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危机之下的反思: 清末的社会思潮
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是在内忧外患中拉开的，一经拉开，没落帝国陈腐衰朽之气息扑面而来，犹如一座即将坍塌的大厦，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连串的军事、外交乃至政治方面的失利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传达出整个国家机器日渐运转失灵的信息。多年来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和骚乱已经耗尽了大清帝国的元气，鸦片战争则加速了晚清政府衰亡的历程，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最后的时刻。虽然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给大清帝国带来短暂的辉煌，但历史证明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此时时刻，面对此情此景，最感到痛苦的是“士”。传统儒家主张君子以弘道为己任，孟子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文化涵养的阶层，他们对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感受比一般人要深刻许多，面对一连串的军事失利和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他们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由此引发了思想界的反思。
这个反思过程是痛苦的、缓慢的，百转千回。清末学者魏源首开禁区，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我们败在技不如人，不妨大胆“拿来”。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以实际行动回应他的思想，引发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洋务派出资购买外国军舰、任用外国军事顾问训练士兵、模仿外国企业开设造船厂、开挖煤矿、架设铁轨、开办银行；模仿外国教育机构，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译介西学著作直至派出留洋学生，这个被称为同治中兴的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一度使清政府的公众形象大为改善，看起来重新充满生机。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证明中体西用式的“移植”注定要失败。
 随着对西方社会的进一步了解，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所缺少的绝不仅仅是现代的工业技术，而是需要从观念到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文化优越感一旦消失，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取向遭到质疑，人们重提经世致用的思想。究竟该法先王尊古制还是改制变法，成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严复以思想家的敏锐大力推介进化论，康有为以托古的方式宣传改制，孜孜追求的圣贤之道一点点失去了光环，进化论成为思想界的新宠，维新思潮兴起，一时间变法之声鹊起。此后，维新派的政治诉求虽然失败，但是变法改制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社会思潮的演进进程中。
清末的社会思潮源于民族国家衰亡之现实，因此如何顺应时局变化，“保国保种”，使中国摆脱任人摆布的窘境，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核心话题。这个时期进化论思潮首次被严复介绍给国人，成为维新思潮的核心理念，唯意志论思想开始受到思想界的重视，而民族主义则经历着从传统民族主义到近代民族主义的蜕变，并为维新派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理论支持。
选择西方的现代化社会运行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蓝本，是当时的历史的选择，因为此前人们尝试了多种途径，试图解决当时面临的困境，一一遭到了失败。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要争得独立，明智的做法就是遵守游戏规则，变得和对手一样强大。在当时人的眼中，[2]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述评第一章危机之下的反思: 清末的社会思潮[3]西方社会即现代社会，西化即现代化，所有接触西方社会的人都强烈感受到科学技术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技治社会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有条不紊的社会管理系统、商品与资本几乎战胜一切前现代国家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都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的向往和对未来中国理想状态的构想。现代化是富强的同义词，拒绝西化，拒绝现代化就是继续保持服从与受治的状态，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讲，现代化和争取民族的生存权紧紧相连，争取民族生存权的首要问题就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现代化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得到了认同，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迅速取得了价值优先的地位，泛化成普遍的价值原则。
第一节清末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思想变革的社会基础
    清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转折点。以儒家思想为依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在清朝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占全国人口2%的满族人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不仅承袭了汉人的社会管理模式，而且自视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他们是征服者，但不是改革者。他们任用大量汉族官员，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在清朝统治的早期，的确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然而时间推移到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国内，越来越重的苛捐杂税导致农民不断起义，各地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起义此起彼伏，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包括边疆地区的叛乱，成为清末政府疲于应付的主要难题。在外部，与英法等国的贸易争端最终以鸦片战争的失利而告终，这场战争的失败犹如雪上加霜，加剧了清政府衰败的步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也给浸淫于东方文明的古老国度带来了新的气息: 通商口岸的开设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起初是被迫，最后是自觉，以汉族官员为主体的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了求变的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微妙的然而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近代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主导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发端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又历经几次重大的变化，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形态。儒家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人性本质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他们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一个完满的道德本体的表现，这个本体孔子称之为“仁”，它是先天存在的，至善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依据。什么是“仁”？从《论语》中孔子和弟子的多次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虽有不同回答，但其中心思想则可概括为“孝悌忠信”。孔子认为，仁爱源于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一个人孝敬父母（“孝”）、爱护兄长（“悌”），就是仁爱的最原始质朴的表现，推而广之，人人都能以“孝悌”之心对待他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爱的思想，认为人的最原始的情感有四种（“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此四心是先天存在的、不思而行的本能，仁爱就是这四种原始情感的升华，仁爱是人的本性。
仁爱作为人的本性，有一个从应然转化为实然的过程。从个人而言，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然而这个道德本体是潜藏于人心的，需要个人的道德实践才能显现出来，因而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决定了个体是否真正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德本体“仁”要求人们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现实的人都有私欲，耽于享乐，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儒家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终生不断进行道德实践，保持善的本性，以此为目标，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体生命与道德本体的完美统一。
 道德实践过程因人而异，依据个人的德行，“仁”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孔子把品德高尚的人称为君子，而把一般人称为小人。在孔子看来，一般人很难达到君子的境界，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些道德高尚的人就是圣人、贤人，他们为世人树立了道德的楷模，而“德”也因此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首要标准。
就社会而言，仁爱的实然化是通过家庭的扩展来完成的，《大学》将这个过程浓缩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式社会组建模式。儒家设计的这一社会组建模式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组建原则是以家庭为原点，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人”的联合体，被后人形象地称为同心圆式结构。居于这个同心圆中间的当然是理论上“仁”的载体——皇帝，他是儒家大一统社会理想的象征，他所统领的官员是经过严格的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社会精英，他们是普通百姓的精神领袖，是弘道者，赋有教化子民的重任，接下来是大大小小的家族，最后是普通百姓之家的一家之主，他们负责教育子女尊崇古训，恪守孝道。此即为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型社会。它基本体现了儒家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
作为传统社会主导价值取向的儒学，经历了一个自我整合与衍化的过程。春秋之际，孔子首倡仁学，孟子发扬光大，奠定了儒学的基础。两汉时期，诸侯争霸局面已基本结束，社会趋于安定，原来并立于世的各种学说派别开始走向整合，初步统一的汉王朝需要与之制度相匹配的思想来巩固自身统治，于是强调稳定、和谐，强调“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儒者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尝试改造儒学以适应新的形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华民族内部大整合时期，各种外来的思想不断随民族的融合而进入中国本土，和原有的传统思想发生碰撞，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在这次社会大分裂的末期，中国社会又一次趋于统一，其社会结构更为稳定，大一统政治格局渐趋成熟，印度的佛教以其精致的理论内涵、完整的理论体系催化了原有哲学思想的自我整合进程，并最终迎来宋明理学的昌盛。到了宋明时期，在官方的推动下，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巅峰的宋明理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成为官方哲学的代言人。
从表面上看，儒学与封建制保持高度一致。但实际上，儒学与封建君主制一直保持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儒家认为，一个人在文明化进程中，首先应关注自己的道德生活，通过道德规范了解什么是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明确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这是文明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又强调个体离不开群体，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我”在社会中的行为及影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定是大公无私的，个人修行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社会，只有社会整体发展了，人才能越来越文明化。因而一个人不仅应完善自我，还应利用各种渠道服务社会，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君主制是儒家所赞同的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儒家社会理想实现的手段，但需要指出的，一是儒家认为衡量君主好坏的标准是德行的高低，一个好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果一个君主道德败坏，人们有权推翻他。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儒家认为为官是人生理想实行的手段而非目的，是造福社会的途径之一，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因而作为政府官员，儒家最反对唯唯诺诺，而主张应为维护社会理想而做事，所以实际上在君主制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 一方面儒学承认君主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制约它。“忠君”并非是无条件地服从，必要时可以抗旨不遵，甚至以“杀身成仁”的方式来实践其社会理想。儒学的这种“不合作”态度也表现在儒学自身发展中，始终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两条发展路线，而最具活力的思想常常发端于民间，这一情况使儒学保持了内在的活力。不过，君主制与儒学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发展成公开的对抗，换言之，儒学与君主制的矛盾只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矛盾，尽管它们之间不断产生摩擦，但从儒学内部并没发展出像西方近代那样反封建的思想。
二、 明清之际传统经学实证化的社会底蕴
  明朝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王学非常流行，王学将儒家内圣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却也使原始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陪衬，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平日里侃侃而谈的儒者竟不能提出救国于水火的切实策略，被后人讥为清谈误国，表明官方儒学已经走入死穴。
明朝是儒家学说全面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的顶峰，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儒家终于在思想与政治领域都获得了绝对的优势。然而，明朝自万历皇帝开始，宦官专权以及内戚干预朝政的政治现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抱负的儒者官员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其标志是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几十年的较量，东林党人的失败成为明末政治史上的惨痛一幕，也是明末政治极其腐败的一个明证。
 明朝灭亡后，一批抗清失败的儒者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退避山野，反思明亡的思想根源，以复兴传统为形式，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重新提出原始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且主张重新研究汉宋之前的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经学实证化的大门。和宋儒阐发义理不同，清代的儒者“首先以文本为据，从音、义、形等方面入手考释字义，并辅之以版本的辨伪、校勘，具体科学知识的参证”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18.，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研究方法，音韵学、校勘学等学科日趋完备。通过经年累月、皓首穷经的考证，清儒对以往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进行了细致的爬梳，传统经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学者们争论的是纯学术的问题，其争论内容没有超出儒学的根本立足点，尚不足以完成儒学的现代转换，但是儒学的这种演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转变，为后来的思想衍变做了必要的铺垫。
  经学实证化虽然经由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发起，至明朝末年日臻完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别，对明亡后的儒者而言，他们面临的现实是: 如何应对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如何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对清朝中后期的儒者而言，清代的统治者比它的前任更正统，通过编撰《四库全书》等官方钦定的著作以及文字狱等手段，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人把大量精力转向与政治无关痛痒的训诂学，对经典中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考证，避免发表任何与时局有关的言论以自保。正因为政府在文化上的高压政策，经学的实证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远离市民社会生活，“经世致用”的思想没有能够转变为政治现实，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尽管在南方一些城市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迹象，但是整个社会依然是古老传统的延续，这场儒学革命仅仅是传统儒学内部的权变而已，始终没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转机。
三、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现状以及思想界的反应
真正给予国人以思想上的强烈震撼的是鸦片战争的失利。在1840年前后，英国已经在远东地区相继征服印度次大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触角伸展到东南亚的重要地区和国家，1854年，美国人马休·佩里率领黑船来到日本，在神奈川六浦藩小柴村强行抛锚。当时的日本镰仓幕府派使者交涉，双方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又在四年后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神奈川在条约中被定为开港地，1859年起日本正式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这个早在中世纪就被马可·波罗极力夸赞的文明国度，一直是西方国家试图接近的神秘地方，在18世纪前半叶，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关系，但是都被清政府严词拒绝，通过与广州等地不法商人和腐败官员的勾结，试图以非法的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紧闭的国门。林则徐在广州等地发起的禁烟运动成为列强武力入侵的借口。鸦片战争的失利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观念上的，区区几艘军舰，几百个士兵居然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人数多出几倍的清军，紧接着就是割地赔款的系列条约的签订。朝野上下为之震动。在历史上，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方针一向是四方来朝、称臣纳贡，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效仿的对象。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这次的对手不仅船尖炮利，而且其思想观念、社会制度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高度，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毋宁说是观念的落后造成的，其罪魁祸首就是闭关锁国的治国理念。尽管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是近代对古代的胜利，但是，那些最早和外国人进行接触的官员、儒者已经意识到一场思想变革势在必行。经世致用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为了国家，应该放弃偏见，大胆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传统社会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依托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面临被替代的局面，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现在处于内忧外患的双面夹击，正加速走向衰亡；在被辟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贸易活动获得了合法性，国外资本的涌入、工厂的开办以及外国人的日常起居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成为当地的新事物，犹如星星之火，自明末以来经济活动活跃、思想相对开明的南方省市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机会，经济活动的开展最终将带来思想上的新视野，中国近代革命肇始于南方各省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思想变革的先驱
    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思想界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受到时局的影响，士大夫阶层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有很深的危机感。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世人呼吁，提醒人们不要沉浸在老大天朝的梦幻中，他们揭露时弊，主张社会改革，力图挽救衰亡的政府。龚自珍是较早对时局进行针砭的先驱者，他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的重视，与近代西方所提倡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思想遥相呼应，构成了近代中国接受西方个性自由思想的内在思想根源，他也是近代唯意志论的肇始者；魏源在协助林则徐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感慨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信息极其闭塞，妄自尊大，乃刊印《海国图志》，被林则徐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更在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惊人观点，突破了传统儒学“夷夏之辩”的理念，在思想界引起共鸣；严复以其游历英美各国的留学经历，切身体会到当时正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两相对比，感觉中国在思想上的故步自封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他以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名著为载体，首次系统介绍了当时在西方社会广泛传播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他对进化论的大力提倡和界说颠覆了传统价值观，进化论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武器。
一、 龚自珍： 以心力抗天命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其外祖父为清代著名汉学家段玉裁。龚自珍自幼受汉学训练，但是对汉学考据并不感兴趣，而倾心于经世之务，青年时代喜好针砭时弊，二十一岁即撰写《明良论》等文章，对时局提出自己的见解，曾经师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研读其中的微言大义，借古论今，自称“后史氏”。对当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十分痛恨，不肯阿谀奉承，因而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受到权贵排挤，辞官南归，此后一年里，写成流传于世的《己亥杂诗》。他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与魏源同为当时提倡“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世称“龚魏”，为清末思想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晚年崇佛，尤喜天台宗，是近代唯意志论的肇始者。
龚自珍生逢乱世，对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深感忧虑，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对当时官场的种种陋习和社会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看似繁华强盛实际已经病入膏肓，穷途末路，他称之为“衰世”，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盲目遵从旧制，排斥革新，官员们唯上是从，只想维持现状，最要命的是人们面对现实麻木不仁，失去了自我意识，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因为久不行变革之法，整个社会外强中干，经不起任何打击。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龚自珍认为主要是人们在思想上受到名教的禁锢，名教以维护纲常礼法为幌子，对人们的行为举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稍有触犯，就施以惩罚。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小心谨慎，长此以往，思想就变得保守僵化，龚自珍对此批判说。名教最可怕之处就是“戮其心”: “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在箸议第九.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6.换言之，名教对人的摧残主要是精神上的，它使绝大部分人变成了没有自我意识，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龚自珍又进一步说，名教之所以可以大行其道，与政府惯用的高压和怀柔并用的政策分不开，自清以降，政府屡兴文字狱，以八股取士，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同时标榜举贤纳才，在各省市设立各种名目奖励那些愿意归顺的人，笼络人心，结果官员不敢革新，文人沉浸于考据训诂，真正的有才学有思想的人被排除在统治者之外。
既然名教泯灭自我，那么要想拯救这个衰世，就必须从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开始。什么是自我？龚自珍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所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壬葵之际胎观第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213.自宋明以来，经过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推演论证，太极或无极是现实世界的发动者，此即天道之根，万物之源，人道之始。理学家欲以此种说法证明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后天的生活环境所致，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而特别强调理性自觉，强调个体应该“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体的道德努力来印证原本的善。但是过分强调理性自觉也容易导致极端的做法: 即相对忽视个体的道德自愿原则以及个体的差异，甚至出现杀身成仁的情况。即便如逸出正统的王学，也承认天命不可违。龚自珍却突出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他认为，精神的“我”才是万物之源: “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羽毛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壬葵之际胎观第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213.这个“我”不是只可仰观的圣人之性，而是普通个人就有的自我意识，在龚自珍看来，正是无数众人的自我意识涌流，才形成现实的世界。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命、天理，这个世界是人为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龚自珍延续了王阳明一系的思路，同时给予它平民化的色彩，因而这是中国近代唯意志论的开端。
“我”既是万物之源，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自我创造的结果。龚自珍对传统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历史是变易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点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龚自珍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就是说每个时代人们面对的问题和条件都不一样，只有依据现实的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人类才能生存下去。龚自珍重新提出原始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要求政府广开招贤纳才之路，任用具有真才实学的豪杰志士，他在著名的《己亥杂诗》（其一二五）中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21.龚自珍认为这是解决“衰世”顽疾的关键。这个观点虽然还没有突破传统儒家的路数，但是要求人们依据现实需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特别是改变任用人才的标准和方式，在当时的确具有革新的气息。
有感于现实社会保守势力特别顽固和强大，龚自珍提出了“心力”的概念： “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壬葵之际胎观第四.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516.换言之，就是要每个人都能够将自我意志发挥到极致，众人合力，才能够挽救中国于衰世。如何发挥“心力”？龚自珍借用了佛教的理论，要求人人发愿，以普度众生的精神来拯救病入膏肓的社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龚自珍以诗人的敏感和特有的热情对日渐陈腐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并且以自由意志对抗天理人道，以心力对抗天命，他力倡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主张学者关心现实问题，他以佛教理论改造传统儒学的思路成为近代唯意志论者的主要致思路向之一，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另类和近代思想史的理论先驱。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6: 67.，对久久浸淫于训诂考据的思想界来说犹如一剂清醒剂。
     不过，总体而言，龚自珍的思想仍然是传统的，他的自由意志论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这使得他无法解决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意志自由之间的矛盾，他面对亟须改革的现实，无法提出解决良策，最后求助于佛教理论，都表明他是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传承者，思想界的变革为时尚早。
 二、 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
      如果说，龚自珍是以浪漫主义的情怀表达了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魏源则以务实的精神对近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研究路向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从研究传统中国哲学思想转向研究同时代的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并且力倡学习吸收当时西方先进思想理论，来补充传统思想的不足。这一研究路向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从此以后，中国学者的研究原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此而言，魏源同样是近代思想史的先驱。
     魏源（1794—1857），清代思想家、史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曾师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友善。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坚决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并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咸丰三年（1853）倡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政治上主张变法革新，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兴利除弊，先后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1842年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有关史志合编增补为《海国图志》，提出著名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该书是最早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介绍西方各国历史以及风土人情的著作，一经面世，立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其“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近代中国人面向世界、发愤图强、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依据，是清末为数不多的“睁眼看世界”先行者之一。
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版，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鸦片战争期间，作为裕谦的幕僚，亲眼目睹了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无知和妄自尊大，他与林则徐的密切交往则使他深受林则徐开明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并且亲自主持翻译了《四洲志》，主张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军事技术，而这些进步观点却被当时的保守派攻击为“奇技淫巧”“坏我人心”。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深刻意识到思想观念的落后封闭已经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根本障碍，他批评那些攻击林则徐的保守派说： “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六·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长沙： 岳麓出版社，1998: 1889.魏源通过细致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魏源看来，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在于我们妄自尊大，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同一御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魏源.海国图志（海国图志原叙）.长沙： 岳麓出版社，1998: 1.，正因为当时我们以文明中心而自居，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不屑去了解，因而鸦片战争开战后，竟然连与我国开战的英国的最基本的情况都不知道，区区数百人的入侵者就迫使中国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海国图志》的编撰的目的就是要“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长沙： 岳麓出版社，1998: 26.。魏源清醒地意识到，和以往中国碰到的外夷不同，西方入侵者并不是来自荒漠的游牧部落，他们有着迥异于东方文明的文化传统，拥有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设备，所以他们能够以区区数百人打败清政府的军队。魏源认为，中国作为文明国度，总体上是优秀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如果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设备，做到和对手一样“船坚炮利”，就不怕外敌入侵。因此，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他大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尽管魏源所说的“技”主要是指军事方面的，但是这一思想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依据文化传统，儒家以“夷夏之辩”作为区分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人因为居于华夏文明的中心而成为四方来朝的文明楷模和文明的发源地，这种心态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处理外部事务，居高临下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依据。这是以中国为原点的文明观。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则承认在中国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文明和文化传统，承认这些文明和文化传统同中国文化传统一样优秀，承认我们的文化传统存在不足，必须虚心向别国学习，取长补短，才能进步，从背向世界转变为面向世界。因此这一思想是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的跨越，它表明近代的思想家开始以世界为原点思考中国的问题，以古为师，今不如昔的历史发展观逐渐被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楷模、今胜于昔的历史发展观所代替。就此而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魏源因此成为近代思想史上与龚自珍齐名的先驱人物，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近代西学东渐、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先声，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力倡“富国强兵”的理论支持。
三、 严复: 近代启蒙思想家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力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和官员的观点。实际上，鸦片战争后，虽然战争的失败在朝野上下引起震动，但是并没有引起大部分官员的重视。包括大清帝国的皇帝在内，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帝国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一切都照着原有的轨迹继续着，然而裂缝在缓慢而持续的扩大，通商口岸的设立是中国人了解外边世界的窗口，一批真正接触过洋人、洋务的官员开始产生深重的忧患意识，他们对帝国的未来深感忧虑，他们知道，如果不进行革新，中国将面临亡国的危险，这一批官员希望通过兴办洋务、输入先进的技术，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帝国。所以，19世纪60年代前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省级官员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印刷厂等现代企业，并且鼓吹“中体西用”的思想。尽管“中体西用”论并没有产生鼓吹者所预期的效果，但是它却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正是在学习和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发现作为“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作为“用”的西方文化不仅不能契合，反而在碰撞中呈现出更大的矛盾，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西两种文化存在的差异是无法用简单的“中体西用”模式来弥补的，“西用”本有自己的体，照搬“西用”而排斥西体，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在技术与各种制度背后所体现的西方文化特质。从技术层面的模仿到核心理念的学习，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质的飞跃，这个认识的转变过程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努力分不开。
    严复，近代思想启蒙家和翻译家。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1871年毕业后，被先后派往“建威”“扬武”等船舰实习，并先后去过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槟榔屿等地。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赴英国留学，学习海军专业课程。留学期间，他对英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学说十分感兴趣，留意观察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与时任大清驻英公使的郭嵩焘相得甚欢。他1879年回国后，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主张变法的文章，呼吁变革维新。1897年他与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宣传刊物。严复以为中国人对所谓西学存在诸多误解，因此，他终身以译介西学著作为己任，他翻译的《天演论》对当时的学术界影响极大，历史进化论从此成为中国人的不二法门，戊戌变法后他相继翻译出版《原富》《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穆勒名学》等西方近代学术著作，使国人对西方近代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严复以加编按语的方式对所翻译的著作进行了原创式的解释说明，他的这些注解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以及后学者对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理解，被胡适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认为，今日中国面临的境域是前所未有的。严复首先按照西方人种学观念批驳了我们所谓夷夏之辩，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邃）古以还，固一种之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坐所见隘耳。”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47.他接着把古今中外的民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质胜文”的游牧民族，虽然强大而属于落后未开化民族；一类如中国为“以文胜质”的农业民族，社会文明程度高但是人民安居乐业，重生怕死。以往历史上的入侵者都是“以质胜文”的游牧民族，他们由于文明程度低，很快就被同化，因而中国历经战乱而没有灭亡。但是现在不同，“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47.。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承认，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文明，这个观念颠覆了以往我们以中国为中心对夷夏的区分标准，站在西方的角度来评判中国社会，可以说是震人耳聩的观点。
      严复接着指出，东方文明不敌西方文明，其根本点就是拘泥旧法，崇古非今: “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末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64.正是这种朝后看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阻碍了社会变革，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严复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东西之争实质是古今之争，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传统思想落后于时代要求，因而他认为，要免于灭亡的结局，中国人就必须向代表较高文明阶段的西方国家学习，在思想上跟上时代的发展。
    严复经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和我们今不如昔的历史观相反，西方社会崇尚今胜于昔的进化论历史观，主张物竞天择的处世之道，因而不断求变以自存，整个社会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活力，生机勃勃。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改变今不如昔的历史观。严复由此将《天演论》作为改变现状的良方。严复认为进化论的出现是近代西方社会了不起的科学发现: “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着方将，而教宗抟之说，必不可信。”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5.严复指出，进化论之前，西方人的历史观和我们的差不多，但是达尔文进化论以其确凿的证据和缜密的说明，使人们折服，进化论遂成为科学研究的不二法门，而科学发现也不断证实进化论的正确性。按照进化论，万物相互竞争，强者胜出，保种自存，此即优胜劣汰的天择之道，这是一个新陈代谢、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严复特别指出，只有那些善于吸收别的种群的优势，不断容纳新的内容的物种才能生存下去，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 “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3.此为其一。严复接着指出，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自强保种的第二个办法就是“能群”，“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9.。合群以强化自身生存能力，不仅是自然界通行的规则，也是人类生存之道。但是合群也有优劣之分，按照天演之则，自私自利乃是本性，如果在种群之内完全祛除自利的可能，这个种群就会停滞不前，和变动不居的自然法则相违背，因而善群者要给予种群内个体自存的空间，鼓励竞争，提倡己轻群重，才能越来越强大。严复通过介绍天演论，否定了传统的历史观，他指出，所谓天不变地不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斗转星移，气候变迁，古时绿洲今日乃为沙漠，火山喷发，江河泛滥，都说明天地一直在变。严复认为所谓不变之道是自然界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 “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63.以此为标准，我们所谓“祖宗之法”其实不过是规律的具体表现而已，只是因为继承者固守旧习，不肯顺应时势罢了。严复更进一步断言，当今之世，一些人断章取义，硬说今日之事古代圣人已知，因而今人应该遵从古制，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假托圣人之口的造假行为，“故今人意中之孔子，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世有好学深思之士，于吾言当相视而笑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64.。严复以进化论作为评判标准，从否定传统历史观开始，质疑人们心目中的孔圣人形象，为维新变法提出了有力的证据，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以洋务派为代表的革新派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试图吸收西方先进的成分，以求自保。但是严复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新变法，因为洋务派所效仿的军事、教育、民用技术等方面归根结底都是西学之用，治标不治本，其思想根源还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严复以《淮南子》中关于淮南之橘北迁而变为枳为例子说明洋务派的失败之处。严复认为，西方的强大归结西学的精深，因而观念的更新才是革新的关键。严复提出的对策是: 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51.首先，严复认为，从进化论角度，争自存而遗种，是天演之则，只有个体有充分的自由，才能保种保群，“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患在不学而无术”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59.。因而要废除八股科举制度，改变愚民策略，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其次，从进化论角度，严复认为，自私自利是天性，为生存而相互竞争、追求私利是很正常的，唯其如此，种群才能够保持发展的活力，他对传统的“正其谊不计其利”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开明自营”的新观点: “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3.最后，依据进化观点，合群是保种自存的有效途径，严复在按语中特别指出，“善群者”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严复因此译著《群己权界论》，他认为，当今社会应该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但是首先要懂得“自由”的含义，中国传统的“自由”常常指不受任何约束的放任自流。“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22.严复认为，这不是西方社会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制的自由，“人得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因而严复在处理群己关系时，主张己轻群重，一切都应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然则善为国者，不惟不忌其民之自繇也，乃辅翼劝相，求其民之克享其自繇，己乃积其民小己之自繇，以为其国全体之自繇，此其国权之尊，所以无上也”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39.。严复的立场是基于现实的需求，救国于水火，是严复力倡西学的初衷，在当时的环境中，严复认为，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谈得上普通民众的个人自由，他因此主张合众人之离，“民德日和”才能国富民强。
严复的一生，译介西学著作成为他人生最亮点，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对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了回答。严复的译介工作不仅让国人系统地了解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思想，也使向西方学习突破了“技”的局限，提升到世界观高度，他引进进化论代替传统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不仅使近代学术史治学思路发生根本性转折，天演论中提出的“保种自强”的这一观点从此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遵循建国原则，他关于群己关系的阐述无疑对后世群己之辩产生了深刻影响。严复是进代史上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家。
第三节中体西用思潮与洋务运动〖1〗一、 问题的提出: 应对当时政治格局严复在《原强》中说“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42.，在鸦片战争后的开明知识分子中，他的话颇具代表性。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局势的演变相当迅速，大清帝国的统治秩序似乎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清朝晚期最为浩大的农民起义——持续10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一路高歌，横扫华北地区，此前太平军已经征服了华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洪秀全在南京自称皇帝，太平军一度直逼天津，而八旗军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委以重任的将才，官僚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拖欠军饷情况普遍，士气低落；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凭借精良武器，仅以少量的军队就突破天津大沽口的大清军事防线，打败了号称大清最精锐部队的僧格林沁的军队，攻入北京城，大肆烧杀抢劫。紧急关头，清政府选择逃逸的行为着实在朝廷内外引起恐慌，这种恐慌不仅来自对敌军压境、秩序大乱的局面，而且来自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现在，除了最为顽固的守旧派，人们普遍认为，替代咸丰的同治时期的清政府必须改革，以挽救濒临灭亡的命运，重树政府的威信。洋务运动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这是一次由外部刺激而导致的内部的改革运动。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一批具有儒家思想的汉人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复兴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社会理想为目标，希望通过传统意识和现代技术的嫁接，建立一个足以与西方入侵者相抗衡的强势政府，挽救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命运。通过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近十年的努力，清政府确实在外交和内政方面一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景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洋务运动又被称为自强运动、中兴运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已经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但是由于传统关于“夷夏之辩”的观念根深蒂固，绝大部分人并不认同西方文明享有与东方文明同等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对外事务中，依然以“夷”这个颇具贬义的词语称呼西方国家。而随着人们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处处失利的局面，大部分人开始改变了看法。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和约规定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洋务一词的诞生。依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51条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原文见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3124.此后在政府公文中，洋务一词渐渐代替原来的“夷务”，经由洋务运动倡导者的大力鼓吹和推介，不仅一变而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而且其用意也由不得已而应对危局转变为一场自觉自愿的内部改革运动。
二、 中体西用思潮的致思路向和思想基础
     从发生机制看，洋务运动的兴起源自外部的危机，然而事实上这是一场由传统儒家所发动的自觉行动，因此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做支持。明末以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受到重视，清代训诂学、考据学十分发达，汉学替代宋明理学成为主流，清末国家遭逢危难，经世致用思想开始突显政治化倾向。按照传统儒家思想，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理想和实现形式的矛盾，即现实的统治以儒家的社会理想状态为蓝本，这个社会理想就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的统治时期，当现实出现问题时，应该通过改革重建社会秩序，无论如何，改革的方向总是以恢复古代社会治理状态为目标。儒家的这一社会发展目标成为洋务运动倡导者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因此，虽然洋务运动倡导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同学习对象的趋同，而是要以此为手段，重建儒家的价值观，重现古代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式。洋务运动倡导者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政府官员，如: 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等人；一是开明的知识分子、留学生或洋务操办者，他们大多作为前者的幕僚或助手参与洋务运动，如: 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王韬、容闳等人。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儒家价值体系的坚定的信仰者，他们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最完善的，最能够体现人的至善本性，就本质而言，儒家的价值体系是无可挑剔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挑选最合适的实现形式。洋务运动倡导者并不认为中国社会需要伤筋动骨式的革新，他们坚信，只要适当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中国社会就可以摆脱困境，沿着既定的轨迹继续走下去，而不是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同。
     基于这样的思路，这场运动的主要思路就是传统儒家权变思想的现代演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0.。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张之洞.劝学篇.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61.，此即所谓“中体西用”模式。在不触动国家基本治理理念的前提下，洋务运动在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开始变革: 在军事方面，他们延请外国教习训练士兵，指导建立新式的海军——北洋水师，购买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兵工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其目标是建立足以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力量，以替代八旗军；在经济方面，他们建立了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煤矿等新式企业，其目标是建立足以与外国企业相抗衡的民族工业；在教育方面，通过革新科举制度和举荐制度，网络各式人才，设立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并于1872年派遣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改变洋务运动中通晓洋务的人才匮乏的现象，其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行政管理人员。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并且确实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 军事方面，1864年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收复南京，随后的捻军及其回族起义分别在1868年、1871年前后被平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训练招募的新军以及团练由于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而替代绿营军，扭转了以往正规部队的不良现象；饱经战乱之苦的地区经济恢复了，政府的收入增加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被吸纳进管理体制中，在曾国藩等儒者的推动下，儒家的价值理念重新得到强调，沿海贸易活跃，出现了中国人开办的煤矿、造船厂、银行，民族企业呈现繁荣景象，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斡旋下，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的紧张关系一度缓和。凡此种种，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有效出路，既不必孤立于世界之外，又不需要放弃儒家的传统价值观，看起来，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设想已经经由洋务运动的开展得以实现。这真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一时之间，中体西用思潮风行于世。
三、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中体西用模式的致命问题
     洋务运动在短时期内的成功，使得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成为诠释中国选走迥异于西化道路的有力证据，种种迹象似乎向世人证明，这一模式就是中国解决现实困境的最佳途径。然而，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只是洋务派的一厢情愿罢了。中体西用的构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提倡者恰恰违背中国哲学中关于“体用”的看法，体表现为用，用乃彰现体，体用不可分，西方社会的制度、法律和技术背后都以某个理念为支持，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中体西用模式的倡导者在力倡引进西用的同时，必须冒一个风险: 用来挽救中体的西用，可能会反过来损害中体，从而进一步削弱传统价值观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当时反对革新的守旧派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强烈反对洋务派的各项举措，主要理由就是认为洋务运动打着“师夷以制夷”的旗号，实则是对仁义之道的破坏，因为他们鼓励人们重视一切“奇技淫巧”之物，长此以往，中国传统所固守的仁义礼智将不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惠，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上亏国体，下失民心。”原文见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44.在受到守旧派的攻击的同时，中体西用观念也受到进步思想家的质疑，严复指出: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22.严复举北洋水师旧式管理机制为例，把中体西用的借鉴模式比喻为淮南之橘北迁而变为枳，指出不对中体做实质性变革，即使采纳西用，还是无济于事，可谓一语中的。
四、 目的与手段的悖论: 中体西用思潮的初衷与结局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体西用思潮一度受到追捧，但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最终暴露了它的矛盾: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采纳西用的初衷是为了巩固旧有的秩序，近期目标是为了化解政府的危机，终极目标是要恢复儒家所宣扬的古代理想社会制度，但是，事实上，洋务运动始终存在目的与手段的悖论: 洋务运动在短时期内确实使政府的威望有所回升，外部威胁得到缓解，但是，洋务的兴起使地方势力得到强化，政府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活动的活跃反而证明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举措使传统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就深层的思想根源来说，中体西用的模式是中国保守主义者面对文化困境的绝地反击，但是这一模式乃是时空错位的产物，换言之，倡导者没有意识到，用西方近代社会体制嫁接到传统儒家治理模式，不是一个体与用的简单对接，而是古代和现代意识的对抗，失败是必然的，随着军事的节节败退和倡导者的相继离世，中体西用思潮退却了，被主张更为彻底的变革的维新思潮所代替。
第四节维新思潮与戊戌变法〖1〗一、 甲午惊梦: 维新思潮兴起的契机中体西用思潮的预设前提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定信仰，即人们相信传统的形上学是完美的，国家所遭遇的困境主要是以往的人们没有恪守“经世致用”的传统，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恢复这个传统，就可以使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变为现实。因而，持续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主要是以效仿西方实用技术为目标，即致力于恢复“经世致用”的传统，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证明技术的简单模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境，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站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严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42.这次失败进一步印证了进步思想家关于洋务运动的致命缺陷，同时也使国人亡国的危机感更加沉重，政治危机引发了信仰危机，人们普遍意识到，传统价值理念存在的缺陷是严重的，特别是法先王的政治理念是不合时宜的，技术不能救国于危难，中国必须变法革新以求自保，一时间，体制的革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思想家认为，在强权即公理的时局下，要想保种自存，必须从政治制度上根本变革，按照流行的政治理念来建立一个强盛的民族国家。变法维新的思潮替代中体西用思潮而流行于世，成为戊戌变法的舆论先声。
二、 历史进化论: 维新思潮的理论依据
  洋务运动的总体思路沿袭了鸦片战争以来“以夷制夷”的观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洋务运动开始之初，面临着来自当权的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只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开明人士认同，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夷夏之辩观念根深蒂固，洋务运动效仿西方先进技术的举动被守旧派指斥为以夷变夏的亡国之举，即令一般民众对洋务亦抱有偏见。而维新思潮的总体思路是“变法图存”，倡导者已经意识到中西文明的差异是古代与现代的差异，主张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解决。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由接二连三的军事失败而导致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悲观失望情绪迅速蔓延，强化了“以夷变夏”的观念，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制度变革，迅速崛起的事实使国人认定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才是解决现实危机的根本出路，“西学”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西方译著受到青睐，经过严复等人的努力，各种西方社会思想陆续被介绍给国人，不过，最吸引维新派的当属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的变化理念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最有力的思想依据。改革者坚信，西方正是因为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大胆革新，造成了近代的强盛局面，中国唯有接受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变法求新，才有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是从形上学的高度来理解吸纳这一思想的，并自觉地运用这一思想来阐释历史的演进，从而为变法维新大造声势。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例，康有为吸收了进化论的观点，并以之为标准，对先秦儒学的原典进行了原创式的阐释，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康有为提出: 孔子并非传统意义上因袭守旧之人，恰恰相反，他是历史上托古改制的第一位儒家，孔子的法先王、效尧舜之说都不过是借祖先之口说出他本人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不是复古，而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后世所推崇的许多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其实都是经由孔子一手创制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一向是完美的道德楷模，他对历史史实“述而不作”的态度成为后世尊崇古训的参照。而现在，经过康氏的重新解释，孔子变成了托古改制的创新人物，这一论断可谓石破天惊。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又依据进化论，改造了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将一治一乱的传统历史循环论改造成为逐级进化的社会发展观，君主立宪制被他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描述为达致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为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支持。可见，历史进化论是维新思潮的理论基石，以进化论观点阐释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和现实问题，是维新思潮的最大亮点之一。
三、 变法图存: 维新思潮的建国方略
甲午战争后，保种图存的意识日益紧迫，民族主义观念进一步强化，维新派意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依托于现代国家的观念，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中对国家概念做了界定: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新民说.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8.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向来只知一身不知有国家，只知天下不知有国家，前者走向极端就是只求自保，以个人私利为第一义，甚至卖国以求荣，以民族利益，换取个人高官厚禄；后者走向极端就是专制政体，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在上者，百姓视朝廷以为天帝之代表，而不是国民之代表，朝代更替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养成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心态。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提倡国家思想，要使民众懂得现代国家的含义。梁氏认为，第一，国家是政治共同体的代言人，是国民行使权利的表征，国家之于国民，好比公司的管理机构，官吏好比公司的管理人员，国民赋予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以此为借口，将此权利变成个人的特权，国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第二，国家的存在和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社会依循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弱肉强食，为了谋得各个群体的利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越是国家强大的，其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意识越强烈，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谓“天下大同”的理想在现实社会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梁启超特别抨击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这句话，认为将国家视为君主一人的私有财产，只要求人们对君主一人效忠，君主成为国家的同义词，中国人爱讲“天下”一词，不尚竞争，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文明发展的进程的。“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梁启超.新民说.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0.近代的世界格局正是各为其国争利的时代，各民族皆以自存为根本，中国要图存保种，必须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因此，维新思潮的宗旨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改革是维新思潮探讨的核心问题。维新派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他们的建国方略。在政治上，大力推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主张设议院和开制度局，并建议制度局之下开设分管法律、教育、铁路、邮政、工商、农业乃至海军、陆军等十二局，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分权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经济上提出“富国养民”“以工定国”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开办新式学堂，创办报纸、成立学会；等等。不过在这些建国方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革新而提出的国民道德革命的主张。维新思潮的倡导者认为，中国的落后与观念的陈旧关系密切，变法图存，非从改造国民意识开始不可。这一点成为维新派的共识。康有为以天赋人权论为武器论证了个体追求自由的合理性，指出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这是随个体生命而与之俱来的，它们是人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既是天赋的，因而每一个人都是凛然不可侵犯，都具有尊贵的人格，都有权追求自己认为正当、合理的生活，康有为据此对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人性的自我解放乃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延伸，满足人的自然欲求即为善，违逆人的正当活动即为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人的自然之性充分展开，去苦求乐。康有为从天赋人权论的角度对个体的权利作了充分的肯定，肯定人性自利符合进化的规律，使人格典范具有了现代的气息。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体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9： 4030.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指出，没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变法不会成功，拥有再先进的技术、再完美的制度也于事无补，他从最初的寄改革希望于君主、政府转而寄希望于广大的普通民众，主张“开民智、育民德”。“开民智”是要提倡新观念、新思想，重在开发智力，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育民德”是要根据现代政治理念，建立与现代国家观念相适应的人格典范。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将国家和权利意识的关系比作大树与树根，个体具有明确的权利意识，才能懂得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国权，他提出“民权”思想，指出，图存保种乃生存之本能，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但人异于动物者，在于他还有精神上的需求，意识到我当享有的权利，人人试图捍卫“我”之天赋权利，则遂有竞争之心兴起，民主制度之建立。梁启超以为，权利思想有无是中西两种价值体系的不同点之一，西方人讲人权，尚民主，人我界限分明，其结果造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中国人则正相反，权利意识几近于无；讲恭谦礼让，克己复礼，个体的权利不能伸张，个性受到压抑，不知自我应享有的权利或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以为荣，这是专制政体得以建立的基础。数千年来，中国人正是在不知权利为何物的情况下苟且偷生，实在是可悲可叹。而现在要进行政治变革，首要的在于树立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使每一个人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我应自作主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新民说”以明权利之分为中心，以私德为起点，致公德为归宿，其重心在如何合群利国，富国强兵，塑造了一个争权利，求自由，重公德，爱国家，进取尚争的人格典范。维新派从政治革新的角度，通过引进天赋人权论，极力突现个体的自由意志和权利意识，提倡道德革命，具有浓厚的现代人道主义色彩，的确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功用，也标志着维新思潮和中体西用思潮旨趣的迥异，是一场承前启后的思想革命。
四、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思潮的不足
  维新思潮是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潮。一方面，维新思潮的倡导者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屡屡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意识到这是传统价值体系落后于时代要求的结果，法先王的发展观从此画上了句号。进化论开始成为国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主要思想武器。维新思潮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严重动摇了儒学的权威地位，为后来者否定传统价值观的现代生存意义埋下了伏笔。以政治革新为原点的道德革命突出了思想启蒙的政治意义，也成为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一大特色。不过，维新思潮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由于西学译著的匮乏和政治任务的紧迫，维新思潮所吸取的西学是不全面的，甚至存在诸多错误，维新派对西学不加拣择的接受，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吸收，没有能够形成系统、合理的体系；维新思潮的政治理念是不合国情的，君主立宪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更没有与之相契合的利益集团，注定由此引发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结局。维新思潮虽然倡导道德革命，但是从天赋人权角度界说自由意志和权利自由，表现出了唯意志论倾向和非理性主义色彩，他们对新道德的标准的描述是非常抽象的，也不可能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维新思潮是新旧转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