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选址的经济学基础

3.1概述
选址问题的研究历史悠久，其研究内容遍布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如最初的农场、工厂的选址到后来的超市、百货商店、饭店、银行、仓库、物流中心、工业园区等的选址，选址问题的研究也从一个设施的选址规划慢慢变成一个地区的规划布局。随着选址研究的逐渐丰富，出现了一些广为认可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共同构成了选址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1760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Lomonosov)指出，必须结合地理条件来研究国家经济，并提出了“经济地理学”［20］。德国地理学家格茨(Gtz)于1882年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主要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20］。在此前后，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ünen)于1826年提出农业区位论［21］，韦伯(Weber)于1909年提出工业区位论［22］，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于1933年提出中心地学说，经济学家勒施(Losch)于1940年发表《区位经济学》［23］，逐渐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逐渐复兴，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对地理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更加促进了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一般认为，二战的结束可以看作是个分水岭，二战之前，经济地理学重点关注地域差异，核心理论是分布论，而二战后进入了区位论研究的现代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或地区性的新变化，也出现了一批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本章按照选址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历程来进行详细介绍。

3.2近代选址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地理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都有长足的进步，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和各国的生产建设密切配合，从而进入了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区位论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学家杜能［24］。杜能1826年在《孤立国》第一卷中论述了农业生产活动中选址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杜能圈”，并引入运输成本作为农业生产选址的重要因子，为选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接着，第一次科技革命带动了工业区位问题的研究，1909年,韦伯出版了《工业区位理论》［25］，书中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则、公式、定理并完成一般区位理论，他的研究对于选址及经济地理的发展影响很大，在运筹学、经济学、区域科学等领域都享有盛名。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其著作《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26］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并结合城镇的选址布局进行了论述。20世纪30~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勒施发表了《经济空间秩序》［27］，他总结了以前研究者的区位理论，不同于韦伯以最小成本费用为目标，提出了最大化利润的决策原则，在提出的空间经济理论中不仅把研究对象拓宽到了区域领域，还涉及区位选择、地区计划、城市计划等方面的方法论，是西方区位理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基于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发展起来的选址理论，对其他学科与生产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选址问题的研究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也产生了系统的选址理论和选址方法。
3.2.1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区位论是选址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两本著作中研究了工业区位理论，着重对工业区位分布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28］。韦伯希望建立一般性的、广泛适用的工业区位理论，他的研究从定义与简单假设开始，接着以最小成本为原则进行问题的抽象分析，最后推导出区位选择规则。
韦伯还首次提出了“区位因素”的概念，即决定工业分布于特定地点的原因、因素。同时，他还将区位因素进行了分类，按照性质差异可分为一般区位因素和特殊区位因素、区域性区位因素和聚集分散因素、自然与技术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一般因子如地租、运费、劳动力等，特殊因子如空气湿度、温度等； 区域性区位因子是使工业企业向特定地点布局的区位影响因子，如工厂向劳动力丰富且低廉的地点集中，那么劳动力成本是区域性区位因子； 由于集聚效应引起的企业集群或由于过多集聚造成的竞争加剧引起的企业分散，则称为聚集分散因子； 自然与技术因素指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科技水平等，社会文化因素指社会文化形式与相关政策等。虽然区位因素很多，但在构造一般性理论过程中，韦伯关注的区位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和集聚因子。
韦伯提出了几个基本假设［25］： ①原材料产地是已知的； ②消费地的位置和规模也是给定的； ③劳动力不具有流动性，每个有可能发展工业的地区，都有相应的劳动力供给，而且每类工业的工资率是固定的，在此工资率下，劳动力可充分供给［25］。在以上概念与假设的基础上，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1. 运输费用指向论
韦伯暂不考虑劳动力成本与集聚因子，仅探讨运输费用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此情况下认为企业选择的合理区位是运输成本最低的区位，即运输指向的区位。韦伯认为，若某一企业的原料产地与消费地点均已知，运输成本可以由运输重量和运输距离来表示，而其他因素如运输方式、原料的性质(如广布原料与地方原料、纯原料与失重原料)等都可以换算为重量和距离。
在此假定条件下，韦伯对一个市场和一个原料产地或两个以上原料产地等情况下运输成本最低点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当只有一个市场和一个原料产地时，若原料普遍存在，则应将工厂设置在市场附近以减少产品运输费用，若原料是纯原料且是地方性的，则工厂设置在原料产地或市场均可，因为运输成本相同，若原料是失重原料且是地方性的，则工厂应设置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地点，以减少原料损耗和运输费用； 如果是一个市场和两个及以上原料产地时，问题就更加复杂，此时韦伯认为原料产地与市场可共同组成“区位三角形”或“区位多边形”，并采用了“范力农构架”(Varignnon Frame)进行最低运费地点的求解。并且，韦伯还提出了等运费线，即对某一地点而言，等运费线是到该地点运费相同的地点的连线，可绘制成一个个以该地点为中心的同心圆。
2.  劳动力成本指向论
除运输费用外，不同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也影响着工业企业的选址，劳动力费用也是工业企业运营中不可忽视的一项成本支出。韦伯认为，当某新地点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大于可能增加的运输成本时，企业会考虑往廉价劳动力区位迁移。此时他还提出了“劳动系数”(劳动系数=劳动费/区位重量)的概念，用以表示工业企业地址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程度，也可以用来表示工业企业选址偏离最小运费地点的程度。对于最小运费地点而言，劳动系数越大则此地的劳动力成本越高，企业选择远离运费最小区位的可能性越大； 劳动系数越小则表示此地的劳动力成本越低，那么企业迁移出运费最小区位的可能性也越小。
3.  集聚指向论
韦伯提出了“集聚因子”的概念，即集中在特定场所的一定量的生产带来的生产或销售成本降低，如政策优惠、近市场地等。如同劳动费可能引起最小运费区位结构发生变化一样，集聚因子也会产生类似影响。韦伯首次提出了集聚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并将集聚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形成的生产集聚，以及企业规模扩大而产品成本降低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 二是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的企业进入，即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形成的集聚。并且，只有当企业区位迁移后引起的其他成本增加小于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时，集聚现象才会发生。一般而言，多个工厂相互临近的区域发生集聚的可能性较大。韦伯在研究集聚形成机制时，虽然分析的主要是单个工厂，但已经注意到工厂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通过“集聚函数”将其纳入到工厂区位选址的最小成本函数中。
以上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他还简单探讨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等。总的来说，韦伯是公认的第一个提出比较完整的工业区位论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其理论与研究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和借鉴。他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 第一次提出了“区位因素”概念，并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系统地论述了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聚集程度等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分析区位选择动因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区位重量、原料指数、等运费线和劳动系数等； 还提出了决定工业区位地点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认为导致工业区位选择与迁移的动因是经济成本节约，这一决策原则直到现在都对研究产业空间布局有重要指导意义。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虽然有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时代与方法论的限制，放在当下时代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韦伯认为其理论是纯理论，能脱离一切社会文化与历史、制度因素，但这些被排除的因素也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二是将决定区位的因素归纳为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过于简化了，对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的假定也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 三是在当时没有考虑需求因素变化对工业区位的影响； 四是韦伯的分析是以单个企业为对象展开的，较为简单且是静态分析，缺乏对区域的宏观和动态分析； 五是工业区位选择的原则是成本最小，这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区位选择的标准也越来越多样化。
3.2.2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
20世纪3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聚落变动加剧，体系更加明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克里斯塔勒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的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理论，结合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和经济原理相关观点，提出中心地的空间形态主要受市场因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影响，其研究为城市规划与区域布局打下了理论基础。
中心地理论建立了一系列相关概念，如中心地、中心地职能、中心性、服务范围等。中心地是指能够为周围地区的居民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可以是城镇或是在农村具有中心职能的村庄； 中心地职能是指中心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中心性是指中心地与其周围地区相比的重要性程度，或其发挥中心职能的重要程度； 服务范围是指中心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到达的最大区域范围。
克里斯塔勒创建的中心地理论也是建立在“理想地表、理性人”的假设之上，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假设。“理想地表”指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相同，人口均质且居民的收入、需求和消费方式都相同，那么自然条件与消费水平不影响区域的形成； 中心区域内拥有足够的资源并且均匀分布，相同规模中心地的资源相同； 具有统一的交通系统，即相同规模的城市的交通条件一致； 消费者购物时遵循最短距离原则，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实际价格等于销售价格加上交通费，有实际合理性。“理性人”假设要求每一个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经济行为合理的理性人，他们都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足够的分析能力。
在以上假设基础上，克里斯塔勒假设在理想地表上分布着一系列以中心地为中心的圆形市场区域，且它们彼此相切而不重叠，任意一个中心地区域都会和六个与之相同等级的圆形中心区域相邻，则在三个圆形区域之间会存在空白区，这些区域会成为贫穷区； 若圆形区域不是相切而是相交，将重叠区域相交的两点连接起来，那么圆形的市场区域就转变为六边形的市场区域，此时多个中心地会呈现出六边形网络结构。而且，按照中心地的服务范围不同，可将中心地分为不同的等级，中心地的数量与其等级有关，等级越低，数量越多； 等级越高，数量越少。这也符合实际情况，现实中也是大城市少，小城市多。如此一来，克里斯塔勒设计出大中小多级中心地和相应不同规模的层层六边形市场区组成的网络系统，如图31所示。


图31中心地理论的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 http://www.dili360.com/cng/article/p5350c3d6b838d25.htm



克里斯塔勒认为，以下三个原则支配中心地体系的形成，即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中心地系统的网络结构在不同的原则下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并以市场原则为基础，以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为修正和补充。另外，由于中心地理论也有许多假设前提，中心地的结构完全呈现等六边形分布是一种理想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市场区域受到自然环境、人口分布、交通情况以及社会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时，等六边形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改变，但是这种六边形结构展现出的等级性及嵌套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现代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地理学从传统的地域特性描述向空间分布规律的探讨。他第一次提出了“层次”与“中心”概念，研究了城市等级划分的规律，为城市内部商业空间层次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其理论还对都市与农村地域相互作用、城市内和城市间的社会和经济空间模型、城市区位和规模，以及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区位布局、规模、空间模型等进行了研究。
虽然中心地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中心地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但现实中要满足所有这些假设条件很困难，因此削弱了该理论的普适性； 同时在克里斯塔勒的一个中心地系统中的系统级数(K值)是固定不变的，但现实中地域情况无法用某一个固定的K值表示； 再者，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已经落后于当前发展，在现今社会中显得有些过时，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对中心地的形成造成影响； 最后，中心地理论假设消费者都是“理性人”，忽略了消费者行为的多样性差异，并且只重视各等级中心设施的出现，对出现的数量未作考虑，还忽视了集聚利益，这些不足导致了该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2.3勒施的经济区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勒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市场需求引入区位理论中，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认为企业的最优区位是利润最大值点，并利用空间均衡的思想进行了区位分析，形成了经济区理论。
勒施的经济区理论形成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市场上有了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此时企业获得最大利润的动力不再是努力减少其生产成本。基于此，勒施提出了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原则的最优区位策略。从最大利益原则出发，勒施将市场上的经济单位分为供应区和消费区，即合称为市场区，还对啤酒生产情况运用需求线、需求圆锥体、成本曲线来直观地表述市场区的影响。勒施还研究了人口连续与不连续情况下市场区的形状，论证了区域规模对市场区形状的影响。从需求圆锥体得出的市场区是圆形，各个企业都垄断覆盖一个圆形市场区域，各市场区的边缘都存在垄断者的竞争，而圆形区域之外必然存在空角，随着对空角的不断补充，最终推导出市场区会被挤压成六边形。这与克里斯塔勒的结论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证实了中心地理论。但勒施的理论也有一些创新，不同于前人研究中针对个别因素的影响探讨，他提出应考虑若干新因素如经济差异、自然差别、人的因素差别、政治上的差别等对经济区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单独进行了详细描述。
勒施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区位系统平衡理论。他认为工业区位选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各个经济区域配置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而在他之前的研究都局限于单个企业的选址上，忽略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在其研究中还探讨了空间平衡的一般条件，并提出了一般区位方程。
以上是勒施经济区理论的主要内容，勒施的理论更接近实际，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空间经济学、地区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2.4其他区位理论
1929年，霍特林(Hotelling)提出了空间竞争理论［29］，其中著名的是卖冰淇淋的例子： 在一个直线距离上有两个冰淇淋小贩，假设两个小贩的生产成本均为零且商品的质量相同，顾客平均分布在两小贩之间的直线市场上，他们的购买选择情况一致且对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零，那么所有顾客都会从最近的冰淇淋小贩处购买商品。Hotelling理论与模型在企业选址、空间竞争等方面都有不少应用。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r)研究了制鞋与制革工业区位选择方法，并于1948年发表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著作《经济活动的区位》［30］。胡佛修正了韦伯区位理论中运费计算方法，他认为总运费是一条增长逐渐放缓的曲线而不是直线，并对运费结构和运输方式与运费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将运输费用划分为由装卸费用和线路营运费用两部分。另外，还说明了运输方式不同，运费率也不同，当运费率高时应选择短途运输，当运费率低时可以长途运输。胡佛还于1970年出版了《区域经济学导论》［31］，该书以自然资源、集聚经济、交通情况为主线，系统论述了这三要素对区位结构的影响，分析了整个工业部门的区位形成机理，以及产业链中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关系，继而进行了某区域范围内的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 另外，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除探讨了工业区位问题之外，还对非经济活动的区位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格林哈特(Greenhut)［32］融合了韦伯和勒施的理论，不仅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综合分析区位问题，而且开始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进行区位结构分析。除此之外，也考虑了加工成本、交通运输成本、需求变化、收入增加、成本减少等因素对区位的作用，并且认为工业的集中和分散受到需求、边际成本、运费率、工业竞争程度与类型等因素的影响。例如，需求曲线弹性越小则工业越集中，反之则工业越分散； 边际成本上升则工业集中，反之则工业分散，等等。此外，还分析了个人因素如企业主的个性和看法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格林哈特的结论不仅有对成本、市场理论的综合分析，还得出人的行为因素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为后来行为理论的发展带来一定启示。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先后发表了《区位和空间经济》［33］和《区域分析方法》［34］，指出可以采用宏观均衡方法对静态的、均衡的、局部的微观区位理论作动态化、综合化改进。他认为，最优区位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并说明其研究目的是发展一般普适性的区位理论。这些理论与观点都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从空间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转变。
英国学者俄林(Ohlin)［35］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时也对影响定价的空间因素的一般区位理论作了介绍，并在充分考虑了生产要素供给和运输成本区域性差异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他指出，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品生产成本，进而导致了各国的商品价格差异，因此国际贸易得以开展。这一理论充分考虑了不同市场间的价格体系问题，尽管各地的产品价格存在差异，但影响商品流通最重要的障碍是运输成本，这也导致了不同市场体系的均衡价格的存在。因此，运输成本不仅影响着可贸易商品的市场范围，还削弱了区际间商品和要素价格趋同的可能性，继而影响着区际间的贸易。
最初的研究多数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完成的，需要决策者有完备的知识和预见性，这样的区位决策是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作出的。但是，现实中人不一定是理性的，对需求的预测也不见得准确，因此一些学者将行为理论引入区位理论中进行研究。行为学者普雷特(Pred)［36］也认为，区位决策在理论上可视为基于不断变化的信息条件，因此无法预知所有的选择并作完全分析； 知识的局限性限制了人们对利润最大化与最优化的追求，因此只要有相对合意的结果就可以被人们接受。
随着经济的发展，区位理论也逐渐从单个工厂区位的研究向着一个区域规划布局的研究发展，关于工业组织集中与分散的研究增多。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hman)发表了《经济发展战略》［37］，书中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包括“联系效应”理论、“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为区域产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哈密尔顿(Hamilton)［38］认为工业组织的规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工业组织的扩张与增长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两种效应，并且会带来工业的不断分散与集中的变化。企业的不断扩张会使厂商数量减少，形成垄断企业，且集中的资本、决策与管理直接导致集中化发展； 产业竞争加剧则会使同类企业数量增长，产生不断增长的分散趋势，并使生产、销售和决策分散化。 
史密斯(Smith)［39］结合韦伯的空间费用曲线和勒施的空间收入曲线，认为分析收入空间界限可以找到“最佳区位”“接近最佳区位”或“次最佳区位”。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史密斯区位理论，其基本原理是“能够得到最大利润的区位是总收入超出总费用最大的地点”。
英国经济学家玛西(Massey)［40］是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工业区位理论本身并不能说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理，因为空间结构或行为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存在单纯的空间动因、空间规律和空间相互作用，必须结合社会因素才能被很好解释。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41］将非均衡的增长极理论引入地理空间，认为在一定规模的城市中，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是产生增长极的必要条件。佩鲁用增长极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规划布局，他认为区域内条件好的少数产业能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可把少数优秀企业培养成增长极，产生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整个区域内其他企业的经济增长。
增长极理论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与后续研究。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Boudeville)［42］认为，增长极是指在城镇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可通过对增长极进行有效的规划配置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多个国家的实践表明，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区域发展政策未能带来增长极腹地的快速发展，反而扩大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极理论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学者们也总结了其缺陷。
近代，斯科特(Scott)［43］在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阐述了近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区位因素和近代城市布局形态演变的规律。
3.3现代选址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急剧发展，自然环境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粮食)出现了供求失调和开发利用不合理等不利现象，人口快速增长，产业集聚现象明显，交通路网高度繁杂，大城市不断扩大但过于臃肿，小城市人口外流加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种新形势要求对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经济的地域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迫切的重大任务，如水、土、能源的合理利用与供需平衡，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布局调整，区域与城市规划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涉及各种具有地域性的经济景观和社会景观，强调经济地理研究除了经济要素外，还要考虑社会要素(社会生态、心理、政治、文化等)，要求探讨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方向。一个新的趋势是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加强社会观点、经济观点和生态观点，把协调好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看作当务之急的中心任务，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3.3.1区域间的关系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他通过研究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其发表的《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44］和《经济发展战略》［37］中提出极化涓滴效应(polarizationtrickling down effect)，对经济发展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延伸的过程做了解释。赫希曼认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上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吸引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迁移，致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在发展前期，形成发达地区日渐发达而不发达地区日渐落后的现象，赫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发达地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发达地区的就业问题，并且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商品购买，特别是发达地区先进的技术、管理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进步因素向不发达地区的涓滴，将推动不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赫希曼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涓滴效应最终将战胜极化效应。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将强化涓滴效应以促进经济发展平衡，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将实现双赢。
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将核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在1966年出版了著作《区域发展政策》［45］，该理论有时也称之为核心边缘理论或中心边缘理论，研究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弗里德曼认为，区域内少数的“变革中心”是区域发展的起源，它们通过不连续但逐步积累的过程实现创新并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而使周边地区也获得发展。这一观点与极化理论一致，即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弗里德曼将这些地区称为中心，剩下的所有地区都是外围。中心和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也存在于不同层面： 区域内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例如，作为地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又属于外围。因此，它既对下级中心地占有优势，又受上级中心地的支配和影响。弗里德曼还从经济、社会、政治的角度拓展了中心外围理论。他指出，活跃的创新活动，特别是让外围服从和依附的权威，是中心能够对外围施加影响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认为经济增长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联，并把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工业化阶段、中心外围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心外围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空间一体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和资源要素流动状态都不相同，如表31所示。


表31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后工业化阶段

资源要素流动状态流动较少资源要素从外围区大量流入中心中心区高度集中的资源要素逐渐回流到外围区在整个区域内资源要素全方位流动
区域经济典型特征存在若干不同等级但彼此缺乏联系的中心中心区的极化过程致使少数主导
地带快速膨胀中心区对外扩散致使外围区出现较小的中心少数大城市失去主导地位，形成多核心区的城市体系

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于1975年出版了《相互依赖的发展》［46］一书，提出了区域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在经济发展上国家之间的双向作用、影响的过程或现象。他认为，不断深化的专业分工协作，使得资本流动、商品贸易、人才流动和科技交流更加频繁和广泛，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衡量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包括各种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变化、国际贸易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比值、国家之间资本双向流动的指标等。相互依赖对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有利于推动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和一体化，是有利的； 也有可能是消极的，会引发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和矛盾，是不利的； 也有可能这两种影响是同时存在且交织出现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干预这种相互依赖的内容和程度，促进国家之间互惠互利和冲突化解，从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3.3.2新经济地理理论
现代最著名的新经济地理理论莫过于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asa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他们合著了代表性著作《空间经济学： 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47］。
20世纪70年代末，克鲁格曼［48］、兰卡斯特(Lancaster)［49］等一些学者利用DixitStiglitz模型(简称DS模型)［50］分别规范化了不存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下，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导致贸易的思想。在众多学者中，克鲁格曼1979年发表的论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48］严密分析了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位，并且企业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带来了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大规模生产，也使得价格更低、商品多样化程度更大； 解释了产业内贸易模式的转变，这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基于此提出了全新的新贸易理论，蕴含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雏形。
1980年，克鲁格曼发表了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51］，基于前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入运输成本因素进行扩展分析。在分析中，他假定商品的运输成本是商品运输量的一个比例，出自萨缪尔逊(Samuelso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冰山运输成本”［52］，它意味着商品在抵达目的地时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用数学方法描述如下： 运送1单位的产品，只有τ(τ< 1)部分最终能到达目的地，其余的(1-τ) 部分在运输途中损失了。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克鲁格曼讨论了“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51］，企业集中于大市场区域周边进行生产或服务活动更易于获得收益，这是由于集中性带来了规模经济，同时又由于接近大市场，运输成本也降到最低。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53］一文，在DS理论框架下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被认为奠定了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中机制，并探讨经济增长的规律和途径。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证明了即便初始条件完全相同且无外力作用，两个区域在达到一定条件后，终将因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而引起区域分化以及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聚； 集聚将打破原有的对称状态，使得最先获得优势的区域成为集聚中心，并最终形成核心边缘结构。这种情形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推进、大都市形成的现象中都能找到缩影，集聚的原因之一是贸易成本的下降。在近20年里，不仅运输成本在下降，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企业内外部成本下降也是导致贸易成本减少的重要因素。
克鲁格曼对产业集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 ①继承了马歇尔的古典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了收益递增对本地化的作用； ②把知识这一重要因素纳入产业集聚分析，摆脱了新古典的均衡分析，以数学模型分析为主要工具对产业集聚进行新古典式动态分析； ③将不确定性观点纳入产业集聚起源分析，认为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是产业集聚动态发展的起点，而偶然的、短暂的环境因素是产业集聚的成因； ④分析了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其他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者们对产业集聚或企业集群也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如瓦尔兹(Waltz)认为［54］，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和产生的规模经济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增长。马丁(Martine)研究了集聚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55］，他认为最初参与区位竞争的企业可能可以获得财政优惠，而后来加入的企业能从已形成的区域产业集聚中获得外部经济收益，初始竞争获胜的区域为企业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这之后，众多经济学家采用类似方法不断扩展“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地理空间因素带入经济分析中，使得“新经济地理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为企业选址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早期，一般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如何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后来，随着研究问题的不断深入，也开始有学者考虑到了企业的异质性，并且异质企业的空间集聚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鲍德温(Baldwin)和大久保(Okubo)［56］,［57］以企业异质性与集聚经济为切入点，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引入到空间经济区位分布研究中，发现异质性理论的引入能更好地解释不同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模式的差异，从微观视角描述了区域经济区位的形成机理，由此形成了融合企业异质性的新理论成果。
3.3.3新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结合其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扩展了集群理论，从组织变革、经济效率、价值链、柔性等方面重新审视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1990年，他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58］一书。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讨论了如何创造并保持相对优势的可持续性，着重分析了在国际竞争中特定国家的企业获得优势的条件，指出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相关产业、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程度、需求状况、政府作用和机遇等。该理论能够合理解释一国国际贸易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前景。在该书中，波特还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在国家经济中，钻石体系会形成“产业集群”，即优势产业借助各式各样的环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散在经济体中。一旦产业集聚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能够克服内在危机，转变为升级的竞争，同时完整的产业集群会放大或加速生产要素的创造力。国内市场竞争提高了竞争者的创新能力，而地理集中促进了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最终使得整个“钻石体系”形成一个系统。
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59］，系统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集群理论。波特认为，集群是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一连串上、中、下游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或机构在特定地理位置聚集的现象。这些企业和机构包括零件、设备等原料品以及服务的供应商，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商。集群通常会延伸到本产业的下游企业、互补性产品制造商以及与本产业相关的科技、技能或共同原料等方面的企业。此外，集群还包括政府和提供专业教育培训、资讯、研发和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如大学、职业培训中心、标准制定机构、贸易组织等)。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更容易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上形成，集群的规模可以从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国家甚至到一些相邻国家组成的网络； 地理因素是导致产业地理上集聚的重要因素，而集聚产生之后企业集群的生产率和创新利益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在现实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通常呈现地理上集中的特点，分布在某些城市或某些地区，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
3.3.4可持续发展理论
现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人地关系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最基本的理论，长期以来它左右着地理学的发展。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曾经是地理学界最热衷的话题，当时兴盛一阵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曾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做过理论上的辩护。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不仅是现代地理学、哲学，而且是整个社会所关心的论题。关于人与自然共生的社会生态学思想已经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地理学从以往的形态学方法向生态学方法转化，体系性更强，它给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和各个分支领域的学术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
近现代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于是全球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0］。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强调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区域生态经济研究而言，该理论的以下几个观点值得借鉴。
1.  资源可持续利用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低于其再生速度，否则可持续发展不能实现。该理论指出，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维持区域生态资源的供给和社会经济(包括生产、生活消费)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平衡前提下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因此，这要求我们首先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区域生态与经济发展供需平衡状况进行客观评估。
2.  全新的公平观
代际之间、代内之间和地区之间应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这种公平应该更多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及消耗水平上的公平。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占有及消耗水平的巨大差异，对区域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公平程度进行定量化研究，成为生态经济在进行区域化研究时的一项主要内容，如生态足迹模型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反映地区间资源利用公平程度的数学方法。
3.  全新的生态价值观
可持续发展理论蕴涵的生态价值理论，以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共存为价值取向，承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价值，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在生态价值理论规范下进行，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要遵守合理和有限的原则，并在开发利用后进行相应的补偿和修复，保证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不被彻底破坏而得到再生与进化，实现生态技术链中的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可持续循环。这种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理论，正是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生态化设计(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设计)的理论基础。
同时，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出，生态持续是基础，社会经济持续是目标，科技进步是手段，这对我们透视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调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4小结
选址理论是选址决策的理论基础，本章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介绍了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近代的韦伯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勒施的经济区理论和其他区位理论的各自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对企业选址有深远影响的经典理论。20世纪后期，技术的飞速进步带动了一批新选址理论的出现，如区域关系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竞争优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选址理论也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为后续开展企业的选址决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