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邦
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不断，又常有天灾，百姓无法生存时，便被迫离开故园逃荒要饭，到他乡寻找活路。与山东、河北人习惯闯关东不同，近代河南流民的路线多是向西。于是便有了一个无限悲怆的词：西邦。
西邦，大体指的是山西、陕西两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邦，指国家；西邦，便是西部的国家了。西邦啊，它在旧时河南人的心中，实在是太遥远了，像是走到国外，走到天边了。河南人不是吉卜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流浪的。他们更愿意守在故乡，守着几亩薄田，两间旧房，守着老婆孩子和祖宗的坟茔。如果还有一线活路，谁愿意离乡背井呢？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只好挑着担，推着车，拖儿带女，一路讨口向西而去，去往陌生的“异国他乡”。
河南历史上，有许多次大的流民。仅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河南大部先后遭遇旱灾、水灾、蝗灾以及雹灾霜灾风灾，百姓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之中。全省当时人口约有三千万，饿死的有三百多万，逃往西邦的难以计数。他们有些后来又回来河南，有些便在西邦定居，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定居西邦的河南人为数众多，甚至明显影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西安市，河南方言和陕西方言均是民间通用的语言。在陕西咸阳、铜川，山西左权等地，有许多个叫“河南村”的地方。当地人大多有明显河南口音甚至完全使用河南方言，风俗和饮食习惯也与河南相近。郑彦英曾经写道：“现在的西安城，三分之一是河南人，而且大都分布在火车站附近；咸阳城里，二分之一是河南人；在宝鸡，就更奇了，三分之二是河南人，宝鸡的官话就是河南话。因为这里是秦川道的最西端，河南人走到这里，不可能再翻过险峻的秦岭去四川，更不可能北上到‘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塞外。”
一九四二年，外爷（姥爷）、外婆带着四个孩子，一担两筐，到西邦逃荒要饭。在逃荒路上，先把七岁的母亲给一户人家做待养媳（童养媳），又把一岁多的小舅给了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换回了一小瓢小米。他们用这点小米掺着野菜吃了一个月，总算没有全部饿死。
第二年麦将熟时，外爷外婆带着大舅和二舅回到了老家。外婆想念留在西邦的儿女，整夜睡不着觉，坐在门口痛哭。后来有个亲戚资助了她一点钱和粮食，让她去西邦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女。当时母亲做童养媳的那户人家也遭了灾，外婆给人家补了点粮食，就把母亲领回来了。收养舅舅的那户人家却是个大户人家，根本不让外婆进门。外婆带着母亲，在那个村里要了几天饭，想见小舅一面。这一天，看见小舅跨在门槛上，手里拿一个小葫芦瓢，瓢里是炒豆儿（爆玉米花）。他边吃着炒豆儿边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两个破衣烂衫的人——他长高了，却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了。
外婆不敢近前，便在门前的碾盘上坐下，掀开对襟布衫，露出干瘪的乳房，说：“乖，娘再喂你吃一口奶吧。娘就要回老家了。以后乖乖就再也见不到娘了。”
小舅愣了愣，忽然哇地一声哭起来。
这时，从院子里冲出来一个中年妇女，一把将小舅拉回去：“哪来的要饭的，快走！我娃快回来，看要饭的把我娃拐走了。”
外婆失魂丧魄，勉强撑着从西邦回来，便一病不起，神志不清，成了老憨人。半年后就去世了。临死前有片刻清醒，流着泪恳求外爷，一定要到西邦把小舅找回来，让他到自己坟前磕个头，培把土。外爷哽咽着答应了。
母亲今年七十九岁。而小舅一直没能找回来。从我幼时，母亲就不断向我讲起西邦，讲起我那个未曾谋面的舅舅。她一直希望，我长大成人后，能够到西邦去找回舅舅，让她在有生之年，拉一次自己弟弟的手。
可是，陕、晋两省，总面积有三十五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差不多七千万，我到哪里，去找当年那个孩子呢？
何况，那个孩子，恐怕早已没有了故乡的记忆，只把西邦当故乡了吧？
而现在，“西邦”这个词，已成历史。
便是在河南，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何谓西邦了。
老憨人
外婆从西邦回来后不久，便成了个老憨人。
老憨人，即精神病患者。本市曾有两位知名老憨人，一位常常在十字路口做交警状指挥交通；另一位，每天早上要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了就开始骂人。在孩子眼里，老憨人一般都衣衫破烂，手指污黑，头发脏而长，形状可怖，有点像西方童话里的女巫。大人们也常用老憨人来吓唬小孩子：“你再不听话，就叫老憨人把你抓走！”“天黑了，不准出去耍了，小心老憨人把你抓走了！”
母亲却从不用老憨人来吓唬我。她见了老憨人，还会送他们几件衣服，给他们一些吃的。我猜想，她一定是从这些老憨人身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用现在的医学观点来看，外婆那时，应该因受了强烈精神刺激，导致精神错乱，成为间歇性狂躁型精神病患者。不发作时可以正常生活，一发作起来，就六亲不认，见谁就打骂谁。若是见了两岁左右的男孩子，便会疯狂地抱在怀里，亲吻着，反复念叨：“乖乖，跟娘回家，咱不在西邦了，不在西邦了，跟娘回家，跟娘回家……”
小孩子被这样一个老憨人抱着，都会吓得哇哇大哭。于是孩子父母便会循声赶来，强行从外婆手里夺走孩子，甚至还会打骂外婆。最后，外婆总是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外婆的疯病越来越严重，挨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最后，外爷不得已，找了半间破窑洞，把她关在里面，上了锁，不让她到处乱跑。
母亲常去看外婆。那时外婆已经神志不清了，往往隔着栅栏门抓住自己的女儿，便又掐又拧：“你把我乖乖还给我，还给我……”每一次，母亲都担惊受怕，恐惧不已。
这一天，母亲又去看外婆，却发现窑里空了。她以为外婆跑出来了，便到处找，逢人便问：“你见我娘了吗？”
有人告诉她：“你娘已经死了，埋到后坡了。”
母亲呆了半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尽管那是个老憨人，尽管已经不认得她还要经常打骂她，但毕竟，那还是自己的娘啊。
现在，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娘了。
这一年，母亲才八岁。
乖乖
我外婆叫我母亲和舅舅乖乖，我母亲叫我乖乖，我也叫我女儿乖乖……如果说，九千万河南人有着一个共同的昵称，那么这个昵称不可能是别的，只可能是：乖乖。
从刚刚降生到人间起，便有父母和长辈用无限怜爱和温暖的声音，一声声地叫着：乖、乖乖、小乖乖、亲乖乖、我的乖乖……甚至到成年后，恋人之间也会叫对方乖乖——爱一个人，就是要宠着他，护着他，照顾他，把他当成小孩子来爱昵。
乖乖，还经常作为语气助词，用来表达意外、惊奇之意，相当于英语里的“Mygod”，或是普通话里的“天哪、妈呀、哎呀”之类。不过细细体会，乖乖适用范围稍小，一般用以表达赞叹、激赏的感情。举两个例子：“乖乖！他咋就恁能干哩！”“乖乖！我跌倒了！”前一个“乖乖”用法正确，后一个则不适合，换成“妈呀”“哎呀”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不过追溯词源，乖的本义与上述两种用法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文》释乖，“戾也”。乖的小篆字形,像个羊角，从“北”，取其分背的意思，本义是“背离、违背、不和谐”。古汉语里诸多由乖组成的词，如乖礼(违背成礼、定制)、乖别(分离、离别)、乖绝(隔绝)、乖讹(差错、乖僻)，等等，几乎没有一个是“好词儿”。即使到了现在，时运乖蹇（命运不好）、性情乖张（脾气怪异）在书面语里也还是比较常用的。
说起来，乖在河南话里，以及在现代汉语里的用法，基本上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冤假错案。作为昵称、爱称的乖，其实应该是悝、慧的转音，悝、慧者，聪慧疾速之意。大概从明清时起，乖开始有了“听话、灵巧、聪明”之意，如《西游记》“行者的眼乖”，《红楼梦》“他生的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等。王广庆先生考证，覃怀（河南沁阳一带）人亲昵相呼曰“伙”，其实也应该是“乖”。见面恭维一下别人聪明智慧，应该是一种美德。
而作为感叹词的乖，则是另冒了“愧”的籍。愧在古汉语里并不是现在的“羞惭”之意，《说文》释愧，“伟也”。伟大的、超出常规的东西，总是会让人觉得惊奇和赞叹。
至此，乖就像旧时青楼女子从良，或者啸聚山林的土匪被收编为国军，洗尽了风尘，进入了社会上层。到了这时，为了避免混乱，原先属于乖的词，要么消亡，要么让给“怪”来镇守。如怪器、怪眼，本来应该是乖器、乖眼才对。
其实在语言发展史上，类似乖这样李代桃僵的悲喜剧并非只是个案。如“宁馨儿”，最早出自《晋书》，是山涛初见王衍的感叹：“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从这个典故看，宁馨儿是指一个人外貌漂亮而人品欠佳，并不是赞誉之词。而现在，宁馨儿不仅是赞美，而且显得诗意、浪漫，有几个人还知道它当初的讥讽之意呢？
还是回过头来说乖吧。前不久我坐长途客车，邻座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一路晕车，吐得脸色煞白，一塌糊涂。车上的售票员，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妇女，没有丝毫厌烦，来来去去递方便袋、水、晕车药，还抚着那女孩子的背说：“乖乖，再忍一会儿，就快要到了。”
这一声乖乖啊，让我觉得那个腰肥如桶的售票员顿时美丽起来，而且，感受到陌生人之间如亲人般的温暖。
一担两筐
担是扁担；筐是荆条编成的浅筐，也叫箩头。一担两筐很容易理解，就是肩上一条扁担，两头分别挑着一个荆筐。这是旧时豫西北山区的主要运输工具。沟沟岔岔，交通不便，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往地里运粪也好，往家里运粮食也好，靠的就是牲口驮人挑。
我父亲说，在“老日本没来”之前，我家也算是“能行”人家，我祖奶奶管家，家里二三十口人，一两百亩地，成圈的牲口，有人专门放羊，有人外出做生意，有人负责纺花织布做衣服，有人负责推磨拉碾做饭。有穷亲戚来求帮，总是给一个软布袋、一个硬布袋——但照样少不了一担两筐。
挑担可不是什么好活儿！我是在“城下”（平原）的农村长大的，但少年时也没少往菜地里担大粪。扁担压着肩膀，很快就红肿起来，疼得要命，垫上毛巾也没用。但是父亲就显得很轻松，他说我是没有练出来。他给我摸他的两个肩膀，分别有一大块硬硬的死肉，说这是他小时候挑担练出来的。还说等我也练出了这两个疙瘩，挑担就不怕疼了。还好，我终于考上了学，离开了农村，这两个疙瘩于我，已经不是标配了。
而在一九四二年，一担两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一年以及随后的一九四三年，大量的河南人因为饥饿，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一条扁担，两个荆筐，就是全部的家当。一担两筐，也由此成为逃荒要饭的代名词。
当时我母亲还不到七岁。她有一个哥哥，叫荣贵，九岁；两个弟弟，一个叫发贵，五岁，一个叫小五，才一岁多一点。我外爷挑着担，一个筐里担着发贵和小五，一个筐里担着母亲和一个二号锅，我荣贵舅舅跟着外婆在路上跑，边走边要饭，走向遥远的、陌生的西邦。
像我母亲家这样，一担两筐的并不是少数。当时的豫西北山区，十户倒有七八户外出逃荒。母亲说，她多次见到，有人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往路边一坐，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常有这样的情景：大人在路边饿死了，小孩子在尸首边哇哇哭。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那些一担两筐的人，神情呆滞，机械地往前走着，没有人为他停下来。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未来。
而天还没黑，成群的狼就已经开始在路上游荡。时候天，只有它们过上了好日子，吃尸首都吃刁了嘴，开始争抢还有一口气的小孩子。大人要到一口吃的往往会先仅着小孩子吃，他们还没有被饥饿耗干了皮肉，比较有吃头。
母亲说，自己一家五口还算是幸运的，没有在逃荒路上饿死。自己能当上待养媳，也是幸运，要知道，当时逃荒的人太多，孩子送人都没人要。
当时我父亲家也已经衰败，但因为爷爷是个半病人，没有出去逃荒要饭。他说，那些逃荒的人一拨一拨地从门前过，大爷大娘地叫着要口吃的，但他自己也在饥饿之中，实在没有能力帮他们。他至今记得，有个十来岁的姑娘，跟奶奶苦苦哀求，说自己爹妈哥哥都饿死了，求奶奶收留了自己，当闺女、当待养媳都行。奶奶摇头，说实在没吃的，养活不了。最后，给了她半勺榆皮汤。
硬布袋、软布袋
旧时农村装粮食，是用厚布缝制的长口袋，方便搭在牲口背。是谓布袋。布袋有点像褡裢，只是按比例来说，没有那么细长罢了。
把粮食装满，布袋就成了硬邦邦的圆柱体，叫硬布袋；别装得太满，布袋就是软的，可以搭在牲口背上，就是软布袋。用牲口驮粮食，要么是一个软布袋，要么是先搭一个软布袋，再在软布袋上搁一个硬布袋。没有直接搁硬布袋的，不稳当，硬压在牲口背上，牲口也受不了，必须靠软布袋增加接触面积。
老日本还没来时，我家还是“能行”家，有穷亲戚来求助告助，总是送两布袋粮食，一个软布袋、一个硬布袋——一头牲口，也只能驮这么多了。
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家已经败得差不多了。我爷爷去给老日本做苦力摔断了腰，家里的布袋都空了，没有吃的，一家人挣扎在生死边缘。我小姑也被送给别人做了待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