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本章提要】
社会保障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的萌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深刻而丰富，对现代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本章从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考察了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必要性；阐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 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介绍了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理论，如福利理论、公平理论和贫困理论等。1.1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4/5〗1.1.1社会保障的思想社会保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推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改革的热门议题。虽然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的产物，但是，人类的有关社会保障的实践由来已久，社会保障的思想更是源远流长。
1. 中外古代的大同思想
各国的古代先哲们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绘，萌发了社会保障的最初思想。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礼记·礼运篇》中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在孔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已经蕴涵了让全体社会成员有生活保障的思想。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在《孟子·梁惠王》中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大同思想，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的萌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在《理想国》一书中讨论了社会公平、正义、民主、道德、教育和婚姻等问题。他构想的理想国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各司其职，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他反对私有制，主张财产公有、社会平等和谐。柏拉图的“正义”理念隐含着一些社会保障的理想，因为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就是为了保障社会各阶层中每个成员的权益，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幸福这一终极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对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影响。
[1]〖2〗[3]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第1章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3]2. 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提出了人人都参加劳动，公平分配，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都应该得到保障，社会的弱者和残疾人都应该受到照顾等主张。这些进步主张成为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最早见之于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一书。莫尔在书中不仅构想了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思想，内容涉及对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等的一系列保障措施。莫尔认为，“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实现公平分配，人们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共同的幸福”；他进而主张“发布一些法令，规定任何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定数量，收入不得多于法定限额，多余部分必须捐献出来”。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吴磊编译.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3031.
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仅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等，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莫尔和闵采尔。第二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并主张用法律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不平等展开论述和批判，并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第三阶段是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巅峰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直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提出了经济是决定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以此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抛弃了绝对平均主义，提出了通过改造社会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福利，保障社会公平的思想。
以法国的傅立叶、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其社会保障思想已经具有现代意义。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社会保障。例如，欧文在自己开办的纱厂里，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设立了公共食堂，组织了托儿所和幼儿园，还创办了互助储金会和医院，发放抚恤金等。傅立叶和欧文还十分关心妇女儿童福利和工人失业状况，努力推动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例如，1815年，欧文提出了限制童工劳动的立法建议。经过他的努力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英国议会于1819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童工和女工劳动的法案。
3.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构想，但是在其著作中有相关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是深刻而丰富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1935年在美国国会激烈辩论社会保障法案时，一位女性议员为了反对这个法案，曾大声喊道： “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我国学者张鑫、孙莹光（2007）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与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张鑫,孙莹光. 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之政治经济学分析\[J\].理论界，2007(11).
第一,批判了资本家只顾资本增值，不顾工人健康的唯利是图的利益观，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出发，阐述了社会保障的必要性。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只关心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风险问题，而不关心可变资本（劳动力）的风险问题；事实上，在工业化制度条件下，可变资本面临的风险更大。具体而言，工业生产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对于工人健康的损害更大。因此，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有责任向全社会提供社会保障。
第二,社会保障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190.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首先就要保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为了实现创造价值过程的延续，就必须运用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延续劳动力，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的补偿机制和保险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在简单再生产时期，劳动者遇到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时，主要依靠家庭保障。而在扩大再生产阶段，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了，即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必须包括教育、培训、医疗等费用支出，对于劳动者所经受的多种风险，家庭保障已不能承受，必须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过程延续下去，或者进一步提高扩大再生产规模，不至于因多种风险使扩大再生产过程受阻或中断。由于劳动力再生产还存在代际延续问题，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养老和生育。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关系的论述，从理论上指明了社会保障的范围。
第三,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扣除社会保障所需费用，既可防范风险，也在财富再分配上体现公平。马克思认为，“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于各种使他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社会保障基金”。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900.这部分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继续存在的一部分”。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958.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必要的扣除，而这部分扣除是包含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的。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进行分析，目的是指明用于工人的保障资金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基金，而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关于在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时，应首先扣除社会保障费用的论断表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具有重要地位。
第四,社会保障在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从资本家建立社会保障的初衷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两大功能： 一是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功能。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分散和弱化个人风险，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实现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二是风险的补偿功能。从社会保障基金的用途来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保障基金具有特殊的收入调节功能，这种功能的运用和发挥的程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提出了与“共担风险”原则相区别的“国家负责制”理论。1912年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会议的决议中，列宁正式提出了工人保险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以雇佣工人的工资形式取得的那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少，刚好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钱来储蓄，以备在疾病、伤残、年老等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失业时的需要。列宁认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所有受保人应收到与其工资收入相当的补偿，保险支出全部由雇主和国家负担”。袁志刚. 养老保险经济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5.
1.1.2社会保障的学科视角
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本节将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视角研究与分析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1. 政治学的视角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现代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是沿着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行为主义的线索进行的。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例，行为主义政治学注重研究特定政治系统下的动态的政治过程，即分析研究政治系统的输出、输入和反馈；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政治利益的表达与集聚；国家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等。
从行为主义政治学来看，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为了避免无序甚至崩溃而不断调节其内部结构与功能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保障是一种“政治产品”，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在劳动阶层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之前，社会保障制度只是统治阶层为了满足自身的巩固权力与统治的需求，保障自身利益而生产的“政治产品”，而不是满足劳动阶层生存要求的“政治产品”，如英国的济贫制度。赵晓芳. 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在中世纪，欧洲实行经济、政治和社会合一制度，农奴没有流动自由。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发生了几次大事件，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瓦解，人口发生了流动，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统治者惧怕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他们意识到劳动力短缺、人口流动与乞讨现象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危及社会安定，需要进行控制与管理。于是，统治者为了消除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伊丽莎白政府于 1601年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它成为社会保障领域的第一个“政治产品”。因此，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只是当时统治者的一项权宜之计，以避免社会不满力量的爆发。
然而，随着劳动阶级的壮大和觉醒，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和明确的政治、经济诉求，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政治斗争。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这些诉求进行取舍，输入其政治体系，也会产生社会保障这一“政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阶层的要求。例如，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83—1889年推出的《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老年和残障》就是上述意义上的三个“政治产品”。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给德国的钢铁和煤炭行业带来了大量的失业，社会民主党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在社会民主党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工人接受保障的权利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此变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大企业主、社会民主党人与俾斯麦政府的各种立场越来越接近，这些愿望最后被俾斯麦纳入其政治体系之中。
2. 经济学的视角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西方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来看，经济理论的导向是一个主要因素。
19世纪中期，新历史学派和费边学派提出福利国家的设想，他们认为如果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容易引发劳资矛盾。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导向下，社会救助模式得到了建立和发展。
然而，以亚当·斯密（1723—1790）、杰里米·边沁（1748—1832）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崇尚个人自由，主张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采取放任主义和不干涉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只会滋养更多的懒汉与社会寄生虫；个人面临的社会风险是社会筛选机制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国家和政府不应该对公民负有社会救济的职能。
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庇古的理论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第一个命题是： 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第二个命题是： 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第一个福利命题不言而喻，而第二个福利命题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是该物品的边际效用，即每消费一个单位该物品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具有递减趋势。由此可知，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或者说，当一个人比较富裕时，额外1元钱的效用比较低，而当他比较穷时，额外1元钱的效用比较高。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庇古认为，如果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救济穷人，可以增加货币的社会总效用，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在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1898—1984)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的可测量性和效用的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等人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1939年，卡尔多发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一文，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等人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庇古的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之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命题，即反对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
然而，卡尔多和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受到伯格森(1914—)、萨缪尔森（1915—2009）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他认为卡尔多和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多元函数；要达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状态，除了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经济效率是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了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的相切点，代表约束条件下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迅速发展，可以说，“凯恩斯经济学” 的创立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功不可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难以应付资本主义的困境，必须实行国家干预。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他建议国家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吸引资本家投资，并由政府直接兴办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支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广泛传播，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0世纪60年代后期，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反思，批评福利国家的思想和政策，认为过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会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快速增加，最终导致政府不堪重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有选择地推行社会保障事业，即只对那些依靠自身能力无法摆脱贫困的人提供社会保障。
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谱系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合理，不能只从效率的角度来评判；社会保障是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制度选择。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动态过程，社会保障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消除其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张戌凡. 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脉络\[J\].经济论坛,2010(2).
3. 社会学的视角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社会学最初得名于孔德，经过马克思、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等学者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门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社会科学。
社会学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例如，马斯洛（1908—1970）的需求层次论、帕森斯（1902—1979）的结构功能论和涂尔干（1858—1917）的社会整合论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马斯洛将人类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五种层次，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另外还有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它们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据马斯洛估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生理需求的满足率约为85%，安全需求的满足率约为70%，社交需求的满足率约为50%，尊重需求的满足率约为40%，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率仅约10%。可见需求层次越高，满足率越低，从而形成一个需求层次的金字塔结构。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揭示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因为对于第一需求层次的生理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可以通过养老保障、食物救济、住房福利、交通补贴等社会保障措施予以满足；对于第二需求层次的安全需求，可以通过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工伤保障等社会保障措施予以满足。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可以通过文化教育等福利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满足。一般而言，越是低层次的需求，越是离不开社会保障。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核心观念是“整合与秩序”。他将社会比喻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社会各部门犹如生物的各种器官，各有其特定的功能。根据结构功能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改善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等独特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的社会整合论认为，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同质”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即拥有共同的意识。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每个成员尊重共同的信仰和传统，以维持其一致性。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涂尔干认为，国家的功能就是为了帮助社会成员达成整合，而为了达成社会整合，必须建立社会互助的集体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基本思想。
1.2社会保障的主要理论流派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保障理论的繁荣与发展。本节我们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即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的理论流派。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成志刚.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流派论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3).
1.2.1民主社会主义〖〗1. 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也称“国家干预主义”，是在“讲坛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性事件是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兴起。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因一些教授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得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讲坛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鼓吹“劳资合作”，推行社会保险，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是一种主张采取渐进策略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1884年一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他们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费边将军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闻名于世。费边社的学说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萧伯纳和悉尼·韦伯等。他们鼓吹阶级合作、社会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改良社会，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强调对残、疾、老、幼、失业者实行社会服务。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标志性事件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福利经济学，以及凯恩斯提出“充分就业”思想。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所谓“收入均等化”，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建立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基于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 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资本家就会裁减雇员，缩小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总供给基本上是稳定的，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凯恩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规律，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工人失业。由此，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政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从而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凯恩斯认为，通过国家干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限制工时，改革教育等措施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第三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工党提出“公平分配收入”、“混合经济”等理论主张；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安东尼·克罗斯兰(1918—1977)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即“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平等信念”。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蒂特马斯，抨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削，主张以普遍的社会福利和制度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分配正义，促进社会整合，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他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朝着混合经济、福利多元主义的方向发展。
2.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经济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采取混合经济模式与国家干预政策，主张推进福利国家制度建设，提倡劳资合作，强调通过高额累进税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使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生活保障。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对公民的福祉承担着重要责任，政府的角色就是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民主社会主义认同市场的重要作用，但是也认为市场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必须加以限制与规范。
在社会理想上，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拒绝暴力革命，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剥削，因而社会主义必须由政府掌握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的主动权。
在社会福利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福利是一种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投资，可以作为刺激消费和生产的手段，因而主张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
在价值取向上，民主社会主义推崇自由、平等和博爱。国家应确保社会各阶层群体的需求和权利得到满足；主张实行平均主义，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同时在社会成员中倡导互助共济。
3.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
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和主张，是西欧、北欧等地区的福利国家实施普遍的福利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推动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的社会保障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福利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富差距明显缩小。民主社会主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进行的社会改革，以及国家社会福利基本框架的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提出收入均等化、福利社会化、就业充分化等主张，在福利国家广泛推行普遍的高标准的福利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在当今“欧债危机”的阴影下，有必要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进行重新检视。
1.2.2新自由主义〖〗1.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等，他们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引导着整个19世纪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1899—1992)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
2.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新自由主义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实行计划经济更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认为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新自由主义全面否定福利国家采取的普惠化福利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效，人们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由于新自由主义崇尚个人、理性和自由市场至上，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始于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率的税收政策降低了人们的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出现了经济上的低效率;“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的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国有化导致垄断，缺乏竞争；全面福利摧毁了个人的自助能力，增加了个人的依赖性。为此，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既救济贫困，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维持经济效率。
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主张“最小的政府”。哈耶克指出，福利国家完全忽视了自由社会是市场经济中建立“自发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福利国家是人为设计的；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违背了人类行为的自然倾向。弗里德曼认为，个人的福利应通过市场购买来实现，个人的生活满足感或幸福也只有从市场交换中才能得以改善；国家福利应是一种以非再分配的形式体现的“公共利益”。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的嬗变成为一个明显特征。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成为一个新的改革趋势。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社会保障也经历了不同程度及各种方式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趋势就是实行社会保障的民营化。
邓念国（2008）认为，所谓社会保障民营化，强调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即将原由国家或者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障改由“非国家行动者”（个人、家庭、企业、非营利组织等）来完成。这一概念突出了变革的本质含义。由于社会保障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福利国家扩张时代，更使国家这一“惟一行动者”的地位彰显无遗，其他行动者的空间和功能受到排斥和挤压。然而，“社会保障民营化”不是政府与市场完全对立的“市场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管理向市场管理转移。政府可以把它对社会保障的责任交给“非国家行动者”。“社会保障民营化”包括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的民营化、社会保障管理的民营化，以及社会保障费用支付的民营化。邓念国.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民营化：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D\].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社会保障民营化，也可称为“社会保障市场化”。在养老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是社会保障民营化的一种典型做法，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举措。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实施社会保障民营化的国家，同时它影响到拉美诸国，进而对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著名社会保障学者郑功成认为，“智利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它是对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一大贡献。因为它以个人为直接责任主体，采用完全的基金积累方式，从而在减轻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劳动者代际之间的矛盾。其私营化、资本化的基金管理模式给养老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为避免传统的社会保险型或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可能会带来的财政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对策与思路。此外，“智利模式”实际上是迫使国民增加储蓄，从而有利于增加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郑功成. 智利模式: 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2(2).
当然，“智利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智利模式”缺乏社会保障的应有功能；二是“智利模式”的普及范围有限；三是“智利模式”并未减少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四是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并不完全决定于私营化；五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管理更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有关“智利模式”的详细评述，将在第5章展开。
3. 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思想曾经在英美等国大行其道，这一方面与这些国家政治上保守势力的盛行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不振，使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财政支出大打折扣。因此，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存在与流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虽然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责任、理性及市场调节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其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剖析和批判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模式的全盘否定过于极端，因为福利国家模式毕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且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仍在沿用这种模式。
就总体而论，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凭直觉和断言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例如，在对社会的分析方面，新自由主义者把经济增长的目的看得比社会发展更重要；在自由市场方面，新自由主义否认市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起作用的。在对待福利国家的态度方面，新自由主义完全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消灭贫困的最好办法，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可见，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非真实的自由，因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可能建立在绝对不受约束的基础之上。由于社会还存在种种不公正问题，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能够吸取的养分是应当保持对社会保障持续膨胀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机制的应有作用。然而，即使是在英、美等国，如若采取新自由主义理论来重新建构社会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其后果可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降低而不是提高。刘波. 当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分析与理论思考\[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5.
1.2.3中间道路〖〗1. 中间道路的产生与发展中间道路学派是一种介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8年美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一书，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与控制，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
麦克米兰在福利问题上采取的观点与凯恩斯、贝弗里奇、马歇尔等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在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个人自由方面，市场是最好的机制，但市场机制确实也引发和加深了一些社会问题，因而需要调控。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反对集体主义，但不反对国家干预，因而他们被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理论在20世纪50—70年代曾经作为英、美、德等国确定社会经济政策的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贫富差距的日益缩小。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西方国家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安全感，在此背景下，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适时地重新提出社会成员应当相互依靠、共同承担责任，即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提倡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随后英、德等国的执政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长的“第三条道路”的策略。布莱尔及其幕僚吉登斯于1999年合作出版《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广泛关注。“第三条道路”与中间道路相似，可以看成中间道路理论的回归与发展。
2.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是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责任主体，因此，政府应该对社会福利负主要责任。政府应通过保障机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安全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使其能够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
中间道路学派虽然认为政府应对社会福利负主要责任，但是对于政府如何干预福利，干预到何种程度却有所保留，希望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又希望限制政府的行为，不赞成政府过多地提供社会福利，认为这样做会造成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依赖，并侵蚀人们的生活意志和自我负责精神。因此，中间道路学派主张国家负责应当与个人负责并重，社会福利的提供应当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结果。
因此，中间道路学派强调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苑涛. 欧洲社会福利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学派及其影响\[J\] .南开大学学报，2000(2) .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极端的思想，政府应当采取介于两者之间的温和政策。他们设计了一个混合经济的经济重组计划，并认为在某些领域，由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在某些领域，由政府发挥主要作用。中间道路学派反对集体主义但不反对干涉主义，认为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应该加以控制，主张政府有责任而且必须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纯粹的经济自由和纯粹的国家控制福利都是不好的，双方应当妥协，使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在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上，中间道路学派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保持其整体性，就必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由于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配不公，政府应当及时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再分配解决贫富差距悬殊、失业、贫困等由“市场失灵”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在福利服务的提供上，中间道路学派认为，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同时，福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应注意提高效率。政府服务部门的低效率，其原因之一是在某些领域中形成垄断。因此，他们明确主张，必须消除垄断，通过私营部门和志愿者组织的介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多样化，从而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中间道路学派强调“混合”福利服务，他们认为，能够由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可由私营部门提供；无法由私营部门完全提供的服务可交由政府来完成。即便在由政府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可同政府在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学派还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以此来增加人们选择的范围，这不仅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在价值取向上，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个人责任至关重要，因为个人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不仅会损害个人的生活，而且会损害群体的福利；个人越是能够承担责任，就越有可能使自己和社会变得更好。同时，中间道路学派认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促进个人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结果均等。成志刚.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流派论析\[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3).
3. 对中间道路学派的评价
中间道路学派的福利理论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建立、发展及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从福利国家获益最多的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因此，在中间道路理论的影响下，福利国家的福利开支大幅度上升，为维持其政策的推行而引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正在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间道路学派是在矛盾和妥协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折中理论，在其理论构建和价值取向上明显地反映出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冲突，在其所提供的政策中呈现出左右摇摆和前后不一致的倾向。但是，中间道路学派的一些观点和政策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解决了福利国家的一些现实问题。中间道路理论能否被西方国家长期采纳，并作为其施政纲领，以促进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待时间的检验。
1.3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4/5〗1.3.1福利理论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最大化原则出发，研究与评价经济体系运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福利经济学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尽管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财富总量迅猛增加，但是工人阶级仍然处在贫困之中，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阶级对立日趋尖锐。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30年代又提出了“福利国家”理论。至20世纪50年代，福利经济学开始在英美各国流行。
1. 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理论
霍布森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社会福利，为了保证“最大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实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干预包括分配领域和生产领域，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调节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政策，政府可以对一些企业进行直接管制，以调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而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得以实现。
在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位详细阐述福利理论的是庇古，他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市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因而难以达到福利最大化。由于富人和穷人的收入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如果政府一方面采取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措施，另一方面采取诸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免费教育和房屋供给等社会保障措施，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一些给穷人，就可以增加货币的总效用，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2. 新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理论
新旧福利经济学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消费者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等学说之上。惟一区别是新福利经济学用序数边际效用论代替基数边际效用论。
卡多尔、希克斯、伯格森、萨缪尔森等是新福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庇古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摒弃了其收入分配的均等性，认为收入分配均等是无法实现的改良主义观点。新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福利经济学应重点研究经济效率，而不是分配公平，他们把分配问题从研究视野中排除掉，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在现实的社会变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针对帕累托最优与现实情况的矛盾，新福利经济学者提出了“补偿原理”，其实质是： 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改善不同时造成其他成员经济状况的恶化，或者一部分社会成员状况的改善补偿了其他成员状况的恶化，则社会福利都会增加。这就等于承认在社会变革中部分人受益难免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受损害者进行补偿。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政府可以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害者支付补偿金，使受害者保持原有的经济社会地位，如果特别税在数量上超过了补偿金，则社会福利将会增长。“补偿原理”为西方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实施社会保障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3. 福利国家理论
所谓“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其特征和内容主要有： 对国民收入做有利于劳动者的再分配；没收或通过征税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实现各阶层收入的均等化；消灭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消灭物质方面的匮乏、贫穷和缺乏保障等现象；实现充分就业，推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等。
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正式提出“福利国家”口号。福利国家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流行，此后广泛传播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的某些政策造成了诸如严重的财政困难等问题。尽管“福利国家”的某些论述和具体政策可供参考，但从根本上讲，“福利国家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具体表现。
4. 福利多元理论
在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以及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中，罗斯于1986年提出了“福利三角”(welfare triangle)理论，这是一种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罗斯认为,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是一个重要议题,而社会福利应该来源于三个部门，即家庭、市场和国家。这三者成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三角”，任何一方对于其他两方都有所贡献；将三方提供的福利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福利整体。罗斯还指出,社会福利可以认为是各种各样制度综合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福利的总量等于家庭中生产的福利,加上通过市场买卖而获得的福利,再加上国家提供的福利。
约翰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罗斯的福利三角理论，他在罗斯的福利三元组合中加进了志愿机构,形成了福利多元组合理论。约翰逊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分为四个部分：  ①国家部门提供的直接和间接福利； ②商业部门(commercial sector) 提供的职工福利,即向市场提供的有营利性质的福利； ③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如自助、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小区组织等提供的福利； ④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如亲属、朋友、邻里提供的福利。
1.3.2公平理论
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也是社会保障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公平理论，直接影响着一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1. 罗尔斯的机会均等与分配正义理论
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条实现社会正义的原则： 第一，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最广泛的自由，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的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第二,可以允许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存在，但是必须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 ①必须使那些社会处境最差者从这种不平等中获得最大利益； ②在机会公正平等的条件下，保证所有的公职和职位向所有的人开放。第一个原则称为“最大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称为“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公平理论主张机会均等与分配正义，在确保让每个人站在公正、平等的起跑线的前提下，承认结果上的不平等；而对于先天条件不利的社会弱势群体，要尽可能通过某种补偿和再分配，使社会成员处于平等地位。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既考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又让天赋条件好、有能力的人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理论基础。
2. 诺齐克的过程公平理论
罗尔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罗伯特·诺齐克（1938—2002）于1974年出版了堪与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匹敌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提出了过程公平的理论。诺齐克认为，公平的社会保障不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分配结果来实现。因为结果是过程的产物，应该重点关注过程公平。只要过程是公平的，那么分配结果就是公正的，即使它是不平等的。
诺齐克反对罗尔斯的利用国家功能的分配正义，而主张所谓的“持有正义”，它包括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获得的正义。是指最初财产的获得必须是正义的，不得来自掠取或诈骗。第二，转让的正义。是指在财产的持有过程中，每一次转让与交易都是自由公正的，没有强权或欺诈。第三，矫正的正义。是指持有的正义必须是可以追溯的完整链条，只要其中一环非正义，都将导致结果非正义。而对于非正义结果，必须根据“正义的历史原则”予以矫正。张广利. 社会保障理论教程\[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由于诺齐克的“矫正原则”很难实施，其公平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是严谨的，但是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对社会保障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支持。
1.3.3贫困理论〖〗1. 亚当·斯密的贫困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状况，认为贫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波动造成的，而这种贫困又能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而得到缓解。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维持生活的方法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工资的标准是维持自己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工人的工资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围绕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就出现劳动力剩余，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引起一部分工人陷入贫困。这种贫困将会抑制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因为当大量工人处于贫困状态时，就无力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供养自己和家庭更多的人口；生育率随之减少，也就减轻了劳动力的过剩。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提出更多需求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亚当·斯密的贫困理论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由此，是符合逻辑推理的。然而，该理论的假设前提在实际中未必完全成立，该理论也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应当怎样对贫困问题负责，以及如何纠正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亚当·斯密贫困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将有助于从经济理论上论证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 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鼻祖马尔萨斯继亚当·斯密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贫困理论。该理论归结为三点： 人口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为贫困及罪恶所抑压，致使现实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他认为人口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必将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产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前者的增长远高于后者，势必导致大量人口的贫困。同时他还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口的过度增长；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和繁衍。
马尔萨斯的贫困理论撇开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人口法则，并以此作为贫困和罪恶的根源，这种理论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和工人生活贫困的真正原因。随着人们对马尔萨斯理论影响的批判和反思，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人口变量对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可能是高弹性的，但对于资源和环境来说是低弹性的。这就是所谓的“后马尔萨斯主义”。正是“后马尔萨斯主义”的焦虑引起人们正视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虽然马尔萨斯主义冰冷的推理和结论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在一定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人口变量对社会平均贫困水平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原因；而且可以推知，人口变量也是影响社会保障水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尔萨斯理论对于社会保障也是具有启发性和积极意义的。
3. 舒尔茨的贫困经济学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1965年在《贫困经济学》中提到，“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在经济学中却仍然缺乏带有理论色彩的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即没有提出解释有关贫困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假说。经济学家没能形成一种理论以指导有关贫穷状况的组织和分析工作。倘若必须要指责什么人的话，应当指责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没有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舒尔茨认为应将贫困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建立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性学科“贫困经济学”，因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也发现难以理解决定穷人做出选择的优先顺序和稀缺性约束”。这是对研究贫困问题的重大贡献，他提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如果懂得贫困经济学，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舒尔茨的贫困经济学不仅对于完善现代经济学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社会保障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社会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其救助条件与救助标准的确定需要得到贫困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撑。
4.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论
循环积累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提出。他从社会平等角度采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做出了分析，并提出“循环积累”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越来越贫穷的困境。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是由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居民生活质量总体水平不高，这将影响居民的身体素质以及教育水平，继而带来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引起产出增长停滞甚至下降；而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使发展中国家始终摆脱不了低收入与贫穷的“累积性循环”。
缪尔达尔提出了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他认为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都是造成贫困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采取改革政治权力关系、土地关系以及教育制度，实现收入平等，增加贫穷人口的消费，以提高投资收入；同时增加储蓄，以促进资本形成，使生产率和社会产出水平大幅度提高，最终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这样能够带来一个良性循环。收入提高可以使居民的生活质量上升，劳动力素质可以得到提高，最后产出和收入都将得到提高。这种良性“循环积累”的持续将最终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与落后。
缪尔达尔认识到造成劳动者低收入的原因是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他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均衡状态，因此，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结构的特征出发，制定再分配政策来缓解贫困问题。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理论对于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3.4就业压力理论
就业压力理论是一种流行于欧洲的关于养老保险的描述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经济体中存在大量失业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工作从老年人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中，作为一种补偿，政府向老年人支付养老金。该理论有几种不同表述。一种表述认为，年轻人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因此让年轻人获得工作是合理的，由此建立养老保险体系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另一种表述认为，由于失业影响政局，政府宁愿养活一批老年退休者，从而可以不把退休人员算作失业者，以降低失业率。由于该理论认为建立养老保险体系的主要目的是鼓励退休，很好地解释如下事实： 养老金数额通常与退休者的原有工资水平挂钩，因为退休者的原有工资水平越高，从他们手中赎买工作的代价也越大。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在失业并不严重的国家（如美国），养老保险体系却在不断膨胀。袁志刚. 养老保险经济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3.
1.3.5政府父爱理论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于1977年提出政府父爱理论，解释了养老保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戴蒙德认为，政府出于父爱主义，强制国民在年轻时进行适当储蓄，以维持他们在老年时的消费。这是因为年轻人往往比较短视，不能准确地作出一生的消费储蓄规划，从而造成储蓄不足。另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