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
国
新
闻
评
论
的
全
球
文
化
土
壤第一节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
全球文化交流21世纪，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市场，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消费市场，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促进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记录及其载体。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以影视业为例，多国合拍片呈密集井喷的态势，比如2011年上映的影片《雪花密扇》，就是由美国福克斯探照灯公司及中国华谊兄弟、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制作发行的，由中国演员李冰冰和韩国演员全智贤主演。更值得一提的是，《雪花秘扇》改编自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同名英文小说。由此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文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之高。
[3]新闻评论通论第一章中国新闻评论的全球文化土壤[3]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中国财政部在2012年8月6日还专门发出通知表示，今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将重点支持中央文化企业兼并重组、推进文化科技和内容创新及推动文化“走出去”三方面，促进文化产业全面振兴。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其一，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其二，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整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花建： 《文化产业发展新探》，63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建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这个目标中就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内容，特别强调了“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此高度重视。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于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顾远： 《21世纪中国需要文化转换》，载《信息与辅导》，2001(31)。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第二节网络媒体迅猛发展为全球信息化插上翅膀
全球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而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是网的》中，南京大学教授钱志新如此写道： “世界的多样性决定其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但在包罗万象的现象背后有着共同的本质，这就是网络。强大无比的网络才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力量，整个世界是由网络统治着的。”钱志新： 《世界是网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19日在北京发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民数、宽带网民数、国家CN域名数，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昭示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参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栏目，20120719。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将它的优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网络媒体以它速度快、时效性强、容量大、覆盖面广、多媒体、超文本化、交互性、自由度大等特点和优势对传统媒体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是网络的交互性使网民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网民可以和信息传播者共享信息的第一手资料和背景资料；二是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大大削弱，任何一个网民与大众媒体一样拥有随时发布信息的能力，而且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权再也不是大众传媒的专利；三是网络使跨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间隔，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信息成为可能，大众传媒“信息过滤器”的社会职能也将弱化，甚至消失。赵晨妤： 《大众传媒面临挑战》，载《新闻战线》，2000(5)。
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是网络媒体的最大优势。人们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所争取的自由不仅是行动上的，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在网上，BBS、新闻组、聊天室等言论场所，人人都可以登堂入室，BBS更像张贴大字报的公共场所。在BBS上，人人参与加上由匿名性带来的无拘无束感，“使个人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出版商，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辑能力的审查，经济能力的限制与以往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美\]来斯特·瑟罗： 《资本主义的未来》，转引自《WTO与政府管理》，13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为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是大有好处的。2012年上半年，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达到3.88亿，占整体网民比例升至72.2%，手机成为了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而之前坐头把交椅的台式电脑占比则下降至70.7%。
手机网民的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手机价格不断走低，千元左右智能机的大量出现降低了移动智能终端的使用门槛，这促成了普通手机用户向手机网民转化。
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冰认为，手机适应了农村流动人口多的特点，因而利用手机终端接入移动互联网是农村地区普及互联网更加现实的方式。
手机网民数量的攀升，带动了相关应用用户的增长。报告显示，与整体网络视频用户规模的稳步增长相比，手机端视频用户的增长更为强劲，使用手机收看视频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人，在手机网民中的占比由2011年年底的22.5%提升至27.7%，用户使用手机终端在线看视频的习惯正在逐步养成。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使用微博比例已经过半，其中微博手机用户数量从2011年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
业内人士认为，“第五媒体”的市场的规模将是难以估量的巨大。在市场需求和技术革命的双重推动下，短信息的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引爆一场“第五媒体”的革命。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参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栏目，20120719。第三节中西方文化传播中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随着经济的全面融入世界，引起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必定无疑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风俗习惯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一旦国门打开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传统与现代都会引起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在交流与沟通中产生的，是在比较和差异中产生的，是打开国门后的新问题。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事实上，中西方文化是在不同的土壤中萌芽、发育和形成的，无论是在根本观点上还是在具体特质上都存有着巨大的不兼容性，体现着不同文化所共同具有的特殊性。中西方在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科教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文学与艺术文化、建筑文化、社会习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领域的区别决定了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不同文化境遇中的个人在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上的迥然不同，甚至南辕北辙。前些年，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重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 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学会如何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冯爱华： 《十二院士联名提案，激励科普工作要有硬指针》，载《长江日报》，20020111。，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国制造的。笔者随新闻代表团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参观巴黎埃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人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座矗立在纽约港哈得逊河口的代表美国形象和美国精神的标志性建筑，其实是法国在1876年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100多年来，“法国制造”的自由女神像始终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而存在和彰显，美国人从未对此感到任何不适，相反，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它代表着美国向欧洲大陆传统的致敬，代表着美国对于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的追随和发展。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很难想象能有这样把外国的东西当成“国宝”的一幕。
第二，行为和处事的准则不同。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处理原则，反映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观念。这种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时，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它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信道楼梯上。在最为危急的关头，它竟然畅通无阻，不仅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四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 “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刘效仁： 《9·11事件的两个细节》，载《各界》，2001(12)。举出个别的事例来说明美国人的闪光一面，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正是这样典型的事例却恰恰说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训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的繁华处大都设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国外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 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绿灯”和“红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 中国人为人处世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世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其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触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马敏、张三夕主编： 《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10页和3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教授曾充满感情地指出，“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文化如果不能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取向相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离开‘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离开‘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作辩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的问题，文化就会要么沦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要么蜕变为一种唯名论的虚无。我们能感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但往往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因此，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 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 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美\]阿历克萨·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由于经济和历史的原因，中西方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道德伦理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接受教育时间（年）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 挪威12.6、新西兰12.5、美国12.4、捷克12.3、德国12.2、加拿大12.1、格鲁吉亚12.1、澳大利亚12.0、爱沙尼亚12.0。而中国国民平均教育年限为9年，尽管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横向比较依旧非常落后，排名在百名开外。新华社： 《国务院规划“十二五”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载《新京报》，20120411。公共图书馆藏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据统计，每百人的藏书数，中国为26本，而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挪威分别为209本、154本、158本、223本、712本和462本（美国缺统计数）。出版图书种类，1991年至1994年，每10万人，中国为9本，而加拿大、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挪威分别为76本、20本、78本、86本、148本、246本和159本。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还须做艰苦不懈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近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中国文化、教育、卫生、邮电、通信设施发展迅速。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目前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达2686万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4%；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6%。2007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拥有影剧院数2215个，公共图书馆藏书量39785万册，人均图书馆藏书量1.1册；体育场（馆）达33054个。一批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相继建成开放，极大地满足了居民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的需求。全民健身工程和基层文化设施的广泛普及，城市整体环境的持续改善，使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健身娱乐、休闲旅游、网上购物、网上银行交易等逐渐成为现代城市人新的生活内容。
截至2005年年底，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累计总量已逾120TB。其中： 全文影像数据10400万页，音频数字化转换40多万首，视频数字化转换1.5万部；外购中文数据库30个，外文数据库102个，DIALOG国际联机数据库600多个，中文电子出版物2万余件，外文电子出版物1000余件，音像制品10万余件，网络资源采集总量1195GB，新增西文善本数据33万余种7000万页。
城市教育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2007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普通高等学校数达1865个，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1812万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6倍和26倍，成人教育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7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成人高等在校学生达50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28%。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七： 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成绩显著》，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1104。
经济的不同引起文化的差异，由于差异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二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汉文化中。孙旭培主编： 《华夏传播论》，255页，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 “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 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 庞朴： 《稂莠集》，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在交流与融合中，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节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景观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在一个异常丰富多彩和变幻莫测的时代进行的。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和而不同”。
第一，正确认识“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理念。《左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齐国的大王对他的大臣晏婴说： “我与大臣们相处得很和谐”。晏婴问： “是怎样一种和谐呢？”齐王说： “我说对了，他也说对了；我说错了，他也说错了。”晏婴说： “这不叫‘和’，这叫‘同’”。那么，“和”与“同”有什么不同呢？晏婴说： “比如在做菜时，需要加各种佐料才能好吃，若不断地加水就不好吃；音乐，比如说弹琴，总是一个音调那是没法听的，而需要各种不同的音调和谐起来才好听。”“和”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同”，总是一样的事物怎么会发展呢？（《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讲：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这里，“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是不对的，但孔子把“和而不同”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却是正确的。“和”与“同”，是中国古代哲学一对重要范畴。“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它反映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指的是相同事物的堆积，它反映的是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我们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相同”，只有“和”才有生命，才有发展： 性命和则生，人物和则亲，人天和则灵。无有和则生阴阳，阴阳和则生天地，天地和则生万物。世界文化正是在不断地追求“和”的历史中发展和繁荣，例如： 希腊文化吸收了埃及文化，罗马文化又吸收了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又吸收了罗马文化。它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而不是单一发展的。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只要吸收了一种新的文化就上了一个台阶。中国文化吸收印度文化以后就上了一个台阶。文池主编： 《北大访谈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布鲁塞尔天主教大学传播系的简·赛维斯（Jan Servaes）教授在北京指出： “研究跨文化交流时，不仅仅要考虑文化差异，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文化的相似性。比如说，世界各种文化都在人权、私有财产、个人空间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如果过分强调某些文化——诸如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差异性和不兼容性，那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最终将导致在同一个国家内或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民不可能和睦相处。然而，强调一些行为或者文化表达的普遍性绝不意味着可以忘记文化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享受文化的多样性并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的痛楚，我们应该珍视在多样中团结的感情，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Jan Servaes，One World，Multiple Cultures，National Centre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02。
我们的近邻韩国与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具有儒教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朝鲜战争之后的短短的30年里，韩国却走过了西方国家300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韩国将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精神相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融合了中、日、美、韩四种文化的因子，创造了韩国现代化中的超强优势，赢得了“亚洲四小龙”的桂冠。李明伟： 《韩国：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模式》，载《新视野》，2003(2)。
纵观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 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我们既要学会发扬，也要学会舍弃，其着眼点在于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既改造自己，提升自己，同时又促使世界文化上一个新台阶。著名学者熊培云在《思想国》中以动人的语言写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丢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外来文化。如果我们志存高远、面向未来，就不能骄傲地论定中华文化已经定型，并且可以依靠传统文本改善一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永远在路上、在生长，它不是定型，不是完成，而是不断地形成。这是个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的过程。八百年前，当火药制造术传到阿拉伯并转道欧陆时，当地并没有发生精神领域上的恐慌，也没人上街打‘西方主义’的义和拳，以抵制中国的‘鞭炮文化’入侵。同样，作为欧洲的中心，今天的巴黎，也是文化包容的典范。在这里，没有人会担心中国的春节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会动摇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巴黎草地与地铁里随处可见的非洲鼓，让那些久居巴黎最终离开的人们无比怀念，它们融入并成为巴黎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包容一切文化。”熊培云： 《思想国》，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第二，“和而不同”展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和而不同”不仅可以表现在世界上国与国的交往中，同时也可以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个城镇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如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有个叫特克斯的县城，城北有个基督教教堂，西边是个典型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南边有一个地道的喇嘛教寺庙，东边有一个正宗的道观。在城的集市上可以看到，出售维吾尔英吉莎小刀的刀把上系着具有浓郁汉民族文化的大红中国结，维吾尔族妇女除少数年长者出门仍蒙上面纱外，大多妇女出门都穿上了汉族的时尚服装。大家和睦相处，互通有无，体现了边疆地区多民族繁荣团结的景象。
2012年是中国的龙年。在龙年的正月二十三，又是西方的“情人节”。在北京，原价2元一枝的普通玫瑰涨至10元。细心人发现，即便没有“情人节”的因素，北京人过节在保持传统民俗的同时，也多了几许“洋”味。一方面，中国结、大红灯笼挂满大街小巷和商店、饭店的店堂，春联贴进居民小区，唐装盛行，窗花、剪纸装点市民窗户，民俗庙会依然火爆；另一方面，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生意兴隆，“巧克力”、“大腰果”等“洋食品”俏销，压岁钱由人民币换成了欧元，“洋庙会”开始向传统庙会“叫板”。“朝阳国际风情节”、“石景山游乐园”、“北京洋庙会”等充满异域风情的节日早已为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所熟知。对此，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指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变迁，使人们的观念和文化立场发生着巨变。这种巨变是相反的作用力向两极延伸： 一极是不断地融入全球化；另一极是民族自我的重新回归。郭红梅、王卡拉： 《北京洋庙会大年初一招徕10万市民》，载《新京报》，20070219。
第三，“和而不同”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它的基础首先是有“不同”，只有有了“不同”，经过交流、沟通和协调，才可能达到相融、和谐的境地。产生“不同”，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以记者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为例： 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中国记者职业意识的调查和美国学者戴维·H.威沃尔与G.克里夫兰·沃尔特对美国记者职业功能角色的调查比较，发现中美两国新闻工作者对“何者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这个问题的判断相去甚远。中国新闻记者判断新闻价值最主要的标准是： 与人民生活的相关性。中国记者既注重报道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注重报道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闻。而美国新闻记者最推崇的新闻价值是接近性。他们认为最佳作品主要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故事及社会新闻，如关于州政府、地方政府的新闻、犯罪新闻、体育新闻、名人报道、事故与灾难新闻等。宁文茹： 《中美记者职业意识的比较研究》，载《新闻学论集》第18辑，39～66页。在中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态上，就不免表现出传媒内容上的明显差异： 中国新闻突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批评揭露性报道等“硬新闻”，美国有国际新闻减少、传媒趋向本土化、“软新闻”大量增加的发展态势。
对待同一件事实，由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如美国《时报杂志》最近对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17个东西方国家的1500余名人士所作的问卷调查，对美国人因“颇有微词”而采取“敬而远之”态度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该杂志根据接受调查者批评的集中程度，依次列出了“美国人的十大缺点”，最后又请居住在美国本土的几名美国人自己来对外国人心中的“美国人的十大缺点”作一番点评。有趣的是，这“十大缺点”在一些美国人口里却几乎又成了“十大优点”。如有51％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 美国人盛气凌人。而美国人则说： 其实有点“盛气凌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盛气凌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意味着充满自信，而这份自信又是需要强大的国力作“后盾”的。实际上，中国人、罗马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其国力最强大时也都曾无一例外地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有48％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 美国人总以为美国才是最好的。美国人解说： 这可是爱国主义使然。要知道，许多小国、穷国、弱国的人也往往认为自己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不要苛求美国人吧。有42%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 美国人不看重历史。美国人解说： 比起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等世界文明古国，甚至英国和法国来，美国确实年轻了些，也没有值得自豪的悠久历史。然而正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就更充满了活力和朝气。正因为我们年轻，我们就往往更乐于向前看，而不是老往后面看。有39%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 美国人“科盲”多。美国人解说： 在近些年举行的国际科学知识比赛中，美国人，特别在年青一代美国人中的“科盲”比例确实要高于英国人或德国人，甚至可能高于韩国人。但问题是： 对于究竟什么是“知识”，美国人的观念也与其他民族有出入。我们并不看重记忆、吸收那些早已被确认为“真理”的公式、条文，实际上我们对培养孩子“自己动手”的能力可能更感兴趣。这也是为何我们在知识竞赛中成绩常常很差，但又能立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前列的原因之一。有36％的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认为： 美国人不知道节俭。美国人解说： 比起生性节俭的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我们确实“奢侈”了些。我们的信用卡常常透支，我们的大学生常常由于借贷过多而不得不刚刚一毕业就宣布“破产”，我们还常常借钱去旅游、美餐甚至赌博。这可能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作怪，也可能是一种出于“务实”的考虑。我们不想把金钱苦苦积累起来留到人老珠黄的晚年再来使用，因为到那时消费的“乐趣”已在衰老的身体和苍凉心境的“影响”下大打折扣。顺便说一句，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国家的“聪明人”（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开始跟着我们“超前消费”了，贷款买房、贷款上大学在中国就十分盛行。唐若水： 《别人看是错，自己道是好》，载《光明日报》，20030214。
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传播的局限，使东方与西方在相互认识和了解上产生了差异和隔阂。作为第二代中国问题专家领袖人物之一的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说： “美国大众易于走极端，要么过于喜欢，要么过于不喜欢，对中国尤其如此。1989年以前，大约80%的美国人极其喜欢中国，此后，约80%的美国人极其不喜欢中国。美国大众对中国的观点变化犹如昼夜之分，但我以为，中国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此前此后的中国是基本一样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么多年之后，中国产生了那么多的变化，美国人却一无所知，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这是问题的关键。”转引自《学习与实践》，49页，2003(1)。而美国前总统布什来中国访问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他还说： “我的国家毫无疑问确实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像大部分的国家一样，我们正走在一个漫长的道路上。”新华社： 《布什清华演讲问答录》，载新华网，20020222。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次访华之时也坦陈，“几千年前，伟大的哲学家孟子曾说过：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开辟一条造福子孙后代的未来之路，防止因彼此缺乏信任或目前不可避免的分歧使这条蹊径沦为茅塞，永远铭记我们携手走过的旅程。”国际在线： 《跟奥巴马学英语： 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载中国广播网“国际在线”，2010097。由此看来，加强双边和多边的信息传播，追求真实和坦诚，消除虚假和恶意，这将是中国与世界新闻传媒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四，坚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在追求“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往中，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 《创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载《思想战线》，2001(6)。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各美其美”是承认各文化皆有其美，而且应该保持其独特性；“美人之美”是承认别人的文化也有好之处，并能够欣赏和接受；“美美与共”是大家能共存共荣，并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唯其如此方能实现“天下大同”。这个重要原则有两方面要求，其一，必须发掘、凸显和传播中国自己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将它贡献给世界。我们在与世界文化交流时应该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立性。自然，这种坚持不应是狭隘的、封闭的，否则便会走入故步自封、井底之蛙的境地。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坚持和提升中华文化的特质，科学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这才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正确之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域广、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必然有其精华和糟粕。在对外传播时，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即时代性和优秀性，也就是说，要把当今时代反映中华民族正在发扬光大的优秀的文化精粹报道给世界。而不是相反，尽将一些过时的、落后的、没落的糟粕文化像考古寻宝似的抖出来展现在世界面前，尽管有时候外国人也可能会给个什么奖励。对此，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该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法规，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其二，有效地保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不受辱损。国家不分大小，民族没有高低，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各国、各民族都有权利保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不受侮辱和损害。在加入WTO的历史进程中，加拿大、法国、德国等不少国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据统计，如今在互联网上，英文内容约占80%，法文占3.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几。据瑞典互联网市场研究公司Royal Pingdom 2012年4月19日发布研究报告称，今年全球网民网民总量已经达到22.7亿，较5年前的11.5亿将近翻番。中涛： 《报告称全球网民接近23亿 5年来实现翻番》，载“腾讯科技”，20120420。而全球所有网站中，超过75%的网站设在英语国家。对此，法国首先表示不满。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法国语言文化在网上萎缩的态势。法国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时也要与法语并用。还为此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的广告宣传文字必须译成法语。近几年来，德国和荷兰都在进行德语网络的研究，试图将德文打入国际互联网络，占有这个前程无限的市场，同时与美国文化对抗。华凌： 《警惕网络上的文化殖民》，载《中国记者》，2002(3)。对此，中国政府和新闻传媒单位也该研究相应的对策，以保证中华五千年文化不受辱损。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部长国际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40个政府代表团以及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8个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全球信息社会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保持文化多样化的问题。许多国家担心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和资金的优势通过信息化进一步扩大其文化影响。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全球信息化不应变成“全球西方化”、“全球美国化”。Sacharow，A.(1996)，Thinking globally:Responding to readers priorities，newspapers are refining their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news。Mediaweek 6(20)，p.34. 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郑重指出： 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应是： 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宋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载《光明日报》，20051023。由此，在中西方文化传播中，我们应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为只有中国的文化才是最优秀的，世界一切优秀的文化都能够和都要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找到它的身影，中国文化将要领导世界的新潮流；另一种则是凡事都要问一下外国人的意见，看一下外国人的脸色。不论是上学、读书、拿学位、聘职称、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或文学艺术作品、新闻报道等，都要以外国人的标准行事。在很多情况下，又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新表现。这种两极化的摇摆心态是需要在与国际交往中矫正的。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待人接物友善相处，不卑不亢，这应是我们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最后说一点的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与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我们不能因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接受他们对中国的诋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2002年7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设立“全球宣传办公室”，专门从事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前一周，美国国会众议院也通过法案，决定启动一个“形象工程”两年内开支2.4亿美元，用于对付外国传媒中所谓对美国“毫无根据的仇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眼中美国的形象不佳，主要是因为美国与它们“沟通不够”，因此有必要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该办公室的职责是，把美国政府的信息迅速传送到全球的“热点”地区，解释“与美国相关的所有情况以及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的原因”。包尔文： 《身不正影怎正　美国“形象工程”不治本就难奏效》，载新华网，2002081。其实，美国在全球的形象不佳，并非是他们的对外宣传不够。美国国务院早就有强大的公关部门，白宫也有“联合信息中心”，官方的广播“美国之音”早已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在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也没有统一的文化政策，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席勒所指出的： 美国政府不仅密切地卷入文化侵略的过程，而且还委令国防部（不是美国新闻署）直接间接控制之。直接上，国防部（五角大楼）统筹拟定全国广播政策，决定频率频道的分配；间接上，各大广播关系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属下的国家广播公司RCA—NBC）皆承接了大批的国防军事合同。“美国的传播势力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完全是直接拜赐于政府既定的军事外交政策。反之，传播则成为军事与外交的利器与急先锋，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李金铨： 《传播帝国主义》，35页，台北，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国别人权报告》。该报告再次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和指责，而对美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却讳莫如深、只字未提。对此，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2012年5月25日，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2011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对美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揭露： 一、美国拥有强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可以对暴力犯罪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美国社会却长期充斥暴力犯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犯，美国标榜自己是自由之地不过是自欺欺人；三、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仍有不少公民享受不到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四、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受到长期的、系统的、广泛的、制度性的严重歧视，种族歧视成为美国价值观无法抹去的表征和符号；五、美国至今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对妇女儿童权利的漠视加重了美国妇女儿童的糟糕境遇；六、美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粗暴侵犯他国主权，肆意践踏他国人权，“成为国际上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自1989年以来，美国几乎年年在人权大会上提出或支持反华提案。温宪、王恬： 《美国发表人权国别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全面抹黑》，载人民网，20120525。开拓和扩大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传播形式，促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实现“和而不同”。在这里，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和改进传播技术，增强传播效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最佳的传播效果为出发点的，它也应是检验我们一切文化传播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媒体和其他文化交流的建设和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一直大力发展自身软实力，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来改善海外形象，包括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教授中文并宣传中国文化。2011年，时长6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之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首次亮相。该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将从当地时间1月18日开始，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滚动播放，每天播放300次，直到2月14日宣传期结束，共播放8400次，有力地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国际在线： 《中国国家形象片改变受众对中国印象》，载国际在线，20110119。但是，目前世界上能听到看到和接受到中国的新闻和其他文化形式的地方还是十分有限的。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差别过于悬殊和弱小是不利于将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的，因为实现中国走向世界的目标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 “国家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等等”。要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位还需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渠道和形式将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这里包括调动中央、地方和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种学会、协会、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作用，在保证政府权威的同时，广开信息渠道，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为了保证我们的传播收到良好的效果，当我们面向西方的受众时，要注重他们的思维习惯，并由此改变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应学会适应西方人那种直露的、喜欢自我披露的表达方式，而不要简单地推断他们自大或看不起我们。自然，西方人也应理解东方人在交流方面的含蓄，适应东方人在交流中的“预热”过程，并且有耐心等到对方进入真正的交流境界。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将语言、文字翻译互通，只是将一种文化形式进行交流介绍，这种形式背后的文化底蕴、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是需要双方努力探求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借鉴、互相学习的过程。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执政党首次将“文化课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文化课题”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和国际背景，是各种复杂缠绕的时代因素共同助推和烘托的结果。正如梁启超晚年的认识，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还在于那看似缥缈却实则“顿挫有力”的文化。文化是国家进步繁荣、社会生生不息的土壤和氛围，其作用是根本性和统驭性的。没有文化涵养，一个国家和民族将失去血色，变得形容枯槁、失魂落魄。
当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和我们的两大国宝“功夫”和“熊猫”，拍出横扫全球票房的电影时，我们的文化创业产业在哪里？当史蒂夫·乔布斯把苹果手机做到“美”的最高境界时，我们类似的产业恐怕尚不知道“美”为何物。一个曾经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为什么今天却显得如此空空洞洞？答案或许是深沉而驳杂的。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文化退行危机。我们终于意识到，由于缺乏文化软实力，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竞争中，处于失权、失语、失利和失魂的境地。在这场抢夺“麦克风”和“解释权”制高点的征战中，我们总不能一败再败。
推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宏大叙事，但其实也并不深奥。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但凡文化发达的时期，都是政府强力推动和民间自我勃发的时期，存在于时代深处的创造力，由自由和热烈的氛围中猛烈迸发出来。回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这几乎是定数。因此，若要文化强国，必须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并在文化进步中实现强大的融合。恩格斯曾说：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这样清醒的认识，在今天尤其振聋发聩。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只有如此，在参与世界文化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张若渔： 《我们需要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载《都市时报》，20111019。
综上所述，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的世界形势，它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的新闻和新闻评论的全球文化土壤。第二章中
国
新
闻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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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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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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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发
展
动
向“新闻评论”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如果以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中国第一份政论报纸《循环日报》的出版为开端，迄今“新闻评论”已走过了近140年的历程。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时势风云的潮涌，以及媒体环境的流变，从一个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划分的话，可以把中国“新闻评论”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报刊“政论”时期。时间从《循环日报》创刊到新中国成立。
第二个时期，报刊新闻评论一枝独秀的时期。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三个时期，新闻评论的全面发展时期。时间从1978年至今。
历史风云激荡，新闻评论代际的简单划分，并不能掩盖这种文体在历史细部中的复杂和艰难。可以说，新闻评论发展到今天，着实非常不容易，作为一种天生具有“政治性”、“呐喊性”、“改革性”的表达方式，新闻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与文明。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评论走向了健康的、快速的、全面繁荣的历史轨道。在这个缤纷多彩、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新闻评论所展示的能量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在代表主流意识的传统媒体上，还是在风生水起的新媒体上，它都是当仁不让的时代宠儿。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一下当下中国新闻评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对这种方式的进步性和犀利性作出富于时代敏锐感的观察和解读。本章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前几年为一个阶段，以2008年至今为一个阶段分别从中国新闻评论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向上予以研究。[3]新闻评论通论第二章中国新闻评论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动向[3]第一节当代中国新闻评论的时代特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评论是整个媒体报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新闻传播的大势紧密相连，新闻评论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走势，了解这一现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发挥新闻评论的作用是十分有益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组织师生曾对入世后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新闻媒体的新闻评论做了一番较为全面的调查(包括发表的评论数量、评论内容、评论趋势、评论对象、评论时效、评论风格和评论字数等指标)，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时代特征。
一、 地位“显赫”、时效“迅捷”
新闻评论一直受到媒体的重视，特别是报纸更把它誉为“灵魂”和“旗帜”。虽然报纸的改版中一度出现过有的报纸取消或减轻新闻评论，但是，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都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对评论的重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曾对2002年中国入世后的中央及地方主要报纸的新闻评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全面调查，调查报告提供的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现状。
2002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和今日谈、人民论坛等专栏评论共334篇。其中，社论31篇，评论员文章106篇，今日谈83篇，人民论坛114篇。这里还不包括在十六大期间，“今日谈”栏目开展的“从身边看变化”征文活动。征文从10月8日到11月26日共采用了77篇，其中11月3日就刊载了5篇。这里统计的仅是评论部编发的刊载在要闻版上的评论文章，在经济版、社会版、法制版、军事版、国际版、体育版、文艺版等众多版面上还有不少的专业评论。
《中国青年报》一直重视新闻评论，该报不仅刊发大量本报评论员文章，还开辟了不少发表评论文章的专版和专栏。如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青年话题”专版，2002年共发表各种评论文章1141篇，求实篇刊发评论和杂文162篇。《工人日报》将评论版与综合新闻版合为一版，评论版居于版面的上部，2002年一共刊发评论文章1186篇。
上海是我国新闻媒体竞争激烈的一个城市，它的新闻评论也凸显特色。《文汇报》在第五版每周一至周五，均有“文汇时评”的专版，同时还摘编全国各媒体的最新评论。新民晚报除了原有的各类杂文、随笔等言论专栏外，还专辟了“新民论坛”专版。根据晚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