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节选
隋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初殒，即位的炀帝就开始着手洛阳城与洛阳宫苑的兴建。在宫殿建设上，隋炀帝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勤勉节俭之帝王的架子：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
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隋炀帝是一个大兴土木之人。如隋末秦王李世民攻克洛阳后，因为看到其宫殿过于奢侈，而曾“焚东都紫微宫乾阳殿”③ 。（另有一说是王世充焚毁的）这是怎样一座大殿呢？唐初张玄素曾经做过描述：“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
关于这座乾阳殿的尺度，史料上有一些记载：
永泰门内四十步，有乾阳门，并重楼。乾阳门东西亦轩廊周匝。门内一百二十步，有乾阳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一百七十尺。又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阶）轩……其柱大二十四围，绮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阔二十尺。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
由于文献的记载语焉不详，我们还很难对这座建筑的基本尺度做一个描述，只能从其高度上做一个判断。以一隋尺为0.294米计，这座隋代洛阳宫的正殿，从地面至鸱尾的高度为170尺，折合今尺为49.98米，其高度比今日尚存的明清太和殿、祈年殿都要高出许多。（图4.12～图4.15）然而，这样一座大型木构建筑却毁于隋末唐初的战乱，到了唐代又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规模同样令人惊异的大殿：
显庆元年，敕司农少卿田仁佐因旧余材，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至麟德二年三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建造的这座乾元殿，尺度记载比较细致，因为初唐之时，去隋不远，且唐代乾元殿仍因隋乾阳殿之旧址而建，在尺寸上也有可能因应了隋代旧尺，我们仍以一尺为0.294米计算，推测出这座大殿的基本尺寸：其东西面广345尺，折合今尺为101.43米；其南北进深为176尺，折合今尺为51.744米；其高120尺，合今尺约为35.28米。这座建筑在高度上已经与今日尚存的明清故宫太和殿的高度十分接近了，但其面广与进深的尺度，却是太和殿的1.5倍。
此外，可以稍作延伸来说的是，唐乾元殿是在隋代乾阳殿的旧址上建造的，也就是说，这两座时代相去不远的大型建筑物，是在一个基址上建造起来的。我们可以推测，唐人很可能直接利用了隋代乾阳殿的旧基而建。若是这样，这两个记载就可以相互参照着来理解。比如，关于乾阳殿的记载中，没有具体的长宽尺寸，只有开间数与进深架数，而唐代乾元殿的记载则恰好相反，没有开间数、进深架数的记载，却有详细的面广与进深的尺寸。
这样我们将两座建筑物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很有可能，唐乾元殿也同样采用了隋乾阳殿面广13间、进深29架的格局，同用一个建筑基座的乾阳殿，设若唐代沿用了其旧有的柱础，则乾阳殿平面的长宽尺寸与乾元殿也应该是相同的，则隋乾阳殿很可能也是东西面广345尺、南北进深176尺的做法。而隋乾阳殿殿基高为9尺，三层台座，唐乾元殿也应该是坐落在同一座高9尺的三层台基之上。
为了印证两者的关系，我们不仿从其进深上加以分析。乾元殿进深176尺，若其也采用了乾阳殿29架的进深做法，则每一架的间距为6.07尺。而据宋《营造法式》的规定：
用椽之制：椽每架平不过六尺。若殿阁或加五寸至一尺五寸，径九分至十分。
也就是说，如果将唐乾元殿也设定为进深29架，其每架的间距为6.07尺，正与宋《营造法式》关于椽架间距的规定吻合。反之亦然，隋乾阳殿也可能采用同样的进深176尺（29架）的平面尺寸，这样两者恰可利用相同的台基与柱础。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隋乾阳殿自地面至鸱尾的高度为170尺，而乾元殿的高度为120尺，两者之间的差距有50尺。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隋乾阳殿为三重屋檐（三陛轩），而乾元殿可能仅有两重檐，而这50尺的差别恰好正是这一重屋檐在高度上的差别。如果将这两座建筑的基本信息综合在一起，并参照宋《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宋代建筑的一些基本规则，可以将这两座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宏伟的大型宫殿建筑推想还原出来，使我们一睹隋唐时最高等级殿堂建筑的规模形象与尺度。
稍微要提到的一点是，隋代洛阳宫正殿乾阳殿在前檐廊柱间，每一间都挂了珠帘，帘下部距离大殿台基的高度为7尺。这一珠帘可能是为了防止鸟儿飞入殿中的，也起到了遮蔽殿内景象，并对大殿起装饰效果的作用。
然而，唐高宗建造的这座宏大的乾元殿，并不是洛阳宫殿建筑故事的终结：
垂拱四年（685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怀义充使督作。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噉，千人齐和。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二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
也就是说，武则天时期，又将这座宏大的殿堂拆除，而建造了一座明堂建筑。关于这座明堂建筑更为详细的记载见于《唐会要》：
垂拱三年（687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令沙门薛怀义充使。）四年正月五日毕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撑、壸，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鸑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
这座底层为方形、面广与进深均为300尺，中层为12边形、上层为24边形的高大明堂建筑，是以中心柱结构为特征的，其中心柱有十围粗，上下通贯。建筑物的总高度达到了294尺。仍以一尺为0.294米计，这座明堂的平面长宽为88.2米，而其总高为86.436米。这座平面为方形的建筑物，其东西面广略逊于乾元殿（101.43米），南北进深，则大于乾元殿的进深（51.744米）。因是拆除洛阳宫正殿乾元殿而建，当仍是依托了乾元殿旧有的台基而略有增益。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这座武则天明堂，并非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中正统意义上的明堂建筑。历代的明堂建造，大约可以分成单层与重层两种，如殷人为重屋，周人为明堂。汉武帝听信济南人公玉带的话，在泰山脚下的汶上所建明堂，就是一座两层的楼阁。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乾封二年（667年）与总章二年（669年）先后提出了3座明堂建筑的设计方案，都是单层重檐的建筑。特别是总章二年明堂，高宗根据设计方案颁布了十分详细的诏书，可以因之绘制出基本的造型，是一座单层重檐木结构大殿，平面为八角形，下层屋檐为八角形，上层屋檐为圆形（图4.21、图4.22）。但是，从古代儒家典籍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武则天明堂这样的底层为方形、二层为十二边性、三层为二十四边形、上圆下方的三层楼阁式建筑。
武则天个人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佞佛无算。“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咸亨三年（672年），敕洛阳龙门山镌石龛卢舍那佛像，高85尺（图4.23）。传武后助钱两万贯。①中宗嗣圣元年，即则天光宅元年（684年），高宗卒后百日，为立大献佛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后改为荐福寺。垂拱元年（685年），修东都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与洛阳诸大德在内道场念诵，威势凌人，王公朝贵皆匍匐礼谒，人称薛师。这位僧怀义，既是武则天的嬖臣，也是武则天明堂建造的工程主持人。载初元年（690年），也就是在武氏明堂建成后的第三年，僧怀义与法明等十人进《大云经》四卷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因令天下各置大云寺，并改国号周，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天授二年（691年），则天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并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王公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
不用做过多的引述，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武则天的精神世界中，佛教因素的影响及对佛的信仰占了很大的比重。她既要利用佛教，为自己代唐而立的做法寻求法理的依据，又希望通过佞佛之举，获得神佛的护佑，以维系其统治的久远。这与她建造明堂，礼祀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昊天上帝，并礼祀配享上帝的高祖、太宗、高宗等做法，以表征她统治的正统一样，两件事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消解她自身因逆承大宝所带来的心理焦虑。有趣的是，在建造以儒家思想与礼仪为中心的明堂建筑时，武则天所依赖的主要工程主管僧怀义，在名义上却是一位佛教徒。那么，在武则天所创建的明堂中，是否隐含着某种佛教的空间观或宇宙观呢？
垂拱三年（687年），即武则天毁乾元殿开始其明堂建造的同一年，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抵达东都洛阳，被武氏安置在福先寺译经。菩提流支主持翻译的伪经《宝雨经》中有：“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宝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⑥ 这一点无疑正可用于消解武氏因其统治之合法性而引起的内心焦虑。而载初元年（690年）僧怀义与僧法明等所进《大云经》，又上表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 亦与《宝雨经》之伪称相合。这些都催进了武则天信佛佞佛的速度。
如在僧怀义献《大云经》之后，武则天即改元为“天授”（690—692年）。而《宝雨经》中有“时伽耶山有一天女，名曰长寿。久住此山，率其并众，将诸眷属，来诣佛所……此天女有大威德，于贤劫中供养诸佛，于此佛刹当现等觉，号长寿如来应正等觉”。故《宝雨经》被译出后，武则天又改元“长寿”（692—694年）。至长寿二年（693年）九月，武则天加封号“金轮圣神皇帝”，长寿三年（694年），加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而至证圣元年（695年），更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所谓慈氏，指佛教中的弥勒佛。显然，武则天就是将自己看做弥勒佛下世的法轮王了。
武氏佞佛最为激越的那些年，也正是武则天前后建造了两座明堂的那几年。这两者之间应该不会没有关联。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武氏建造明堂时，在其建筑制度的确定上，完全不理睬儒臣的意见，却主要依赖了与其相近的近臣甚至嬖臣的意见：
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垂拱四年）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北门学士是武则天时期所特有的一股势力，武则天允许一些自己特别信任的文臣，可以从北门出入，以作为自己的智囊。这些人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但其主要作用是为武氏登基及巩固其统治出谋划策，制造舆论。而僧怀义与北门学士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如怀义曾遭当朝儒臣之殴，诉于武则天，武氏却说：“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显然，北门学士与僧怀义不仅可以共同出入一个门，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洽。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设想武则天在构想其明堂建筑的时候，是想将其对佛教观念的理解与中国儒家的明堂理念结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在其明堂建筑的设计中，应该包含有某些佛教思想于其中。武氏指派佛教僧徒怀义来主其事，而在建造明堂的同时，又在其后建造佛堂（又称天堂），其中还特别设置了当时能够建造的最高的大佛，似乎是想暗示出她所建造明堂的真实意义。
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结构与空间形式上与武则天明堂建筑最为接近的是现在韩国庆州市佛国寺大雄殿前的三层石造信木结构的多宝塔。佛国寺建造于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的景德王十年（751年），这一年是中国唐代天宝十年。这座多宝塔的建造年代略晚于寺院的建造年代，1966年韩国学者从与之相对峙的同样也是三层的释迦塔二层塔身舍利洞内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及一卷韩纸的墨书铭，确定该塔的建造年代是新罗惠恭王（758—780年）时期。那么，推测这两座塔大约建造于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唐代的肃宗（756—761年）与代宗（762—779年）时期。
从高宗及武后时期开始的有唐一代，新罗与唐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如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王向唐索求《礼记》一部及杂文章，武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及《文馆词林》五十卷赠之。而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卒于长寿三年（694年）的新罗儒者金仁问，曾七度入唐，前后在中土生活了22年。⑥ 那么反推他在中土的时间，也应该是在高宗、武后时期。圣历二年（699年），中国华严宗的大德法藏撰《授玄疏》成，致书新罗僧人义湘，并托人送副本与之。而在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新罗派使者，请允许新罗人至唐学经教，从之。同是这一年，新罗僧人无相到达中国的长安，还受到了玄宗的召见。天宝十五年（756年），避难成都的唐玄宗，还迎新罗僧人金禅师入成都大慈寺内供礼。这些都说明，在佛国寺及寺内多宝塔建造之时，新罗与唐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
这座仿木结构的多宝塔，底层为方形平面，用四根方形的石柱支撑一个四坡且有角翘的屋顶。底层方形四坡屋顶之上，是一个仿木勾栏式的平坐栏杆。平坐之上是一个八角形平面的台阁，这一层没有用屋顶，而是直接在八角形墙柱之上覆盖了一个平坐，平坐周围亦用勾栏环绕，形成了第三层的地面。在这个平坐之上，又是一个八角形的亭阁，用八棵圆柱支撑着一个仰莲平台，平台上用八个向外弯卷如动物头颈一样的圆润的石刻造型，我们不妨将其想象成为擎托着上层屋顶的龙首的简化形式。
上层屋顶是一个八角坡形的屋顶，顶上用一个八角形须弥座承托另外一个圆形覆莲座，其上又用一个如山花蕉叶一样的台座承托相轮柱。从外观上看，这很像是一座四层塔，但是其第一、二、三层结构中，在柱子以内都有空间，而第四层却是实心无空间的做法，也没有平坐栏杆的处理，更像是将第三层处理成用仰莲座承托一个屋顶的复合式屋顶的做法。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座多宝塔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方形塔心柱。这个通贯上下的塔心柱，更突出了它与那一时代十分流行的有中心塔柱的木构楼阁塔之间的关联性。
这座比武则天明堂建造时间晚近百年的新罗多宝塔，有好几处与记载中所描述的武氏明堂十分相近：
（1）均为三层楼阁式建筑；
（2）首层均为方形平面，四坡屋顶的做法；
（3）二层与三层均为多角形平面；
（4）建筑物的中心均有粗大的中心柱。
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座多宝塔顶层屋盖下如动物头颈之曲线一般的石刻承檐结构部分，似乎多少可以引起人们与武则天明堂二层屋顶“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的联想。
我们知道，在唐代的中土地区，多宝塔的建造也是比较多见的。这一时期的一座著名多宝塔是西京长安千福寺的多宝塔。这座多宝塔由玄宗天宝年间的禅师楚金所建。从唐人岑勋所撰写，并由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写的《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的碑文描述中，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来，唐西京长安千福寺的这座多宝塔，有几处与新罗庆州佛国寺多宝塔相似的地方：
（1）底层为石筑的阶砌；
（2）塔分为上、中、下三层；
（3）上层为空灵通透而显轻盈的多角形亭阁；
（4）顶层可能为重檐的处理；
（5）其首层平面可能为方形。
如果我们不否认，彼此交往密切的新罗人与唐代中土人在多宝塔的造型上可能有某种相互的影响与借鉴的话，那么，从现存庆州佛国寺多宝塔中，我们或许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唐天宝年间西京长安城千福寺多宝塔的影子。唐长安千福寺多宝塔建成于天宝四年（745年），比武则天明堂的建造时间（689年）晚了56年。但武则天明堂刚刚建成时，曾“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说明这是一座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建筑物。在口碑相传中，稍晚建造的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有可能采用了与武则天明堂相似的造型是完全可能的。而新罗佛国寺多宝塔仅比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的建造时间晚了20余年。不同点是，唐千福寺多宝塔是木构楼阁式塔，其尺度恢弘而空间弘敞，且使用了斗栱及丰富的石刻与彩绘，而庆州佛国寺多宝塔则为仿木石结构塔，规模与尺度都较小，故造型简约、洗练。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介于韩国现存新罗时期建造的三层多宝塔与同样是三层的武则天明堂之间的可能联系。建造时间略晚于武则天明堂的西京千福寺多宝塔很可能在造型上，汲取了武氏明堂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建造时间略晚于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的现存韩国庆州佛国寺多宝塔，也很可能汲取了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的一些基本造型特征。从而，我们可以从现存庆州佛国寺石造多宝塔中，多少看到一些武则天明堂的影子。
1988年第三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撰写的《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其发掘报告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其遗址中心有一个圆形的柱坑，坑口直径9.8米，向下呈斜收状，底内径6.16米，坑底距夯土层面4.06米。其坑底为4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青石的厚度有1.5米，由青石形成的圆形柱础，外圈径直径4.17米，内圈直径3.87米。柱石中心还有一个方形槽，边长0.78米，深0.4米。按照发掘简报，在柱石的西北、东南、西南三块石板上分别凿有一个圆形柱孔，直径均为0.3米，西北一孔深0.16米，东南一孔深0.23米，西南一孔深0.25米。
发掘简报中还有有关武则天明堂台基的描述：
在整个殿基夯土面上，出现四条边线，即夯土与夯土之间有一条宽约3～5厘米的松软土，土色也稍有不同，将殿基自中心柱坑至外边缘分为五部分，经钻探证明各部分夯土厚度不同。自柱坑边缘至第一条线，宽约8米，夯土坚硬、纯净，夯层厚0.08米，总厚10米；第二部分，宽6.5米，夯打硬度较差，夯层厚0.08米，总厚1.2米；第三部分，宽7.9～8米，夯土质量与第一部分相同，总厚4.8～8米；第四部分，宽3.8～4米，夯土质量与第三部分相同，总厚1.3～1.4米；第五部分（即殿基最外部分），宽11.6～11.7米，夯土颜色较杂，局部地方含有生土块、瓦片和白灰渣等物，夯层厚0.08～0.15米，总厚1.50～4.2米。
根据发掘简报中的台基及中心柱坑情况，可以知道文献中的记载与真实的情况是十分接近的。我们史料中记载的武则天明堂的长、宽各300尺，高294尺的尺寸，并结合当代考古发掘资料，并运用唐宋时代木构建筑的一般规则，经过细致缜密的复原研究，绘制出了武氏明堂建筑各层平面，及剖面与立面的可能形式，并绘制出了复原透视图。可以使我们一窥这座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也称得上是规模宏大，造型奇伟的具有大唐神韵的武则天明堂的造型形式及组群情况。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武则天明堂是在拆除了建造时间不久的唐高宗洛阳宫主殿乾元殿的基础上建造的，因而，从对遗址发掘的分析，及文献中记载的高宗乾元殿的位置比较，可以知道武氏明堂充分利用了高宗乾元殿的基座，只是向前延伸为方形。同时，我们可以逻辑地推知，武则天明堂还应该充分利用了高宗乾元殿的既有结构材料。如我们按照高宗乾元殿中使用最多的27尺高的柱子与27尺宽的柱间距，既使高宗乾元殿原有的结构材料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也与武则天明堂的实际结构尺寸十分契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两座建筑复原研究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建造大尺度的三层明堂与天堂的大约同时略晚的时候，武则天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还集天下之铜，铸造了一棵巨大的铜柱，号称“天枢”。
长寿三年（694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武则天此举不禁令我们想起了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在罗马城为自己建立纪功柱的故事。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在时间上大约相差600余年，但在空间上却是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遗憾的是，图拉真的石造纪功柱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古罗马的辉煌，而武则天的铜铸纪功柱——天枢，却在她死后不久，就被盛唐时代的君主唐明皇下令销毁了：“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⑤ 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或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在对待其前辈的创造物上，远不如罗马人那样充满了仰慕和虔敬的心情。
洛阳城内的这场大规模的建造活动，到了武则天明堂建成之后，并没有戛然而止。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在这座明堂建筑建成后仅7年之后的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就意外地遭到了一场大火的焚毁。接着，在当年的三月，“又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至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所谓天册万岁二年，应当就是696年。也就是说，在遭到大火焚毁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同样一座高大的明堂建筑又被再一次建造了起来。从这一点似也可以看出，唐代大型木构建筑的建造能力之强。
这座重建的明堂建筑沿用了20余年的时间，到了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有人对这座古怪的建筑提出了异议，认为这座明堂“有乖典制”，主张将其拆毁，“依旧造乾元殿”。争论的结果是：“乃下诏改明堂为乾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后来终于挡不住群臣的议论，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终于“诏将作大匠康訾素，往东都毁明堂，訾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贞瓦，取其永远。依旧为乾元殿”。史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从记载看，安史之乱时，由明堂改建的乾元殿及九鼎尚存于洛阳宫中：
垂拱四年，则天于东都造明堂，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于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风摧倒，重营之。火灾延及明堂并尽，无何，又敕于其所复造明堂，侔于旧制。所铸九州鼎，置于明堂之下。当中豫州鼎，高一丈八新，其诗云：“正位开重屋，凌空大火空。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微灭，烟生望若无。还知圣明代，国宝在神都。”史贼入洛阳，登明堂，仰窥栋宇，谓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诸鼎曰：“煮物料处亦太近。”洎残孽奔走，明堂与慈阁俱见焚烧。
洛阳城中这一段大起大落的建造大戏的最终闭幕，并不是令人愉快的锣鼓与欢畅，而是后人对既有建筑的大规模损毁。不仅费时费力地将高达近300尺的明堂拆除，而且还不惜化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派兵卒将武则天所铸造的铜制纪功柱——天枢，彻底销毁：
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熔铄，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诗及之。
至此，在隋唐洛阳宫城正殿位置上，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经历的这场巨型木构建筑的历史话剧，就算告了一个段落。在一个基址上，在从隋代到盛唐的一百余年时间中，先后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宏伟、也最为奇特的几座国家级的大型殿堂或殿阁建筑，造就了中国建筑史上一段大起大落的悲壮建造史。在同样一个建筑基址上，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反复建造起这么多亘古未有的大型木构建筑的实例，在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