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陨落秋霜染尘
——王牌检察官篡改证据日本司法界曝惊天丑闻



不冤枉一个无辜者比不放过一个罪犯重要得多。秉持“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不是现代的司法者，而是古代的酷吏。违背了法治精神，办案能力再强也不过是一介酷吏罢了。
陈海东
引子
2013年6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了厚生劳动省事务次官金子顺一的辞请，并起用社会援护局局长村木厚子继任此职。新任次官的村木有理由感到骄傲，在男性主导的日本政坛争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厚生劳动省事务次官这样的高位。可不知，欢欣之余村木次官是否也感到后怕——四年前的“伪造文件案”，那场风波差点结束了她的政治生命。令人唏嘘的是，一度面临拘留、指控，险些前途断送，甚至锒铛入狱的村木厚子最终成功脱险，而当初对她穷追猛打的检察官前田恒彦反倒“万劫不复”，并将载誉良久的日本检察厅与特搜部拖进难以挽回的信任危机。


日本检察官徽章——烈日秋霜章


从邮资案开始遗失的正义
事情还得从2009年一起轰动日本的恶性滥用邮政制度案说起。在日本，对于残疾人团体在邮费上有着大量的优惠制度，比方说，一般来讲寄送一封邮件至少需要140日元左右，而如果是残疾人团体根据其专用的优惠制度，邮资就仅需8日元。这本是为了照顾困难群体而设立的社会福利优惠制度，但有人却精明地瞄上这一制度的漏洞： 大阪一家没有实体的邮政销售公司“凛之会”，通过非法获取虚假的残疾人团体证明文件，滥用残疾人团体专用邮费制度，借用邮局为自己大量寄送广告单推销商品，借此减免应缴纳的巨额邮资。据统计，凛之会在数年间偷逃邮资共计8亿多日元之巨。此种滥用困难群体专用优惠制度牟取私利的行径自然为国法所不容。纸终究没能包住火，2009年4月，凛之会的劣迹败露，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迅速行动，以涉嫌违反邮政法为由逮捕了凛之会的会长仓泽邦夫。
在此，可能有人会心有存疑，捉拿嫌犯的不是警察吗？为什么逮捕仓泽邦夫的却是检方？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本的司法侦查制度。其实，即便是在我国，检察机关也负责一定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过刑事诉讼法将侦查权限设置在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这个范围内(所谓“自侦案件”)除外，一般的刑事案件则由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在日本，检察官却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力，同时也有着指挥和监督司法警察进行侦查的权力。日本检察官可以对任何犯罪进行侦查，也可以对包括司法警察已经着手侦查的案件在内的所有案件，进行独立侦查，并且不受案件类型的限制。虽然依据日本的法律，检察官和警察均拥有侦查犯罪的权力。但对于涉及政、官、商界相互勾结的大案要案，通常不是由警察，而是由检察官亲自侦查。这是因为，一般而言，相比警察，检察官法律素养较高，而且在政治上也相对中立和自由。鉴于在刑事案件办理中的核心地位，检察官被誉为“日本刑事司法的脊柱”，作为社会精英的日本检察官往往主导着整个刑事案件的走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最终的命运。
说起日本检察厅的侦查机构，就不得不提号称“日本最强搜查机关”的特别搜查部。特别搜查部，又简称特搜部，隶属于日本检察厅，是一个专门调查侦办巨额逃漏税、重大经济犯罪、公职人员贪污渎职的侦查机构，它曾一度因将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等日本高官拉下马来而声名鹊起。自成立之日起，特搜部便在日本的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日本打击政、官、商界不法活动的主力。目前仅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市的地检中设有特搜部机构。为保证特搜部执行特别的职能，日本法律赋予其广泛、特殊的权力。特搜部享有特定领域侦查、起诉独占权。由于其集侦查逮捕起诉之权力于一身，成为有效打击高官犯罪的利器，不少在高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界大佬一旦被特搜部盯上都难逃被拉下政坛甚至锒铛入狱的厄运。自成立之日起，特搜部确实也鲜有败绩，为打击腐败与震慑高层黑恶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成立的第二年就侦破“昭和电工案”，迫使当时的芦田内阁倒台。包括后来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等大批官员因受贿被捕。特搜部从此一鸣惊人，在此后通过对一系列重大贪贿案件的成功侦查，特别是在洛克希德案件中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诉讼拉锯战，并最终使其失势被捕，树立了“最铁面无私部门”的名声。以至当东京地检特搜部在国会议员会馆八层办公的时代，在日本政界曾流传“只要八楼一跺脚，整个永田町(日本政府机构集中地)就发抖”的说法。“锄强”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扶弱”，而“锄强扶弱”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美感，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专事打击不法权贵的特搜部在日本国民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尤其在尚未“犬儒化”、是非感尤强的年轻人心目中，他们简直是正义的化身。
检界王牌律政精英
看来，特搜部又一次不负众望，逮捕偷逃巨额邮政资金的仓泽会长，这无疑是一大胜利。但对于打惯“大老虎”的特搜部来说，这只能算一碟开胃小菜。主办此案的前田恒彦乃是大阪地检特搜部的王牌检察官，更是日本检察界的传奇，曾创造了数次日本检察史上的奇迹。他还在东京地检任职时，就曾参与福岛县知事贪污案、防卫厅“小天皇”守屋防卫事务次官贪污案的调查； 返回大阪特搜部后负责过音乐制作人小室哲哉的5亿日元巨额诈骗案，只用了半天就让小室招供。还曾被点名抽调到东京特搜部，在小泽一郎政治资金违规案中负责审问小泽一郎的秘书，并获得了关键证词。堪称检察机关当中骨干中的骨干。前田的两位顶头上司也不得不提： 时任大阪特搜部的副部长佐贺元明，堪称办案专家，无论多么顽固的、让其他侦查人员束手无策的罪犯，一旦与他面对面后都会迅速认罪，这令同行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尊称其为“策士”。而前部长大坪弘道的审讯技术则更是有“神技”和“大坪魔术”的美誉，用他自己的话说： “搜查，是与被告的一场意志上的较量，败给被告，让其回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样豪华的侦查阵容，如果只揪出一个民间企业家简直就如牛刀割鸡，何况，案情显然没那么简单，凛之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通过滥用残疾人优惠制度偷逃邮资，必须具有能够证明其为残疾人团体的相关公文证书，而经过调查，凛之会的残疾人团体证明文件均非伪造而是由日本官方予以颁发的。这就意味着，在政府中有人在为其违法偷逃邮资制发虚假公文。这更令久载“打虎英雄”之盛名的特搜部检察官们兴奋不已，他们摩拳擦掌，打算借着此案顺藤摸瓜，一举揪出隐藏在幕后的“大老板”。这种不负众望的使命感，既可以成为特搜部再创辉煌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将检察官引向歧途的诱饵。


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


在日本，残疾人团体证明书是由厚生劳动省制作颁发的。特搜部的侦查员们很自然地将目标首先锁定在厚生劳动省负责制作公文证书的村上勉股长身上。于是乎，在凛之会会长被逮捕之后不到半个月，特搜部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村上勉股长以伪造公文罪抓捕归案。然而案件并非就此终了，特搜部在对凛之会会长仓泽邦夫及村上勉进行突击审讯之后认定，涉案的人员绝对远远不止如此，一定还有更大的“老虎”隐藏在这起案件之后，以前田恒彦主任为首的特搜检察官们仿佛嗅到了大型猎物的狼群一般亢奋起来。
由于特搜部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诸如贪贿之类案件多为一对一的“密室案件”，存在着物证少、取证难的困难。因此先通过固定证据再来进行案情推理的侦查思路往往行不通，所以特搜检察官们办理案件的主要手法是根据已知信息勾勒出基本案情，再根据勾勒出的案情进行入室搜查等取证活动，推进案情发展。而勾勒案情的工作，主要由负责案子的主任检察官担当。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多年来特搜部在打击政界高层犯罪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使他们骄傲的同时也推动着他们为维护昔日的荣光而挣扎。由此也养成了特搜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必办大案要案”的定式思维，一起案子若不拿下几个重量级高官似乎就对不起自己特搜检察官的名号。因此，这起案件在搜查伊始，特搜部就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了臆想判断，断定此案背后定有资深的国会议员参与，并由资深议员通过厚生劳动省高级官员的权力为凛之会违法利用邮政福利大开绿灯。为了起到敲山震虎的目的，特搜部在搜查开始之后以各种形式故意透露消息给新闻媒体，这一举动不仅使得日本社会民愤沸腾，为他们顺利展开侦查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也使得日本检察机关的同行，包括东京地方检察院的特搜部大流口水，以为大阪地方检察院特搜部又抓到了沉底的大鱼。
由于直接对隐藏在幕后的国会议员下手并不容易，大阪特搜部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制作虚假公文的村上勉股长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及的村木厚子身上，她时任局长。村木厚子是当时日本中央机关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局长，也是所有女性国家公务员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为主的社会里，村木一直是职业女性们的楷模，堪称女性公务员的典范。由于在日本国家机关中能成为局长的女性本已是凤毛麟角，况且村木还被看好有可能成为厚生劳动次官，若能证明是其受议员委托而指示手下股长制发虚假公文，那特搜部无疑又是办了大案一件。
为此，破案心切的前田恒彦主任根据当时已有的供词勾画的案情为： 2004年“凛之会”为获得证明书，由其会长首先拜托重量级国会议员给厚生劳动省的部长“打招呼”，因为经过调查证明“凛之会”是从2004年6月10日开始使用证明书的，故而应是在6月上旬，当时还是厚生劳动省课长的村木厚子以“议员案件”为名，指使下属村上勉股长为“凛之会”出具了虚假的证明书。
目的决定手段
那么前田主任的这份案情勾勒图究竟是否正确呢？没有参与侦查的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即便是本案的侦查人员也并不肯定。但推断案情后再据情找证据也是破案的途径之一。在仓泽邦夫和村上勉先后被逮捕之后，特搜部的侦查人员们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审讯，虽然具体的审讯过程和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前田恒彦等特搜部的检察官们无疑是将他们神乎其技的“撬口”本领发挥到了极致，经过审讯，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想要的口供： 凛之会的会长承认他曾委托某位国会议员为其给厚生劳动省打招呼，以获取残疾人团体证明书； 而村上勉也供述称自己是在其上司村木厚子课长的指示下才制作了虚假公文。
上述的供述极大地佐证了前田所勾勒的案情，但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起诉定罪来说还远远不够。为此，特搜部对村上勉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并顺利查收到了一张当时用来伪造证明书所使用的软盘。这无疑让前田心中大悦： 口供物证俱在，这下绝对可以把村木厚子给钉死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本案件移交大阪地方法院后，法院在审查中发现，“凛之会”社长供认的与国会议员见面委托他给厚生劳动省打招呼的那一天，该议员其实根本就不在国会办公室，而是在千叶县打高尔夫球。法院的这一指责，使得特别搜查本部认定犯罪事实出现纰漏，作为案件主要侦办人的前田检察官脸上也很挂不住。更为不利的是，搜查中得到的那一张证明村木厚子指示属下为“凛之会”公司开具假证明书的软盘中，证明书的制作时间是“2004年6月1日凌晨”，而不是“凛之会”老板之前所供述的“2004年6月8日”，这就与6月上旬村木命令上村开具证明书的检方构想案情相矛盾。原本以为可以拿来作为将村木厚子定罪铁证的软盘，却反而成为推翻自己案情假设的反证，这令前田恒彦大为恼火。
作为王牌检察官，前田有着光辉的成绩，若自己勾勒的案情有误，将使他面临巨大的压力。针对关键证据的软盘，在申请逮捕村木厚子时，前田并没有提及文档最终更新时间与预想案情不符的事实。时任厚生劳动省局长的村木厚子就在这种证据情况下，于2009年6月14日被正式批捕，这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阪地检特搜部似乎又办成了一件大案。而此时的前田主任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已经抓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将其定罪起诉，如果侦查再无实质性进展，一旦逮捕时限到期不得不将村木释放，那么不仅前田本人，整个大阪地方检察院都要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指责。到了这份上，摆在前田恒彦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即使不择手段也一定要将村木厚子定罪！
作为一名资深的老牌检察官骨干，前田恒彦当然明白在搜查过程中哪些事情是被绝对禁止的。如果能让村木厚子自行招供罪行当然是皆大欢喜。不过事与愿违，不论审讯人员如何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村木厚子始终矢口否认自己涉案。但检方认为，仅靠村木厚子下属承认受其指示的讯问笔录就可以证明其有罪，仍然对其提起了公诉。然而，法院却认为检方所提供的22份村木下属所做的口供均有诱供的嫌疑而不予采纳，这让鲜有败绩的前田恒彦不由得气急败坏起来，莫非自己的不败传说就要栽在一个女官手中？这是骄傲的前田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此案所引起的舆论效应不断发酵，上级对此高度重视，落到前田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事已至此似乎再无回头之路，不得已之下前田捏紧拳头把心一横决定兵行险招： 篡改证据，钉死村上！
抱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前田从证据存放处取来了村上勉股长制作伪造公文的软盘，于2009年7月13号，在个人电脑上利用软件将虚假证明书文档的最后更新时间，根据检方设想的案情由“2004年6月1日”修改为“2004年6月8日”。这样一来，对村木厚子的整个证据链条便完整起来。本来这一险招无疑是可以将对手置于死地的，前田恒彦在与同事交谈案情时甚至曾扬扬得意道： “请放心好了，我已经给他们(村木的辩护方)安置了定时炸弹。”但这颗定时炸弹却最终成了一门哑炮，炸倒的不是村木厚子，而是前田恒彦和整个大阪特搜部。
事情却并非像想象中的那般发展。在修改软盘的三天之后，前田将软盘退回给村上勉的家属，而没有作为检方证据提交法庭。究竟他为何要这样做？根据其事后的供述，前田称之所以将软盘退回，是不希望其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由于软盘已被修改成对检方有利，即便村上勉翻供否认村木厚子参与造假，也不会将软盘提交法庭，因为这样正好适得其反。而事实上，在公诉的过程中，村上勉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反复强调村木厚子与本案无关，作为检方对手的辩护方律师也并非等闲，拿到软盘后他们迅速发现该软盘当中的文档更新时间对自己相当不利，虽然发现软盘中文档更新时间的问题，但是为了避免怀疑村上修改了软盘及减少村木冤罪的可能性，最终决定不提交软盘。
而更让前田恒彦没有料到的是，早在他将软盘进行修改之前的数周，大阪地检特搜部便已经制作完成了本案的“搜查报告书”，报告书中所载明的文档最后更新时间仍是真实的“2004年6月1日”。由于疏忽，前田只是篡改了软盘，却没有将搜查报告书当中的日期也一并篡改； 此后，在2010年1月27日对村木的第一次庭审上，村木的辩护律师申请采纳“搜查报告书”作为证据，并将文档更新时间作为主要辩护理由。而正当村木的公诉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前田却被派往东京地检出差，负责审问小泽一郎的秘书。庭审后，负责公诉的检察官就文档更新时间的情况打电话询问前田，前田却声称“在软盘上安装了定时炸弹”。这让负责公诉的检察官不禁生疑： 莫非前田恒彦主任立功心切实行了违法搜查行为？出于公诉方的责任感和警觉心，该负责人于1月30日向当时的大阪特搜部佐贺副部长建议应对此事展开调查，并予以公开。但是，佐贺副部长与当时的大坪部长却没有这么做。9月10日，村木厚子一审因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并当庭释放。

炸翻检察界的“定时炸弹”
案件到此似乎就以特搜部控诉失败而落幕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前田之前给自己安下的定时炸弹最终还是炸响了。日本神通广大的《朝日新闻》记者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到了被前田恒彦篡改的软盘，并请数据安全公司进行了分析，确认数据在2009年7月被修改。9月20日晚，日本最高检察院得知篡改数据的消息。9月21日，抓到猛料的《朝日新闻》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涉案软盘数据被篡改的新闻。就在当晚，最高检察院便以涉嫌毁灭证据罪逮捕了前田，而《朝日新闻》的该系列报道，也被日本新闻协会评为2010年度协会奖。
昔日风光无限的王牌检察官一夕之间沦为了阶下囚，这恐怕是前田恒彦做梦也想不到的，但他确实是完成了从审讯人员到受讯人的悲剧转身。在面对最高检察院的讯问时，前田坚称自己是为调查村上有没有修改最终更新时间，才接触软盘的，他把文件复制在了优盘中，以为自己是在优盘中操作，结果却不小心直接修改了软盘的文件。但是，这番辩驳却被更为可信的证据驳倒了，经调查发现，前田个人电脑中的软件只具备修改文件的功能，并不具有查看文档是否被更改的功能，因此过失犯错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6月8日”是最符合前田推断的案情的日期，据此最高检认为是他将日期修改为“6月8日”，恶意篡改证据的主观性相当明显。另外，根据前田的同事所提供的前田关于“在软盘上给对方安置了定时炸弹”的证人证言，也足以说明他确实是故意为之而非操作失误。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前田最终放弃了无谓的狡辩，承认了自己篡改证据的罪行，并且供认了自己曾经向特搜部的负责人报告过篡改数据的相关事实。这无疑又是一颗“重磅炸弹”，由于前田篡改软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毁灭证据的犯罪，若如他所言，特搜部的负责人对此事知情却又匿而不报，那么这种行为便也已经构成了包庇的犯罪。据前田供述，在他结束东京出差返回大阪后，大坪部长还让其写了过失情况说明，并进行了多次修改。虽然前田已经将情况说明的文档从电脑中删除，但是检方通过技术处理还原了文档，显示文档的确经过数次修改。并且文档中的内容与前田被捕初期否认指控时的口供惊人的一致，这无疑是为了应对讯问而事先准备好的问答设定。至此，人证物证俱全，2009年10月1日晚，大阪特搜部部长大坪弘道、副部长加贺元明以涉嫌包庇罪被正式批捕，这在日本的司法界引起了一场强震。时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柳田稔表示，难以想象检察官更改证物，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行为。这背叛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十分遗憾。作为法相，必须深刻体会国民的失望与愤怒。
何为正义？
昔日功勋卓著的检察官沦为阶下囚，这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他们大概走得太远了，以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捉拿罪犯的目的是伸张正义，他们却把抓人法办当成了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现代法制的原则是“宁纵勿枉”，不冤枉一个无辜者比不放过一个罪犯重要得多，为了避免冤枉无辜，司法只能依赖证据，证据不足尚且疑罪从无，更别说篡改证物了。秉持“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不是现代的司法官员，而是古代的酷吏，违背了法治精神，办案能力再强也不过是酷吏罢了。很遗憾，强干的前田们在虚荣心的怂恿下成了现代“酷吏”，但现代不需要酷吏，所以他们必不见容于司法界。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一课，后来者理应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