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什么是环境传播？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环境传播与媒介视角〖1〗一、 环境传播理论与学科溯源环境传播是人们认识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和建构的手段（Cox, 2010）。其实用功能在于“教育、警示、说服、调动和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而建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形成对于自然和环境问题的观念感知（Cox, 2010： 2021）。
环境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之时，正值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危机既包括由人造成的对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威胁，也包括社会机构未能成功地应对与解决危机带来的环境后果。环境传播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应对并解决这些危机，因此被视为“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Cox, 2007）。
环境传播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分支，其奠基之作最先产生于一批运用修辞批评研究环境冲突的传播学学者当中。其中，Christine Oravec 于1981年发表的对环保主义者John Muir 在19世纪呼吁维护加州优胜美地山谷的研究，一般被视为环境传播学科的开山之作。此后，环境传播研究的关注对象逐渐扩展至科学、媒介、工业界在环境冲突中的角色（Cox, 2010: 15)。
目前，环境传播正逐渐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和《环境传播年鉴》（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Yearbook）等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国际传播研究学会（IAMCR）、美国传播环境传播: 议题、风险与行动第一章什么是环境传播？学会（NCA）、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有关环境传播的主题分会场的开辟（刘涛，2009），都凸显出国际学术界对环境传播这一传播学分支领域的关注。
环境传播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权力因素通常潜移默化地影响环境议题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并引导人们以特定视角审视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Littlejohn & Foss, 2009）。因此，环境传播不仅关注环境议题的传播、互动和社会影响，更涉及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文化和哲学命题的建构过程（刘涛，2009： 98）。由于围绕环境冲突形成的传播行为影响公共舆论、政策制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安定，相关的舆论争夺通常十分激烈。其中既有媒介对于议题的建构、公益组织的倡导，政府与企业、公众之间的环境风险沟通，还有民众的诉求表达、谣言制造以及集体对抗。
基于媒介的环境传播既是政府、专家与社会公众沟通风险认知的桥梁，同时也可能充当风险的放大器（Kasperson,1992）。环境传播的目标不仅在于对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和解读，促进社会各利益相关主体在环境议题中的沟通，进而推动参与式、协同式的环境政策制定（Heath, Palenchar, Proutheau, & Hocke, 2007），而且在于培育公民环境意识，以利于环境冲突的根本改善。
二、 媒介与环境传播
媒介在环境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首先，媒介对环境问题进行议程设置，由此影响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及判断。例如，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很大部分来自媒体（Carvalho & Burgess, 2005）。Salwen（1988）和 Khan（2011）发现媒体与公众在判断什么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为重要（和最不重要）的环境议题方面意见高度一致。媒介报道引起人们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媒介报道（Brosius & Kepplinger，1990）。
其次，媒介为抗争者问题化现有状况提供了途径（何艳玲，2005），有利于抗争者的身份建构（孙玮，2007），促进媒体驱动型的公众参与（展江、吴麟，2009）以及政府的回应（曾繁旭，2013）。 媒体对抗争事件的关注还能引起政策制订者注意，帮助打开“政策窗口”（Kingdon & Thurber, 1984），进而创造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Meyer & Staggenborg, 1996）。而在非民主体制下，媒体更是抗争者可以依靠的少量外部资源之一和争取政治机会的途径之一（Brockett, 1991）。
在当下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为参与式、协同式的环境传播与政策制订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意见领袖的介入往往会使舆论热度大幅提升，并对动员效果起到较大作用（曾繁旭、黄广生，2012）。新媒体改变了传统语境下的话语权力关系，由传统精英垄断转变为底层赋权（邱林川、陈韬文，2011），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远离权力中心的群体组织集体行动的外部阻碍（Van Aelst & Walgrave, 2002），拓展了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与政治机会（Tilly & Tarrow, 2006）。此外，网络还带给环保NGO潜在机会，包括筹款、招募志愿者、增强可信度、网络倡导以及社区构建（Spencer, 2002; Taylor, Kent, & White, 2001）。
当然，新媒体的特性也便利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促进舆论极化（桑斯坦，2010）以及回音壁效应（Gilbert, Bergstrom, & Karahalios, 2009）；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也容易激化怨恨情绪，激发网民的不理性行为。因此，环境传播研究也需要探讨如何有效遏止极化效应、谣言与怨恨，促进政府、媒介与公众之间关于环境议题的协商式沟通。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环境议题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流行文化、社会运动等紧密相连，环境传播研究借鉴了文化理论、媒介理论、修辞学理论、社会运动理论、流行文化理论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成果（Littlejohn & Foss, 2009），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基于不同领域对环境传播主体的侧重点，目前环境传播研究的主要路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 关注媒体生产与建构的环境新闻研究。在这一路径中，不少学者使用了框架分析的方法，探讨环境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及背后的权力争夺机制。比如，Gamson和Modigliani（1989）对1945年至1989年美国媒体有关“核电”议题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选取了电视新闻、新闻杂志报道、政论漫画与民意论坛这四种媒体形式，总结出美国主要媒体对核电议题报道的框架演变过程。另一些学者发现了环境报道背后的多元意识形态、价值观、商业诉求与新闻专业精神之间的冲突与碰撞。Russill（2008）发现，记者们不仅从科技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变暖议题，同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探讨。Foust和OShannon Murphy（2008）通过对美国大众及精英媒体建构全球变暖议题的研究，发现强调灾难性的终点这一带有启示录意味的“世界末日”修辞，或多或少地将人类的责任以及人类有能力改变全球变暖的可能性排除在议题之外。
二、 关注企业与政府的公关与风险沟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Sandman（2003）提出的“风险=危害+愤怒”的命题。他用“危害”和“愤怒”两个维度，描述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外在环境风险的各种可能组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提倡”、“愤怒管理”、“危机沟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等风险沟通模式。此外，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信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Slovic（1993）提出了信任“易毁难建”的命题，认为不信任一旦产生，就会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为信任重建带来很大的困难。Peters、Covello和McCallum（1997）指出，对于政府、企业和NGO来说，风险沟通中增强信任的关键，在于改变公众心中对这些机构形成的负面刻板印象。而面对信任缺失的社会现实，也有学者指出，风险沟通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建立信任，而是如何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使沟通更有效（Covello & Sandman, 2001）。
三、 关注环境倡导与营销。不少学者探讨了新媒体环境对于企业和NGO环境倡导活动的影响。网络对于NGO收集资源、与受众交流具有重要价值（zdemir, 2012），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使得NGO 的环保倡导趋向于采用更加容易普及和有效的方式让受众积极参与（zdemir, 2012）。Greenberg和MacAulay（2009）发现，环保NGO的网络活动正在由Web 1.0信息扩散理念基础上的“广播范式”（broadcast paradigm）向Web 2.0参与和关系构建理念基础上的“对话范式”（dialogical paradigm）转变，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环保营销推广的重要平台。
四、 关心底层民众的环境风险认知与社会动员。在这一路径中，Covello和Sandman（2001）提出了影响民众风险感知的20个风险因子，包括媒体报道量大小、是否造成恐惧威胁、是否关乎个人利益、对相关组织是否信任等。Kasperson等学者则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型，试图解释为何在专家看来微小的风险，有时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社会影响，甚至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Kasperson, Renn, Slovic, Brown, Emel, Goble, & Ratick, 1988）。
五、 关心宏观公共政策与民主转型。Mertha（2008）通过对三个中国“反建坝”议题的研究，发现环境抗争议题能否引发政策变迁取决于两个重要变量。其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有政策企业家(某一政策建议的倡导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或个人)存在；其二，是否策略性地使用议题框架。新媒体环境下，自上而下单向传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草根阶层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周瑞金，2009）。新媒体日益成为多元抗争主题表达抗争诉求、参与政策协商的平台。媒体对于具体议题的报道数量和报道框架直接影响公共协商，并可能影响政策变迁（曾繁旭、黄广生、刘黎明，2013）。
第二节理论框架： 西方理论vs.中国问题
由于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正面临巨大的环境与生态压力。环境、健康、公共卫生、食品安全、高新科技等风险议题此起彼伏，影响着公众的心理与行动。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以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期。例如1993年由中央、国务院14个部委推动的持续多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此外，在经济与金融、环境评估与公众参与等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出台。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大”更是把“生态文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绿色发展”的美好愿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新华网: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然而，环境风险议题近来密集出现，在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引起公众的恐慌。同时，由于政府对于环境问题或大型项目的投诉缺乏有效回应，致使各种环境抗争频密出现。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自2003年至2005年底，中国各级环保部门通过环保热线共受理环境污染投诉114.8万件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05/content_4647019.htm。而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重特大环境事件频发，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参见:  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21027/112233970.html
在此语境下，环境传播研究十分重要。良性的环境传播，将促成议题各方对于风险的正确评估、理性协商，形成政策成果，并有效消弭对抗行为。比如，在厦门PX项目和广州垃圾焚烧项目中出现的政府—公众双向沟通与协商，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与分析（孙玮，2007；黄煜、曾繁旭，2011）。相反，环境传播扭曲和失衡，则导致信息失真、风险放大，甚至引发民众谣言与抗争，为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2012年以来在江苏启东、四川什邡等地爆发的暴力环境抗争事件，就是重要的例子。
中国的环境传播现象有着鲜明转型期社会的特征。它也将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在缺乏社会信任的条件之下，如何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以及公众等多方主体科学和理性的环境传播与沟通，提高环境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决策的水平，无疑是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经典的西方环境传播研究并未关切中国问题。然而，此起彼伏的中国环境议题，引起了不同学科与领域学者的兴趣，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在公民社会、社会抗争方面，Sun和Zhao（2007）通过观察怒江建坝等议题探讨中国环境抗争的逻辑与结果；与此类似，Mertha通过比较西南区域民众反建坝事件，抽象出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要素（Mertha，2008）； Cai关注各地中产阶级的环境抗争，反思其资源动员的能力及其边界（Cai,2005；2008；2010）。总体而言，这些学者认为大量环境议题的发生，有利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开放、社会的善治，乃至政治转型的进程。
媒体对于中国环境议题的影响也得到了重视。Ru（2004）观察了众多环境NGO议题的演进过程，强调媒体报道往往为议题发展提供了机会；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媒体正逐渐形成一种绿色话语乃至绿色的公共领域（Yang,2005；Yang & Calhoun, 2007）。
在国内，“环境新闻”是一个新兴的研究对象。一些学者（张威，2004；蔡启恩，2005）着重介绍了西方环保新闻报道的发展过程。王积龙（2010）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环境新闻的总体理论框架和理论发展流程，指出“风险性”贯穿环境新闻报道始终，成为环境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的特点。
总体而言，国内的环境传播研究已经初具格局。目前已经出现的研究视角包括： （1）公民社会、社会运动的理论视角（曾繁旭，2013b；曾繁旭等，2013；黄煜、曾繁旭，2011）； （2）政府、企业危机公关的视角（郭小平，2007；赵建国, 刘祎，2010）； （3）环境传播的意义构造与话语生产视角（刘涛，2012；郭小平，2013）； （4）绿色话语与绿色公共领域视角（杨国斌，2005）。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于本书有诸多启发。本书则从以下研究立场出发，试图有所突破： 
首先，试图进一步将西方环境传播理论与中国现状进行融合，将中国语境、中国问题作为出发点，从而反思并促进西方理论。由于转型期的复杂逻辑以及独特的媒介制度安排，中国的环境传播与现有理论既有相互印证之处，也时常相互背离，值得深究。例如，研究表明在早期一些环境抗争案例中，广州相对开放的媒体环境曾促使当地抗争行动不断得到强化与升级，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黃煜、曾繁旭，2011；曾繁旭, 黄广生, 2013）。而在近年反垃圾焚烧抗争运动中，以政府公关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吸纳导致政府有效利用与控制媒体而在舆论场中逐渐占有优势。多元传播主体之间彼此竞争，相互拉锯，其力量消长的规律及对于政策结果的影响可能催生超越目前已有理论框架的理论成果。
其次，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设计，涵盖各类环境议题，提供一幅复杂而全面的中国环境传播图景。具体而言，本书涉及各种类型的重大环境项目（PX项目议题、垃圾焚烧议题、钼铜项目议题）、新能源与气候变化（核电项目议题、气候变暖议题）、环境污染议题（水污染议题、空气污染议题）等。通过对各类议题进行梳理，可以分析其媒体话语的形成和框架演化，也检视各主体如何参与到环境风险议题的建构之中，如何透过竞争，争夺对于“环境风险”的定义。
最后，坚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做规范且具有原创性的本土研究。本书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多种实证方法，将国家、公众、媒体（记者）、行动者等诸多主体纳入考察范围，展现其动态互动的过程。
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以诸多中国环境议题为切入口，探究传播媒介在环境风险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种社会主体展开风险话语争夺的行为和逻辑，致力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传播”理论。
本书的社会实践意义则在于，推动理性的“环境风险”话语的表达，化解各种环境矛盾的出现。具体而言，本书呈现的研究结论或能有助于增强政府管理环境风险议题的能力，完善政府与社会的双向沟通机制，为“绿色中国”的出现提供理论资源；本书的案例与文本分析也为媒体与NGO关于环境议题的沟通与传播策略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对于关注环境议题的公众（其规模随着环境的恶化正日益增长）来说，如何辨识环境信息的真伪，摒弃谣言并自主发声，为捍卫环境正义建言献策，本书也提供了启发与建议。
第三节章 节 安 排
本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环境议题的建构与传播（第二、三、四章），第二部分探讨环境冲突中的媒介角色（第五、六、七章）。以媒介的新闻生产为核心，探讨媒介建构环境议题的逻辑和权力偏向，主要是通过分析环境议题报道来考察媒体在框架使用、消息源选择和报道主题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深入文本背后的权力争夺场域，探讨不同的价值观和权力结构如何导致环境议题差异化的媒介呈现，以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视角来理解环境议题建构的内在规律和深层逻辑。
第二章，通过对《人民日报》的三个媒体平台（《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微博）核电议题报道的分析，考察传统党报如何通过平台融合寻求官方话语空间的突破、与民间话语空间产生交叠，并实现官方话语分化与媒介平台融合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围绕关于PX事件的谣言传播，探讨谣言在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重点分析的是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研究发现早期厦门“PX事件”的传统媒体报道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引发了谣言的传播；而随后的大连和宁波PX事件以新媒体为主的传播中，谣言经历了磨平与锐化过程，再加上故事化和信息模糊化，都导致该事件中，谣言始终如影随形。对环境风险议题中谣言传播机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反思政府在遏制谣言传播中的角色。
第四章，以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的“地球一小时”活动作为案例，研究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环保倡导的日常化与时尚化趋势。环保倡导的主题与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日益紧密，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渠道也变得更为多元、便捷，体现了日常化的趋势；环保倡导的内容变得更加符合社会潮流、更多的明星参与体现了时尚化趋势。
第二部分探讨转型期中国媒体在环境冲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一方面，通过梳理1990年代至今中国环境运动，探讨环境运动演进过程中的媒体结构、角色、动力机制的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尝试探讨行动者如何运用新旧媒介建构环境议题？新媒介技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运动动员、同盟扩展，并为环境抗争创造政治机会？对于环境传播肩负的伦理责任，该有怎样的反思？
第五章，关注中国环境运动与媒体的关系。通过对1990年代初“中华环保世纪行”及其演变过程的分析，发现中国媒体与环境运动的关系经历了官方宣传阶段、NGO动员阶段和公民推动阶段的变迁过程，而且随着环境运动的发展，媒体在其间所扮演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通过对若干环境运动议题的分析，呈现了中国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逻辑。
第六章，考察环境抗争事件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生成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山东民众反对乳山红石顶核电站建设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媒体成为反核事件中政治机会生成的动力。在新媒体中，政治机会的生成机制主要通过搭建斗争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来实现。在传统媒体中，对于议题大规模报道强化了精英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推动了精英的分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第七章，反思环境传播涉及的伦理责任问题，包括科学、传播与健全的公共政策间的关系、专家与本地公众意见的协调、利益群体作为消息源的利弊、环境议题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立场偏向，以及媒体作为报道者和环保倡导者角色的矛盾等。结合相关文献与案例探讨，力求为环境传播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提供理论视角。
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从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再系统援引相应的西方环境传播的理论脉络、概念和模型，因此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文献梳理和对话。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炼中国知识，反思现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媒介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于环境传播的影响一直是本书的主线，本书并未将新旧媒介作截然的分割，而是致力于把握环境风险议题在融合的媒介体系中的呈现机制，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互相影响。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环境传播的观察。 第二章官方与民间话语在环境议题中如何交叠？本章初稿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作者为戴佳、曾繁旭、王宇琦。本章对内容进行了修改。核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国家利益、民众安全的争议性话题。近年来由于日本福岛核事故、朝核问题以及国内围绕核电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等的影响，更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如何报道核电问题、引导公共舆论，成为中国媒体尤其是党报面临的一个挑战。本章利用框架分析方法，以《人民日报》为例，对其三个媒体平台——《人民日报》、人民网以及人民日报微博核电议题报道进行考察，探究传统党报如何通过媒介融合策略寻求与民间话语的沟通。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党报的媒介转型
党报的出现和发展，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早期建党过程中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通俗刊物，到1931年新华社前身“红中社”、1948年《人民日报》的创办，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党报都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宣传党的政治观念并合法化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媒介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受众多元信息的需求，为刻板的官方宣传话语及方式带来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党报关于民族国家、解放与发展的宏大叙事，与伴随经济崛起出现的市民阶层的信息需求与价值观念形成矛盾，从而发生党报的“现代性危机”（王维佳，2012）。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发展，媒介融合现象的出现，也促使党报利用不环境传播: 议题、风险与行动第二章官方与民间话语在环境议题中如何交叠？同的媒体平台发布多样的信息，以争夺舆论和受众。
本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如何实现自身的分化并展开与民间话语的沟通与互动。通过对《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的核电议题报道进行框架分析，我们力图展现党报的不同媒介平台的话语之间如何分化与对立，但同时也相互补充和渗透，共同塑造《人民日报》的整体话语。
第二节理论框架： 双重话语空间与媒介转型〖1〗一、 双重话语空间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用以形成社会认同，说服公众接受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并把意识形态视作合理合法存在的工具（Althusser, 1971）。然而新的环境往往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工具角色进行改造。例如20世纪英国的报业性质发生变化，原本热情支持政党政治的报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松散，从而在政治结构内部引入了新的紧张关系（卡伦，2006）。随着公民新闻的兴起，普通民众的平等参与和话语权得到伸张，传统的由主流新闻机构把控的新闻叙事逐渐被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所补充（Dahlgren, 2009）。
在中国，媒介市场化、受众多元信息需求，也深刻影响着媒体作为传统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引发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活跃的社会思潮，党内改革者开始鼓励更为批判性和调查性的报道（Pei,1994; Polumbaum, 1990），新闻专业主义由此得以发展。此外，媒体对市场的依赖日益加强（Lee, He, & Huang,2006; Polumbaum, 1994; Wu, 2000; Zhao, 1998），且更多地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Zhao, 2004; Zhao, 2005）。
多元传播生态环境导致了新闻的“双重话语空间”（He, 2008；何舟、陈先红，2010）。官方的话语空间由政府与主流媒体把控，以官方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其目标主要是维持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对抗和批评，合法化社会规则（Jiang, 2010; Zhou, 2009），并在具体问题上建立与集体价值观相一致的共识（Rosenberg, 2006, pp. 104～105）。而民间话语则是民众就关系自身利害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社会事件，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的民意表达。由于政府不完全的信息公开以及不完全透明的决策机制，这种民意表达可以被视为针对有限的、模糊的信息，处理“难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策略（Rosenberg, 2006：  105）。
两个话语空间的不协调导致了Rogers（2006）所称的“冲突空间”。Rogers认为，具有一定敏感程度的社会政治事件发生时，官方话语倾向于与民间话语进行竞争，两者会在各种信息平台上形成冲突与碰撞。通常情况下，官方话语的目标是减少冲突（通过封锁信息或模糊信息），维持社会稳定，民间话语则会在谴责官方失职的同时，对事件真相进行种种揣测与描述，并且由于伴随强烈的感情色彩与公众动员，有可能引发暴力抗争行动。
因此，两个话语空间的舆论整合是实现社会稳定，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两个话语空间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越大，吸引力和感染力就越强；两个空间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越小，吸引力和感染力就越差（南振中，2003）。
二、 媒介转型与融合
学者们在“国家—市场体制”框架下探讨了中国媒介市场化变革与国家政治威权之间的权力消长。虽然中国传媒在市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赢得了相对独立性，但快速发展的市场化进程和持续的意识形态控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张力，政府背书下的市场化实质上构成了对中国媒体的财政结构更进一步的控制（Ma，2000）。在政治上，党报依然是党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在经济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党报又被迫顺应市场化浪潮、迎合受众需求并吸引广告投放。在市场化时代，党报正面临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拔河”（何舟，1998）。
面临媒体平台的不断丰富导致的受众多元化与分散化带来的舆论争夺压力，党报不得不寻求通过媒介融合策略来抢占更多的舆论阵地。于是，“被动的旧媒体”和“互动性的新媒体”（Negroponte, 1996）之间的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实现了“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的趋势（Pool, 1983）。Bolter和Grusin（1999）用“再媒体化”（remediation）来描述新媒体修正和重塑传统媒体的过程，认为新媒体会通过借用或重组旧媒体的表达特征，重新形成新的文化空间。Fagerjord（2003）提出“修辞融合” 理论，指出不同的媒体形式所具备的独特的话语修辞形式会被新媒体进行整合，实现旧媒体不具备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碎片化的受众的出现（Havick 2000; Sunstein, 2001; Chaffee & Metzger 2001; Tewksbury, 2005），以及这些受众代表的个性化利益和诉求，都迫使媒体制定出适合不同平台的传播策略。例如，Gordon（2003）认为运用多媒体工具与公众互动，以完成对新闻事实的“新闻表达融合”尤为重要。Jenkins（2006）也提倡“跨媒介叙事”策略，认为媒体需要根据不同的媒介平台属性发布不同的内容，并提高跨媒介平台的信息传播能力。当然，目前媒体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表达或叙事整合尚需时日。例如，虽然传统媒体实现了信息的多平台发布，但不少新媒体平台的内容还停留在对传统媒体内容的简单复制上，内容仍体现出同质化特征（Boczkowski,2009）。
本章考察的重点正是以党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内部分化与媒介平台融合的策略。一方面，官方话语内部的分化表现在各个媒介平台有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媒介融合要求平台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展现官方话语的整体特征。
第三节案例与研究设计： 《人民日报》
作为党媒转型代表对于大多数政策性议题来说，通常会出现若干竞争性话语体系对话语权进行争夺（Gamson & Modigliani, 1989）。中国核电议题就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能源战略和持续发展的政策性议题。因此，国家通过官方媒体，力图建构符合国家战略和整体利益的核电议题话语。近年来一系列由核能源造成的环境突发事件的出现，更突显了掌握核电议题话语权的重要性。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核事故引发了全球舆论对核电安全的恐慌。2013年2月，朝鲜半岛核危机升级。2013年7月，广东江门核燃料加工项目引发的都市群体性事件更是把核电议题推向了媒体报道的风口浪尖。如何在核电议题上掌握话语权，维护国家战略和整体利益，同时又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与新闻的专业性原则，是党报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第一大报，处于舆论领导地位。在核电议题上它也代表国家政策和立场，承担着传达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和主张的任务。因此本章将其作为样本，考察党报如何通过官方话语空间的分化，来顺应媒介融合趋势，争夺舆论场。
研究的媒体平台包括《人民日报》辖下的《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
人民网创办于1997年1月1日，是《人民日报》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并拥有独立采编权。2011年8月8日，人民网法人微博@人民网新浪官方认证微博正式开通；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人民日报在人民网、新浪网同步上线。此后，人民网各频道以及各地方频道和国际频道都陆续开设了微博。
具体而言，本章的研究问题包括： 
1. 《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在报道核电议题的新闻框架方面有哪些异同？
2. 《人民日报》营造的官方舆论场内部存在怎样的分化和差异？官方舆论场通过何种方式与民间舆论场实现交叠？
3. 《人民日报》如何通过媒介整合以争夺舆论场？
一、 研究方法
在对媒体报道进行解读的具体方法上，本章采用框架分析的文本研究方法。框架作为媒介话语的内在结构以及新闻报道的中心组织思想，为特定新闻事件赋予意义（Gamson & Modigliani, 1989）。由于在如何建构新闻事件上存在多重可能性，框架通常通过选择和凸显特定内容，而忽略淡化其他内容来强调某种传播意图（Entman,1993; Tankard, 2001）。Gamson和Modigliani（1989）将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看作一种价值赋予与增值的过程，因此通过对媒体报道框架的分析可以考察框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特别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和媒体传播策略。 
有关核电议题的报道在西方国家由来已久。Gamson和Modigliani（1989）的研究对本章有重要的启发，他们把1945年至1989年期间美国媒体有关“核电”议题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后分为七大类，包括“进步”（progress）框架、“能源独立”（energy independence）框架、“软能源道路”（soft path）框架、“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框架、“不符经济效益”（not costeffective）框架、“核能失控”（runaway）框架、“魔鬼交易”（devil’s bargain）框架（Gamson & Modigliani, 1989）。在此基础上，Gamson和Modigliani把美国媒体对核电议题报道框架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媒体核电议题框架的变化情况。
在分析《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对核电议题报道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与中国现状相结合，本章发展了Gamson和Modigliani对于核电报道的框架： 
第一，将Gamson和Modigliani提出的“魔鬼交易”框架结合中国对核电议题的报道进行了调整。这一框架强调核能失控的可能性，因此总体代表反核的态度。而基于中国支持核能发展的总体政策基调，核能发展虽然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核电作为一种高效、经济、可靠的清洁能源，仍是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魔鬼交易”总体上仍被视为支持核电发展的框架。
第二，本章借鉴了Dai和Hyun（2007）研究中使用的“威胁”框架，研究人为或灾难导致的核能失控对于个人与国家构成的威胁。
第三，新增了“核电安全”框架，将中国核电设施安全性有保障，及他国核电泄漏事件对中国辐射环境无消极影响这两种报道主题纳入其中。
最终采用的五种用于文本分析的框架见表2.1。 表2.1核电报道的文本分析框架及其含义
框架含义“进步”框架支持核电发展，指发展核电能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魔鬼交易”框架支持核电发展，指核能发展虽然存在安全隐患，但仍是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 “核电安全”框架支持核电发展，指中国核电设施安全性有保障续表
框架含义“代价”框架该框架整合了Gamson和Modigliani使用的“公共责任”、“核能失控”、“软能源道路”以及“不符经济效益”框架。“公共责任”框架指核电公司的利益以公众安全为代价，且核电公司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保护。“核能失控”框架指核电危险是潜藏的，且具有延迟性，完全控制核能的能力远没有实现。“软能源道路”框架指核电发展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是一种破坏，必须发展环境友好的再生能源。“不符经济效益”框架指如果与其他替代能源作比较，核能的投入产出比太低。反对核电发展，指发展核电会对社会、环境、经济以及民众健康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威胁”框架反对核电发展。强调他国发生的核事件对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核电发展战略造成负面影响二、 样本选择
本章中样本选择的时间段为2011年3月12日至9月12日、2013年2月1日至8月1日这两个时间段，共计一年时间。其中，2011年3月12日为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的起始日，而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8月1日正值朝鲜半岛核危机升级、中国广东江门市核燃料加工项目引发争议等多起与核电有关的事件发生。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国外的核事故，还是国内的核电建设引发的公众抗争，都把核电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对国家核电政策和规划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因而，选择这段时间内的信息样本，更能反映《人民日报》关于核电议题的传播与应对策略。
在对《人民日报》核电议题报道的样本选择中，本章使用“人民网搜索”的“报纸杂志搜索”功能，检索“核电”关键词，共获得有效样本52篇。
在同样的时段，通过在@《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网国际频道、@人民网日本频道等微博账号的主页上搜索含有“核电”关键词的微博，本章共获得有效样本110篇。
在对人民网报道的样本选择中，由于人民网一年中对核电议题的报道数量多、重复率高且报道主题较为分散，本章选择将抽样范围限制在关于核电议题信息最密集的两周，即2011年3月12—19日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一周时间，以及2013年7月6—13日江门核燃料项目的一周时间。在该时间段内，在人民网主站检索“核电”关键词，共获得有效样本112篇。 
第四节研究发现： 官方话语的分化与整合〖1〗一、 《人民日报》： 与官方话语高度一致在《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对核电议题的报道中，《人民日报》使用的支持核电框架所占比重最大，高达88.46%，显示其作为主流党报，与官方话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关于核电发展的国家立场，参见《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http://www.sdpc.gov.cn/nyjt/nyzywx/W020071102337736707723.pdf 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 “进步”框架（50%）及“核电安全”框架（近20%）。
二、 人民网： 多元表述呼应《人民日报》
人民网对核电议题采用支持框架的报道比例为79.1%，与《人民日报》的支持立场基本一致。但是与此同时，人民网在框架策略、报道角度、消息源选择等方面呈现多元表述格局，体现出党报利用网络平台融合民间舆论场的尝试。
首先，人民网的核电议题报道数量显著高于《人民日报》。以2013年7月1日—8月1日为例，《人民日报》对核电议题的报道数量仅为15条，而人民网对核电议题的报道数量却高达794条。
其次，从舆论引导角度而言，人民网强调的“核电安全”框架（34.27%）形成了对于《人民日报》的“进步”框架的呼应。一方面，通过权威的声音打消读者对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中国的疑虑；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核电设备的安全可靠性能。《人民日报》的“进步”框架主要面向阅读党报的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从政策层面和国家发展的高度解读核电议题，而人民网“核电安全”框架主要通过核电安全科普以及核事故信息实时通报的方式，向关注个人利益和人身安全的普通网民传播信息。平台与框架的互补使内容更为多元丰富，而舆论引导也更加层次分明。
最后，从报道立场而言，人民网出现了20.9%的持反对性框架的报道，其中7.14% 认为他国发生的核事件对中国核电发展战略构成“威胁”。而这种“威胁”框架在《人民日报》中提及次数为零。这一差异体现了《人民日报》在其内部媒介平台话语之间已经出现分化。当然，与党报身份较为一致的是，“威胁”框架的新闻报道主题多为他国核电事件波及中国后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而鲜有提及中国核能发展自身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他国造成的“威胁”与中国自身的“进步”似乎并行不悖。因此，人民网与《人民日报》之间虽然存在话语分化，报道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冲突和反差，体现出不同媒体平台之间的融合与统一。
三、 微博平台： 舆论监督
《人民日报》的微博平台呈现出与《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完全不同的报道倾向。使用“代价”和“威胁”的反对性框架报道占比高达80.91%，尤以“公共责任”（37.27%）与“核能失控”框架（27.3%）居多。
“公共责任”框架回应了微博平台上受众的诉求。因为相比于核能是否进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远规划，微博用户更关注核电的发展是否危及健康或环境，因而会对核电企业是否履行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展开舆论监督。例如针对@《人民日报》2013年5月10日一条揭露国家核电企业审计问题的帖子，有网友评论说，“人民日报微博有点为人民的意思了”引自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官方账号http://weibo.com/rmrb?topnav=1&wvr=5&topsug=1。当然，微博平台上运用“公共责任”框架进行话语分化的尝试也是相对温和的，除了少量报道中国核电企业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微博，其中大多数微博仍然是关于国外核电企业的报道。如“《纽约时报》批评日本政府核事故信息公开不及时”（http://weibo.com/renminworld?topnav=1&wvr=5&topsug=1）、“东电考虑将福岛核电站3千吨低污染水排入大海”（http://weibo.com/jpnofpeople）等。
同样与民间话语相呼应的是“核能失控”框架，强调核电灾害及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例如，@人民网发布的一条“日本东京举行10万人反核游行”的微博： 【日本东京举行10万人反核游行】16日，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等9人发起的“告别核电 10万人大集会”在东京代代木公园举行。集会结束后，支持去核化的日本民众在酷暑中手持“NO NUKES”、“反对重启核电站”、“去核化”等标语牌，高喊“日本不需要核电站”等口号。引自人民网新浪微博官方账号http://weibo.com/p/1002062286908003/mblog该微博下方还配有一幅反核游行的图片，图中人群聚集，且高举着反核的旗帜，场面混乱。这样的情绪化表达，似乎与人民网使用的“核电安全”框架是对立的，体现出两个网络平台在话语上的分化。
但另一方面，微博“核能失控”与人民网“核电安全”框架仍然存在内容上的呼应与微妙平衡。虽然“核能失控”框架强调核电风险，但报道指向都是他国发生的核事件。而人民网的“核电安全”框架正是把中国核电技术与国外核电技术作对比，强调中国核电设备安全、技术先进，民众无须担心中国会发生如日本福岛那样严重的核事故。如人民网题为《中国核电运行安全性不容置疑》的报道： 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反应堆固有的安全性缺陷与工作人员安全文化素质差等结合起来产生的严重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因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强地震加上强海啸。而中国核电厂址均选在远离地震带的低地震活动区,核电厂的抗震设计又有充分的安全裕量。……中国核电运行的安全性不容置疑,发生严重核事故的概率已非常低。参见:  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3/0707/c7189022105462.html因此，在看似批判核电发展的“核电失控”框架背后，仍是对中国核电安全的肯定和核电进步框架的支持。这与《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宣扬官方立场的定位十分契合。
第五节结语： 话语分化与媒介融合的微妙平衡
通过对《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对核电议题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人民日报》的三个平台之间正在实现话语分化与媒介融合的微妙平衡。
基于三个平台不同的媒介属性和受众需求，出现了迥异的话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