域总督和执政党的一名官员说： “12月6日对威尼斯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全世界将会欢欣鼓舞，只有那些雨靴生产者会黯然神伤。”政府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罗马诺·普罗迪当时在现场。但是，在威尼斯，总督府办公室没有派人前往。当地政府认为，这个项目基于早已过时的关于未来海平面水位上涨模式（他们要建的自动升降门，是以海平面在2100年上涨15～25厘米来计算的），而且是基于一个简单而基本的对于潟湖复杂生态系统的理解。反对派更愿意沿袭威尼斯一贯的做法，只是劳动更加密集一些： 挖掘运河底层的淤泥，使得运河更深一些，能够支撑房屋不被下沉。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人能肯定将来气候会怎么变化，海平面的水位将会受怎样的影响。很多人担心政府的新项目在拯救的幌子下，有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无比滑稽的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模式： 在2006年，也就是这项方案通过之后，海平面的水位比多年前低了很多，或许这就是当年贝卢斯科尼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由此想到并提及的“我是政治的耶稣基督，我是一个有耐心的受害者，我忍受所有的人，我为了每一个人而牺牲自我”。
　　关于意大利摩西工程的不同意见是关于全世界将会面临什么境况的讨论： 第一次，我们注定要根据对未来时代水的预测而采取的行动来构建未来社会。在马尔代夫，政府已经建造了一座人工岛（高于海平面1.5米的Hulhumale）逃离海平面的上升。那里可以容纳12.5万人居住，也就是说，马尔代夫约一半以上的国民可在此避难，一个现代的可逃避水灾的“诺亚方舟”。如果海平面上升超过1.5米，他们就必须再建造一座这样的岛。如果格陵兰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将上升61米，大多数人不得不跳上船。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至少是从长远来看。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计大部分冰川会被冲进大海，多数人都面临挑战，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但每个人都必须有所行动。
　　在运河水城威尼斯，出行不能靠汽车和火车，而是依赖于船。因为在这里，大小运河不认为是历史时代的错误。当载着游客的“刚朵拉”小心翼翼地划过那些低矮的小桥，或许你会抱怨这些运河，但是它们是城市的大动脉、救火队员和意大利面的唯一通道。
　　当小船在12月份的雾中驶出那长期遭受苦难的潟湖时，我能听见水拍击墙壁的声音，很容易让你感受到全世界都在恐惧的将来不可预测的灾难（海平面的上升）意味着什么。
3. 通向天边和世界中枢的河流

[]通向天边和世界中枢的河流“百分之百肯定。”他说道，眼神坚定，略带阴沉，没有一丝怀疑。西藏的很多冰川肯定会融化。在北京，我与姚檀栋坐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办公室里，他是中国领先的冰川专家之一。他友好端正的态度，强调着他的研究结果的戏剧性。当我浏览他递给我的一些报告的部分内容时，我在想，他自然也明白，他的研究分析将影响30亿人的未来，将使得偏远的西藏成为世界上最具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之一。
　　当我半年后踏上西藏的征途时，就像一个人如果对这个国家、对世界未来的重要战略意义感兴趣，就必须得亲自到那里考察一样。——不是乘飞机，跨越不同的地形分布地区，在那里突然降落在高原上，而是乘一列新开通的火车，惊心动魄而又安然无恙，10节车厢被乘客塞得满满的，一米一米地，沿着2006年新建成的铁轨，从北京一直通向5000米的高处。 
　　第一天，列车载着我们穿行在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国的忧患”。这条河跟大多数河流不同，因为河水根本就是棕色的，一些地方的河水七成是泥沙，只有三成是水。我凝视的这片地区，数千年来，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但是也是一条暴戾残忍的河流，曾导致大规模的人死亡，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仅在1887年就夺走了90万至200万人的生命。在1931年，差不多有100万至370万人丧命。但是，也正是这条河和对这条河的治理，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赋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诞生地——咸阳。在那里，几年前人们曾从坟墓中挖掘出上千个各具特色的兵马俑。从这里开始，它在连绵不断的像陶罐壶口样的山间蜿蜒奔腾。精心修建的梯田，见证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不屈不挠地与水的斗争。他们要固守这片富饶的土地，使之不被愈来愈多的河水冲刷掉，增加洪水对流向大海的中下游平面的侵害。
　　第二天，列车驶上了高原，一下子明朗起来了： 我来到了亚洲的水塔。我坐在火车的餐车车厢里，一坐几个小时，沉浸其中，是的，我陶醉于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色。平缓而没有树木的山顶上，流水几乎覆盖了地平线，河流奔腾而来，就像是从天上垂直流落。在远处，我看到了连绵不断的昆仑山的一部分，那里是黄河和长江（此前也叫扬子或者扬子江）地理历史上的分水岭，或者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那是周穆王发现并将之呈献给黄帝的玉宫。传说中的黄帝创造了中国的文化。我们经过唐古拉车站，车站边的一座建筑物，仿佛从远处高耸入云的山脉退缩在此一样，海拔5072米。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火车站更高的了。
　　“你一整天都坐这儿？”餐车的经理打断我的思路，有点不耐烦。很正常，他想着他的生意。
　　“嗯，”我回答，“肯定是整天。”然后，我新点了一份面条，为的是能保住这个靠着大窗户可以看外面全景的位子。我试着在餐桌上筷子和碗之间展开的地图上找到那些河流，然后看到它们顺着蓝色的条纹状的河道一直流过亚洲。名字有些混乱，因为长江像其他多数大河一样，有着不同的名字。在西藏这里，它叫沱沱河和通天河，或者叫通向天边的河，藏语的名字叫“直曲”，意思是“通往牦牛的河”。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源头，有很庞大的河流体系： 长江、黄河，还有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怒江和湄公河。数千年来，这些大江大河形成了亚洲的历史。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尼泊尔、孟加拉、缅甸和不丹的经济、文化及政治来说，这些河流的意义会凸显出来。这并不依赖未来的气候会怎样变化。
　　正是这块区域，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未来中占有关键地位。在未来，西藏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地球上最具战略地位的地区。连绵起伏的青山高耸入云，最清新的空气，远处山顶冰雪皑皑，湖光粼粼，闪着冷艳的浅绿色，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沿着河道一路奔向大海。这里的风景，有一种宿命的感觉。约四五千万年前，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大部分相撞。高山崛起，山顶高耸入云，成为20世纪世界上“冰雪长年不化”的标志，异域风光的流行，从唐老鸭和它的侄子们在《喜马拉雅雪人》里的经验可以体现出来。这些冰正是亚洲的水银行——1.5万个冰川合起来大约覆盖了300万公顷的喜马拉雅山。一个让全人类积极投入的问题是： 那里的冰川会融化，如果是真的，会有多快？
　　当太阳在天空中飞转，我在翻看一年前我和姚檀栋谈话的笔记、关于他的采访报道和他发表的文章。那些东西强化了他所提供的信息： 冰川每年以约相当于黄河水流量的速度减少。很多冰川最早在2035年将开始融化，在2100年前会全部消失！自1950年以来，气温已经上升了1℃。
　　人们常说，只有历史学家的权力比上帝大，因为只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