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托克维尔论革命与重建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倪玉珍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充满悖论的革命。它追求“自由”,把法国从专制王权中 解放出来并庄严宣告了人的各项权利;但它随后又把法国带向了雅各宾派的革命 专政和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它呼唤“平等”,摧毁了封建等级制,然而亲历了大 革命的斯塔尔夫人却毫不客气地指出,法国人热衷于让自己区别于普通公民,对 于谋求特权或一官半职有着强烈的爱好。1大革命倡导“博爱”,然而自 1789年大 革命爆发以来,各个政治派别陷入你死我活的对抗,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直至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相互斗争的各派才最终达成妥协与和解,确立起较为稳固的 共和政体。至于大革命到底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还是失败的革命,也难以作一个简 单明了的回答。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的,“以灾难告终”的法 国大革命,却创造了世界历史。2 那么,大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它为什么会爆发?为什么会呈现 出如此复杂和矛盾的特征?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长期以来,在法国,持 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争论不休,对大革命的评价也迥然不同。曾 经效仿法国并借助暴力革命踏入现代社会门槛的中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往往难 以节制自己的政治偏好,以一种较为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理解和评价大革命。这种 努力实属必要。这不仅是为了满足一种智识上的好奇,更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的 命运。 在所有关于大革命的研究中,托克维尔(1805—1859年)的《旧制度与大革 命》(1856年)是一部可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公正地理解大革命的经典之作。当 然,这并不是说,托克维尔在阐释大革命时,可以摆脱个人的情感和偏好。例如, 他对贵族的同情和对宗教的重视显然与他本人的贵族身份和天主教信仰不无关 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托克维尔自觉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超越同时代 的党派偏见,以便更加公允地理解大革命。作为一位贵族,托克维尔有充分的 理由像迈斯特等极端保王派一样憎恨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是一位思想 1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 869页。 2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 44页。 开明的新闻出版总监,曾在大革命中为受审判的国王路易十六辩护,并因此被 送上革命的断头台。托克维尔的父母也都是正统的保王派。然而在托克维尔看 来,比保持狭隘的家族或党派忠诚更重要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探究大革命的起 源、理解大革命的特性,以便知晓 19世纪的法国该往何处去。为此,托克维尔 没有像许多热衷于党派斗争的同时代人那样,先入为主地从党派立场出发颂扬 或谴责大革命,而是埋头查阅了大量与旧制度和大革命相关的一手史料,并依 据他掌握的历史事实来反思大革命。可以说,正是这种超越党派偏见的自觉努力, 使托克维尔获得了关于大革命的深刻洞见,并使《旧制度与大革命》具有了经 久不衰的魅力。 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对于熟悉“贫困孕育革命”和“压迫越深反抗越大”的革命叙事的读者来 说,一想到法国大革命,很容易联想到那幅出版于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漫画:一个 弓着腰拄着破镐衣衫褴褛的老农,被一个教士和一个贵族骑在身上。我们耳熟 能详的文献也告诉我们,封建贵族对第三等级的剥夺和压迫导致了大革命的爆 发。著名的神甫西哀耶斯在 1789年出版的畅销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中 控诉了贵族的尸位素餐。剧作家博马舍创作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一段嘲 讽贵族的对白更是广为人知:“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 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多么扬扬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 多享受?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使过一点力气之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 们熟悉的革命叙事除了强调经济苦难和阶级压迫导致大革命以外,还将“旧制 度”与“大革命”二元分立:封建压迫深重的旧制度是一个黑暗的地牢,大革命 将人们带向了光明的新世界。头脑里有这么一套看待大革命的固定思维模式的读 者,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很可能会感到不习惯或者新奇。托克 维尔对大革命的发生机制的剖析,在很多方面都构成了对我们熟悉的革命叙事的 挑战。 不少学者认为,托克维尔关于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挑战了“贫 困和压迫孕育革命”的陈说,并且提出:革命有时恰恰是经济增长和政治状况改 善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是一个经济长期增长、专制趋于温和、政府开始施行改革的时期。那么,为何 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苛政减轻的地方反而首先爆发了革命呢?乍看起来, 托克维尔是用“相对剥夺感”这一社会心理原因来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的。 托克维尔指出,当痛苦减轻时,人们对痛苦的感受会变得更加敏锐:“摧毁一部 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1同时,当处境改善时,人们对未 来会产生更高的期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 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2旧制度末期,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变得更加活跃,它发 起各种事业,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这激 发了人们投机的欲望和发财的热忱,因而当政府难以维持发展局面时,危机就难 以避免:“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 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 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3托克维尔的这一分析,以独 特的视角解释了为何旧制度末期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顿挫”——1780年代的工农 业危机会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相对剥夺理论”的雏形。不过, 仔细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者会发现,在探究大革命的起因时,托克维尔 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心理层面的分析。例如,他在第二编第一章对比法国和德国农 村社会状况时指出,大革命之所以在法国而不是在德国爆发,主要是因为,早在 大革命爆发前几个世纪,法国已经开启了两场至关重要的革命。首先是经济社会 领域的革命:法国大多数地区很早就废除了农奴制,大量的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 而且成了土地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恰恰是因为法国的农民已经拥有了土地, 仍然强加在地产上的各种封建负担才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德国的 封建负担比法国沉重得多,但由于德国的农奴只是耕种贵族的土地,因而加在土 地上的封建负担并没有激起像法国农民那么大的仇恨。托克维尔生动地描绘了一 个拥有土地的法国农民对贵族的仇恨: “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 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 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 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 他勒索通行税。��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 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 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4 托克维尔指出,除了社会经济领域的革命之外,自大革命爆发前的几个世纪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73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05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12~213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1~73页。 起,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 大”。这是一场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法国农民摆脱了贵族领主的统治。 1托克 维尔为什么认为法国的农民已经“摆脱了贵族领主的统治”了呢?在大革命爆发 之前,法国的农民不是位于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结构的底层吗?托克维尔以 18 世纪法国农村的治理为例,解释了何为“农民摆脱了贵族领主的统治”。他指出,18世纪法国农村教区的事务基本上是由国王派来的总督任命的官吏和农民自己 选举出来的官吏管理的。领主已经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在教区内 执行国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征收捐税、颁布国王敕令、分配赈济之类的事务 再也不由领主负责。”领主与其他居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 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尽管作为个人,仍有贵族参加教区的治理, 但作为整体,贵族已经不再统治其领地上的居民。 2接着,托克维尔解释了 18世 纪的法国贵族为何比封建时代的贵族更加令农民痛恨: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对 其领地的统治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担维持领地的公共秩序、执行法律、赈济 贫弱的职责。农民虽然也觉得贵族的特权令人难以忍受,但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 保障,他们不得不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到了 18世纪,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已不 再履行统治者的职责,却依然享有各种与金钱相关的封建特权。此时贵族已经完 全沦为了一个寄生阶级,其特权的分量就显得格外沉重,甚至贵族本身存在的合 法性也成为疑问。3 由此,托克维尔就提出了令 19世纪的读者耳目一新的见解:尽管大革命的 主要目标是摧毁封建制度,然而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封建制度无论从经济还是 从政治方面来说,都只剩下了一些残余。甚至可以说,摧毁封建制度主要不是大 革命的功绩,而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进程的结果。如此一来,大革命的创新程度就 大大降低了。因为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大革命与其说是现代社会的“助产婆”, 不如说是一个早已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终结与完成。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托克维尔不像同时代的许多大革命研究者那样,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大革命的进 程本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篇幅谈论的不是大革命,而是旧制度。托克 维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研究指向:“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 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 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 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 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1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68~69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1~72页。 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1 由上述可见,要弄清大革命的起源和特性,关键在于理解旧制度。那么,托 克维尔是如何界定旧制度的?在他的笔下,旧制度不是大革命的对立物,二者之 间存在着重要的延续。从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的阐述来看,旧制度时期大体是指 从绝对王权兴起至大革命爆发的几个世纪,它是大革命的一个漫长的预备阶段。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18世纪,对这一时 期法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情感,舆论风尚,以及人们的心 态习惯做了全方位的考察。仔细阅读这部著作的读者不难发现,旧制度时期政治 领域的突出特征——中央行政集权制构成了所有这些考察的汇聚点。中央行政集 权制是绝对王权通过不断打击封建制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托克维尔看来,中央行 政集权的过度扩张使法国陷入了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之中。它们包括社会 自组织能力的丧失、社会的分裂与原子化、各等级之间的相互嫉恨、文人政治的 兴起等。与旧制度末期直接引爆革命的工农业危机、财政改革僵局、贵族对王权 的反叛相比,这些结构性的危机更不易为人察觉,但它们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刻。 一方面,它们使貌似强大的绝对王权缺乏抵御危机的能力,在瞬间土崩瓦解;另 一方面,它们使大革命难以告别过去:革命者顺利摧毁了封建制度与王权的专制, 然而在王权的废墟之上,却迅速崛起一个比以往更加强大和完备的新型专制—— 拿破仑的帝国体制。 中央行政集权与旧制度的危机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的绝对主义和中央行政集权的分析早已成为经典论述。在 他看来,中世纪末期以来兴起的绝对主义和中央行政集权对法国的政治社会状况 以及法国人的心态习惯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一种具 有法兰西特性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的论述启迪了众多思想家,其中包括泰纳和 德·库朗日这样的著名史学家, 2不过它也招来了一些质疑和批评。尽管托克维尔 的论述建立在研究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有史学家认为托克维尔夸大 了中央行政集权的影响力。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所谓的绝对主义是一个“神话”。3 对托克维尔的尊崇和批评一直延续至当代。在《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 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一书中,法国当代思想史家罗桑瓦龙试图对托克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40~241页。 2 J.-P.迈耶:《〈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3~16页。 3 Nicholas Henshall, The Myth of Absolutism: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Monarchy, Longman Group United Kingdom,1992. 维尔的经典论述做出重要“修正”。罗桑瓦龙认为托克维尔描绘的“一个全能的 国家毫无阻碍地管理着一个一盘散沙的、被奴化了的公民社会”的图景虽然引人 入胜,却有点过于简单化。他批评托克维尔把绝对王权的野心和计划与法国的现 实相混淆了。不过罗桑瓦龙也承认托克维尔关于绝对主义和中央行政集权的经典 论述包含高明的洞见,对于理解法国的政治史极富启发性。 1本文的意图不在于探 讨托克维尔的经典论述多大程度上符合“史实”,而在于解读托克维尔关于绝对 主义和中央行政集权的剖析,进而向读者呈现一种关于大革命的独特阐释。 既然托克维尔认为中央行政集权制是理解大革命的起源及特性的关键,那么 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分析其运作机制及后果的。首先来看看托克维尔如何定义 中央集权制。简言之,它是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相对的一种政治体制。封建制 的突出特征是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分散。中世纪的西欧各国缺乏一个统一的公权力, 王权只是多个权力中的一元,在王权与个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中间团体, 例如教会、贵族、自治市镇等。这些中间团体依据封建契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自治权是封建制下特有的一种“自由”形态。自中世纪后期以 来,伴随着王权的扩张,中间团体享有的自治权逐渐被剥夺,王权逐渐演变成“绝 对王权”,中央集权制由此产生。中央集权制是西欧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 重要前提,并且是打击封建特权推进社会平等的利器,因而通常被历史学家视为 西欧文明进程中的一大成就。托克维尔也肯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功绩。绝对王 权锻造的中央集权制推动了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它虽然在大革命初期被摧毁, 但新的中央集权制很快出现并得到巩固,并在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达到顶峰。 借助中央集权制,法国大革命进一步完成了由旧制度开启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 这两项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不仅是旧制度的遗产继承人,而且是旧制 度的遗嘱执行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并没有笼统地颂扬中央集权制。准确说来, 他肯定的是中央政府集权。他明确区分了两种中央集权——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 政府集权指的是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行政集权指的是纯属地方性的 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2在法国绝对王权兴起的过程中,这两种集权是同时发 生的。托克维尔肯定政府集权,却严厉批评行政集权。在他看来,政府集权是使 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意味着封建割据状态的结束和统一公权力 的出现。有了它,统一的民族国家才可能诞生,通行全国的法律才可能采行。然 1 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高振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 80~83页。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 96页。 而行政集权却会带来一系列恶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屡屡提及 的中央集权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央行政集权。在他看来,旧制度以其特 有的方式骤然覆灭、大革命之所以呈现出解放和奴役的双重特性,与法国的中央 行政集权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中央行政集权意味着由中央政府包办“纯属地方性的事务”。在 中世纪,各种中间团体主导着地方的政治生活。例如,封建贵族享有对其领地的 统治权,教区和自治市镇的居民享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然而伴随着中央 行政集权的兴起,地方自主的“政治”生活逐渐被来自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 所替代。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日益扩张的绝对王权逐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行 政官僚机器。位于这个行政机器最顶端的是国王本人,他是最高行政长官。在王 权的旁边是充当国王咨议机构和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御前会议。在国王之下,还有 自上而下各个层级的行政官员——总监、总督、总督代理,他们负责执行国王和 御前会议的行政命令。 1法国的旧制度是一个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混合的过渡形 态。总体而言,在旧制度时期,封建制不断衰微,中央集权制则日益加强。后者 在大权独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托克维尔认为,在旧 制度末期,除了一些地处王国边远地区的三级会议省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以 外,在“构成整个法国的心脏和精华”的财政区省,实际上的统治权掌握在作为 王权代理人的行政官员手中。2尽管当时法国的贵族仍然享有令人炫目的特权和地 位,但多数贵族对其领地的统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或者变得徒有虚名。也就是说,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依附在王权身上的特权者,而不像同时代的英国贵 族那样享有真正的统治权和影响力。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说 明中央行政集权在旧制度末期扩张的程度:在中世纪,法国的农村教区有过和美 国新英格兰的乡镇类似的自治制度,由全体居民选举官员,管理教区事务;然而 到了 18世纪,一个农村教区想要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者仅仅想要开支 25 里弗,必须获得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御前会议的批准。 3表面看来,旧制度末期 的中央行政权力是强大的,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对社会发出各种指令。那么, 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强大而活跃的权力,在面对旧制度末期的危机时却缺乏抵御 和应对的能力,骤然坍塌呢? 在托克维尔看来,表面强大的行政集权潜藏着致命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 先表现为一种严重失衡的权力结构:中央行政权力的强大与社会机体的羸弱。中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5~78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75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88~91页。 央行政集权导致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后者的“头脑”和原 动力。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丧失。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曾 任财政总监的杜尔哥观察到,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教区只剩下“一片茅屋和与茅屋 一样被动的居民”。1托克维尔也注意到,由于长期受中央行政权力监管、有时甚 至连个人事务都由政府包办,法国民众养成了凡事依赖政府、对公共事务漠不关 心的习惯。他们把政府视为上帝,凡事都祈求政府的帮助,反过来,当他们遭遇 不幸时,也把一切归咎于政府,甚至“连季节气候的异常,也责怪政府”。他们 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 的处境,都无动于衷”。2可以想象,如此缺乏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如此被动的社 会成员,在政府遭遇危机时,是无法组织起什么力量来援助它的。因而一旦行政 机器运转失灵,社会很容易陷入动荡。大革命中著名的君主立宪派领袖米拉波曾 用形象的语言说明中央行政集权的危险:“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 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托克维尔认为,不仅旧制度的骤然毁灭与行政上的中 央集权制密切相关,而且 1789年以来法国政府的频繁更迭也与此相关:由于巴 黎在全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外省唯巴黎马首是瞻,因而在巴黎发生的一场革 命,往往就足以导致政府的垮台。3 除了严重失衡的权力结构以外,中央行政集权还导致了另一个恶果:社会的 分裂与原子化。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绝对王权摧毁地方自主政治产生的后果。 在封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法国广泛存在着地方性的自主政治生活。尽管 这种政治生活是以身份不平等为原则的,但各等级的人们还是获得了经常相互往 来与合作的机会。当这些地方性的自主政治生活被中央行政集权逐步摧毁之后, 原本在这些公共空间里经常相互往来的人们彼此疏离了。以乡村为例,贵族纷纷 离开领地进入宫廷,有产者离开乡村到城市谋求官职,农民则被贵族和资产者这 两个拥有知识和财富的等级抛弃。与社会纽带的松弛和瓦解相伴随的,是各等级 彼此之间冷漠和仇恨的增加。当贵族不再统治其领地、三级会议不再召开时,贵 族和资产者就不再需要经常性地彼此接近、相互妥协,他们现在更多的是竞争对 手。由于大多数贵族不再拥有对领地的统治权,他们也不再愿意承担庇护和救济 农民的责任。有些贵族甚至比以往更加苛刻地向农民索要残余的封建权利,因为 他们与农民已经不再休戚相关。4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90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07~110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12~115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4~125、129~132、157~166页。 如果说,中央行政集权摧毁地方自治导致了各等级的相互疏离,那么捐税的 不平等则导致了各等级之间的相互嫉恨。人们通常以为捐税不平等是封建制的产 物,然而托克维尔却指出,捐税不平等虽然在封建时代就存在,但这种不平等恰 恰是在绝对王权兴起之后加剧的。他对比了英国与法国的情形。在英国,贵族与 王权的相互制衡使英国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赋税制度:一方面,王权必须遵守“无 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规则;另一方面,贵族为了保持其统治权,不得不承担 大部分的税负,穷人则享受捐税方面的特权。在法国,自查理七世以来,王权可 以无须各等级同意任意征派军役税。法国王权为了扩张其权力,对传统的“佩剑 贵族”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剥夺贵族在地方的政治统治权,另一方面将所有 新征的捐税变成贵族免交的军役税,作为贵族失去统治权的补偿。这样就使沉重 的新征捐税统统压在了第三等级身上。1与此同时,王权为了填补因战争和宫廷开 支带来的财政亏空,设立了卖官鬻爵制度,并规定获得官职可以享受免税或其他 特权,甚至可以由国王册封为“穿袍贵族”。卖官制度在法国人的内心深处激起 了对官职的普遍欲望,第三等级当中较富有的资产者纷纷通过购买官职挤入特权 等级。 2很显然,为缓解财政困难而设立的卖官制度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富人免 税穷人纳税”的荒唐赋税制度最终使法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王权培植起 来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则使财政改革举步维艰。更糟糕的是,它导致了各个社会集 团之间的分裂与仇恨:第三等级痛恨享有免税权的特权等级,同时特权等级内部 的“佩剑贵族”、“穿袍贵族”与一心想要通过捐官挤进贵族行列的资产者们之间 也四分五裂,彼此嫉恨。 托克维尔认为,到了旧制度末期,不仅贵族、资产者和农民之间彼此疏离和 相互仇恨,而且各阶级内部又分裂为各种小集团。托克维尔用“集体的个人主义” 来形容这种社会状况,认为它为大革命后出现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准备。这 种“集体的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孤立和彼此冷漠。 当它们偶尔碰到一起时,多半不是商讨公共事务,而是为私利和特权的多寡而争 吵。3事实上,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尚不存在完全不隶属于任何中间团体的个 体,然而托克维尔已经在旧制度的余晖中辨认出了一个受利己主义精神支配的“陌 生人的社会”的雏形。这预示了大革命后出现的法国式个人主义,将不同于托克 维尔在美国看到的个体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协作的个人主义,也预告了大革命中各 阶级的惨烈厮杀及政治和解的困难:“60年前,当使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36~138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42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33~134页。 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 重逢只不过是为了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 还留在人间。”1表面看来,在旧制度末期,社会的分裂和各阶级的分离是有利于绝 对王权的统治的。由于各阶级彼此分离,因而当他们对政府不满时,既无法达成 一致,也难以相互合作,政府在每个时期需要对付的反对者只是单枪匹马的寥寥 数人。2然而,托克维尔却指出,恰恰是社会的分裂和各阶级的分离使得政府缺乏 抵御危机的能力。由于这个分裂的社会无法组织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因而一 旦遭遇危机,这座君主制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中央行政集权“自掘坟墓”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它催生了抽象的文人政治和激 进的革命文化。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由一些“抽象”地从理性原则出 发思考政治的哲学家领导的。他们从“抽象”的人性和天赋权利出发来设计理想 政治制度并以此指导政治实践,对一切古老的制度风尚以及现存秩序采取全盘鄙 弃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文人政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法国的中央行 政集权长期用行政监管替代真正的政治生活,从而导致绝大多数国民缺乏政治经 验。由于缺乏经验,哲学家们对于哪些现实可能构成变革的障碍、革命可能带来 哪些现实的危险一无所知。他们真诚地相信,无须对这个复杂而陈旧的社会的实 际情况做细致的研究,光凭理性的效力,就可以对其进行全面而突然的变革。同 样因为缺乏政治经验,再加上痛恨特权和不平等,民众很容易就被哲学家们全盘 否弃现存秩序的抽象理论打动,并追随其走向革命。3 由上述可见,关于大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社会经 济阐释颇为不同的政治社会学阐释。托克维尔不是把关注的重心放在生产方式的 变革上,而是着重以长时段的视角考察中央行政集权制的“社会”后果。他所考 察的“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近似于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多 次提及的“民情”。它既包括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也包括人们长期生活在某种 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形塑而成的思想情感、心态习惯。在托克维尔看来,中央行政 集权制导致的社会分裂和阶级矛盾,以及人们凡事仰赖中央权力、同时又热衷于 激进革命文化的思想和心态,是促使旧制度灭亡的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当然,托 克维尔研究中央行政集权制的意图不仅在于探寻大革命的起源,还在于探寻大革 命遭受挫折的原因:为何一场旨在使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的革命,却把人们带向 一种新型的奴役?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及其后果,托克维尔实际上已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45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44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74~183页。 经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他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央行政集权制给法国留下的 沉重遗产,是法国在革命后重建自由时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中央行政集权制在 大革命初期伴随着绝对王权的垮台而崩溃,但它给法国的社会机体和国民精神带 来的创伤并没有随之消失。长期的行政集权导致的社会自组织能力的缺乏,以及 民众养成的凡事仰赖中央政府的心态习惯,给中央行政集权制在大革命中的重生 提供了可乘之机。行政集权制造的社会分裂和阶级仇恨,使大革命爆发后,利益、 思想和情感不同的群体之间难以达成和解与妥协,加上抽象的文人政治的盛行, 大革命呈现出二元对抗的激进特征,陷入不断革命的困境。这种政治失序的状态 十分有利于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铁腕人物上台。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力 量,旧制度的绝对王权经常任意改变古老的习惯制度、不尊重法律、践踏个人权 利。绝对王权的这些做法“教育”了人们,使人们普遍养成漠视自由和法律的习 惯,即使是那些试图与过去决裂的革命者,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托克维尔指出, 大革命中实行的征集制、最高限价、食品强制出售,以及践踏个人权利的刑事诉 讼程序,都可以在旧制度找到先例和榜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批评了 英国的保守派领袖伯克,“伯克不了解他为之惋惜的那个君主制,曾在哪些条件 下把我们抛给我们的新主人”。1 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把大革命最终走向奴役完全归咎于旧制度。他认 为,拿破仑·波拿巴确立的第一帝国政府,是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绝对王 权更强大、更专制的政府。这意味着大革命中出现的专制有着前所未有的崭 新特征。这种新型专制与大革命推动的平等化进程有密切关联。由于大革命 进一步扫清了残余的封建制,旧制度中残存的中间团体不复存在,权力越发 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因而大革命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中央行政集 权。同时,法国民众对特权和不平等的痛恨,使得他们对于任何可能导致中 间团体复活的措施都感到反感和警惕,这种心态十分有利于中央行政集权的 扩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发现的平等与中央集权之间的正关联,在大革命 中显得尤为突出。那么,这个发现是否使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后重建的前景 感到悲观呢? 结语:革命后的重建 托克维尔强调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延续,但他同时也看到了革命者打破旧 秩序、进行政治创新的努力。在他看来,大革命真正的目标是要摧毁将法国人分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37页。 割为不同等级的封建制,同时摧毁绝对王权的专制,建立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 利的自由民主制。尽管大革命后来偏离了这个目标,但托克维尔还是在《旧制度 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最初的抱负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这就是 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 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 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 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1 由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尽管托克维尔在晚年遭遇了路易 ·波拿巴称帝(1852 年)的重大打击,但他并未放弃 19世纪 30年代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的政治理 想:在法国确立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主制。身为贵族的托克维尔为 何会赞同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中作了充分论证,这里不予详述。不难看出,托克维尔是带着为法国寻找政治药 方的问题意识,前往美国考察民主的。他之所以最终决定接受民主制并为其辩护,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民主使他相信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是有可能的。法国自 绝对王权兴起至大革命期间,始终借助中央集权推进社会平等,这导致法国人在 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陷入“越追求平等、越远离自由”的悖论。在美国,民主起初 是在乡镇得到实践,进而才向外扩散。这种独特的起源使民主在美国体现为各个 层级的“自治”——小到个人,大到团体、乡镇、县、州,直至联邦。托克维尔 发现,自治的制度与精神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好处:它使个体拥有强健的自治能力, 使人们习惯于相互协作,使公民养成关心公共事务的美德,使地方的居民依恋乡 土并愿意在那里施展抱负。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集权却没有中央 行政集权,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治理全国性事务方面享有强大的权威,但纯属地 方性的事务是由地方自主管理的。这不仅使美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还带 来了另一个显著的好处:由于美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发条”自主驱动的,因而 某一个或某几个“发条”的故障至多只是导致社会的前进出现意外,而不会使整 个社会倾覆。不难看出,美国的民主(自治)是作为法国中央行政集权的对立物 得到托克维尔的赞赏的。 尽管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相当赞赏,但他并不赞成法国亦步亦趋地模仿美 国法制的细节。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有助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运转良好的有三 大重要因素:地理、法制与民情。其中民情的重要性居首位,法制次之。托克维 尔认为,美国的民情(例如源于英国的自治传统和清教精神)是难以移植的,因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39页。 为民情是一个民族整体的道德和精神风尚,是人们长期积淀的心态习惯。因而恰 当的做法不是模仿美国法制的细节,而是借鉴美国法制的精神,并着手在法国培 育能够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民情。 从托克维尔对“民情”的重视不难看出,为何他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 表现出对宗教问题和贵族问题的关注。在他看来,宗教生活对于培育良好的民情 至关重要,由贵族所承载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模式的存废,对于革命后 法国社会的状况,也有重要影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反思了大 革命的反宗教倾向。他认为许多革命者只看到天主教会妨碍法国人平等地享有自 由,因而连宗教生活也一概否定。他们没有意识到,天主教会之所以如此令人憎 恶,主要是因为它同时也是首要的政治权力。 1一旦实现政教分离,宗教生活将 呈现出有利于维持自由制度的诸多好处,例如它有助于重建社会纽带,缓和物 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抑制理性的自负,并且减轻法国自 1789年以来因过度频繁 的革命造成的政治和精神领域的动荡。至于贵族这个曾经长期享有统治权、在 大革命中被当成“反动”阶级加以铲除的群体,托克维尔既加以批判,同时也 表达了缅怀之情。一方面,他认为贵族享有封建特权妨碍法国建立普遍的公民 自由,贵族对自由的热爱是“病态”的:他们不能容忍王权的奴役落在他们自 己头上,却丝毫不关心其他公民的自由;他们既仇视奴役,也违抗法律。另一方 面,他认为贵族长期享有的优越地位使他们养成了珍视独立的品格,他们重视荣 誉甚于爱好金钱,向往伟业甚于爱好安逸,欣赏纯美甚于注重实用。对于贵族这 个既有“偏见和怪僻”也有高贵品质的群体在大革命中被铲除,托克维尔感到惋 惜。他认为,革命者本应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之下,而不是将其打翻在地彻底 根除。从法国的社会机体中割除了这个部分,就“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 创口”。2 尽管对贵族不无缅怀之情,但托克维尔对 1789年的由衷赞美,表明他是站 在大革命的原则——自由和平等一边反思大革命的。不过,由于清醒地认识到旧 制度给法国人带来的沉重遗产,托克维尔不像许多站在大革命一边的激进民主派 那样,相信用一场新的革命把独裁者拉下马并更换政体,就可以很快建立自由的 新法国。1789年至 1852年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一场革命虽然足以推翻一个坏政府, 却不足以重建一个良好的新秩序。后者的成功不仅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而且需要 民情的配合与支持。托克维尔曾用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解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46~47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148~156页。 革命者只是“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1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 这个比喻:旧制度的中央行政集权造就了一个分裂被动的社会和漠视自由的民情, 在这样的社会“躯体”之上实践美好的宪政蓝图,就如同在流沙之上建立大厦一样, 无法持久存在。反过来说,只有在革新政治制度的同时,凭借耐心与毅力一点一 滴地重建社会纽带和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培育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协作的公民精神, 良好的政治秩序才能真正稳固地确立起来。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 240页。 原著选读 1 第一节 改革与革命 [编者按]托克维尔在探寻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时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革 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恰恰是一个经济趋于繁荣、专制趋于温和、政府开始施行改革的时期。托克维 尔揭示了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在封建苛政 已经减轻的地方反而首先爆发了革命,一场过于猛烈和彻底的行政改革成了政治 革命的先导。 1.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编者按]托克维尔揭示了繁荣加速革命到来的两个重要原因:一、当痛苦 减轻时,人们对痛苦的感受会变得更加敏锐,当处境改善时,人们对未来会有更 高的期待。二、政府的改革不断刺激人们发财致富的热望,然而政府又不断从中 作梗,妨碍这种热望的实现。 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 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 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立宪君主制的 37年是我们和平与迅 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2 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病,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 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 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 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 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这 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 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 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 1 本书的“原著选读”部分选摘的文字出自冯棠先生译注的、由商务印书馆于 1996年出版的《旧制 度与大革命》。 2 路易十六:法国国王,1774—1792年在位。他即位后曾推行司法和行政改革。他还相继任命蒂尔 戈和内克等人担任财政总监施行改革,但因特权等级的阻挠和他本人的优柔寡断,财政改革未能成功 推行。大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被迫于 1791年 9月接受君主立宪制,1792年 8月遭废黜,1793年 1 月死于大革命的断头台。——编者注 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 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 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 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专 制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自 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 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 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 如此。”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 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 的地方。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 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 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早在 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便已消失。 征收军役税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更平等。 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比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 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 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 无法忍受。 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 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 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 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 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 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 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 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 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 1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 2时期龙 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再无人认为 1780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 进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20年以前,人 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 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 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 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 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里仅仅是公共劣 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里弗,那 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 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 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 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 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 无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由此产生,他们通常构成一个 最敌视新政策、最热爱任何现存政府、最顺从他们所蔑视或厌恶的那些法律的阶 级,而这个阶级这一次表现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坚决。它尤其大声疾呼号召在 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 部门即将全部垮台。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 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 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第三编 第四章) 2.革命为何在封建苛政较轻的地方爆发 [编者按]托克维尔揭示了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国家更遭人民憎恶的原 1 博马舍(1732—1799),法国 18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名著《费加罗的婚礼》公演于 1784年,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指责,可以说“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拿破仑语) ”。——译者注 2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1643—1715年在位。1661年亲政后独揽大权,宣称“朕即国家”,巩固和加 强中央集权,他本人成为绝对王权的象征,号称“太阳王”。——编者注 因:封建制度的瓦解带来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一方面,许多农民摆脱 了农奴地位,成为土地所有者,这使他们更加难以忍受加在土地上的封建负担。 另一方面,贵族领主仍享有特权,但其统治权已逐渐被王权剥夺或架空。由于不 再承担统治者的责任,贵族的残余特权反而激起了农民比以往更大的仇恨。 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 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 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 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仇 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激情依然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 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 治。无疑还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些乃是主要原因。 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 于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他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 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与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 种种盘剥又与他有何相干? 另外,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 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 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时代,人们 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 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 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 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请你们想象一下 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者想象一下你们熟悉的农民,因为 法国农民始终如一:他的地位变了,但性格并未变。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画 的农民吧,他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 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 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 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 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 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 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 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 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 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 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 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 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 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 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 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 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第二编 第一章) 3.一场行政改革如何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 [编者按]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前夕,一场“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 习惯的突然的大规模革新”引发了公共生活的混乱。这场过于猛烈和彻底的行政 改革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大革命前一年,国王敕令在司法秩序的所有各部门造成了混乱;若干新的法 庭设立了,其他法庭大批被废除,管辖权的一切规定均被更改。然而在法国,恰 如我在别处已经谈到的,负责审判、执行法官判决的人数量庞大。说真的,整个 资产阶级都或近或远地与法庭有关系。法律的效果因此便突然间打乱了千家万户 的处境和财产,给予他们新的不可靠的地位。敕令也给申诉人带来不便,在这场 司法革命中,他们很难重新找到他们可以应用的法律和应该审判他们的法庭。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在 1787年所经受的彻底改革在公共事务中尤其引 起了混乱,后来又触及每个公民,直到他们的私生活。 我说过,在各财政区,即在法国四分之三左右地区,整个财政区政府都交托 给一个人,即总督,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受控制,而且独断专行。 1787年,人们在这位总督身边设置了省议会,总督成为真正的地方行政官员。 每个村子里,经选举产生的镇政府同样取代了旧教区议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还 取代了行会理事。 与原先立法截然对立的立法不仅彻底改变了事物的秩序,而且彻底改变了人 们的相对地位,它必须在各地同时实施,而且在各地以近乎同一方式推行,丝毫 不考虑以前的惯例和各省的特殊情况;这个行将被大革命推翻的旧政府,当时已 经具备大革命的中央集权的很多特性。 这样,在大多数总督一直自行其是的情况下,1787年的省议会取得了自治权; 它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下,负责制定军役税和监督征收军役税,决定哪些公共工 程应当兴办并加以实施。省议会直接统辖公路与桥梁工程局全体官员,从监察直 到工程监工。议会要给他们规定它认为可行的事项,向大臣汇报部下的成绩,并 提议大臣向他们颁发应得奖赏。村社的监护几乎完全交与省议会;绝大多数诉讼 案件的初审必须由议会来审判,而在这以前是由总督审理,等等:上述职权中, 有许多不适宜于一个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政权,况且即将行使职权的又是一些首 次执政的人。 人们把总督贬低到无权无势地位的同时,却让他继续存在,终于使一切陷入 混乱。人们在剥夺了总督统揽一切的专制权利后,强加给他帮助和监督议会工作 的权利;仿佛一个被免职的官员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剥夺他官职的立法精神,并且 协助它的实施! 人们对付总督的做法,也用来对付总督代理。在他的旁边,在他原来占据的 位置上,安放了一个区议会,区议会须在省议会领导下根据同样原则行事。 从 1787年创立的省议会的法令和会议记录中所了解到的一切,说明议会刚 一诞生,就陷入了同总督的暗中的而且常常是公开的战争,总督老谋深算,使继 任者手足无措。在一处,议会抱怨它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总督手中夺回那些最必需 的文件。在另一处,总督指控议会成员要篡夺据他说是诏书授予他的职权。他向 大臣申诉,大臣则常常不置可否或表示怀疑;因为对他和对所有人一样,这都是 新鲜而模糊的问题。有时,议会经讨论认为总督治理不善,他经手修建的道路线 路不好或维修很糟;他任凭那些受他监护的村社毁灭而不闻不问。这些议会常常 在一项不熟悉的立法中摸黑,犹豫不决,它们四下互相征询意见,不断地收集各 种见解。欧什省总督声称他能阻止省议会的意志,省议会曾经批准公社自行征税; 省议会则断言,在这个问题上,总督今后只能提供意见,不能下达命令,同时它 征求法兰西岛省议会的意见。 处在这些尖刻的批评和会商当中,政府的进程常常缓慢,有时还停滞下来: 公共生活这时候似乎中断了。洛林省议会的话是其他许多省议会的回响:“事务 全面停滞。所有善良公民均为此感到悲伤。” 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新政府由于过分活跃和自信而犯错误;它们全都充满 一股不安及骚乱的热情,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借口今 后将由它们实行城市监护,它们着手亲自经营公共事务;总之,它们本想改善一切, 到头来却弄得一团糟。 这场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进行的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突然的 大规模革新,人们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当时,它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 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动荡之一。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起着异常巨大的影响, 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 生的同类事件。 英国爆发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直至废除了君主制, 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触动次要法律,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和惯例。司法和行政保 留原来的形式,照旧沿袭着昔日的习惯做法。据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 12位法官仍在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因此,一切并未同时激荡。革 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国社会尽管在顶层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政府的这个尽管是从属的、但每日每时为每个公民所感到 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刚刚被彻底推翻:国家政府突 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国家起初好像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 受到大震动,但是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每个人的地位都动 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 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 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 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第三编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