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霞书屋遗集》: 亡国外史后宫剧 1921年9月30日，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载沣的嫡福晋瓜尔佳氏在醇王府内吞食过量鸦片，自杀身亡。这一幕真实的后宫剧，在民国时代也无非是一则报刊上的豆腐块新闻而已。虽则惨烈，却无人问津。此时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已近十年，据说瓜尔佳氏之所以自杀，是因对复辟帝制已然绝望所致。 这一年，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自我排遣，他让内务府为他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瓜尔佳氏与溥仪 话。电话局跟着送来了电话号码本，据说溥仪翻着翻着，突然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1878-1938)的电话号码，便对着话筒叫了号，他学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 “来者可是杨-小-楼啊？”对方哈哈大笑问： “您是谁呀？”显然，电话是接通了。 这桩巧事儿，也许是继杨小楼进宫为慈禧做“内廷供奉”以来，与逊位后的清代皇室一次意外接触，纯属偶然。但南社才子邹铨(1887-1913)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杨小楼不但因入宫演戏而与皇室交往颇多，而且还是瓜尔佳氏的情人，甚至还曾闹出过一出殉情的大戏来。瓜尔佳氏之死究竟是因不争气的溥仪，还是因宫外的情人，一下子又悬念丛生了。 早在瓜尔佳氏自杀身亡之前8年，年仅26岁的上海青浦人邹铨在苏州与南社友人们游玩之际，突然咳血不止，1913年2月3日，猝死于沧浪亭畔。《长坂坡》剧照，杨小楼饰演“赵云” 由于逝世过于仓促，无论是邹氏本人还是其友人皆始料未及，匆匆整理出一册《流霞书屋遗集》来，以兹纪念。这一册由柳亚子亲自主持编录的邹氏遗集中，录有一部尚未完稿的传奇剧本《杨白花》；这个剧本所演绎的故事，就是杨小楼与瓜尔佳氏的私情逸事。 剧本第一出《传书》，剧中人“某福晋”即开场表明身份，她自言自语道： "继德宗龙殡，吾儿溥仪，竟得嗣位入宫，赞承大统。”但她又道出“所不满意者”，即“如金屋阿娇，雀台深锁。未尝不怀我故人，常萦梦寐" 。而这位“常萦梦寐的故人”，就是杨小楼。 剧中人后来的台词中，就有非常直接的自白： "杨小楼，杨小楼，你太觉负心了。你可想吗？" “小楼小楼，你索要与我再会一遭也。" “某福晋”独自惆相思一番之后，迅即写了一封书信，让贴身婢女，交与了杨小楼。杨小楼此刻也正在居中害着相思病，于是二人约定，在戏院相会。 “某福晋”到戏院时，杨小楼正准备出演《白水滩》。台上台下的四目相望，其情其境，恍若戏中戏、剧中剧。当然，散场之后，二人的欢会情状，也可想而知。但紧接之后的第三出《闻警》，主角却是摄政王载沣，即溥仪的生父。在这一出戏文中，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上下的仓皇失措，描写得尤为生动传神。 剧中接到武昌警报的载沣惊恐地说道： "好端端的一个太平世界，忽地里说什么武昌城在顷刻间，被革命党占领去了，教我如何对付。”他迅即召集了奕劻、载泽、荫昌、萨镇冰、盛宣怀等商议对策，和谈还是开战，七嘴八舌、乱作一团。最终在萨镇冰主战的建议中，这场亡国之际的“乱弹”才草草收场。退场时，载沣又大哭一场，哭泣中的自诉耐人寻味。 他说道， "我自摄政以来，不及三载，凡百新政，次第举行。欲想借此政策，牢笼那一般希荣慕利的汉人。以实行我开明专制、中央集权的主义。我面上虽大倡调和满汉、实行立宪之说，我暗中却处处裁制汉人，只赏他几个无聊的官阶，不令他握一个实在的权位。果然那资政院落、咨议局等等一般不要脸子摇头摆尾、非驴非马的议员，只消一个四品京堂，已将他们弄成个顺孙孝子。那里想到还有这不受笼络的一班革命党，趁了这回收路风潮，竟把长江中枢的武昌、汉阳两城，占据去了。张彪、瑞澄，不知下落，湘赣皖豫，岌岌可危，如此大局，教我如何收拾他。这一座好江山，恐怕又欲归汉人有了。" 这番哭诉，实际上是载沣及大部分晚清皇室的真实心态，改良、新政、洋务、立宪等诸多看似革新政体、救亡图存的举措，实际上都只是想起到笼络人心、调和矛盾的效果，也都只能起到暂时维系帝国危局的作用。只是载沣在国难之际，更想不到也没工夫去想，他的夫人瓜尔佳氏已经另有私情。国破家亡的宿命，正悄然演绎；只是剧中人载沣在一边哭亡国之恨，而瓜尔佳氏则在一边圆新欢之梦，这一番同时折腾着的红尘大戏，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 第四出《报警》中，当瓜尔佳氏的贴身婢女向其密报，武昌起义及载沣大哭之事时，瓜尔佳氏首先惊奇的不是帝国剧变，却是这摄政王的大哭。她言语道： "越发奇了。你家殿下，乃是一个无用之人。凡百政治，皆信那一班奴颜婢膝的朝臣。七软八倒，彼不过唯唯诺诺，糊涂了事。所以终日终夜同欢佛一般，我从未见他吊下过一滴泪来。今夜究竟为了何事，这样的痛哭。日前革命党汪精卫谋刺你家殿下时，他也不过发呆了两个礼拜，亦没有哭过一场。莫非是老佛爷要垂帘听政，把我的麟儿置在脑后哩。" 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到瓜尔佳氏对其夫君载沣的极端蔑视与不满，当然还有对自己荣华富贵的极端维护。作为权倾一时的皇帝生母，她所关心的仅仅是老佛爷是否要垂帘听政，是否要将溥仪废黜等，武昌起义的亡国大祸竟然可以视而不见、不知所谓。 在婢女后来的再三陈述之下，瓜尔佳氏与杨小楼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感到大事不妙，杨小楼的一番分析言语也颇代表了当时代普通民众对革命党人的认识。他说道： "这革命党果然比不得从前，此番的起事，真如迅雷不及掩耳。我再也料想不到。我算他革命的事业，出出没没，已经第一十七次了，革命党的毅力，真是不凡。黄花冈死了七十二人，此时又是轰轰烈烈，在南中起事。中国男儿，直多的了不得。”在“情人”这样一番详尽分析之下，瓜尔佳氏终于意识到亡国大祸在所难免，她与杨小楼的生离死别也行将不远。 在两人“今宵有酒今朝醉”的这最后一场欢会之际，载沣仍然蒙在鼓里，还屡次派婢女请瓜尔佳氏入宫议事，但皆被婢女以“宿醉未醒”之由推脱阻拦。正当载沣欲亲自前往探询时，却因宫内太监急报老佛爷得知武昌之变后痛哭不已，不得不火速入宫探望而作罢。瓜、杨两人的私情，就这样逃过了被撞破的一场虚惊。但婢女却为此思前想后，虽然知道二人的私情都是杀头的大罪，但自己这条小命却还要小心保住才好。于是出现了第五出《设计》，即婢女要想方设法让瓜尔佳氏尽快回府，不再逗留杨府，私情丑事只要暂时不撞破，奴才们的小命也就算保住了。这番思量与伎俩倒是与此刻的载沣摄政监国的策略相近，能忍则忍、能瞒就瞒，只要最后能躲过一劫就好。政权根基上已经崩溃的帝国与情感上已经寄托外人的贵妇，实际上没什么两样，表面上勉强应付维系的只是暂时局面。虽然终有破局的一天，可眼前的婢女与载沣都还得忙前忙后、里外张罗，一刻也不得闲。 在婢女的再三催促之下，瓜、杨二人的浓情蜜意还是在这一场生离死别中久久挥散不去。他们还在山盟海誓、依依不舍，并没有在这一场国难家变中迅即作鸟兽散的意思。眼见着主子迟迟不肯回府，婢女计上心来，将事先安排好的两位王府家人唤至杨府门外，声称是府上有急事，特来寻人。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本已若惊弓之鸟的二人，此刻都认为载沣已察知二人奸情，回府定然也没有好结果。横竖都是一死，剧中杨小楼淡定提议： "不如携手偕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罢" 。瓜尔佳氏也回应说： "罢了。事到其间，也不得不然了。杨郎，我与你就此去罢。" 至这一场《殉情》大戏时，整部剧本戛然而止。后续是否还有章节，无从得知。邹铨撰写的这部《杨白花传奇》到此为止，以瓜、杨二人的私情为明线，载沣等人误国亡国为暗线，勾勒出一幅亡国外史浮世绘。剧中没有对瓜、杨二人给予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谴责，对载沣等人的亡国之痛也算是白描实写，并无过分夸张丑化之意。作为野史而非信史的一段轶事，邹氏这种就事论事的入情入理之演绎，在千年帝制崩溃、三民主义开国之际，在那一重要历史时刻的文坛内外都是让人耳目一新、触目惊心的。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对邹铨的《杨白花传奇》记忆犹新，列举了当时不少名流对此的由衷咏叹，如高天梅云： "风流亡国凭谁写，才子文章杨白花" ；胡寄尘云： "一窗风云灯无力，寒夜人翻杨白花" ；等等。 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胡朴庵题笺 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所附《杨白花传奇》 此外，《杨白花传奇》的命名也很特别，与当时众多警醒世人的革命题目相比较，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振聋发聩，多少还有点古典、含蓄的意味。事实上，“杨白花”源自一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古典爱情故事。据史书记载，北魏胡太后原是北魏宣武帝的妃子，宣武帝死后，其子继位称帝，她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执掌大权。但年方三十余、不免孀居寂寞之感的太后爱上了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华。《梁书》卷三十九记云： "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足歌之，声甚凄婉。”胡太后“逼通”杨华，而杨华惧祸不愿与一个胆大妄为的太后有私情，于是率部曲投奔了南朝。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写下了一首《杨白花》歌以作感念。“杨白花”也因此成为贵妇屈尊追求爱情的传奇之代名词，虽尚不足以千古传唱，却也多少让人惋惜那个“贵族无真爱”的年代之无奈罢。 而眼前的这一部《杨白花传奇》，似乎还不能与这个史料凿凿的故事相提并论。将千余年之后的瓜尔佳氏比附北魏胡太后，将杨小楼比附杨华，是邹铨的文学想象与敏锐才思所在。若真如剧中所写，瓜杨二人双双殉情，则其情其事恐怕更比这千余年前的“胡追杨逃”更为可歌可泣。但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学，活生生的人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需要的是慢吞吞的忍耐而不是眼睁睁的赴死，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与京剧大师杨小楼也概莫能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距就在于，一个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一个只能埋头弯腰地过活。瓜尔佳氏、杨小楼、邹铨、载沣、溥仪，毕竟都还不只是戏剧中的人物，他们都活生生的系于那个时代，有着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有着实实在在的苦痛与结局。 邹铨遗著《流霞书屋遗集》，由柳亚子等南社友人搜集整理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十四日，那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十五，杨小楼病逝，享年六十有一。生前被称为“活赵云”的这位著名京剧武生，死后各界追悼极为隆重，名流显宦纷至沓来吊唁，一场风光大葬彰显生前荣耀。而此刻，距瓜尔佳氏吞食过量鸦片而死已经17年，距《杨白花传奇》作者邹铨咳血身亡沧浪亭更已达25年之久。传奇中的预言没能实现，预言中的传奇终究也没能成为现实；历史自有其戏剧性，但历史不会按照剧本演绎。在白纸黑字中流传下来的，一册剧本中的戏剧性种种，让后来人无限遐思与感叹的，终究是世事无常与人心难测罢了。 附注 邹铨(1887-1913)，字亚云，江苏吴江章练塘(今上海青浦练塘)籍，浙江嘉善人。少学于黎里自治学社，与柳亚子为同学，为金天翮弟子。后入南社，主上海《天铎报》，兼华童公学教授。卒年仅二十六岁。生前所著诗文杂作，由柳亚子搜罗汇集，刊《流霞书屋遗集》，附《杨白花传奇》. ·民国温度书影流年·民国·文艺·《瞿园杂剧》: 可以唱的赛金花《瞿园杂剧》: 可以唱的赛金花 几乎与曾朴(1872-1935)完成前20回本小说《孽海花》同时，同名杂剧《孽海花》(又名《金华梦》)，也悄然完稿刊印。与分别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1905、1906)在东京印刷出版的小说《孽海花》不同，杂剧《孽海花》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国内印制出版，收录于一册名为《瞿园杂剧》的集子里。由于是作者本人出资私印，此书并不在坊间公开出售，为回收工本费只有极少部《瞿园杂剧》封面，钤有“特本”印鉴 分寄售。所以这部杂剧《孽海花》经百年时光流逝，一直少为人知。 杂剧《孽海花》作者袁祖光(1868-1930)，又名袁蟫，字晓村，别号瞿园，安徽省太湖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二十九年(1903)进士。在进士馆学习政法3年，毕业后，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直隶候补知州、湖北候补道尹。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考察政治，经许世英介绍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回安徽被选为议员，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后调豫鄂皖三省帑捐局局长。晚年定居安庆市，后在小南门袁氏寓馆病故。 袁氏尚著有诗文集《瞿园诗草》、《缘天香雪箨诗话》、《端木诗》、《摘星诗杂》、《古今齐谐》等，所著杂剧有《一线天》、《金华梦》、《望夫石》、《暗藏莺》、《仙人感》、《藤花梦》、《长人赚》、《玉津园》等。编入《瞿园杂剧》的为《孽海花》(又名《金华梦》)、《暗藏莺》、《仙人感》、《藤花梦》、《长人赚》(又名《卖詹郎》)。其余各剧编入《瞿园杂剧续编》，有单行本及“晨风阁丛书”本。 00袁氏所作杂剧大多篇幅短小，除《望夫石》一种为四出加楔子，系标准的元杂剧体制外，其余剧作均仅一折，这与明末清初以降传奇杂剧体制规范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瞿园杂剧》为袁氏最早出版的杂剧集，其中《孽海花》以赛金花故事为原型；《长人赚》描写印度奴隶买卖；《暗藏莺》抒写东南亚海外婚恋风俗；即使是《仙人感》以八仙之一吕洞宾为主角的故事中，也借吕氏之口对外国列强入主中国而大发感慨。《瞿园杂剧》的特点，是关涉大量国外人物与风情，这与晚清国门洞开之后的国人眼界随之打开有关。袁氏作为这一特定时期的杂剧创作者，借外国人讽喻国内时局，以此抒发忧思困惑，成为其剧作的鲜明特色。 可以看到，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本考察政治，经许士英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段经历对袁氏一生影响颇大；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袁氏创作了大量特性鲜明，形成了大量引入国外风俗，反映西方文化背景的杂剧作品。这些作品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破坏中国文明、荼毒中国文化的真实面目，抒发了作者为近代中国现状忧愤交集的情怀，并希望以一种反讽方式的警醒国人。 《瞿园杂剧》收录袁氏剧作五种，其中目录第三种题为《孽海花》，正文题作“《金华梦》，一名《孽海花》" 。剧情仍以传统的“宿命论”思想为主导展开叙事，故事背景是赛金花(小字彩云)因虐婢案被判回姑苏原籍，只得在阊门江上租一只小船和丫头们过活。某日黄昏时，赛金花忆想当年的荣华富贵之生活，不由懊恼万分，夜深睡去后，恍惚入梦。因梦遇金雯青鬼魂、“死得好闷人”的瓦德西鬼魂和被赛娘毒死的凤龄鬼魂等“孽海宿魄”，醒后赛金花感悟尘世孽缘、深悔自己当年行径。阴曹地府中两名小鬼将赛金花押送至“孽镜《瞿园杂剧》扉页，印有剧本名目五种 《瞿园杂剧》第三种《孽海花》杂剧，正文首页 《瞿园杂剧》第三种《孽海花》杂剧，正文末页 台”前时，赛金花临镜自叹的那一段唱词尤其让人刻骨难忘，犹如一曲汉语意译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唱词曰： 大都来恶因缘，逃不出无遮会。可知道你原是伊，伊原是你。你替他生、俺为你死，翼双飞、枝连理，见面无期。此别呵到破镜重圆非易易，则索把《孽海花》儿，从头唱到尾。漏尽钟鸣一枕鸡，说因缘唱这出收场戏。待俺寂坐了蒲团，慢慢去提。就这么简单明了，袁氏通过看似传统的“宿命论”来理解赛金花，似乎远远没有小说《孽海花》中，那种大开大阖的现实主义批判色彩。但须知杂剧创作毕竟不同于章回体小说，尤其是单折杂剧篇幅有限，不可能在两三个角色的来回周旋之间，通过几套唱词和数句说白、动作去演绎过多的现实场景及事件。袁氏拈举“宿命论”来表达赛金花--这个介于历史与传奇之间的近代人物，看似轻描淡写的实景呈现，实则浓墨重彩地阐示出个人命运与历史潮流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个人无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历史，历史的发展进程赋予每个人的欢悦与悲痛都在不经意间，注定了某种可以预知却又无法确证的均衡度。 赛金花中年时代照片 民国初年实寄明信片，印有赛金花青年时代照片 赛金花也罢、瓦德西也罢；行将就木的大清国也罢、张牙舞爪的西方列强也罢，历史剧变的同时，个人命运也随之浮沉。没有哪一个个人能拥有改变历史的能量，只有历史进程本身正在或压抑或放大、或扭曲或解放着人的命运。历史行进到某个特殊时点之际，人们赋予其特殊意义之际，再反过头来将历史行进过程中的某个人标榜为正面或反面典型时，这一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本身不正是一种“宿命论”的翻版吗？这本身不正是一种本末倒置、但又看似极端正确的“宿命论”变种吗？ 袁氏剧作以其短小简明的叙事结构，常常以一种看似传统的“宿命论”思想贯穿始终，然而常常在这“理所当然”的种种故事结局中，让人体味到历史的无规律感与人性的无归宿感。与其说是袁氏剧作在为“宿命论”重建近代叙事体系，倒不如说这是扛着“宿命论”大旗反“宿命”。袁氏剧作中对现实情景的关照，最终在戏剧性的转折中，走向“虚无主义”，这即是袁氏剧作“现代性”的最大体现，也正是其以古典格式标注出来的现代精神所在。《孽海花》杂剧中梦遇鬼魂的赛金花，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披着古典衣裳的现代胚子之符号。袁氏其余剧作中的现代胚子之符号，无不照此办理，无不如此塑造。 《孽海花》小说--可以读的赛金花。《孽海花》杂剧--可以唱的赛金花。《孽海花》杂剧与《孽海花》小说，虽同为以赛金花故事为底本谱写而出，但因文字体裁与精神诉求的差异，几乎同时完稿的两部作品却不可能彼此参照。这两朵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姐妹花，这一对近代新文化天空中的双子星，却也在某种大尺度、大视野意义上遥相呼应、两两相望。 读袁氏剧作，我们可以意识到，近百年来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二元抉择中，原来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之外，除了关汉卿、汤显祖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不那么非此即彼式的要么西洋、要么古典的选择。古典格式中的现代精神，本来就是近百年中国杂剧创作乃至整个戏剧发展史的看点所在。《瞿园杂剧》就给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袁氏剧作本身就正是这一看点之中的样本之一，能读到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幸运快慰的，还应是有所启迪、有所反思的罢。 赛金花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