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实践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王引 尹慧君 陈军 李瑞
1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京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北京的综合实力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城市开始向知识经济时期迈进。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北京传统工业已无法生存在这个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中，因此在城市改造运动中，大量的工业厂房转变成高楼大厦（住宅、商业、商务、公园、道路等），为城市更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北京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似乎是理所当然，但也存在一些遗憾。许多记载着城市历史的物质实体空间消失了，文化历史脉络也被切割分裂。而曾经被国人视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的机器设备与厂房，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并得到人们的重视。
2 北京工业的发展及遗产概况
2.1 北京工业的发展概况
（1）近代时期（1879—1949年）
北京的近代工业始于1879年，华商段益三开设通兴煤矿。1883年，清政府在京西三家店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成为北京近代工厂的开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工业有京绥铁路西直门火车站（西直门火车站，1906年）、溥利呢革公司（北京清河毛纺织厂，1907年）、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1908年）、通兴煤矿（北京矿务局门头沟煤矿公司，1879年）、双合盛五星汽水啤酒厂（1915年）、北京市自来水厂（1908年，见图1）、面粉厂、北京印钞厂（1908年，见图2）、石景山炼钢厂（首钢集团，1919年）。
（2）现代时期（1949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发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的号召。在“一五”期间，北京建设了三百多个工业项目，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初步形成了城郊工业区。六七十年代，北京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掀起了大办工业的高潮，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1966—1976年，北京工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曲折发展时期，工业建设缺乏统一规划，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造成北京能源、水源供应紧张，环境遭到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1992年，北京市工业进行了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三个方面的调整。
通过以上对北京工业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把北京工业遗产的研究时间范围界定为19世纪70年代末（北京工业初创）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业开始调整）这一阶段，对于建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工业企业，将随着社会发展、时间推移再进行研究。
2.2 北京工业布局特点
北京市工业空间布局经历了从内向外扩张、从内部调整向外部发展的演变，见图3。
新中国成立以前，北京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区，较大的企业则集中分布在西郊、北郊。20世纪50年代末，东郊棉纺织区，东北郊电子工业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和西郊冶金、机械重工业区在城郊形成。六七十年代，北京的新建大型企业开始在郊区布局，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分布在城区和城区边缘地区。80年代至今，北京在中心城区开始实施以解决污染扰民问题为目的的企业搬迁改造，在郊区开始了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郊区县工业科技园区建设。 
2.3 北京工业遗产现状与问题
北京市区范围内重要的工业遗产共63处。其中，已经纳入北京市级以上的文物以及优秀近现代建筑共有11处，工业历史遗产有52处。根据调查统计，在63项工业遗产中，属于近代（1879—1948年）的有16项，约占总数的25.4%；属于现代（1949—1980年）的有47项，约占总数的74.6% 。
北京市工业遗产现状分布，如图4所示。
北京市工业遗产呈现如下特征。
2.3.1 近代工业历史遗产（1879—1949年）——相对较少
北京工业遗产中属于近代工业遗产的有7处，包括延庆的青龙桥火车站（1905年，见图5）、丰台河西的中国北车集团二七机车厂和中国南车集团二七车辆有限公司（1897年）、首钢总公司（1919年）、门头沟的北京市明珠琉璃瓦厂（1927年）和木城涧煤矿（1927年，见图6）、房山的鑫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琉璃河水厂）（1939年）。
2.3.2 现代工业历史遗产（1949—1970年）——相对丰富
北京工业遗产中属于现代工业遗产的有44处，包括北京新华印刷集团公司（1949年）、首钢二通厂（1958年）、龙徽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原751厂、中国机床总公司（1979年）。
2.3.3 地域分布集中——中心城区工业遗产多，远郊区县工业遗产少
相当数量的工业遗产分布在中心城区内。除文物保护外，在其他52项工业遗产中，分布于北京中心城内的工业遗产有36项，约占总数的69%，中心城外的仅占31%。图7为北京市工业遗产区县分布情况。
2.3.4 产业类型多——制造业类、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类型多
北京市工业遗产主要包括市政设施（3项）、交通设施（1项）、工业（48
项）。在52项工业遗产中，制造业（食品、纺织、仪器仪表制造等）占相当大比重，交通运输、仓储等产业占的比例较少。
2.3.5 保护与利用情况——搬迁、转产、保留各占1/3
目前，北京的52项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状况不尽相同，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已转产搬迁、有转产搬迁计划、尚无计划。其中，已转产搬迁的有15项，约占总数的29%；尚无计划的有17项，约占总数的33%；有转产搬迁计划的有20项，约占总数的38%。
通过调研发现如下情况。①29%的企业已经转产搬迁，原来的厂区已经逐渐改造为创意产业园。例如北京市电线电缆总厂（现为尚巴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国机床总公司（现为国子监聚敞艺术中心）、北京小型拖拉机厂（现为左右艺术区）等都属于这类企业。②38%的企业有转产搬迁计划。例如门头沟的北京市明珠琉璃瓦厂计划改造为琉璃博物馆。这部分企业有条件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合理利用，发展成为适合自己产业特点的新型产业，继续为城市服务。③33%的企业尚无明确计划，或正在使用或尚闲置，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潜在资源。
2.3.6 存在的问题——工业遗产保护与实践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是从2002年以后开始的，与798艺术区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至今，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实践，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比如首钢、焦化厂、二热、首钢二通厂、751厂的工业遗产保护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总体上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普查有限、制度缺失、机制不顺。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还应在普查、认定、构建评价体系、颁布政策条文、建立组织机构、深入落实与实施管理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3 北京工业遗产保护的内容
3.1 对保护的认识
英国学者W.鲍尔认为：保护主要是指对现有的美好的城市环境予以保护，但在保持其原有特点和规模的条件下，可以对它作些修改、重建或使其现代化。
中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中的定义为：“保护”，一般指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等文化遗产及其景观环境的改善、修复和控制。
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语境中，可以将保护定义为：为降低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衰败的速度而对变化进行的动态管理。保护需要综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项因素，并且要在各个层面加以整合。
保护是手段，合理利用是实质：“保护利用”即“保护性再利用”，对于工业遗产而言，保护利用的重点并不是将工业遗产做原封不动的被动保护，而是为降低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衰败的速度，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掘工业遗产的价值，加以有效的再利用，发挥其更大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
所以工业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性过程，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到全局，影响到整个保护利用的实施效果。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综合性的社会实践，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工业遗产保护是全过程保护的实践。
3.2 保护的原则
工业遗产保护应贯彻五个结合的原则。①与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相结合：工业遗产保护必须从城市长远发展、城市定位和功能布局出发，体现统筹发展和资源节约原则。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复兴，实现工业遗产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和融合。③与城市文化建设相结合：贯彻“人文北京”理念，发挥工业遗产的文化效能，尊重工业资源的历史文化背景，延续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文脉。④与城市生态发展相结合：体现环境友好和以人为本原则。⑤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体现因地制宜原则，重视保护利用措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突出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3.3 保护程序的确定
工业遗产保护程序的确定包括如下内容。
（1）对北京市工业遗产进行初步筛选：①符合工业遗产基本概念界定；②满足任何一条登录标准的工业遗产；③遗产普查信息相对准确和完整。
（2）通过专家组公认的评价体系进行筛选：采用历史赋予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价与遗产现状及保护再利用价值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3）征求各方相关意见：初步确定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名单后，请规划部门牵头征求相关管理部门、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公众的意见，综合考虑之后，确定“第一批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名录”，报市政府批准、公布。
（4）未列入本次规划研究的“工业遗产名录”的工业遗产，在相关部门研究、专家评审认定后，可分批次列入“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5）经批准的工业遗产，由相关管理部门对其厂区和受保护的建（构）筑物设立标识，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3.4 保护名录的确定
我们将北京市域范围内已经被列为国家级、市级、区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已经被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工业建筑也纳入研究体系，统筹考虑。
初步列入“北京工业遗产名录”的共有63项。其中有5项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原宣武区京华印书局旧址、西城区平绥西直门车站旧址、北京印钞厂、崇文区京奉铁路正阳门车站、门头沟天利煤厂旧址；有6项属于北京市第一批优秀近现代建筑，包括北京自来水近现代建筑群（原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局基建工程队职工住宅（原平绥铁路清华园站）、双合盛五星啤酒联合公司设备塔、首都钢铁厂的展览馆和碉堡、“798”近现代建筑群（原“798”工厂）、北京焦化厂（1#、2#焦炉及1#煤塔）。其他工业企业有52处。 
3.5 保护的策略
在分析北京工业遗产的未来发展之路的基础上，以提升城市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利用资源、延续历史文脉为目标，以充分发掘工业遗产的价值、使工业遗产焕发生命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现为北京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制定以下保护策略。
（1）去粗取精，科学评估
工业遗产的调查、发现和价值评估是保护与再利用的前提。将所有工业资源等同于工业遗产是一种遗产“泛化”的表现，相对于工业遗产的大拆大建，缺乏重点的泛化保护反而会对城市建设造成阻碍。那么如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鉴别哪些属于工业遗产？哪些属于一般的工业资源？它们究竟应该保留什么？利用什么？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直觉判断是不行的，需要专业部门制定一套客观、严谨并且简单易操作的工业遗产评价体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大量的工业资源进行科学鉴别，从中选出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保留价值的工业遗产加以适宜性的保护利用。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工业遗产认定标准，一般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标准。定性评价主要是在概念界定、价值观层面，通过描述性语言对工业遗产提出的一些初步认定标准，例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制定的通用标准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制定的专项标准。关于定量评价，国内一些学者采用以建立指标体系为基础的定量评价方法，通过“选取评价因子——细分各因子的构成——制定评分标准——综合打分——分段评价”的过程，来筛选工业遗产，并从定量评估中根据工业遗产的价值高低和自身特点，判断哪些遗产能够被修缮利用、哪些需要原物保留。例如，清华大学刘伯英教授提出的“历史赋予工业遗产的价值”与“遗产保护、再利用价值”相结合的复合评价体系，曾多次运用于规划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应注意的是，评价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由有关专业人士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和发展。工业遗产的评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针对工业遗产自身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评价因子及权重、评分方式等关键因素，使评价更为客观、合理。
（2）分级保护，分类引导
针对北京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我们提倡分级保护、分类引导。
分级保护分四类价值和两级保护：工业遗产价值划分为四个等级——文物类工业遗产、优秀近现代建筑、重点保护利用类、一般性保护利用；工业遗产价值保护分两级保护——强制保留和建议保留。
分类引导分为四种分类引导方式。①原址原貌保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或是生产工艺中的重要环节，或是工业风貌特征非常显著的工业遗存，遗产价值非常突出，应进行原址原貌保留；不得拆除，必须保留建筑原状，包括结构和式样，可以进行必要修缮，也可适当置换其功能。新用途应尊重其中重要建筑结构。②原址整体保留：具有较高的遗产价值，同时具备较高的经济再利用价值的设施设备，应强制原址整体保留，不得拆除，保留建筑原状，包括结构和式样，可以进行修缮，也可以置换建筑功能，还可以对建筑和构筑物进行加层与立面改造。新用途应尊重其中重要建筑结构，并且应当尽可能与最初的功能相协调，建议保留一个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区域。③保留局部构建：具有一定的工业文化价值及经济再利用价值，但与开发建设存在较大矛盾的工业建（构）筑物和设备，且属于不可移动的工业遗存，应结合实际建设方案进行局部保留，保留部分区域或反映其原始功能及工业特色风貌的局部构件与特征，使其成为新的景观环境的一部分。④整体迁
移：具有一定的工业文化价值及经济再利用价值，但与开发建设存在矛盾的工业设施设备，属于可移动的工业遗存，应就近移入功能适宜的开放空间或建筑内部（例如博物馆、展览馆），作为城市雕塑、小品、展品等用途，使其成为新景观环境的一部分。图8为北京焦化厂分类保护示意图。
（3）区域统筹，产业带动
首先，应结合北京市整体的产业发展方向，与北京市产业空间布局相协调。工业遗产利用的定位有必要站在全市产业发展的高度，根据各区县的产业发展导向和空间规划重新审视产业发展模式，选择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途径，理清思路、整合资源，使之成为区域产业链条内的重要环节。
其次，要突出自身特色，进行差异化发展。适合工业遗产转化的一般产业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文化创意产业：位于城市边缘区的一些旧工业区可以利用其低廉的房租成本和安静、自然的环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影视、传媒、广告、艺术设计、艺术品展示、销售、演出、展览以及相关衍生行业，如餐饮、娱乐、商业等。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城市中心区内具有一定科研基础和生产能力的工业企业，可以利用原有的厂区设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科技研发、商务配套、先进制造业等，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产业的升级调整。三是旅游业：对于工业遗产分布数量多、面积较大的区域可逐步形成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四是生活配套服务业：对于中心城区内分布较为分散、规模不大的厂区或单体建筑，应结合周边城市功能大力发展文化、体育、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性设施，以满足周边区域对配套服务设施的需求。
（4）模式创新，多元发展
① 改造成主题博览园模式：例如北京焦化厂、首钢、首钢特钢的工业建
（构）筑物集中区域、门头沟天利煤场旧址等。
② 创建公共休憩空间模式。适合运用该模式的工业遗产应具备以下条
件：处于城市通风走廊符合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具有良好的工业遗产风貌特征，整体建筑密度小，周边开敞空间较大；重要建（构）筑物保存完好，内部空间改造利用率较小，但可以作为景观标志物或城市小品，需要结合污染治理进行环境整治的厂区。例如：门头沟的一些煤矿，永定河周边的二七机车厂、车辆厂等。
③ 打造新型产业区模式：适合工业遗产转化的产业有文化创意产业区——街区建筑具有一定特色，可改造的厂房、办公等建筑较多，并依托于周边艺术环境氛围和艺术家的聚集，大多处于城市边缘区，地价低、租金少，如图9所示。高新技术产业区可以利用原有厂区设施发展科技研发、商务配套、先进制造业等，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产业的升级调整，从而成功转型。
④ 与旅游相结合的购物休闲模式：依托过去的和现在的工业遗产资源
（包括企业、工厂、交通设施等），作为观光游览对象的旅游活动，核心吸引力是反映人类生产与工作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是旅游业的重要分支。图10所示为北京工业遗产旅游产业文化集聚区。对于工业遗产分布数量多、面积较大的区域——“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河西”一带、朝阳“798——焦化厂”、通州等区域应有意识、有创新地加强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
⑤ 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开发模式。如北京焦化厂，成立于1959年，是我国最大的煤化工专营企业之一，原功能是炼焦、化工，改造后具有综合功能，包括城市公园、地铁车辆段、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办公、商务会议、酒店、零售商业、餐饮服务以及少量公寓等内容。
（5）治理污染，恢复生态
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保护已不仅仅停留在土地利用和建筑改造的狭义范围，而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生态环境领域。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要以消除污染隐患、恢复生态环境为前提，坚持“环境评估——统筹规划——低碳发展”的思路：首先，要请专业部门对工业遗产厂区进行环境评估，确定不同污染物的种类、分布情况和污染治理措施；其次，要结合规划设计方案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空间布局、开发建设的关系，确定用地功能布局和开发建设时序；最后，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提倡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广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态修复技术，推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和措施。
（6）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工业遗产保护应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发展、多方共赢、积极推进保护利用工作实施进程的思路。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奖励和扶植政策来引导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促进规范化管理，调动企业积极性；实行“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与“企业主导、政府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实施；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保护”的原则，按项目推进，实行市场化运作，完成政府、企业、开发单位、居民多方共赢的目标。
4 实施保障
4.1 转变传统观念，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经济合理性并不是城市规划的唯一依据，其最根本的原则应该在于社会合理性。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应摒弃单一的经济利益衡量标准，要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多方面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协调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推动经济、文化、生态三者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各界应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4.2 增强公众参与、保护意识
利用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保护工业遗产的宣传和教育，使工业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意识深入人心，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保护工业遗产的积极性，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保护氛围，推动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4.3 认定工业遗产，完善保护法规
应按照《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工作导则》中的相关规定认定工业遗产，建立“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研究制定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相配套的法规或指导意见，形成公共政策的集合，确保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4 制定专项规划，解决具体问题
参照《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以便采取合适的措施降低优秀工业遗产被破坏的风险。对经认定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明确界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强制保留和建议保留的地面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修复、改造、利用、管理运营的原则及具体措施。对有价值的非物质工业遗产及整体工业景观，应制定相关保护利用规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的强制性条件应纳入城市控制进行详细规划的法定文件，为开发建设提供依据和指导。
4.5 创新工作方式，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工业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转变工作思路，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不断补充和完善工业遗产名录，建立规划的长效机制，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工业遗产保护的方式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施卫良，王引，杜立群，刘伯英.北京中心城（01—18片区）工业用地整体利用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刘伯英，李匡，陈世杰.2008年《北京市重点工业资源调查及保护与再利用导则研究》.
[3]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0年《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
[4]	尹慧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工业遗产让城市更精彩——北京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策略研究[J].北京规划建设，2011 (139).

天津近代工业遗产简述1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 徐苏斌 青木信夫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福州大学建筑学院 季宏
1 序
为什么要研究天津工业遗产？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是具有复合的历史价值的城市，具有军事化（明清中国北方海防的门户）、工业化（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等工业遗产）、国际化价值（九国租界、港口，在近现代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工业价值而言，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在中国以天津为中心的旧直隶堪称中国工业革命的摇篮。
清道光之后，天津作为“畿辅重地”、“京师门户”，在北方率先兴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军事教育；袁世凯推行新政后，天津工商业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商埠、经济中心和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城市发展的立足点，城市的定位也就以提升经济地位和利用自身优势扩大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为主要目标”。天津也是中国除上海外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并创造
了多项“全国第一”2。这些工业遗产曾在中国工业革命中占有先驱地位。天津较为著名的工业遗产有北方第一座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北方第一座船坞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中国最早的水泥生产企业启新洋灰公司、中国最早的近代煤矿开滦矿务局。到1949年，天津共有4708家企业，位居全国第二。不仅如此，天津周边的矿山、铁道遗产也是天津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最早的自主的铁路建设始自开平矿山铁路，汉沽有全国最早的铁道桥梁遗址，关内外铁路沿线铁桥和沉箱基础工法的采用都是全国最早的。这些近代工业以天津为中心，兴办范围在清末直隶范围内，其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是清末直隶总督府设置在天津，但是管辖的范围则是“直隶”。“直隶”不同于今天的“天津”，包括天津、北京、河北的大部分和河南、山东的一小部分。李鸿章、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首先是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筹办工业。在直隶管辖的范围内相继出现的一系列产业基地，成为今天天津工业遗产的核心。
这样的工业遗产的核心地带成为城市开发的最前线。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使得天津城市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天津文化遗产的保护却没有进入对等的状态。工业遗产研究刚刚起步，评估标准不明确，具体的普查和价值评估严重滞后，致使工业遗产不断消失。就在最近，著名的近代化学工业基地天津碱厂几乎被全部拆除。
2 天津近代工业研究综述
天津近代工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近代工业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天津近代工业进行介绍；第二，从天津近代史的角度研究天津近代工业；第三，地方志、厂志、企业档案与人物传记对天津近代企业进行记录；第四，从工业遗产的角度对天津近代工业遗产再利用进行研究。
2.1 近代工业的相关研究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五辑从全国范围综合研究了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分别介绍了民间资本产业，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清末及国民党官僚资本产业，中国各行业的特点、产量、结构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等问题。该书对我国近代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业发展做了详细论述，对作为我国近代第二大工业城市天津的介绍自然不可或缺，但相对上海则篇幅少得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1860—1949》对于对近代各行业有贡献的天津企业均有介绍。
2.2 近代史中的近代工业研究
近代史中对天津近代工业有所涉足的除了上述工业史的研究外，集中在专项史如海防等方面的研究和地方史如天津近代史两部分。《中国海防史》
（下册）、《清末海军史料》中对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或多或少有所提及。
研究天津近代史就不得不涉及天津的近代工业，其中清末天津的军事防卫、洋务派的经营、近代城市的转型、工人阶级的壮大、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都与之相关。很多学者已对天津的近代工业史进行了梳理。著名史学家来新夏主编的《天津历史与文化》、《天津近代史》详细描述了天津各个类型的工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从资本到工人数量等细节问题都加以描述，是研究天津近代工业较为系统的著作。万新平先生的《天津早期近代工业初探》一文把目光集中在1900年之前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分清政府官办工业、外国近代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三部分论述早期近代工业的历程，文中考证了很多企业的历史，指出之前研究的错误，表述了自己对天津早期近代工业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振江教授的《天津近代新政运动的历史地位》一文指出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和立宪政体改革对天津近代社会文明构建的推动作用，指出“天津是创造近代文明的基地，是带动中国走向近代的开路先锋，其突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是别处取代不了的。”[2]
2.3 地方志、厂志、企业档案与人物传记
《天津通志工业志》、《天津通志铁路志》是地方志中的专项志，一般较为系统全面。但作为工业遗产的基础研究材料，其深度与翔实程度有所欠缺。
厂志是工业史研究最为重要、记录最为翔实的专著，一般由企业专人编写，详细记录企业的建设情况、发展状况、工艺演化与设备购买、领导事迹和大事记等。天津近代各类工业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厂志或相关专注，如《天津碱厂志》、《启新洋灰公司资料汇编》等。人物传记一般以描绘著名实业家、科学家为主。周学熙、范旭东、侯德邦等人的人物传记，主要为人生历程，内容多有夸张，但其中也不乏可以利用的史料。《周学熙传记汇编》一书中收入的《周止庵先生自述年谱》、《东游日记》等文，是研究周学熙创办实业较为可靠的资料，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
2.4 天津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
天津近代工业遗产研究的综合性专著仅有岳宏的《工业遗产保护初探：从世界到天津》一书。该书介绍了世界和中国工业遗产发展与保护的历程，天津工业遗产的形成、现状、保护历程。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岳宏提出了与建筑学视野下的改造再利用不同的观点：
（功能派）是因为利用而保护，因而有可能导致某些受到保护的对象并不具有值得保护的文化价值，或者即便具有保护价值，甚至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由于以再利用为主要取向，在改造中使保护对象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本体派）是为了保护而利用，利用只是保护的一种方式，其代表就是那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这种保护性再利用更多地采用辟为文化场所，如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文化中心等的形式，这样既保护了遗产特色，又发挥了文化功能……笔者不揣冒昧，草成此文，并代为序，希冀有助于“本体派”的尽速壮大，进一步繁荣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3]
从改造再利用、旅游等角度对天津工业遗产的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成果突出，相关成果有王川的《天津近代工业遗产改造与利用浅析》
（2007年）、宋春兰的《浅谈工业遗产与保护——以天津三条石民族工业为例》（2008年）、董岑的《天津市塘沽区工业遗产旅游研究》（2009年）等。
2.5 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成果
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目前正对天津近代化遗产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青木信夫教授与徐苏斌教授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保护规划与直隶工业遗产“群”试评价》一文引入日本正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九州、山口近代化产业遗产群的评估方法，将天津工业遗产放大到清末直隶工业遗产“群”的视野下整体评估，得出直隶工业遗产“群”的跨普世价值，开创了中国近代化遗产评估的新方法。青木信夫教授与徐苏斌教授的另外一篇文章《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保护到天津滨海新区总体规划》指出塘沽总体规划对文化遗产的忽视与创意城市视野下文化遗产在城市定位中的重要性。
该中心指导的博士、硕士论文及发表论文中的与工业遗产相关的论文有季宏、徐苏斌、青木信夫的《样式雷与天津近代工业建筑——以海光寺行宫及机器局为例》（2011年），结合样式雷图档中保存的天津海光寺行宫及机器局地盘样、立样图与历史照片，对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参与的唯一一座近代工业建筑——天津机器局的兴建背景与选址进行研究，对机器局工业建筑进行了分析。季宏、徐苏斌、青木信夫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历史沿革及遗产现状研究》（2010年）结合历史文献和历史图档，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分析，尝试对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遗产——大沽船坞的历史与价值进行研究，并对该工业遗产的现状进行了介绍。
曹苏的《天津近代工业遗产——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初步探析》（2009年）、傅东雁的《中国近代化城市的缩影——20世纪初的河北新区 》（2009年）、王康的《天津原日租界规划沿革初探》（2010年）、侯凯的《天津南市地区市井空间及市井文化研究》（2010年）、闫觅的《天津碱厂工业遗产研究》（2011年）等硕士论文对天津不同近代化遗产类型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天津工业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史方面，对于工业遗产的价值认定、工业建筑遗产的再利用方法、工业景观、工业旅游等方面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较少。
3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脉络
历史学对天津近代工业的研究往往以工业企业资本的属性作为分期依据，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由于近代历史的特点一般经历了三个或四个时期，各个城市往往都经历了由官办军工产业到官督商办，继而发展到民族资本产业兴盛、日占时期停滞这样一个过程。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与上述过程基本一
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始于洋务运动中清廷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实业家周学熙成功创办了北洋造币局后又陆续兴办了一批“官助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但是，以往各个时期的上下限就借助重要的历史事件。就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分期而言，多数学者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件作为初始期的结束、发展期的开始，将1911年辛亥革命作为发展期的结束、兴盛期的开始。1
本文将在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进行梳理，分析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工业类型和性质，以工业自身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为依据分期。初始期的工业重心集中于清末军工业的建立与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多项中国近代军事发展的第一——最早的水雷试验、最早的潜水艇、最早的电报线、第一条自主修建的标准轨铁路等，初始期的起点是天津机器局修建。天津近代工业在发展期最突出的贡献是北洋银元局与度支部银元总厂的创建，它们对天津货币的流通、工商业的发展乃至全国货币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工业教育在袁世凯的支持与周学熙的倡导下得以大力推广，对之后整个华北地区工人阶级的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1902年北洋银元局的创办是发展期的起点，也是初始期的终点。发展期的终点是1915年周学熙下野，官助商办产业基本结束，近代工艺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式微。而周学熙此后开始依靠自己的影响力筹办商办产业，天津全面进入民间资本产业的兴盛期。各个时期虽或多或少有其他因素影响，如初始期民间资本初创，发展期民间资本不断壮大，但都无法构成天津近代工业发展诸阶段的主体。而分期的上下限并非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找到影响天津近代工业各个时期的内因，以此决定分期界限。
分期的目的在于以工业自身的发展历程确定近代工业分期，使每一时期的重要的工业类型、性质易于判断；此外，使对于不同工业行业在历史、
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价值易于分析。
3.1 初始期（1866—1903年）
从1866年开始，洋务派在天津及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天津成为李鸿章的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
3.1.1 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产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军工产业。清廷于1867年在作为京师门户的天津修建了当时北方最早、最大的军工产业——天津机器局，包括东局子和海光寺机器局。其中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
1880年清廷为加强海防在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这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1890年始造军火。
3.1.2 “官督商办”近代产业的问世
1878年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4]之后修建的中国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等都为官督商办的产业。这些产业虽为官督商办，但往往“先官后商”[4]，因此天津的“官督商办”产业的发展并不顺利。
3.1.3 天津早期的外资企业
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1874年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它比李鸿章1872年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迟一些。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这19家外资企业，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3]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
3.1.4 中国民间资本产业的创办
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晚，最早的是1878年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万新平先生指出，在1900年以前，天津的机器面粉业并非只此一家。“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近来添没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5]1884年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由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还有1886年开办的万顺铁厂、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铁厂，主要集中于英租界、三条石大街两地。天津著名买办吴懋鼎投资兴办的民间资本产业有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火公司、1897年创办的北洋织绒厂、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这些都是天津同类行业中最早的。
可见，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的重要产业约36家，19家为外资企业。17家民族工业中，6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6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方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
3.2 发展期（1903—1915年）
1902年推行“新政”至民国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以及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
3.2.1 “官助商办”近代产业的发展
20世纪初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02年，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了北洋银元局(图1)，取得成功后又于1906年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助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创办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
3.2.2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转型
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军工产业受到严重破坏。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900—1902年被俄国占领。1906年，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作为官助商办产业开始
运营。
3.2.3 商办近代产业发展
“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得到了发展，在直隶工艺总局的推广下，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范围由河北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
1902—1911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业居首，4l家；化工其次，31家(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食品居三，20家(含烟草)；支柱产业结构初见端倪(图2)。[6]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3 兴盛期（1915—1937年）
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其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产业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工业中心、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3.3.1 纺织业
“新政”期间周学熙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1904年直隶工艺总局所属的实习工厂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该公司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1916年，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8—1922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4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天津逐渐成为我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图3)。
3.3.2 面粉业
1878年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建于1915年的寿星面粉公司为中日合资，1919年抵制日货时，停产。1925年，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1921年。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1923年，为三分厂。其他较为著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1919年，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1924年，生产“牧牛牌”面粉。(图4)
3.3.3 海洋化工
天津的古代盐业属“长芦盐场”。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许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范旭东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范旭东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中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1917年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1923年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1926年6月29日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将其定名“红三角牌”。精盐和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我国化学工业的空白。
3.3.4 机器加工业
清末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1914年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到1937年前，从事铸铁和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3]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著名的企业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和1926年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
3.3.5 其他工业
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上述四类规模较大的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的产业和著名的产业品牌。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1921年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玻璃企业；1929年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见图5，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 1931年以后，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1948年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仅1912—1928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 427 000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6]
3.4 日军占领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永利碱厂、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企业被日军占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本人占领后，变成
“军事劳工监狱”。天津六大纱厂先后为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日资在天津又新建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四个纱厂。
日占期间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其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商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六家钢铁企业。
这些工厂解放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的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为天津钢厂，日商的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人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4 天津近代工业遗产的普查与研究
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对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工业遗产的普查始于2008年，最初为抢救性的记录。普查对象包括自天津至唐山铁路沿线的塘沽火车站旧址、天津西站、天津北站、滦河大桥、汉沽铁桥等铁路遗产，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东局子、开滦矿务局等军工产业，天津碱厂、久大精盐公司等海洋化工企业，六大纱厂、东亚毛纺厂等纺织工业，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唐山华新纺织公司、唐山机车车辆厂等旧直隶范围的企业，以及各大企业在海河下游的码头。2009年其完成了北洋水师大沽造船坞保护总体规划，大沽船坞、北塘炮台、塘沽火车站旧址的测绘工作；2010年开始对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要工业遗产、“永久黄”团体遗存——天津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进行调查和研究，并于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完成了滨海新区现存全部工业遗产的全面调查记录。
2011年年初天津市规划局筹备了天津工业遗产普查工作，3月天津市博物馆开始就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对天津各规划分局进行宣传，4月开始讨论工业遗产价值认定标准，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参与其中。2011年9月，受天津市规划局和河北区规划分局的委托，中心开始对天津市河北区的工业遗产进行详细普查，划定了各工业遗产的厂区范围，对建（构）筑物进行标号、登记和拍照，并对遗产环境进行调研；9月底将上述成果提交至天津市河北区规划分局。
5 天津近代工业遗产的保存现状
2006—2009年天津的几大棉纺厂陆续被夷为平地，三条石大街一带高档住宅相继落成。天津近代工业遗存所剩无几，见图6，旧工业区整体保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