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风险社会与城市危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把握风险社会与城市危机的关系，尤其是当前中国城市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理解城市危机的内涵与特征；了解城市危机的产生原因与诱发机制；掌握城市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N Luh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Berlin: de Gruyter. 1993: 218.，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在工业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双重推动下，风险出现了人化、制度化的特征，并迅速演化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灾难。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城市危机作为风险的实践性后果频繁出现，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认清现代风险景观，并在风险社会视域中把握城市危机的特点、诱发领域、发展规律是危机应对实践的必然要求。
1.1 风险与风险社会
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回应风险的实践性后果的过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对风险内涵有多种阐释，其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他们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1.1.1 风险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
作为历史的产物，风险源于人类畏惧自然和强烈生存意愿的真实表达。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凶猛的野兽、肆虐的山洪频繁威胁着人们，“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类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76.进入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类开始利用各种生产工具进行大规模的种植。人类所到之处，砍伐森林、烧毁草原，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获得了局部性的胜利。但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和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利用，人类仍然难以抵挡由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生态风险。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冲突开始以暴力形式出现，阶级斗争成为人类面临的一种新的风险。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推广、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兴起，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成为主要的风险源。人类利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粗暴地干扰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严重破坏，使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增大。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导致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并以战争这种极端形式爆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工业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双重推动下，人类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强了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引发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最典型的事例如传染病的蔓延和外来物种的入侵等。同时，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大大增加了风险潜在利益相关者的数量，诱发了信息不及时、不完整导致的社会心理恐慌。可见，工业文明时代的风险更具复杂性、多样性。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后工业时代，德国学者贝克将这个时代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风险的人化。人化风险即“人为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人造风险”, “它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 周红云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2.. 
(2) 风险的制度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制度体系在规范社会运行、防范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由于制度功能的失效使制度本身成为一种现代社会风险,也就是“制度化风险”. 
(3) 风险的普遍性。全球化背景下各类资源的加速流动以及各国家相互联系和依赖增强，加速了风险的扩散，加剧了风险的后果，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灾难。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一方面中国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场变革中，中国同时经历多重转变: 
(1) 经济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
(2) 社会转型，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
(3) 政治转型，即从以个人权威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向民主与法制并重的多元治理体制转变；
(4) 发展转型，即从内向型、自我封闭的社会体系向开放型、国际化的社会体系转变。转型孕育着机遇与繁荣，同时也造成风险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变。另外，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全球物质与信息的流动，使我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各类灾害事故，如“甲型H1N1流感”、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在高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风险,科学高效地回应风险的现实后果是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1.1.2 风险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风险不仅来自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到底何谓风险？风险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始终的状态还是现代产物？风险具有哪些特征,又有哪些表现形式？围绕风险概念出现了诸多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争论。
1. 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
由语源学可知，“风险”一词来源比较模糊，也充满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有的认为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有的学者认为它起源于14世纪的西班牙，有的学者认为它来自1319年的意大利文献。根据法国的语源学词典，埃瓦尔德（Ewald）将“风险”的法文词“Risque”追溯到意大利语并把它放在早期的近代海上贸易和保险的语境中来理解。法文“Risque”源自意大利文“risicare" ，意谓胆敢。胆敢有动词的意味且根植于人类固有的冒险性，冒险意味有获利的机会。按照德国社会学家N.卢曼（Niklas Luhmann）的看法，现代意义的风险一词最早以印刷形式出现在16世纪的德国，于17世纪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进入英语世界。17世纪中期，英文的世界里才出现“risk”这个词。
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考证，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那时人们并不是从风险角度，而主要是从命运或上帝赐予的福与祸的角度考虑问题”. \安东尼·吉登斯，\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尹宏毅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 78.可见，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还没有风险的概念，因为人们把危险当做命中注定，危险要么来自上帝，要么仅仅来源于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世界。在十六七世纪，才有了风险这个概念，它早期出现在现代早期的航海贸易和保险业中，多数用于自然现象和经常发生于航海中的触礁、风暴等事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的“风险”概念已经不是最初的“遇到危险”，而是更多地与人的决策和行动联系紧密的“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 
起初，对风险的研究一度只局限于保险业这个狭小的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风险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进行了定义，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如下几种。
(1) 统计学、精算学、保险学等学科把风险定义为某个事件造成破坏或伤害的可能性或概率。通用的公式是:  风险（R) ＝伤害的程度（H) ×发生的可能性（P) 。这个定义带有明显的经济学色彩，采用的是成本-收益的逻辑，但有意思的是，人们通常只从伤害的可能性角度来了解“风险”，因此忽视了风险所带来的潜在收益。Mary Douglass. 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20.
(2) 人类学、文化学把风险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它是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的功能，作用是辨别群体所处环境的危险性。道格拉斯认为“风险应该被视为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并总处于增长过程中。因此，尽管风险在本质上有其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形成的。“风险总是社会产物”，是“集体构筑物”。而由于环境的不同，“每一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自身特有的风险列表”. 
(3) 社会学对风险的定义有两种。其一是社会学家卢曼认为风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但强调风险并非一直伴随着各种文化，而是在具有崭新特征的20世纪晚期，因为全新的问题产生的这一现象；另一社会学家贝克对风险的定义是，“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19.
前述关于风险的概念可以归为两类: 一是以第一种定义为代表，把风险看做物质特性；二是以后几种定义为代表，既把风险看做物质特性，也把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一种含义上。上述概念就各自的学科来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贝克的定义更具有洞察力和学理性，揭示了风险的现代性本质。
在日常生产或生活中，有一些与风险相关甚至相似的概念，如“危险”、“灾难”、“威胁”、“不确定性”、“可能性”、“不安全”等。在这些概念中，“危险”、“灾难”、“威胁”体现的是风险的实现的后果，多指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具有消极后果的客观现象。当然，在一定条件下风险也可能不转化成这些消极后果。所有的“危险”、“灾难”、“威胁”都是风险，但并非所有风险都会以这些形式实现。卢曼认为危险和风险之间的区别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且认为风险是由高技术以及决策的累积效应引发的。
从含义上讲，“不安全”、“不确定性”是与“风险”相对更为贴近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安全”是一个界定不严密并且适用于各种场合的概念，它比“风险”和“不确定性”更为粗略。“不确定性”是一个与“风险”联系最紧密的概念，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比“风险”更普遍、更基础、更根本的概念。尽管“风险”与“不确定性”联系紧密，但二者不能等同。“不确定性”属于主观的范畴，而“风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客观的成分。经济学家奈特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可以用某种具体的概率值表示，那么这种随机状态就称为风险；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至少在目前状态下还不能）以某种实际的概率值表述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随机状态则称为不确定性。换句话说，风险就是不能确定知道，但能够预测到的事件状态；而不确定性是不能确定地知道，也不能预测到的事件状态。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构\.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
2. 风险的特点
各种风险定义的界定实际上都在强调或侧重风险性质的不同方面，如有的强调风险的危害性，有的强调风险的不确定性等。一般认为风险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吴志敏.风险社会视角下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天府新论,2007,(6).
(1) 风险的普遍性。风险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的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发生的问题，也不只是某些人群的个别感受，它是人类在走向现代化和迈向全球化中所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反映。因此,新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风险一旦发生，其作用范围将跨越地理的界限，在世界某一角落发生的风险很快就可以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全球化背景下各类资源的加速流动以及各国家、人群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加强，也造成了风险的普遍性。在这些风险的扩散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剧了风险的后果。
(2) 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预测性。在传统社会，危险是可以通过人体直接感知的。现代风险超出了感知的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没有明显的联系，有时人们甚至生活在远离源头的地方，却同样未能幸免。跟传统社会不同，在当代的风险社会中，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社会风险一方面后果巨大，往往是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另一方面其爆发的时间可能是一瞬之间，不可精确预测。而且风险的前因后果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风险不再具体化。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常有延迟效应和混合出现的可能，使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预测，难以控制。
(3) 风险的关联性。任何个体想要逃避风险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在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风险面前,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政治的等边界都将被弱化。风险所带来的后果不仅给人的生存造成威胁和伤害,还会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风险会悄悄转化，它可以转变为经济风险，导致市场瓦解，造成资本贬值，进而转化为信任风险，最后转变为后果严重的政治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崩溃边缘。
(4) 风险的扩散性和破坏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个别国家开始很快席卷了整个亚洲，然后又迅速地向全世界蔓延。从广东开始爆发的“非典”，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扩散性的危害,以致造成全国性的“非典”扩散的大恐慌。这些教训让我们充分认识了风险扩散性的威力。当然,现代社会风险的破坏性极强。它造成的破坏性可以是局部的,也可能是全局性的，或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发生。它可能是周期性的,也可能是继发性或连续性的，但不管如何，它一旦发生蔓延，轻则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重则造成社会恐慌、秩序混乱、政权更迭，甚至是社会解体。
3. 风险的分类
风险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这涉及风险的分类。从现有的研究看，风险的分类有四种标准。
(1) 按风险分布的领域分类。按照这个标准，风险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道德的等几类。
(2) 按风险来源分类。这样，风险可以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定造成的风险以及个人造成的风险。按照吉登斯的理解，风险可以被归纳为两大类:外部风险，即自然具有的风险；人为风险,包括其他所有的风险。
(3) 按人类的认知程度分类。斯崔德姆认为，按照这个标准，风险可以分为已知的、疑似的以及假定的。
(4) 从学科的角度对风险进行分类。迪恩认为，风险可以分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和“治理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是被置于对现代性的总体勾画和叙述中理解的,是人类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本体状态的一个特征。风险是社会类型和社会变迁的特征。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可以从现实意义上讨论“风险”社会。治理意义上的风险是与我们如何治理有关的措施、技术和理性混合体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风险是可计算的理性概念,与管制、管理和规范人类行为的各种技术有关。
1.1.3 风险社会理论
在对风险内涵、风险文化等要素的研究中，形成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如范·普利特威茨的“灾害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等，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当属贝克和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尽管风险社会理论称不上一个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其对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为我们审视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伤痛、修正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思路。
1.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在工业现代化完成之后，人类对科学技术产生无限的敬仰和依赖，科学理性操控了人类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实践的一切活动，并逐步获取丰厚的价值回报。然而工业化、现代化的到来却招致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灾难，这引起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愈加复杂和深入，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也愈加激进。风险社会理论正是在此反思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问题较早地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系统的思想与理论的学者当属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第一次使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充满风险的人类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通过对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进行反思后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潜在地发生。此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美国的“9·11”事件和中国的“非典”等全球性危机的发生，一再地证实了这一理论并使其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
2. 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在社会所决定并因此而生产出来的危险破坏和(或)取消福利国家现存的风险计算的既定安全制度时，我们就进入了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在风险社会，对由技术及工业的发展所制造的危险的难以预测性的认同，驱动了对社会环境基础的自我反思与对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理性”原则的评价，在风险社会的自我概念中，社会变为反思性的。反思现代化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进一步的现代化对工业社会的基础形成威胁，从而迫使工业社会在现代化作用下进入风险社会；二是在知识增长和不变性增强的条件下，对现代化自身进行反思\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对科学等理性思维采取积极反思而不是否定、拒绝的态度，是贝克反思现代化理论区别于后现代思潮的核心所在。贝克主要是从技术性风险和生态主义视角来看待风险社会，并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只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概念在三个参照系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一是现代工业化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三是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正在枯竭、失去魅力。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工业社会发展观的反思前提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如何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唤起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以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生产的竞争力。
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
(1) 他加强了对制度性风险的关注；
(2) 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四个制度支柱(即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军事秩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其发生的时间以及发生后的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其风险的危害程度可能是全球性的，甚至危及人类的整体存在。但他认为这些新风险并没有对社会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不断增强。吉登斯对比性地提出人们所面临的风险环境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环境主要指:“一是来自自然的威胁，如传染病的流行，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二是来自于掠夺性的军队、强盗、地主军阀等人类暴力的威胁。"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8: 4.而现代意义的风险环境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在工业社会前2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另一类风险则是“人造风险”，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它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由于人造风险产生和结果的不可预知性、风险应对的不可借鉴性，这使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风险的来袭而束手无策，人们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风险环境之中。变化了的风险环境带来了风险的个人化，一方面每个人的任何一种选择机会都会产生风险，并且选择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每个人所遇到的风险又因自己选择的差异而不同。风险的个人化使人们在风险面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从而提高了个人的风险意识，并且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改革现有的制度。
总之，风险社会是工业现代化的一个负面结果，它指的是现代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急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社会中人类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外部风险(是指以时间序列为依据可做出估计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等)转变为由人类的科学理性和文化知识制造出来的“人造风险”，而这种人造风险既不容易觉察、体验到，也无法依据传统的时间序列做出估计\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8: 8.。现代风险环境下，除了个人要提高风险意识之外，如何调整、改变现有的不适应制度成为应对风险的重要因素。
1.2 认识城市危机
在考察公共危机和城市危机概念之前，必须搞清“风险”与“危机”的关系。风险与危机都是与现代化相关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等共同特点。但“风险”与“危机”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风险是经济学，危机是管理学概念。风险与危机的差别在于对决策的不同态度。由于“危机”的管理是一种强实践性的活动，因而强调决策；而对风险的分析更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现代性，强调“自反性”，因而反对决策。“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83.。更为重要的是，任何风险在发生之后，就不能称之为风险，只能称之为危机，而危机在发生之后仍称为危机。风险是因，危机是果，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童星,张海波等.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 
1.2.1 城市危机的内涵1. 公共危机  “危机”一词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濒临死亡、游离于生死之间的那种状态。到了18、19世纪，“危机”一词被逐步引入政治领域，表明政府体制或政府面临的紧急状态，是相对于政府常规决策环境的一种非常态的环境。随着适用范围的不断拓展，各主要工具书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危机进行了解释和定义，如: 《韦伯辞典》将“危机”一词定义为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现代汉语词典》对危机的解释为: “危险的根由，如危机四伏”, “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 
中西方学者对危机也给出了众多的定义。
C.F.赫尔曼从决策的角度指出，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团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决策集团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朝着令决策集团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Hermann, Charles F,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1972: 13..     
(美)福斯特(Foster)发现“危机有四个显著特征: 亟须快速做出决策，并且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资源和时间来应付”. 
(荷兰)罗森塔尔(Rosenthal)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将危机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紧迫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Uriel Rosenthal, etc. ed. 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Illinois: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Ltd., 2001: 10.. 
巴顿（Laurence Barton）强调危机管理过程中沟通的重要性，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人员、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等造成巨大的损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1: 18-19.. 
中国学者薛澜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53.. 
潘光认为，危机“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因若干方面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一种打破常规的恶性状态”潘光. 当代国际危机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这一界定比较强调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危机爆发后所呈现的状态。
余潇枫以非传统安全危机为视角，通过对危机的历史“现实”和理论“逻辑”分析，将危机定义为由自然或人为的突发事件引发的、导致系统正常运行失序或中断的急难状态，即危机是不安全状态的急难状态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6..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危机，但却对公共危机的内涵鲜有界定。那么什么是公共危机呢？公共危机是指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与非均衡状态。公共危机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可以延及整个社会，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02..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生活中“突发事件”常常成为危机的代名词。但国际主流社会倾向于采用“危机”一词，因为它比“突发事件”更好地反映一个持续的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从严格意义上讲，突发事件并不完全等同于危机。并非所有突发事件都是危机，有些突发事件因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都较低，难以归入危机范畴。如果突发事件不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危害，如球迷欢庆胜利的游行，也不属于危机事件。多数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的特征，但有些危机也具有缓和性，例如有时特大型洪水形成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台海危机也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但一般来说，危机事件都有突发性特征，突发事件如果性质比较严重或向性质严重方向发展，一般可归于危机的范畴。
2. 城市危机
 根据公共危机发生和影响的地域划分，公共危机可以分为城市危机和农村危机两大类。城市危机是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对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影响城市系统正常运行的突发事件。这其中既有城市由于处于一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造成的“天灾”，也有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经常遭遇的“人祸”，更有“天灾”和“人祸”相交织，致使城市危机的危害扩大蔓延，殃及周边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区。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由于具有人口数量多、密度大并且建筑及设施密集、活动密集等特点，城市居民的生活往往更加依赖于城市通信、水电、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如有危机发生，可能会伤害到较多人的生命安全，也会影响到更多居民的生活秩序。城市危机具有以下特点。
(1) 突发性。城市危机往往是在意识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危机的突发性并不意味着危机是空穴来风和不可预防的。相反，危机的爆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酝酿危机的因素总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爆发只是一种表象或结果。也就是说尽管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但其发生蕴涵着必然性因素。如果酿成危机的过程没有得到重视或被有效控制，危机的爆发在所难免。相反，如果在危机量变的过程中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危机的爆发概率和危害程度则会大幅度降低。
(2) 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按照奈特的界定，是指人们不可能或无法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面对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正确估计机会的估计”，也就是说，在有不确定性时，人们只能对问题给出主观分类并赋予这种主观分类以一定的主观概率。在危机情境下，不确定性尤为明显。城市危机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为其发生的难以预测性，而且其发展趋势也无法有效判断，其发展演变速度快，方向不确定，应对处理不当极易恶化升级，引起连锁反应。正是因为城市危机的不确定性，所以有人说城市危机的实质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其管理应对一般无先例可循。
(3) 紧迫性。城市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处理时间的紧迫性。由于危机事件发展迅速，在出现时往往已经造成一定的后果，如交通堵塞、人员伤亡等，因而必须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缓解、防止事态升级和扩大。这要求相关责任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即使在有关信息不充分、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也要快速果断地决策，否则将会贻误处置危机的最佳时机。
(4) 连带性。城市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不是独立的，一种灾害或事故的发生常常会导致一连串其他种类灾害或事故的发生，即在原生灾害与次生灾害之间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这就可能使城市危机不断扩散，形成“连带效应”。这种“连带效应”，就像一粒石子投进池水里泛起阵阵涟漪那样，初始的危机事件会对外部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所引起的冲击破坏可能包含石子撞击池底、在水面及周边溅出水花和涟漪荡荡而引起的波动。米特罗夫(Mitroff)和皮尔森(Pearson)把这种由于危机初期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涟漪反应称为“连锁反应”. 
(5) 区域性。城市危机是特指在城市区域发生的公共危机。城市既是一定规模及密度的非农业人口及非农业产业聚集的地方，也是一定层级地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所以城市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这种集中包括人口、资本、消费、文化等要素的集中。城市的集中性使城市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城市危机的区域性并不是绝对的，危机的衍生性和扩散性可能使在某一城市发生的危机波及其他城市和地区，转变成为跨地区的公共危机。
(6) 两面性。城市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综合体，是组织命运“转化与恶化”的分水岭，这充分体现了危险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城市危机会构成对社会正常秩序和核心价值的破坏和威胁。它的破坏性在于它打乱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影响了城市管理目标和职责的实现，侵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危机带来破坏的同时，本身也蕴藏着机遇。正如诺曼·R.奥古斯丁所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如果城市政府和社会能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积极反思，则能将危机转化成为促进城市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推动力，从而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
1.2.2 城市危机的分类和分级
探讨城市危机的类别和级别是干预危机事件发展和演进的前提，它既可以为科学分析危机事件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可以指导危机管理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1. 城市危机的分类
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将城市危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按危机产生的诱因分类，危机可以分为外生型危机、内生型危机、内外双生型危机。外生型危机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给城市带来的危机。内生型危机是由于内部管理不善所引发的危机。内外双生型危机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管理不善交互作用的结果。
按危机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分类，可以分为一致性危机和冲突性危机。在危机情境中，当所有相关的利益主体具有同质的要求时，就属于一致性危机，如自然灾害；当各相关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要求时，或者说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要求的利益主体时，就属于冲突性危机，如军事冲突。
根据我国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实际和危机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可以将城市危机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 自然灾害。它主要包括水旱灾害，台风、暴雨、冰雹、风雪、高温、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生物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是我国城市常见、频发的突发事件类型，分布广、损失大，平均每年造成1万多人死亡，200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比如平均每年有十次左右台风或热带风暴在我国沿海城市登陆，造成重大损失。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平均每年造成上千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元。
(2) 事故灾难。它主要包括民航、铁路、公路、水运、轨道交通等重大交通运输事故，工矿企业、建筑工程、公共场所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发生的各类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供水、供电、供油和供气等城市生命线事故，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等安全事故，核辐射泄漏事故，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等。据有关部门统计，近10年中，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万起左右，死亡12万人左右，受伤70万人左右。
(3) 公共卫生事件。它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如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食物中毒、重大动物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等。近年来我国人民医疗保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有多种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公共卫生事件仍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和健康。据统计，全球新发的3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在我国发现，有些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且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的“非典”疫情波及我国内地24个省份，涉及266个县（市、区），截至2003年8月16日，我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巨大损失。
(4) 社会安全事件。它主要包括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等。这类事件具有突发性强、规模大、易升级等特征，必须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尽管我国长期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随着时代发展，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组织化、职业化、智能化、国际化，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勾结聚合，图谋策划暴力、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现实危害上升。此外，我国的城市公共安全还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例如城市新二元结构引发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诱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等。
2. 城市危机的分级
为了有效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国务院颁布了《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试行）》，对城市危机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将突发公共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一般（IV级）四个级别。
(1)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I级）: 指突然发生，事态非常复杂，给国家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特别重大财产损失或重大生态环境破坏，须要国家和政府统一组织协调，调度各方面力量和资源进行应急处置的紧急事件。
(2)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II级）: 指突然发生，事态复杂，对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严重生态环境破坏，须要调度多个部门、相关单位力量和资源进行联合处置的紧急事件。
(3) 较大突发公共事件（III级）: 指突然发生，事态较为复杂，对一定区域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生态环境破坏，须要调度个别部门、力量和资源进行处置的紧急事件。
(4) 一般突发公共事件（IV级）: 指突然发生，事态比较简单，仅对较小范围内的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已经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只需调度个别部门、力量和资源就能处置的事件。1.2.3 城市危机的诱因
危机事件的发生表现为“突发性”，但其发生原因往往有一个累积和酝酿的过程。只有明确城市危机发生的原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找到防控和处置城市危机的釜底抽薪之策。
1. 灾害成因理论
人类对灾害成因的科学研究和系统阐述开始于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以后，由于每一种灾害都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远未取得完满的成果。从宏观上、整体上可以认为一切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大系统内部要素的紊乱失衡，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协调。至于引发灾害的具体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自然界本身的矛盾运动。人类生存的地球是由各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各种要素始终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当这种变化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打破了系统的均衡状态，就会发生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等。
(2)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方面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物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以及内部各组成部分或要素的不平衡，引起了系统功能的减弱和解体，这样就会出现生态环境问题，酿成危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灾害。如人类大量捕杀野生动物，造成某些有害生物的大量繁衍；人类过度放牧和滥砍滥伐造成沙尘暴、土地沙漠化等自然灾害，这些都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3) 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人的认识不可能穷尽所有自然现象，这种局限性在科技探索活动中，常表现为人们对其探索活动结果不可能有充分的估计。因而在人们在科技探索活动中会出现意外，甚至酿成重大灾害。而且由于科技探索活动的本质，这种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李经中. 政府危机管理\.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0.. 
2. 社会冲突理论
1956年，刘易斯·科塞在其代表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中，通过论述社会冲突对社会巩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来综合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的思想。科塞认为，“任何社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都会产生敌对情绪，形成有可能破坏系统的压力，当这种敌对情绪超过系统的耐压能力时，就会导致系统的瓦解，因此可产生借助于可控制的、合法的和制度化的疏导机制，来释放社会紧张，消解社会冲突的需要”。社会冲突理论将社会进程视作由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一致，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冲突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冲突是社会的固有成分，城市危机的发生就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社会冲突的外在表现分为三层:一是不涉及双方关系的基础、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二是社会系统内不同部分(社会集团、社区、政党)之间的对抗；三是制度化的对抗，也即社会系统可容忍、可加以利用的对抗。引发社会冲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冲突双方经济利益的对立。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尽相同，这种利益的分配不同就成为导致社会冲突的内在根源。
1.2.4 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危机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公共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现代城市发展的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一方面推进了城市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促进了城市综合效益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城市生命线事故、食品安全事件等城市危机频繁出现。
1. 信息化与城市危机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在严重影响21世纪人类文明历史走向的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危机管理构成严峻挑战。
以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革命的蓬勃发展，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运行与发展走向。政府的城市管理体制也要及时地变革和创新，从公开政务、阳光行政入手，建构透明政府，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城市管理变革的趋势。
信息化给社会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风险。信息化使个体与组织的沟通更加便捷，一旦发生危机，受害者可以更快地得到救援，营救人员也可以进行有效的组织。信息化也可以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救治能力。同时也应该看到，信息化使事故、疾病等得以扩散的途径增多，危机的传播速度大大提高，影响范围更加扩大，给危机救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2. 全球化与城市危机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强了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也使得全球性风险系数增大。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的加速流动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可能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危机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危机在扩散的过程中，危害性显著增强，甚至导致单一的危机事件演变为复合型危机。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之下，因文明霸权主义的横行与文明本土保守主义的激烈对抗而引发的地区性冲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阵痛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增长，重大社会危机存在并且随时有可能爆发的严峻现实等都警示着我们: 21世纪人类的社会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将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世界各国的城市危机管理体制将在全球浪潮的冲击下承受重大变革考验。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是多种基本矛盾的交汇点，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民族宗教矛盾、意识形态矛盾都有所涉及。国内多种复杂矛盾与城市内在固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城市的总体安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对城市安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化对城市危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全球化使城市危机的范围扩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加之新技术的大量应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很容易扩散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甚至演变为全球危机。
(2) 全球化使城市危机影响扩大。在危机范围扩大的同时，危机的危害性也显著增强，导致次生灾害的出现。如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即在同年10月向亚洲其他地区扩散，像瘟疫一样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迅速蔓延。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在受害国发展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演变成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3. 城市化与城市危机
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内人口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进步过程。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在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加速度”的推进下，我国城市化目前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2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6.6%。城市化可促进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优化，并使城市内在系统结构不断完善。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危机也频频发生，且有加剧之势。联合国1999年7月通过的日内瓦战略，明确提出21世纪全球减灾的重点是城市、社区及建筑安全本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21世纪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战略思考\. 城市发展研究，2003,(3).。城市灾害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安全和城市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最为严重的一类危机，应对城市危机的能力已成为衡量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过程蕴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化的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中有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共存共生，且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风险的规模效应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提升。
传统社会是相对稳定的、低风险的社会形态，它所面临的风险多是非人为的风险，诸如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而现代社会是高速变迁的、高风险的社会形态，所面临的更多是人为的、制度性的风险。城市化进程既然体现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变迁，那么，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新旧多元社会风险，其中不可避免地既有传统社会风险，也有现代社会风险，甚至重叠性社会风险。城市社会风险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其所具有的危害性远非传统农业社会风险所能比拟。具体而言，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由社会风险演化而来的城市危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灾害事故易发多发，而且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加上城市经济发展快、财富集中，灾害造成的损失就大。我国的大中城市主要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的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城市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正在步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城市，随着工业、人口、财富的快速积聚，人口迁移和结构的变化，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新旧体制矛盾的交织，在城市快速成长的同时，新的隐患也在快速成长，新的危机正在威胁着城市的发展。
事实证明，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相当多的以公共危机的形式发生在城市地区。 "9·11”事件、伦敦地铁爆炸事件、印度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等都是发生在城市，并引起严重社会影响的危机事件。这些事件一次次地警示我们，城市危机的发生已成为城市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在食品、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城市危机将是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1.2.5 城市危机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我国当前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就国内现状而言，我国近年来城市自然灾害、疾病传染明显增多，人为因素引发的重大事故和社会秩序型灾害更是屡见不鲜: 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2011年青海地震、2011年甬台温铁路列车追尾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国际环境而言，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已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亚洲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给我国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城市已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期。转型期我国城市危机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1)  领域多元化。近年来，不仅接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如水旱灾害、台风、沙尘暴等），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传染病疫情、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可见危机已从单一的自然领域波及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究其原因，危机领域的多元化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的“分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合博弈增长”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 经济繁荣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3).。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危机涉及的领域更加多元。
 (2)  危害性加剧。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万亿元，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安全事故，也就是说2004年每1万居民当中就有一个人死于安全事故。另外，2004年有70万人因安全事故导致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因安全事故导致的伤亡人数加起来有1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元李毅中细数“安全账” 04安全事故损失占GDP2%\. http:// www.xinhua.net.。危机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危机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上，还体现在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上。近年来，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绝大多数有幕后操纵者。他们采取一切方式鼓动群众以极端、过激的行为对抗政府，给政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加障碍，以达到自己反社会、反人民的险恶目的。
 (3)  震动频度增大。危机事件的震动性即危机事件的连带效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危机信息以高频次、多渠道的形态迅速传播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些不法分子，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往往利用网络信息安全的漏洞，散布反动言论，组织地下非法活动。部分媒体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有意识地歪曲危机信息、编造误导公众的爆炸性新闻。这样一来，单一的危机事件由于震动频度增大而极有可能转化为复合型危机。
 (4)  国际化程度加大。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全球化的发展，在城市某一地区发生的危机很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危机也很有可能会波及我国。危机事件的国际化无疑会增加危机应对的难度，但同时也为我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危机管理经验、与其他城市形成应急联动，甚至借危机管理契机与其他国家结成战略同盟关系创造了机会。
1.2.6 城市危机的发展规律
城市危机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危机一样，其发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为了有效管理危机，学者们全面分析了危机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根据其各自观点构建了危机运动的不同模型。其中，基本的三阶段模型、芬克（Fink）的四阶段模型、米特罗夫（Mitroff）的五阶段模型最为广泛接受。
一般来说，可以将危机简单划分为三阶段: 潜伏期、爆发期、恢复期。
1. 三阶段模型
三阶段模型为伯奇（Brich）和古斯(Guth)等很多危机管理专家所推崇。它将危机的发展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大阶段，每一阶段可再划分为不同的子阶段。针对公共危机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预警、应对、善后措施。
2. 四阶段模型
芬克（Fink）用医学术语对危机的生命周期进行了描述，他将公共危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征兆期--有线索显示有潜在的危机可能发生；发作期--具有伤害性的事件发生并引发危机；持续期--危机的影响持续，同时也是努力清除危机的过程；痊愈期--危机事件已经完全解决。
3. 五阶段模型
危机管理专家米特罗夫（Mitroff）从管理的角度将公共危机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信号侦测--识别新的危机发生的警示信号并采取预防措施；探测和预防--组织成员搜寻已知的危机风险因素并尽力减少潜在损害；控制损害--危机发生阶段，组织成员努力使其不影响组织运作的其他部分或外部环境；恢复阶段--尽可能快地让组织运转正常；学习阶段--组织成员回顾和审视所采取的危机管理措施，并整理使之成为今后的运作基础。
一般来说，可以将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为潜伏（酝酿）、发作（紧急）、持续（高潮）、解决（消退）四个阶段。各阶段特征如表1-1所示。表1-1 危机发展各阶段特征阶段特  征潜伏阶段危机发生前各种先兆出现的阶段。社会系统或组织较长时间地积累矛盾，处于量变阶段。这个阶段是预防、解决突发事件最容易的时期，但是该阶段却没有明显标志，事件没有发生或未引起人们关注而不易被人察觉发作阶段关键性的标志是突发事件发生，事件演变迅速，出人意料。它在四个阶段中持续时间最短，但是社会冲击、危害最大，应该马上引起社会关注持续阶段危机得到控制，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此时间段危机影响还在持续，若应对不当，危机还有激化升级的可能解决阶段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人们关注度逐渐下降，渐渐恢复正常状态。此阶段是消除事件影响，进行组织再造和改革的有利时机，处理得好，不仅可以避免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还可以使组织进入新的发展周期
 风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现代城市面临着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诱发的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制度风险等。作为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城市危机是由自然或人为因素引起的，对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影响城市系统正常运行的突发事件。它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紧迫性、连带性、区域性、两面性的特征。根据我国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情况和危机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可以将城市危机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依据城市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可以将城市危机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一般（IV级）四个级别。城市危机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危机一样，其发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为了有效管理危机，学者们全面分析了危机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构建了危机运动的不同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基本的三阶段模型、芬克（Fink）的四阶段模型、米特罗夫（Mitroff）的五阶段模型。一般来说，可以将危机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为潜伏（酝酿）、发作（紧急）、持续（高潮）、解决（消退）四个阶段。尽管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但其发生原因却往往有一个累积和酝酿的过程。关于城市危机的诱因，既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大系统内部要素的紊乱失衡所造成的影响，也有由于社会紧张长期得不到有效释放而引发社会冲突激变的影响。

风险(risk)；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危机(crisis)；城市危机(city crisis)；城市化(urbanization)；社会冲突理论(social conflict theory)

1. 现代城市发展与城市危机的关系是什么？
2. 城市危机的诱因有哪些？
3. 如何理解危机是危险与机遇的综合体？
4. 城市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有何特点？
5. 信息化对城市危机有哪些影响？信息化会诱发哪些新型城市危机？

中国内地抗击“非典”大事记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
2003年2月3-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但病原不清，而且有家族及医护人员极易被集体传染的特点。
2月18日,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征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衣原体。同日在广东卫生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广州大医院专家一致认为，不能简单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病原。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 
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殉职，她是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
3月中旬至4月1日，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现实中得到证实，政府对于“非典”型肺炎的认识和应对措施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
4月20日这一天，应该写进历史，标志性的事情包括: 
(1) 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
(2)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