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周末座谈会： 初期会程主要基于1989年4月15～16日在麻省Rowe的讨论1.1民主异议运动的贡献
女士： 诺姆，这个周末我们大家来这里和你谈话，是想知道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我们怎样才能改变世界。在你看来，在过去几十年里，民众政治运动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吗？ 
确实如此，变化非常大。虽然组织结构并没有改变，但是文化真的变了，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例如，比较一下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套总统班子。与一般看法相反，他们在某些方面有很多共同点。都是通过虚假地指责前任班子懦弱无能、让俄国人··理解权力 ——乔姆斯基问答录第1章周末座谈会： 初期会程跑到了前头，他们才上了台——肯尼迪谎报了“导弹差距”，而里根捏造了“脆弱时段”。他们的特点都是大幅度地提升军备竞赛，从而导致更多的国际暴行，利用军事花费把更多的税款资助给本土的先进工业。他们都是侵略主义者，利用穷兵黩武和侵略行径在民众之中散布恐惧。他们都在全世界奉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肯尼迪显著地拉升了拉丁美洲的暴力水平；在80年代里根时期达到高峰的压迫行动大多由此而来。①
当然，至少在名义上，肯尼迪政府还是有些不同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他们关心的是国内的社会改革纲领，而里根政权致力于相反的目标——消除国内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上的差别，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是世界主要霸权，在投入大量军事开支、在国际上施行暴政的同时，它完全可以在国内实行社会变革。到了80年代，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 相对于它的工业化竞争对手而言，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富有——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它仍然强大、富有，但是相对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不仅仅是里根，所有的精英们都有一种共识： 美国资本为了保持获取利润的能力、维持竞争力，就必须搞垮福利社会。除了这个差别之外，这两个政权非常相似。
另外，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不同了。例如，肯尼迪可以侵略古巴，对古巴发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持续了许多年，很有可能仍在进行之中。②他可以侵略越南南部，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肯尼迪派遣美国空军向越南南部投下炸弹、凝固汽油弹和化学除叶剂，派出部队镇压那里的农民独立运动。③越南是美国不太关心的地方，远在地球的那一端。中美洲距离美国近得多，里根政府想在那里做类似的事情，却没有成功。在1981年里根政权开始执政的几个月里，他们刚刚打算在中美洲进行直接干涉，就不得不退缩，转而从事秘密行动——秘密的军火交易，通过傀儡政权资助和训练恐怖主义武装（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等。④
这是非常显著的差异、引人注目的差异。我认为这是过去25年里民众政治活动和异议行动导致的结果。实际上，里根政府被迫创立了一个宣传办公室——公共外交办公室： 这并非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威尔逊政府在1919年创立了第一个宣传办公室。但是，这一个的规模大得多、范围广得多，它是驯化公众的一支重要力量。⑤肯尼迪政府从来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他们决定执行哪种形式的暴力和侵略行动，民众都会支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B52轰炸机没有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洲。那里的情况很糟，几十万民众被屠杀——但是如果我们派出B52轰炸机和第82空降师，情况将会更糟。这就说明，在过去25年里，美国国内异议行动和民众政治活动真正成长起来了。里根政府不能像肯尼迪在越南那样直接入侵，他们必须使用隐蔽的策略，主要是为了安抚国内民众。里根刚刚表示他可能会对中美洲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国内抗议活动就风起云涌，从大量的来信到游行活动，宗教团体也卷入进来；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开始站了出来。政府立刻就退缩了。
到了1985年，里根政府的军事预算被迫停止增长。它确实增大了许多，基本上按照卡特政府的趋势增长，但是随后就不再增长，如果卡特政府继续执政的话，大致也能达到同样的水平。⑥为什么会这样？一部分原因是里根政府四年里灾难性的赤字开支引起的金融问题，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国内风起云涌的异议运动。
到了现在，异议运动实际上已经有些压制不住了。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源头，更没有组织结构，这种情况既有好处、也有不足。其缺点在于，人们觉得自己是在独自奋斗——因为你看不到街道那边发生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觉得并没有什么民众运动正在进行，因为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可见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一些，但绝大多数时候没有。另外，彼此交流的方式非常少： 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可能会同时进行，但是并不会得到反馈、彼此促进。这些都是不足之处。另外，它的优点是难以摧毁——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铲除： 灭掉了一个，又会出现另一个。
长远地看，我认为人们并没有变得更加被动、更加消沉或更加驯顺。实际上，情况只会相反。但是，异议行动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只是形式变了。
这一点随处可见： 民众反对里根政府方针政策的浪潮持续增强——一直很高，而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持续上升。⑦以媒体为例： 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小的变化，媒体更加开放了。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异议人士更容易出现在媒体上。仍然不是很容易，有些像从千分之一变为千分之二，但确实与以往不同。实际上，受60年代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经历所熏陶的一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媒体、大学、出版社或政治体系之中。他们也开始发挥作用了。
再看看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它们实际上并非出自于卡特的领导班子，而是来自于国会——它们是国会人权项目，卡特的班子被迫接受一定限度的制衡。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情况也是如此： 里根班子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它们有一些效果。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政策的执行方式非常伪善、假仁假义——但是无论如何，它们还是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么，这些项目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追根究底的话，你会发现它们是由6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促成的，他们成了国会议员助理，推动了相关的立法——利用四面八方的公众压力来促成法案的通过。这些法案通过了一些国会办公机构的审议程序，并最终得到了国会批准。⑧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组织”。这样一来，外交政策至少在形式上需要关注人权问题，而且也有了一些效果。毫无疑问，你可以说这有些假仁假义，但它还是有一些成效。
1.2美国扶持的恐怖主义傀儡政权
女士： 你的说法很有趣，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里根政府唯一操了点心的人权问题是苏联犹太人的人权问题——我是说，里根政府重新开始资助危地马拉国内的恐怖活动。
但是，注意他们的方式： 他们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做。实际上，卡特时期对危地马拉的资助要多于里根时期，尽管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1977年，国会立法要求卡特政府停止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表面上看，他们确实遵照执行了。但是，如果你查阅五角大楼文档的话，援助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一直持续到1980年或1981年，他们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花招： “秘密暗道”之类的把戏。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但是，查阅档案就会发现，援助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⑨最后里根政府被迫完全停止了这种援助——实际上，他们转向了傀儡政权。
20世纪80年代的有趣之处在于，美国被迫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傀儡政权来干涉其他国家。美国控制着许多傀儡政权。以色列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中国台湾、南非、韩国和世界反共联盟以及西半球许多军事集团中的政权，沙特阿拉伯为它们提供资金，还有巴拿马——诺列加那时候正在掌权。通过奥利弗·诺斯的案子和伊朗门听证会（“伊朗门事件”是指美国政府向伊朗秘密销售军事物质以便非法资助反对尼加拉瓜左翼政府的雇佣军组织，诺斯因为他在“伊朗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审判），可以略见端倪——它们是傀儡政权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梦想。其他国家雇佣恐怖分子，我们雇佣恐怖主义政权，我们是超级大国。
实际上，诺斯的案子里有一件事情引人注目，它让我非常吃惊——起初我以为不会有任何事情暴露出来。档案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提到了著名的42页的文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⑩当然，政府不会公布任何秘密文件，但是他们给了一个摘要，法官把这个摘要给陪审团看了，说，“你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事实，我们不会再质疑它，因为它得到了政府的认证”。这并不是说它不是虚假的信息；它只是说这就是政府愿意认可的真相，至于它究竟是真是假，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但是，这份42页的文件有点意思。它笼统地给出了美国运作的庞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它列出了所涉及的国家，列出了我们拉扯他们进来的方法。在整个案件中，这个网络都致力于一件事情，即尼加拉瓜国内的战争。同时还有其他许多行动正在进行，如果你将它展开来看，看看安哥拉、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你就会了解得更多。一个主要玩家是以色列： 它帮助美国渗透到非洲，它帮着支持危地马拉的种族屠杀；当美国自己不能直接和南美洲南部的军事独裁者打交道的时候，以色列就帮着我们做。因此掌控这个军事强大、技术先进的傀儡政权，对我们非常有价值。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建造这个包括傀儡政权在内的巨型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呢？原因在于，美国政府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直接干涉了，它不得不采用效率非常低下的方式。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做法要高效得多——直接派出海军。那很有效，它是高效的杀戮机器，它的丑事不会曝光，不会把事情搞砸了，你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做事。所以，你说得对： 里根政府确实支持了危地马拉——偷偷摸摸地支持。他们不得不往那里派遣以色列顾问、中国台湾的反间谍人员等。
举个例子，大约六个月之前，尼加拉瓜主要的反政府武装F.D.N. 的情报机关头子叛逃了，他的名字叫Horacio Arce ；他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叛逃者。美国对此当然没有进行任何报道，但是，他在墨西哥接受了广泛的采访。他说了很多事儿，包括他自己受训的细节。他被非法地带入佛罗里达州的Eglin空军基地，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在那里的训练情况以及随后在圣萨尔瓦多进行的伞兵练习。教官们来自世界各地： 西班牙教官，以色列教官，波多黎各、古巴、中国台湾和多米尼加的教官，专门训练Misquito印第安人新兵的日本教官——那里运行着巨大的项目。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显然全都是非法的。
它还很危险、非常致命。在20世纪80年代，仅仅危地马拉可能就有十万人被杀，民众运动被摧毁了。尽管这已经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没有过去25年里美国国内异议活动带来的限制，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评判国内民众运动的成就，那么就必须问问： 如果没有这些运动，情况将会怎样？情况将会像60年代的南越一样——国家被彻底摧毁，可能再也无法恢复。要知道，对于美国来说，中美洲比越南重要得多： 我们历来都在努力控制它，它是我们的后花园，美国经济需要剥削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就像日本需要东亚那样。但是，里根政府却不能像肯尼迪那样进行干涉，而肯尼迪对付的越南却对美国影响不大。这是个很大的变化，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的异议活动。
说到底，伊朗门听证会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政府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做事情。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做事情？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大摇大摆地做事情？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的原因是，他们害怕本国民众。这非常重要。政府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恐怖活动，这可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种情况非同寻常，甚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1.3颠覆第三世界政府
女士： 智利的阿连德事件就上不了台面。（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的事情确实是暗中操作的——但那是一锤子买卖。即便如此，也要注意到，完成它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采用的是经典方式，就像“伊朗门事件”里对伊朗方面采用的方式。当你想要推翻一个政权的时候，有一种经典方法： 武装它的军队。那是标准方法，原因显而易见。你想推翻一个政权，谁来帮你推翻它？对了，是军队，是他们去推翻政府。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满世界提供军事援助和培训的主要原因——与那些关键岗位（军队）上的自己人保持联系。
读一读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这些事情都说得很直白。例如，R.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在1965年与M.邦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通讯中详细讨论了拉丁美洲，现在已经解密了，那里讨论了拉丁美洲国家中军队的角色： 如果军队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追求“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那么他们就推翻政府。
知道了吧，如果你想要推翻政府，就去武装它的军队，当然还要让国民政府难以开展工作。在智利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武装了军队，然后我们再努力引发经济动荡，然后军队就上台了。很棒，经典极了！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伊朗门事件”中伊朗方面的情况。在我看来，给伊朗军队提供武器装备根本就和释放（1985年年初被黎巴嫩的亲伊朗组织挟持的）美国人质的秘密协议（即如下理论： 里根竞选团队暗中答应，如果伊朗把释放美国人质推迟到1980年总统选举以后，美国就对伊朗军售）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和“十月事变”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是武装军队以便进行军事政变、恢复古老的君主统治。这有很好的证据，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谈谈。
但是智利的情况是一个直接的、典型的行动——有点儿偷偷摸摸，但并非完全偷偷摸摸。例如，完全公开地对智利军队进行武装： 它出现在公开报道里，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只是美国没有人注意它而已，因为媒体和知识阶层非常遵守纪律，而普通民众没有时间去查阅五角大楼的报告、弄清事实真相。所以说，这个行动是偷偷摸摸的，因为没有人了解它，但是所有的信息一直都可以在公开档案中找到，从来也没有隐瞒。实际上，智利这件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正常行动，有些像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1965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这里面有些偷偷摸摸的地方（有些事情现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它确实不是特别隐秘的行动，只是在规模上有很大差别而已。它与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洲的行动根本不同。
我们有过秘密行动——我并没有说它是什么新鲜事物。例如，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的行动就是秘密行动。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的行动也是秘密行动——而且保密了20年。迄今为止单次国际恐怖活动的冠军是肯尼迪政府在“猪湾事件”之后立即发动的“狸猫行动”，也是秘密行动。
男士： 那是怎么回事？ 
“狸猫行动”是“猪湾入侵事件”失败之后，肯尼迪马上发动的一场针对古巴的重要的恐怖主义行动(始于1961年11月30日)。它规模庞大——预算达到了每年5 000万美元（这是已知的）；大约有2 500雇员，其中大约有500名美国人，其他2 000人是“宝贵的人才”，即古巴流亡者什么的。该行动在佛罗里达州发起——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根本不用提什么国际法，即使根据美国法律，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土上开展的行动，这违反了法律。情况很严重： 它包括了炸毁宾馆、击沉渔船、炸毁工业设施和飞机。这是严重的恐怖主义行径。其中广为人知的是暗杀行动——针对卡斯特罗的已知的暗杀行动就有8次。很多信息来自于1975年参议员Church主持的委员会听证会，其他来自于一些很好的调查报告。直到今天，它可能还在进行（我们通常要过上几年才能了解到这些事情），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肯定在进行。
再告诉你一件事，去年才披露出来的一件事。“狸猫行动”实际上险些摧毁了这个世界。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研究了最近披露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新材料(1962年美国和苏联就古巴的苏联导弹事件进行对抗、摊牌)，它非常有趣。与苏联人的会谈已经有了，现在又有了一些和古巴人的会谈，由于《信息自由法案》的出台，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材料。古巴导弹危机正在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象。
新发现的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危机进程中，苏联人和古巴人有着不同的打算。正统的观点是，古巴人仅仅是苏联人的傀儡。事实并非如此，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相信它可能很方便，但是真相从来不是这样。事实上，古巴人有着自己的考虑： 他们很担心美国入侵。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美国计划在1962年10月入侵；导弹危机发生在1962年10月。实际上，在导弹危机开始之前，美国海军和美军作战部队已经为入侵进行了部署；《信息自由法案》提供的材料已经揭露了这些事情。当然，美国政府总是否认这些事情，比如说，在他关于军队系统的书里面，McGeorge Bundy否认这件事，但它是真的，现在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古巴人知道这件事，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动机。另外，苏联人担心的是美苏之间巨大的导弹差距——美国人遥遥领先，而不是肯尼迪声称的苏联人占优势。所以，事实真相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著名交锋达成了结束危机的协议。之后不久，苏联人试图控制他们在古巴的导弹，以便执行他们与美国达成的协议。那时候，苏联人并没有实际控制导弹，这些导弹在古巴人手里——但是古巴人并不想放弃控制，因为他们仍然担心美国人会入侵。这样一来，他们在11月前期发生了对抗——甚至还出现了俄国军队和古巴军队的对峙，他们想要确定谁真正地控制这些导弹。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刻，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时候，“狸猫行动”的一个行动发生了。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美国中央情报局炸掉了古巴境内的一个工厂，古巴人说大约死了400人。幸运的是，古巴人没有做出反应——但是，如果那时候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肯尼迪肯定会做出反应，那就会发生核战争。差点儿就发生了。
好了，一次恐怖主义行动差点引发了核战争。大约一年以前，这个消息披露出来的时候，美国没有人报道它，认为它无关紧要。你只能在两个地方找到它，一个出现在一本国家安全杂志《国际安全事务》的脚注中，实际上谈论的是其他主题，另一个出现在一本很有趣的书里面，作者是美国国务院的高级情报专家Raymond Garthoff，一个判断力很强的家伙。他写了本书——《回顾古巴导弹危机》，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实际上，关于这次危机已经披露了其他一些事情，它们绝对耸人听闻。例如，当时的美国空军长官Thomas Power 将军，没有和政府商量（实际上压根就没有告知政府）就把美国国家安全级别提高到了次高级(1962年10月24日)。美国军队设定了一些安全等级： 它们被称为“防卫等级”1、2、3、4、5。平常的时候处于“5”： 平安无事。总统可以下令，“升级到‘3’”，这意味着战略轰炸机升空，或者是“升级到‘2’”，意味着准备发射，然后就是“1”级防御，导弹发射。好了，这家伙完全单方面地提高了警戒等级。当你提高警戒等级的时候，你要告诉苏联人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你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大事情——他们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他们可以看到战略轰炸机正在升空，舰船正在就位： 他们肯定可以看到这些事儿。在导弹危机过程中，美国的一名高级将领公开地将警戒等级提高到了核战争之前的水平，而且没有告诉美国政府——国防部长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苏联国防部长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的情报部门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却不知道。这位将军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示对苏联人的藐视。仅仅一年前，发生过这件事情的事实才得以披露出来。
男士： 那时候，苏联人也提高了他们的警戒等级了吗？ 
不，他们没有做出反应。如果他们做出了反应，我们就会看到，肯尼迪很有可能就会发射导弹。但是赫鲁晓夫没有做出反应。实际上，在那段时间里，苏联人一直都非常低调，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快吓死了。实际情况是，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巨大，美国军方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想打仗，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轻松地灭掉苏联人。
女士： 你是说美国蓄意制造了古巴导弹危机？ 
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在危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卷入其中的方式有些不同。那时候，苏联人要在古巴安放导弹，美国注意到导弹将要进入古巴，美国不想让导弹进入古巴。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会有原因，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当时正在计划入侵古巴，苏联人知道这件事，古巴人也知道。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是说，美国民众并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也不知道这件事，只有非常高层的官员才知道。
1.4政府机密
需要对政府机密做一点说明： 政府机密主要不是出于安全考虑——它只是为了防止国内民众了解当前的形势和进展情况。大约三十年之后，大量的内部秘密文档解密了。翻阅一下这些文件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与安全事务没有任何关系。Stephen Zunes(听众中的一位教授)刚写了一篇论文，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但我阅读过许多方面的秘密文件，我的印象是，你根本找不到与安全事务有关的任何东西。机密的主要目的只是确保国内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当前的形势和进展情况。
Stephen Zunes：  我完全同意。
呃，你的印象也是这样？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经常和那些为五角大楼等机构研究导弹的科学家谈话，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那样做。例如，Stark Draper领导着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弹实验室，他发明了惯性导航，他公开地说（私下里也对我说过）他不明白安全保密分级制度的目的——他认为它只是阻碍美国科学家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在他看来，你完全可以把建造最先进导弹的指导手册送给中国或俄国，他一点儿都不在乎。他说，他们拿到它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工业水平不足以让他们做事情。如果他们确实达到了那个水平，他们就会发明它，因此，你也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信息。所有的一切仅仅会让美国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更为困难。
至于秘密外交文件，就任何已经解密的材料而言，很难相信它们曾经是实际安全问题的真正秘密——它们只是为了排斥民众，这就是政府机密的全部目的。
女士： 这种深刻的认识可以应用于20世纪50年代的罗森堡案件，他们向苏联人出售核机密、从而危害了世界。(1953年，罗森堡夫妇因叛国罪被美国政府处以死刑。)
处死罗森堡夫妇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它有一部分是为了破坏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运动。如果你想要恐吓大家，用叛国罪进行审判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如果有间谍出没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会很麻烦，最好还是听政府的话，别再胡思乱想了。每个政府都需要吓唬其人民，一种方法就是把办事方式神秘化。政府必须保持神秘，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读读希罗多德的书，他描述了米堤亚人和其他人如何通过战斗赢得了自由，而权力发明了元老院、为自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他们就又失去了自由。元老们可不是凡人，人们不可能理解他们。这是装饰并维护权力的标准方法： 让自己看起来很神秘，远远超出了普通人——否则的话，别人为什么要听他的？好了，他们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害怕强权会毁灭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上帝、国王、总统或者其他什么人，以便得到保护。这就是政府运行的方式——这就是权力系统运行的方式——保密是其中的一部分。
秘密恐怖行动是另一部分——如果公众不愿意支持暴力和直接的干涉行动，那么你就必须想些法子不让他们知道。所以我认为，政府秘密活动的程度很好地衡量了一个国家的民众异议活动，在里根执政时期，秘密行动增加了很多。这说明了民众的“授权”： 它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政府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行事。这就是胜利。
女士： 这看起来可不像什么胜利。
这就要看你怎么看了。如果你盯着中美洲的20万具尸体看，那确实看起来不像什么胜利。但是，如果你看着那些还活着的1 000万人民，那看起来就是胜利。这依赖于你怎么看。你拿到手的没有你想要的多，但是，你有可能损失得更多。以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为例。美国在那里的政策旨在铲除民众组织、支持传统的拉丁美洲式政权，从而在那里确保我们所希望的商业环境。因此，独立媒体被破坏了，政治反对人士被谋杀了，牧师和劳工组织者被谋杀了，等等——美国计划者认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麻烦。好了，现在它又回来了，回到了从前的情况。新人们站出来了，组织们正在重新建立起来。当然，因为遭受了这么严重的破坏，现在还只是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上，但是，他们回来了。如果我们当时派出了B52轰炸机和第82空降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说，第三世界中的生存限度与美国抗议活动有些关系。再以尼加拉瓜的飓风为例(在1988年10月)。它的破坏力非常大，实际上有可能毁掉整个国家。但是美国异议人士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可能性，“寻求和平”（Quest for Peace）是海兹维尔的一个宗教（Jesuit Center）组织，有十几个人，他们募集了大量的飓风救灾善款，没有依靠基金会或其他外界渠道，没有依靠媒体，他们什么也不靠、完全靠自己募集到了几百万美元的飓风救灾善款。不依赖外人而筹集几百万美元，这可不容易——你可以试试看。他们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处于体制之外： 他们不相信政府的话，他们不相信任何事情；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可能没有媒体什么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可以通过信件或其他方式接触到他们。这就为第三世界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空间。
1.5媒体： 体制分析
男士： 你说，媒体仅仅为异议人士提供了一点点渠道。我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以及国内其他利益团体可以指望主要媒体参与进来、限制讨论范围并且大致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报道，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多久了？
我没有研究过全部的历史，但是我猜，那大概是从1775年开始的。
男士： 那么早？ 
回头看看革命战争时期，你就会发现，革命战争的领袖们说，例如，用托马斯·杰弗逊（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有些道理的）的话来说，如果人们“在思想上而非行动上叛国”，那么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说了些叛国的话，甚至有了些叛国的念头，就应该受到惩罚。在革命战争时期，异议观点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你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现在的方法不一样了——现在不是用暴力威胁来确保媒体按照主导机构的利益进行报道，现在的机制要微妙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媒体和教育机构有一套复杂的选择系统，能够确保铲除异端看法、或者使之边缘化。最终结果实际上非常相似： 媒体中所谓的“左派”或“右派”观点仅仅代表了争议的很小一部分，这些观点反映了私有权力的需求，但是丝毫没有超出“可以接受”的范围。
不管讨论的是“冷战”、经济体系还是“国家利益”什么的，媒体实际上采用的那套假设反映了宣传系统的基本思想，对预设立场内的一些争议进行报道——这些争论只会增强假设的力量，把它们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让他们以为那就是全部的可能观点。在西方系统中，“国家宣传”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像极权国家那样表现出来——它是隐含的、预先设定的，它为人们的争论设定了主流讨论认可的范围。实际上，独裁者不能够理解西方驯化系统的本性，他们并不理解，在符合官方原则的基本假设的条件下，进行“激烈争论”、从而边缘化甚至消除公正理性的讨论，这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有时候，它被称为“自由状况下的洗脑”，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至少是“负责任的批评者”）把争论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们对此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他们得到了容忍，甚至获得了褒奖。
男士： 到底是什么“过滤器”营造了这种环境？究竟如何保证媒体能够铲除挑战性的观点？ 
这样说吧，美国媒体有不同的层次和元件——例如，超市里卖的《国家调查者》和《华盛顿邮报》，它们可不是一码事。但是，如果你想讨论新闻和信息的报道，基本结构是，一些媒体设定议程： 一些主要媒体机构设定了基本框架，而其他较小的媒体大体上都要适应它。大媒体有必要的资源，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媒体不得不接受大媒体设定的范围并适应它，原因很简单，比如说，如果匹兹堡或者盐湖城的报纸想了解安哥拉，它们几乎不可能自己派出记者、自己进行分析等。看看这些大媒体，它们有着重要的共同特征。首先，设定议程的是几个大公司： 实际上，它们是特大公司，利润极其丰厚——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和更大的集团有关。与其他公司一样，它们也有件东西要出售给它们的客户： 这件东西就是读者，而客户就是广告商。所以，报纸的经济结构就是把读者卖给其他公司。你看，它们实际上并没有打算把报纸卖给人们——实际上，出现财政困难的出版社通常会缩减它的销售，它们想要提升它们的读者身份，那样就会提高广告费。所以说，它们的生意就是把读者销售给其他公司，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设定议程的媒体，它们实际上把非常有特权的精英读者推销给其他公司——它们的读者绝大多数都属于“政权阶层”，这个阶层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各种决定。好吧，假设你是个聪明的外星人，前来考察这个系统。你会发现，大公司把决策阶层中特权较大的读者推销给其他公司。现在问个问题，你觉得这种配置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好了，一种很可能的答案就是，它们推出的观点和政治特色一定会满足买家、卖家和市场的需求与利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观测结果而已。在我们关于媒体的著作(《制造共识》)中，赫尔曼和我谈论的“宣传模型”只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我们认为，机构们肯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如果他们不那么做，就干不了多久。因此我认为，“宣传模型”是个工具，它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媒体——仅此而已。
1.6检验“宣传模型” 
女士： 能不能给我们概述一下你是怎么使用这种工具的？ 
在《制造共识》这本书里，我们实质上就是比较了两种模型： 媒体应该怎么做，他们实际上怎么做。前者多少有些传统，它就是《纽约时报》最近一篇书评中提到过的“传统的杰弗逊角色： 媒体与政府抗衡”——换句话说，吵嚷的、倔强的、无处不在的媒体，纠缠着权力机关以便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让民众有效地掌控政治进程。 这是对美国媒体的标准看法，绝大多数媒体从业人员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为主宰国内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府的特权集团辩护，向大众灌输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观念。根据这种“宣传模型”，媒体实现其社会责任的方式在于，通过画重点、定调子等许多方法来选择话题、传播观点、设定议题、选择信息和限制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在任何时刻都完全赞成政府的方针政策。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各种精英集团交替控制着政府，在某个特定时刻控制政府的那部分商业团体仅仅代表了一部分政治精英，他们的策略可能与其他政治精英有冲突。“宣传模型”实际预言的是，媒体反映的是整个精英集团的全部看法——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那么，怎么证明这一点？这件事情很大、很复杂。我先指出四个基本的观察结果，然后再讨论更多的细节。首先，相当多的精英实际上支持“宣传模型”。在西方，在精英民主思想家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传统，他们认为媒体和知识阶层通常可以进行宣传——通过控制“公众意识”而把普通民众边缘化。在英美民主思想中，这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00年了，直到现在也仍然如此。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方第一场公众的民主革命——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从1642年到1648年，为了英国执政权，国王的支持者和议会的支持者发生武装冲突)。你看，在英国内战中，双方阵营里的精英们——站在议会一方的是拥有土地的中上阶层和逐渐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而代表传统精英集团的另一方是保皇党人。他们都非常担心精英斗争过程中开始出现的社会动乱——出现了一些民众运动，他们挑战一切事务——主仆关系、官方权力等；出现了许多激进的出版物，因为刚刚发明了印刷机。英国内战两大阵营中的精英都非常担心广大民众会突然失控。用他们的话来说，民众正在变得“非常好奇、非常狂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卑顺地屈服于国家法令”。 所以，国王和议会都将会失去强权，他们必须做出反应。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引入强权： 专制主义政权存在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复辟了帝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军事政权统治了几年以后，查理二世在1660年重新登基)。但他们并不能让一切都恢复原貌，不能够完全地控制局面，民众运动努力争取的许多东西都开始慢慢地出现在英国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例如，1689年，君主立宪制度建立了，《人权法案》正式通过了)。从那以后，每当民众运动成功地将权力削减到一定程度，西方精英们就会更加深切地认识到： 他们开始失去用暴力控制民众的能力，他们必须控制民众的思想。在美国，这种认识最为深刻。
因此，在20世纪，美国的一个主要思潮认为，因为国家失去了强权，精英们就需要更有效的宣传手段来控制民众的思想——实际上，在考虑这些事情的那些人中，例如政治科学研究者、记者、公众关系专家等，这种想法很可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沃尔特·李普曼就是这种观点，他是美国记者的领袖，他把民众描述为“受惊的牛群”： 我们要保护自己免受“受惊的牛群的仇恨和践踏”。李普曼的方法就是他所说的“制造共识”——如果你不能采用暴力，那么就必须精心设计、“制造共识”来控制民众。
在20世纪20年代，公共关系行业的主要手册实际上是以宣传为名的（那时候人们更实诚一些）。它的开场白大致如下： 有意识地、巧妙地操纵民众的习惯和观念，这是民主体系的中心特点——基本上就是这种说法。然后它提到： 知识精英的职责就是操纵民众的态度和观念。这实际上是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知识阶层的中心教条： 如果你不再能够用暴力去控制民众，那么就需要更好地教化他们。
这就是关于“宣传模型”的第一点知识——它得到了知识阶层精英传统的长期支持和宣传。第二点我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宣传模型”有一定的可信度： 如果考察他们的组织结构，你就会预期，在我们这样的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中，商业媒体发挥着宣传作用。第三点就是公众实际上倾向于同意“宣传模型”的基本特点。与通常所说的相反，如果你看看民意调查结果，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媒体太驯服了，对权势毕恭毕敬——这显然和媒体的自我描述有很大差别，但这就是公众对媒体的印象。好了，根据刚才这三个初步观察结果——精英的宣传、一定的可信性和民众对媒体的看法——至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讨论媒体功能的时候，“宣传模型”应当是讨论的一部分。你也许会认为，它应当可以参与到关于媒体角色的讨论中，对吧？才不是呢，它从来都没有成为讨论的一部分： “争论”总是纠结于媒体在否定政府、批评权势方面是否过于极端了，还是他们刚好扮演了“传统的杰弗逊角色”，对权力进行纠察。另一种立场认为，没有什么“传统的杰弗逊角色”，媒体就像一般知识阶层一样对权势卑躬屈膝——这种立场从来就不在讨论之列。情况之所以如此这般，原因非常简单——讨论“宣传模型”这件事本身就会对体系造成损害，因此，它就直接出局了。实际上，“宣传模型”预言，它无法在媒体中得到讨论。
好了，这就是前三个观测结果。第四个与“宣传模型”的实际有效性有关——这当然是重中之重。“宣传模型”描述得准确吗？媒体真的是扮演了“传统的杰弗逊角色”还是符合“宣传模型”的描述？
为了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检视大量的材料。但是为了在方法论方面提供具体实现的大致框架——在《制造共识》中，我们检验这个模型的第一种方法是，对它进行最严格的检验： 我们让对手挑场子。如果你不这样做，批评者总是可以攻击你，“你挑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例子”。好吧，我们让对手来选择战场： 考察与你观点对立的人们所指责的情况——他们认为媒体在损害政府权威方面做得太过头了；考察他们选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例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者其他类似情况——你考察这些例子，研究它们是否符合“宣传模型”。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让对手挑选场地，这样就绝对不会选错了样板。结果是，即使让对手挑场子，你仍然很好地验证了“宣传模型”。
我们还做了另一件事情： 我们记录了媒体允许的观点，发现可以表达的想法实际上完全位于主流范围以内。我们仔细考察了重要的历史样板。我们研究了媒体对类似样板的不同处理方式——历史并不会帮你做受控实验，但是，很多历史事件或多或少有些类似，可以比较媒体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因此，我们考察了媒体对敌对国家的暴行的报道，并且把它与媒体对美国的类似暴行的报道进行比较。我们比较了对敌对国家和傀儡国家选举情况的报道。我们考察了媒体对敌对国家和傀儡国家中新闻自由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还考察了许多其他主题。 
总之，从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论角度上，我们都已经研究了大量的案例——它们都支持“宣传模型”。在其他人的著作和文章中，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页的材料证实了这个论点——实际上，我愿意大胆地宣称，“宣传模型”是社会科学中被检验得最为完备的结论。实际上，据我所知，它从来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反驳。 但是在主流文化中，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之处在于，它永远都会无关紧要，即使证明的水准远远超过了社会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实际上，即使你用物理学的严格要求去证明它，在主流机构中，它也仍然是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宣传模型”实际上是有效的，它也预言了自己将被漠视的命运（精英文化完全不能理解它）——无论证明得多么充分。原因在于，它揭露了真相，严重损害了非常有效且有用的意识形态机构，因此必须将它排除在外。
1.7媒体和精英的观点
男士： 但是，乔姆斯基先生，你假定媒体是单一的整体，这样的分析未免有些投机取巧了吧？你认为媒体宣传的观点不同于普通的美国民众，这有点太虚伪了吧？
但是，媒体与普通民众不一样——他们更像美国精英。
男士： 我并不肯定那是真的，我不清楚你怎么能够证明它。
实际上你就可以证明它： 精英看法和公众认识有着显著差别，而媒体总是表达精英们的看法。例如，关于取消国家福利项目、关于停止发展核武器、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的方针政策、关于越南战争的本质，媒体表达出来的观点总是与公众的认识明显不同，却总是符合精英们的看法。
男士： 我认为那并不一定是媒体的转变，而是你所考察的社会的转变。将媒体作为“他们”来进行讨论，有些投机取巧了。
我想，你可能需要社会的转变来改变媒体——但是我仍然认为，把媒体称为“他们”，这是恰如其分的。
男士： 看看“媒体”这个词吧，它就是“我们和自己说话”。
其他人： 不是，绝对不是。
女士： 你错了。
我完全不能同意。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考察，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说到底，媒体是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我们”吗？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纽约时报》为例，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他们可不是“我们”。他们和通用汽车公司一样，都算不上“我们”。
问题在于： 媒体反映了公众观点吗？公众的看法有一定的范围，媒体只是其中的一个样本，情况确实如此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媒体确实是非常民主的。
男士： 我只知道一个关于记者的民意调查，它说，他们大都自以为了不起，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
人们所说的中间偏“左”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而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是非常偏向于政府的，而且通常为私人资本卖命。
男士： 但是，如果美国民众中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少，那么你就不应该期望在媒体中看到许多相关报道。
你还是应该仔细地看一看： 我认为，大量证据表明，公众看法和媒体报道之间有着巨大差别。普通民众认为媒体太偏向里根政府了，他们认为应该报道更多的黑幕。实际上，他们认为媒体对卡特太严厉，对里根太宽松——这和媒体的说法恰恰相反。
女士： 你从哪里搞到的这种信息？ 
根据民意调查。实际上，Mark Hertsgaard在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观点，这本书的书名是On Bended Knee，讨论的是媒体对里根政府的报道。
男士： 你给出的例子说，民众比媒体报道的更加偏爱社会福利计划——但是现在，马萨诸塞州的民众强烈支持取消许多社会服务，而且反对加税。近来这样的支持很强烈，难道你不这样看吗？ 
不是的。如果你问大家，“你们想不想加税？”他们就不会同意；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你想不想让医疗服务好一些？”他们就会赞同。
男士： 但是，非常严格的政府预算消减了许多社会服务，民众对此并没有强烈反对。
但是有谁在推动建立有意义的社会保障吗？你看，假如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这么讲，“我们想让马萨诸塞州的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我敢打赌，如果有人推动这件事，他就会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但是，如果你对大家说，“你们想不想增税？”他们当然会反对。如果民意调查问的是，“财产税该不该设个上限？”答案就会是，“当然了，我为什么要多缴税？”但这并不是正确的问题。如果你问大家，“你们想要整洁的道路吗？你们想要好学校吗？你们想要医疗服务吗？”那么他们就会赞同。所以，反响不大的原因部分在于没有人提出真正的其他选项。
现在，确实也有许多人看着这个世界说，“不要让事实来迷惑我，那太痛苦了”，或者说，“我不想知道现实，它太丑陋了”。他们现在甚至都不读新闻——他们只读“时尚”栏目和“运动”栏目。然而，如果你看看那些仍然注意世界的人们，结果让人吃惊： 他们认为媒体太卑躬屈膝了，对权力言听计从。这与每个人的说法都完全相反。
好了，就看看冻结核武器运动吧。对于冻结核武器运动，媒体不支持它，政客不支持它，商界肯定也不支持它——但是，75%的美国民众支持它。显然，在编者观点或媒体观点里看不到这种情况。再以尼加拉瓜为例，这是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得最多的事情。我分析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全国性媒体中的观点部分，他们一致地反对桑蒂诺政府——超过了99%，认为必须消灭桑蒂诺政府；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做： 是用雇佣军攻打他们呢，还是其他什么方法。好了，这也没有反映公众的看法。绝大部分民众认为，我们应该离开尼加拉瓜，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民众甚至不知道我们支持的是哪一方，但是他们认为那里没有我们什么事儿，所以我们还是走开吧。这种看法肯定没有反映出来。民众中很少一部分人确实知道我们支持哪一方，他们强烈地反对任何推翻政府的做法。但是，媒体根本不可能表述这种立场。
举个例子吧。在1986年的上半年和1987年的上半年，发生了关于尼加拉瓜的最大的辩论，正好发生在大笔援助雇佣军的法案提交给国会之前。在那两段时间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仅有两篇专栏文章提到，也许应该让桑蒂诺政党留下来。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尼加拉瓜大使。另一位作者是Kevin Cahill ，纽约Lenox Hill医院的一名医生，他是热带疾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