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心智模型思维
我们思考时使用的概念一般不是
我们自己制定的，而是反映了我们所属
社区共同理解的概念。我们不会去质
疑我们身边人人共有的世界观等观念。
一项重要的发展例证和人们如何看待
为儿童提供认知刺激的需求这一问题
息息相关。在许多社会中，父母理所当
然地以为他们的职责就是爱护孩子，保
证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但是他们并不
认为儿童需要广泛的认知和语言刺激。
这种观点就是“心智模型”的例证之
一。1 一些社会中甚至存在反对父母和
儿童进行言语互动的规范（见第5 章）。
这一特定的心智模型能够产生巨大影
响，甚至导致贫穷的代际传递。
心智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世界：
解释他们所属的环境并理解自己。
心智模型包括范畴、概念、认同、
类型、模式、因果陈述和世界观。2 没
有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型，人们将不能
做出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决策。而在
很多情况下，如果没有共同的心智模
型，人们不能制定制度、解决集体行
动问题、找到归属感和团结感，甚至
不能互相理解。尽管心智模型常常是
共有的，而且部分起源于人类社会性
（见第2 章），心智模型与前一章讨论
的社会规范又是有区别的。心智模型
不需要由直接的社会压力执行，它常
常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以及人们在世
界中位置的观念。相比之下，社会规
范倾向于强调特定行为，社会规范常
常是社会强制执行的。
不同社会中心智模型的差异很大，
包括世界“运转”方式的不同观念。
个体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型，在他
们知悉结果与期望不符时可以改变他
们的心智模型。但是本章将对下述现
象做出解释，即个体可能固守对他们
生命具有恶性影响的心智模型，可能
持续使用该心智模型肯定自己的观念，
即使这些模型和观念明显是错误的。
个体也可以固守多个、有时候甚至是
互相矛盾的心智模型：当环境导致一
种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时，利用一个
或另一个心智模型。
心智模型影响决策，因而对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许多政策以改变
人们的决策为基础，理解心智模型在
个体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为形成新的政
策工具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凸显了设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73
计和实施政策过程中的潜在问题；这
里人们的决策包括储蓄和投资、儿童
登记入学、做积极有为的公民和诚实
等。如果政策制定者关于人们如何响
应某一方案的心智模型是错误的，那
么其制定的发展干预措施就可能误入
歧途。本章强调了近期在理解心智模
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对政策制定
的启示意义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本章第一部分概括叙述了心智模
型影响发展相关决策的某些主要途径。
心智模型对制度的演变、对公司行为
和认知绩效具有影响。本章解释不再
具有适应性的心智模型或者形成心智
模型的政治权力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心智模型是如何持续发挥作用的；
这类心智模型曾经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或者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本章接
着讨论了心智模型对政策的启示。
制度和心智模型密切相关；有时
候心智模型的变化要求制度发生相应
变化。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接触不同
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角色模型可以对心
智模型和行为（比如投资和教育）产
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新的角色模型是从现实生活、
小说或者通过公共讨论获得的。
心智模型来自哪里？心智模
型为什么重要？
一些心智模型似乎是人类的天性。
例如存在一些证据，即人类天性熟悉
“危险动物”的范畴。人们很容易就能
使个体害怕老鼠，但是使婴儿害怕木
制品或布帘是不可能的事情（Bregamn
1934）。人们也可能天生觉得某些物
体或行为是令人恶心的（比如昆虫）
（Haidt 2012）。其他心智模型是古怪
的——是通过个体的特定经历获得的。
许多心智模型源自特定环境的经历，
因而在某一个社会内被广泛认同，但
是在其他社会中却不是如此（Berger
和Luckmann 1966；Zerubavel 1999）。
心智模型产生思想和行动，也限
制思想和行动。当人们使用的心智模
型能很好地适应手边的任务时，它改
善人们的景况，正如罗斯（Ross）和
尼斯百特（Nisbett）（1991，77；同时
参见Todd 和Gigerenzer 2000） 所言，
“它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减少了反思和
疑虑，而且不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
心智模型可能与现实世界并不同步，
可能对决策者可用信息的数量造成实
际的限制，可能导致他们以错误假设
填补情景中不确定的细节之处。当这
成为群体的普遍现象时，心智模型可
能加剧贫穷问题。
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劣势人口提
出有时他们感觉他们的心理能动性较
低：“我们既不做美梦也不进行想象”，
“我们只是为了今天而活”（Bernard，
Dercon 和Taffesse 2011，1）。他们可
能认为自己无力改变未来，这样的信
念限制了他们看到他们本来可能看到
的机会（比如投资）。2010 年，一个
研究团队开始着手探索他们是否可以
改变这种心智模型。他们用骆驼和四
轮驱动的交通工具向埃塞俄比亚偏远
的农村运送影像设备。他们邀请随机
选择的村民观看一小时的励志片：四
个纪录片中来自该地区的个体描述了
他们如何通过制定目标、谨慎地做出
选择、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来改善他
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六个月后进行的
调查发现，这种方法增加了激情，引
起了细微但可见的行为变化：观看者
的储蓄总量增加了，对子女教育的资
源投入也增加了（Bernard 等2014）。
74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心智模型的运行机制及应用
方式
在给定的时刻，我们可以观察的
潜在细节成千上万，但是我们的观察
力却有限。心智模型对我们把注意力
投向哪里产生影响。3 心智模型为我
们提供默认假设，这些默认假设与我
们互动的人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相关。
结果，我们可能忽略违犯我们假设的
信息，自动以我们心智模型认为正确
的信息填补缺失的信息。4
正如卡尼曼（Kahneman）所强调
的和第1 章所讨论的，观念和自动思
维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尽管观念和
自动思维均涉及意义 的建构，在两种
情况下观察者或思想家均没有意识到
他们建构了任何意义。他设想他是在
对刺激或环境做出客观的响应。由于
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心智模型
常常包括在我们成长的文化中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信念和惯例。一种思维方
式将文化视为一组共同的、被广泛接
受的感知和说明工具5。工具之间可能
并不协调。因而如同本章所示，当他
或她最可能接近的心智模型发生变化
时，同一个人可能展现出不同的行为
（Swidler 1986；DiMaggio 1997）。
如图3.1 所示，环境可以促成特
定的心智模型。窗口提供了城市街
道的部分景色。观看者透过哪个窗户
（用以比喻观看者解释周围世界的心智
模型）观看景色决定了景色在他心里
的具象是极不相同的。他不太可能意
识到如果他站在另一个地方或者使用
不同的心智模型，他可能产生不同的
观点。该图阐述了第1 章介绍的一个
主题，即个体倾向于自动根据有限的
信息得出结论，而这也是本章的主题，
思维过程（如同第1 章所讨论的，既
包括自动思维也包括分析思维）严重
依赖已知的心智模型。
如同对移民的研究所示，心智模
型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例如，关于
信任、性别、生育和政府的心智模型
一般是从成长的文化中汲取的。社会
习学过程允许心智模型的代际传递。6
一个社会的过去可能影响当前社会成
员对机遇的感知和判断能力。
心智模型的根源
证据显示，历史经验对心智模型
具有巨大的影响，相应地对个体如何
理解世界和反作用于世界具有巨大的
影响。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遗留后果就
是例证之一。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很
多社会中，奴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相关的奴隶制度
却具有一些使其破坏性尤其严重的特
性。白人奴隶贸易商的中间人包括非
洲当地人。为保护自身不被抓住并作
为奴隶出售，个体需要枪支，但是他
们需要现金购买枪支。获得现金的主
要途径是绑架某人并将其当奴隶卖掉。
这样，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得兄弟相煎，
君臣为敌，法官与被告对立。今天非
洲某些地方人们之间信任度较低，几
世纪之前惨烈的奴隶贸易难辞其咎。
今天，在由于地理的偶然特征导致容
易受到奴隶贸易相关袭击的地区，人
们对陌生人、朋友、亲属和制度的
信任程度较低（Nunn 2008；Nunn 和
Wantchekon 2011）。
由地理或环境决定的历史生产模
式也会影响心智模型。在家庭内部
协调生产的途径之一是适用社会规范
关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在既定生产活
动中增加某一性别比较优势的技术提
高了专业化带来的利益。犁就是这样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75
图3.1 我们所观察到的及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取决于我们通过哪个框架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
个体并不响应客观经验，但是响应他们对经验的心智反映。在建构心智反映的过程中，人们使用心智模型提供的解释框
架。人们可能具有多个甚至互相冲突的心智模型。环境可以激发某一特定的心智模型。使用不同的心智模型可以改变个体对周
围世界的心智反映。
的技术。由于犁要求上身具有强大的
力量，它赋予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比
较优势。犁的应用可能是现在农业领
域分工性别差异的社会规范的原因。
正如阿莱西纳（Alesina）、朱利亚诺
（Giuliano）和纳恩（Nunn）（2013）所
示，在遥远的过去，那些使用以犁为
基础的农业技术的民族群体中，存在
更多的不平等性别规范和更严苛的性
别化规范。即使人们离开了这类社会，
他们仍会坚持这些规范。移居欧洲和
美国的移民子女所持有的性别规范取
76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决于他们原先的文化是否应用以犁为
基础的农业技术。和曾经使用犁的社
会相比，没有使用过犁的社会中的工
作女性受到更多的尊重，她们在劳动
力中的比例也较高。
农业生产模式也通过其他方式对
心智模型产生影响。和种植小麦相比，
种植水稻对团队的专业化要求更高。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来自中国
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多地持集体主义观
点，而来自中国小麦种植区的人更多
地持个人主义观点（Talhelm 等2014）。
亨里赫（Henrich）等指出，当前
经济活动产生较高合作收益（例如，
与在个体或家庭层面进行的经济活动
相比较，由于他们依赖捕鲸业，而捕
鲸业要求大型团队）的社会在实验中
展现出更多的合作性。尽管经济活动
和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联系一直得到
认同，但直到最近，社会学家才阐述
了经济活动也会塑造个体社会互动的
心智模型。
制度和心智模型之间的关系
某一关于心智模型对发展影响的
最佳证据是，在其他所有因素不变
的情况下，遭遇替代性历史制度这一
改变似乎改变了增长的轨迹（Guiso，
Sapienza 和Zingales 2013；Nunn 和
Wantchekon 2011）。许多工作强调历
史制度对人际间信任的影响。大量证
据的重要性在于，家庭外或社会群体
间的人际信任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7 经济效率和增长要求进
行物品和服务交换来实现规模经济的
效益。这类交换要求信任：相信一个
人会履行承诺付款，相信纠纷会以善
意的方式得到解决，或者如果纠纷不
能得到解决，第三方会介入，应用可
预测的、公正的方式解决纠纷。微型
证据显示，在缺少信任的情况下，各
方放权和实现专业化的意愿降低，这
导致公司内部的低效，降低一国的增
长速度（Bloom，Sadun 和Van Reenen
2012）。
对统治集团约束微弱是导致国
家收入不高的原因，在一定时期内
这一状况将持续下去（Acemoglu 和
Robinson 2012）。解释这一持续性的标
准化论据是财富不平等塑造规则，而
规则倾向于维护原始的财富不平等。
但是社会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制度具有
“系统化职能”；它们不仅仅是规则，
同时也是看待问题的方式。8 制度塑造
了人们自然接受的、赖以解释世界的
范畴和概念。
我们可以据此对塞拉利昂和印度
近期的治理工作进行解释。在塞拉利
昂，选举产生的终身制“村长”，对村
庄进行治理。唯有来自统治家族的人
才有资格竞选村长，统治家族最初是由
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确定的。由于历史的
偶然因素，村庄中这类统治家族的数
量不同，从1 个到12 个不等。统治家
族较少的村庄政治竞争也较小，整体
上治理水平较低（特别是土地财产权较
不安全），发展成果不理想（比如儿童
就医率、非农业就业率和教育程度较
低），这是阿斯莫格勒（Acemogle）、里
德（Reed）和罗宾逊（Robinson）（2013）
发现的。标准的经济模型将预测，统治
家族较少（发展成果较差）的村庄的
个体和统治家族较多（因而治理水平
一般较好）的村庄的个体相比，其对
村长不够尊敬，对政府的满意度较低。
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阿斯莫格勒（Acemoglu）、里德
（Reed）和罗宾逊（2013）询问被调查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77
者是否认同下述一个、两个观点或两
个都不认同：（1）作为公民，我们应
当积极地质询领导者的行动；（2）在
我们国家的这一时期，我们应当更加
尊重统治者。
对第二项观点的高认同率显示，
因统治家族较少而治理不良的村庄
更尊重统治者。统治者与个体形成了
主从关系，给了他们将传统统治永久
化的动机，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也
是作者所强调的原因。但是对印度马
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庇护主
义的研究显示，心智模型在强化寡
头制度的合法性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Anderson，Francois 和Kotwal 2014）。
大多数心智模型起源于一个社
会的共同经验，而且这些心智模型
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这些模型即
使存在缺陷，也能持续存在下去。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所有的村庄
均存在民主规则，但是由于历史的偶
然因素，这些村庄传统地主家族所拥
有的土地数量不同。在传统家族居于
主导地位的村子里（主导家族成员拥
有至少一半以上的土地）盛行庇护主
义体制，而其他村子则不存在这种状
况。工人向出身于主导家族的地主出
售选票，从而换取保险和进入贸易网
络的资格。选票交易降低了政治竞争
性。和塞拉利昂竞争受限的村庄一
样，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拥有主导性地
主群体的村庄里，治理状况不佳；特
别是，村庄获得的亲贫国家方案降低
了75 ～ 100 个百分点。然而调查显
示，低种姓个体倾向于满足这种状况。
和地主阶级在政府中不居主导地位的
村庄相比，地主阶级在政府中居于主
导地位的村庄中认为自己信任大地主
的个体比例要高出14%。在传统的寡
头村庄里，个体期望很少，得到了他
们所期望的，因而认为他们没有受到
不公平对待，这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里博（Ribot）（2009，125）指出，“合
法性带来权力，”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这可能更多地与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
而不是与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有关。
近期在印度进行的一项实验凸显
了制度塑造概念的力量。实验调查社
区里的社会互动是否可以导致社区成
员忽略或不能抓住互惠性合作的机遇。
为调查该问题，作者创造了公共物品
博弈的简单变量，给予匿名参与者一
个表决的机会，对要求为公共物品做
出最低贡献额的规则进行表求。（Hoff，
Somanathan 和Strimling）。所要求做出
的贡献越高（到达最高可行的水平），
每个个体获得的回报也越高。村庄在
他们应当将要求的贡献额提高到多高
的程度上意见不一。那些社会包容性
和信任度较低的村庄采纳的贡献额也
较低。
为获得关于可能影响合作的村庄
特性的独立信息，作者在实验对象生
活的村子里进行了调查。被调查者与
实验对象无关。尽管如此，正如调查
所观测到的，村庄的合作和信任度预
测了实验中的合作力度。那些包容性
较强（例如，那些不同社会群体一道
集体庆祝节日的村子）、信任和安全观
念较高（例如，个体认为他们可以不
锁自己的自行车）以及被调查者认为
他们从政府方案中受益的村子，也是
筹集公共物品最多的村子。这些发现
与圭索（Guiso），萨皮恩扎（Sapienza）
和津加莱斯（Zingales）（2013） 的发
现是一致的：历史塑造了承认通过集
体行动改善成果可能性的能力。
78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心智模型可能形成限制个体适应
新机遇的能力。美国南方的荣誉文化
与情感相关，“如果你冒犯了我，我就
要对付你”。在一个不具备集权手段保
护财产的社会里，这类应对冲突的文
化响应具有适应性，这样，一个男人
惩罚小错误的意愿对遏制偷窃行为而
言非常重要。实验显示，在这样的文
化社会中，欺凌会导致被欺凌者皮质
醇（压力荷尔蒙）和睾丸素（侵略性
荷尔蒙）的猛增，刺激了惩罚的欲望，
相比之下，对来自没有荣誉文化社区
的人则不会引起这样的反应（Cohen 等
1996）。荣誉文化损害了个体建立合作
契约的能力：当协调过程中出现了错
误，受害方倾向于撤出合作，这能够
导致协调不足、误解增加与合作行为
的终止（Brooks，Hoff 和Pandey 2014）。
提高身份显著性的效应
个体的自我概念包括多重认同
（也就是说，多重心智模型），每一个
心智模型都与引导行为的不同规范相
关。检验心智模型对行为的影响的途
径之一是用实验方法操控心智模型的
显著性。
对瑞士苏黎世一座密不透风的
监狱的研究发现，增加个体犯罪身
份显著性会使他更加不诚实（Cohn，
Marechal 和Noll 2013）。罪犯被要求私
下汇报10 枚被掷硬币的结果，并得到
承诺，他们可以保有他们汇报为“正
面”的硬币，然而他们必须归还他们
汇报为“反面”的硬币。在掷硬币之
前，罪犯填写了调查表格。罪犯随机
性收到的调查表格或者包含有关于他
们罪犯身份的问题，或者不包含。在
填写了自己罪犯身份的那一组里，作
弊的实验对象较多（见图3.2，b 图）。
由于决策环境一模一样，只有实验之前
的思想在被调查问卷刺激后改变了，显
然，环境改变了实验对象评估自己选择
图3.2 凸显犯罪身份增加监狱罪犯的不诚
实行为
罪犯被要求私下汇报10 枚被掷硬币的
结果，并得到承诺，他们可以保有他们汇报
为“正面”的硬币。a 图显示了当实验对象
的犯罪身份没有被揭示时，他们汇报的10
枚被掷的硬币“正面”分布状况。b 图显示
了当实验对象的犯罪身份被揭示时，他们
汇报的10 枚被掷的硬币“正面”分布状况。
在两图中，蓝色曲线描述了如果人人诚实地
汇报了硬币投掷的结果时预计出现的正面分
布状况。和诚实行为的预测相比，两图汇报
的正面分布均发生偏移，正面的数字偏高。
但是，两组相比，犯罪身份被凸显的那一组
的分布发生的偏移更大，正面的数字更高。
资料来源： Cohn，Maréchal 和Noll 2013。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79
的方式。和控制组相比，确认罪犯身
份的那一组的作弊行为高出了60%。
后续实验揭示了个中缘由。实验
再次随机将“犯罪身份” 调查分给
一组罪犯，将控制调查分给另一组罪
犯。在完成调查后，罪犯被要求补全
一个单词，该单词前面的字母是特定
的（比如，“ pol”）。那些属于显示罪犯
身份小组的成员，其选择以一个与犯
罪相关的单词（比如“police”）来补
全单词的可能性几乎是选择一个与犯
罪无关的单词（比如“politics”）来补
全单词的可能性的两倍。完成单词任
务的结果显示，犯罪身份调查增加了
犯罪相关思想的心理可及性。这一结
果支持了下述解释，即在苏黎世掷币
游戏中，环境致使个体心里更加意识
到自己的罪犯身份，从而使得个体在
掷币游戏中的不诚实行为增加。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效应只适用于具有罪
犯身份的个体。如果参与者来自普通
人口，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效应。
对成绩和身份地位的研究显示环
境也对学习和扩大努力的能力和动机
产生影响，这对人力资本信息具有巨
大的潜在效应。环境似乎激发了人有
能力做什么以及应该取得什么成果的
信念。在印度进行的一项种姓实验发
现环境能对成绩产生重大的影响。
实验对操纵种姓显著性对儿童在
课堂中学习成绩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Hoff 和Pandey 2006，2014）。9 不公
开种姓身份的控制条件证明低种姓男
生可以和高种姓男生一样解答谜语。
然而，在混合种姓群体中公开种姓身
份降低了低种姓男生的成绩，这（对
照个体特性）造成了两者之间23% 的
种姓差距，高种姓男生优于低种姓男
生（见图3.3）。这里，突出社会身份
地位的环境（通过公开种姓）影响了
成绩。当在隔离群体中公开了种姓，
高种姓男孩的成绩也降低了。为什么
会这样？如果群体是隔离的，高种姓
的特权标志诱发了高种姓男生感到没
有必要去争取成果的权力感，那么，
公开种姓的效应可能是引起了高种姓
男生“为什么要尝试”的感觉。同时，
低种姓男生可能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不
能，或者我不敢超越高种姓男生。”10
心智模型的持续力
心智模型的力量和持续性在尼尔
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讲述的他
图3.3 暗示耻辱性的或有权位的身份会影
响学生的成绩
印度农村里的高种姓男生和低种姓男生
被随机分配到种族身份显著性不同的各组。
如果他们的种姓没有被揭示，高种姓和低种
姓男孩在解答谜语问题上没有统计上的区
别。在混合的教室里，揭示种族身份会降低
低种姓男孩的成绩。但是在种族隔离的教室
中（高种姓权利的标志）公开种姓身份将同
时降低高种姓男生和低种姓男生的成绩，他
们的成绩再一次没有出现统计上的区别。
资料来源： Hoff 和Pandey 2014。
80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苏丹逃往埃塞俄比亚的故事中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Mandela 1995，292）。当他
注意到飞行员是黑人时，他开始担心。
我们在喀什穆短暂停留了一下，
换乘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往阿迪
斯的航班。此时我经历了一种奇怪的
感觉。在我登机的时候我看到飞行员
是黑人。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飞
行员，但是我见到黑人飞行员的那一
瞬间却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恐慌。黑人
怎么能开飞机呢？
心智模型的生命力可能超越他们
的有效性，或者当心智模型永不可能
再有效力时它可能仍然存在。摒弃不
能再服务于我们的心智模型是一件艰
难的事情。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其引起
的地方制度的巨大破坏早在100 多年
前就结束了。现在很少有人会遇到被
卖为奴的风险。既然危险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人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型
增加彼此间的信任呢？
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这里所描
述的许多心智模型和现实之间的错配
将不再持续存在。个体从自己的经验
中推断出什么有效发挥作用什么无效。
如果信念与结果不一致，那么标准经
济学模型中的决策者（见图1.2，a 图，
第1 章）将根据他所观察到的新信息
修正自己的信念。相比之下，“心理
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行动者”所看到
的及其从中得出的推断是受到他的心
智模型影响的自身。结果是我们可以
生活在被霍夫（Hoff）和斯蒂格利茨
（Stiglitz）描述为“均衡虚假”的世界
中。基于种族或性别的等级观念可以
通过造成生产率差异的方式影响人们
的自信心，这又进一步维护了这一等
级观念，尽管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
下面讨论的四个广义上的因素可以解
释为什么不再能好好服务个体的心智
模型具有持续力。
关注与观念
心智模型对个体会观察什么、关
注什么以及回忆什么产生影响。比如，
如果人们持续对领袖持不信任的观
念，这一观念将强化他们必须警惕被
背叛的心智模型。人们无意识的以与
自己心智模型相一致的默认假设弥补
信息差距。个体甚至可能重新解释那
些看起来与其所属范畴不一致的人或
物的信息，从而使得信息与范畴一致
（Baldwin 1992）。
在社会层面检验某些类型信念的
必要性
某些信念可以在个体层面得到检
验，比如女性没有担任政治领袖的能
力。社会中一定存在通过一起体验替
代性世界检验信念的临界点。这样，
一项检验要求导致许多人质疑旧信念
的事件。
例如，支撑社会中信任体系的因
素之一是反对利用他人信任的规范。
他人是否值得信任的信念对父母是否
教导儿女信任他人具有影响。结果，
关于他人是否值得信任的心智模型在
代际之间进行传递，初始信念得到强
化，因此永远不能在大范围内得到检
验（Frank 1997，Tabellini 2003）。
信念陷阱
人们今天持有的信念可能导致阻
止人们明天对信念进行检验的选择。
我们很容易就能在信任这一案例中看
到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人们相信信
任陌生人或者将资金存到银行是冒险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81
的行为，他们将迟迟不愿使用金融中
介的服务。如果他们使用了金融中介
的服务，他们可能发现他们所给予的
信任是得到保障的，而在获得足够多
良好的记录后，他们将修正自己的信
念。但是检验信念的潜在成本（如同
他们认为的）可能很高。例如，居住
在意大利信任度很高地区的人使用银
行服务，例如他们使用支票、储蓄账
户、金融工具和正规信贷产品而不是
使用现金（Guiso，Sapienza 和Zingales
2013）。信任度较低地区的人较少使用
银行服务，这可能剥夺其在银行服务
安全时或如果银行服务安全的情况下
更新自己的信念。
当攸关利益甚至更大时，就要求
大量人口挑战他们的心智模型。例如，
女性生殖器切割得到许多社会规范和
信念的支持，这包括认为生殖器切割
可以提高生育率或者认为与自然状态
的女性生殖器接触有害甚至是致命的
信念，这样的信念存在于某些群体中
（Mackie 1996；世界卫生组织1999；
Gollaher 2000）。如果人们持有这类信
念，检验这类信念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某些国家，妈妈带着她们患病的新
生儿去看拔牙医生，拔牙医生用尖锐
的金属棍将发育不足的婴儿牙齿挖出
来，目的是避免受到“假牙”的感染，
“假牙”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
的（Borrell 2012）。检验这一信念可能
要求家长承担很多压力。
意识形态和证实性偏见
信念会导致人们忽略、压制或忘
记倾向于削弱他们信念的观察结果。
第1 章讨论过的证实性偏见系指人们
为了支撑自己的信念而寻求和使用信
息的倾向。如果偏见根深蒂固，那么
无论存在多少有利于替代性假设的证
据，错误的假设都可能将永远不会被
废弃（Rabin 和Schrag 1999）。缺少界
定特定现象的概念可能导致个体无法
理解实际模式，或者只能不完全理解
实际模式。例如，在社会中存在相应
的概念之前，一位遭遇性骚扰的女性
可能无法理解或与他人明白无误地交
流她的遭遇；问题“起源于社会诠释
共享工具的差距”（Fricker 2007，6）。
第10 章的实验证据显示，包括原本应
当非常善于解决数字问题的发展专业
人员在内的个体，在数字的含义与他
们心智模型发生歧异时都需要竭力正
确地解释数字。一般的观点是，正如
心智模型是构建心理表征的工具，不
合理的心智模型限制了我们正确观察
和显示模式的能力。
缺少合理的心智模型也可以阻碍
认知过程。在马拉维开展的实验中，
试图交流新农业技术的女性农民持续
被视为知识水平低于男性，即使二者
拥有相同的知识基础（BenYishay 和
Mobarak 2014）。在印度开展的一项实
验中，与男性争执的女性的说服力小
于她们的男性同胞，即使人们认为她
具有与男性同等的表述能力、智慧和
信誉（Hoff，Rahman 和Rao 2014）。
这一发现为弗里克（Fricker 2007）称
作“认识论不公平”的理论提供了例
证：由于他或她的社会身份造成对个
体歧视的知识来源。权力和威望的历
史分布影响了他们的信誉观念，从而
使得这种不平等状况得以持久化。
改善心智模型与决策环境匹
配度的政策
心智模型和制度（比如种姓和性
别角色）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改变
82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心智模型的进程困难重重。一些政策
（比如自助组方案）试图同时改变制度
和心智模型：它们力图降低经济依赖
或其他形式的依赖，拓宽理解世界的
途径。一些政策试图只改变制度，希
望干预措施能发挥改变心智模型的间
接效应。还有一些政策仅仅针对心智
模型。本部分讨论后两种类型的政策。
改革制度
有关以制度改革改变心智模型的
政策的潜力的例证来自在印度西孟加
拉实施的针对女性的政治非歧视行动
方案。该政策使得某些村庄第一次出
现了女性领导者。仅用了七年时间，
女性领导者进入公众视野这一改变就
降低了男性在评估女性在领导岗位上
价值的偏见。男性对男性领导者的偏
爱仍然甚于女性领导者。然而，在评
估既定领导者的绩效时，性别不再是
造成偏见的重要原因。女性领导者进
入公众视野的这七年也提高了父母对
未成年女儿的期望，提高了女孩对自
己的期望，从而导致了教育领域性别
差异的小幅度缩减（见Beaman 等
2009，212）。证据显示，心智模型的
变化引起了行为变化。
然而，只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中互
动的变化（由政治非歧视行动或其
他政策引起）才能引起态度的积极转
变。如果负面刻板印象塑造的观念异
常强势，互动可能只会加固负面刻板
印象，削弱政策希望实现的效果。对
印度村级政府针对低种姓个体的政治
非歧视行动的研究显示，它增加了高
种姓教师的缺席率，降低了小学的成
果，而这属于地方村级政府的管辖范
围（Pandey 2010）。高种姓教师整体上
抵制改变低种姓个体地位的企图。
通过媒体改变心智模型
观看故事（比如连续剧）可以改
变心智模型（见焦点2 寓教于乐）。例
如，当没有在低生育率社会中生活
过的人有机会观看家庭中子女不多
的肥皂剧，其生育率降低了（Jensen
和Oster 2009；La Ferrara，Chong 和
Duryea 2012）。巴西长期上演的连续剧
特意安排了以小家庭为主题的肥皂剧，
这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在自治
市能够观看电视肥皂剧后的第一年，
巴西自治市间的生育率降低了。在某
一年中，至少和所播肥皂剧中一位女
主角年龄相仿的被调查者的生育率降
幅尤其大，这一结果与角色示范效应
是一致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女性多
受两年教育带来的效果。对年龄介于
35 ～ 44 岁的女性而言，平均生育率
的降幅是11%。
通过教育方法和早期儿童干预改
变心智模型
一个通过政策影响心智模型的颇
有前景的领域是早期教育。对儿童而
言，小学是形成经验的时期。经验可
以塑造个体作为成年人所拥有的心智
模型。有一些证据显示，“水平教学
体系”中，儿童彼此互动并参与课堂
讨论，这一教学体系是弥足重要的学
习工具，并且提高了儿童之间 的信任
度。这些证据建议选择新政策。教学
策略的转变可能是改善社会资本的极
具前景的途径；这里转变教学策略包
括加入更多的团队工作项目，特别是
传统上严重依赖机械学习和死记硬背
的教育体系中更要加入团队工作项目
（Algan，Cahuc 和Shleifer 2013）。
对旨在增加儿童间信任的干预措
施长期效果的认识来自在蒙特利尔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83
进行的一项实验，该实验通过让劣势
学童和问题学童与合作性更强的儿童
共同参与一系列角色扮演活动来培
养他们的自制力和社会技能（Algan，
Beasley 等2013）。该方案的目标对象
是幼儿园问题最大的男童，即那些侵
略性最强、自制力最差的男童。问题
儿童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治疗组或成员
不接受特别帮助的控制组里。对这两
组的数据收集持续了20 年，同时对幼
儿园时期不是问题儿童的代表组男童
的数据收集也进行了20 年。实验发
现，治疗组里的男童少年时期更信任
别人，自制力也较强。如图3.4a 图所
示，他们作为成年人的表现也大大改
善了，其中包括中等教育毕业率大大
提高。信任的增加（不仅仅是自制力）
似乎是成年人表现改善的原因之一。
图3.4b 显示了年龄介于10 ～ 13 岁之
间男童被分配在控制组、治疗组和非
问题儿童组的信任度（许多关于信任
度的问题的平均值），这里变量根据控
制组平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非问
题男童组和没有治疗的问题男童组之
间的差异是0.29 个标准差。治疗使差
异降低了50%。证据显示，较高的信
任度解释了曾经的问题儿童和非问题
儿童之间成绩差异为什么会缩小。
政策干预措施可能能够让人们
获得替代性经验、思维方式和角色
模型，这拓展了人的心智模型，因
而扩大了模型、提高了信任度，鼓
励了集体行动并增加了投资。
结论
人们使用心智模型理解周围的世
界。社会中大多数的心智模型是通过
共同经验形成的，他们可以在代际间
图3.4 改变问题儿童与信任相关的心智模型会改善
成人取得的成果
针对7 ～ 9 岁问题男童的角色扮演干预措施使问
题男童与非问题男童之间的中等教育完成率差距降低
了一半以上。
资料来源： Algan，Beasley 等 2013。
注释： 信任是对几个信任有关的不同问题的标准化响应的平
均值，设定控制组平均值为零。
进行传递。即使它们对个体和社区具
有不利的影响，它们也可以持续存在。
心智模型不仅对掠夺性治理制度的合
法性具有影响，也对互惠性集体活动
的愿景具有影响。政策干预措施可能
能够使人们涉入能够改变自己心智模
型的经历。
许多证据展示了心智模型在那些
84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对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中的作用。本
章只讨论其中几项。随后的章节将会
讨论其他几项，其中包括儿童发展的
心智模型（见第5 章）、有关资金事务
的“心理账户”（第6 章）、生产率和
技术的心智模型（见第7 章）、健康心
智模型（见第8 章）和气候变化的心
智模型（见第9 章）。
历史学家将现代社会的崛起归功
于有关宇宙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的改
变。转而认为我们生活在宇宙的物理
定律而不是神的意志之下使得个体从
手工艺走向大规模生产技术成为可能
（关于例证，见Mokyr 2013）。代表心
智模型改变的启蒙运动使经济结构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反过来引起
了社会模式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现代
社会的形成。
经济政治力量影响心智模型，但
是通过塑造关注方向、观念、解释以及
自动涌入头脑的联系，心智模型可以对
发展产生独立的影响。本章阐述了重视
心智模型如何既给了决策者促进发展的
新工具，又给为什么给予标准经济学假
设的政策会失败提供了新的解释。
注释
1. 本报告沿用阿瑟· 登曹（Arthur Denzau）
和杜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4）
和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2005）的心智模型术语的用法。心理学、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使用相关的概
念，包括计划或认知框架（Markus 1977；
DiMaggio 1997）。
2. 心理账户是受到行为经济学广泛关注的关
于范畴的简单例证（心智模型）。经济学
家使用这一术语描述个体是如何使用一些
信息和摒弃其他信息来做出决策的，这些
信息影响决策的收益。
3. 心智模型的这一效应造成启发式的应用。
启发式包括将判断建立在信息及立刻涌入
头脑的情景之上，而不是合理地使用所有
的信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被询问时，
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会说以ing 结尾的、具有
7 个字母的单词比第六个字母是n 的、具有
7 个字母的单词更常见，尽管前一范畴是后
一范畴的子集。这一常见错误的原因在于
讲英语的人具有熟悉的ing 单词范畴。
4. 这被称为原型启发。例如，它解释了为什
么底特律市和密歇根市的年度谋杀案数量
的估测值中位数高达密歇根州数量的两倍
（Kahneman 和Frederick 2002）。底特律具
有暴力活动猖獗的名声，而密歇根州作为
一个整体没有那样的坏名声。
5. 这些年来对术语“文化”的定义数以百
计。许多经济学家使用这一术语表示在一
个群体中被广泛接受的个体价值，但是
今天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不认同
在一个社会内部存在被广泛接受的、略
无异议的价值这一前提（这一定义的基
础）。相反，人类学和社会学通行的文化
定义系指由规则和规范、行动及惯例维
系的心智模型（或者心智机制）的集合
（Swidler 1986；DiMaggio 1997）。许多社会
学家汲取人类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的成
果，倾向于使用文化由心智工具组成的认
知方法取代或补充价值（行动结果）。关
于例证， 见Rao 和Walton（2004）；North
（2005）；Greif（2006）；Rao（2008）；
Nunn（2012）；Gauri，Woolcock 和 Desai
（2013）；Mokyr（2013）。
6. Nunn 和 Wantchekon（2011）；Fernández
和 Fogli（2009）；Algan 和 Cahuc（2010）。
7. 参见Algan 和Cahuc（2013）总结的Knack
和Keefer（1997）中的大量文献。
8. 关于例证，见Douglas（1986）和 Fourcade
（2011）。
9. 种姓体制适合用于识别文化和身份地位对
学习的影响的特征在于种姓范畴的含义毫
无争议。种姓体制是一种封闭的秩序：身
份是由出生确定的。高种姓个体被认为无
论是社会上还是智力上等各方面都优于
低种姓个体。处于种姓秩序最底端的个
体曾经 被称为“贱民”。或许有关种姓最
重要的事实是其对社会隔离的强化：“村
第3 章 心智模型思维85
子里种姓个体或种姓群体的隔离是公民特
权和无地位最明显的标志（Jodhka 2002，
1815）。今天，贱籍是非法的，新社会秩
序形成的证据体现在鼓励每个儿童入学就
读的措施和低种姓个体广泛参与政治事务
的行为中。然而，儿童在自己的经历中，
仍然可能遭遇种姓、隔离、贱籍等传统秩
序的影响，这是在学习寓言故事、在持续
的歧视、侮辱和针对向上层流动的低种姓
成员的暴行中习得的。
10. 暗示系指将身份地位模式化为因智力低
下而降低认知成绩的能力，这方面的开
拓性工作是Steele 和Aronson（1995）进
行的。本章的论点是身份地位暗示可能
会对付出多大努力的偏好和执行能力产
生影响，这是通过激发权力感或某一特
定的社会职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86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87
焦点2
寓教于乐
媒体能够成为持续变革和促进发展工
具的来源吗？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证据有限
但却振奋人心。利用大众媒体寓教于乐的
途径不仅创造了对个体观看者心智模型产
生影响的机遇，而且对更广泛社会里接受
的心智模型产生了影响，从而创造了集体
行动的环境。下述联系提供了寓教于乐如
何实现的例证。
《丑闻》，有关金融信息（包● 括与赌
博相关的）的南非肥皂剧。请登
录：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ys5eSxTetF4&noredirect=1。
●《 16 岁的孕妇》，美国关于青少年
女孩怀孕的现实主义电视剧。请登
录：http：//www.mtv.com/shows/16_
and_pregnant/。
●《 舒加》，有关艾滋病和性别暴力的
非洲电视剧。请登录： http：//www.
youtube.com/watch?v=pI8_P_h89R8。
寓教于乐的理论支撑
术语寓教于乐（EE）系指包含教育信
息或向观众传递价值观信息，从而增加观
众成员有关某一议题的知识、创造有利
态度并改变公开行为的娱乐媒体（Singhal
和Rogers 2002；Moyer-Gusé 2008）。寓
教于乐的理论基础通常可以追溯到心理学
家罗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社
会认知理论的开先河者（Bandura 1977，
1986）。班杜拉揭示，观看电视上暴力形
象的儿童和观看中性内容的儿童相比，展
现出更多的侵略性行为（Bandura，Ross 和
Ross 1963）。根据班杜拉的研究，人们在
观察他人行为的过程中，不仅获知了行
为模式，而且也获知了该行为意图的认知
框架。
大多数关于寓教于乐的研究强调故
事叙述，比如戏剧和肥皂剧。叙述或故
事安排通过展示获得“奖励”的正面角
色模型和受到“惩罚”的负面角色模型
来促进推动观众的变化（Slater 和Rouner
2002；Bandura 2004）。故事中行为逐渐从
负面转向正面的第三类角色模型（即转变
性人物）可能也很重要（Sabido 2002）。1
利用寓教于乐构想的故事有助于引导观众
的改变过程（包括通过与理想人物的联
系发展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并促进行为
改变。
如果人们被故事深深打动，或者宛若
自己是故事中某一角色的态度观看故事，
那么寓教于乐的效果将更为突出。有证
据显示，如果个体深刻领会了故事，他们
会变得不再那么挑剔和自我捍卫，更容易
接受劝说（Green 和Brock 2000；Slater 和
Rouner 2002）。认同某一具体的人物角色
具有类似的效果：人在短期内失去自我，
采纳角色的视角。由于认同与辩论不同，
因而劝说型信息更容易被接受（Cohen
2001；Moyer-Gusé 2008）。证据也显示，
如果人们超越了自身并同情某一人物的处
境，他们就会发现娱乐节目更能怡人耳目
（de Wied，Zillmann 和 Ordman 1994；Hall
和Bracken 2011）。
媒体节目的劝说力也可能受到娱乐节
目播放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埃塞俄
比亚农村地区播放的励志片，能够观看励
志片的人越多，放映励志片取得的效果就
越大（Bernard 等2014）。在美国，与父母
或其他可信任的成年人一同观看包含有避
孕信息的喜剧的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多的知
识（Collins 等2003），个中原因是节目引
起了讨论，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88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焦点2
关于效果的证据
尽管有关寓教于乐的研究浩若烟海，
但是使用严格定量方法（比如随机对照试
验）的研究却相对很少。2 在近期使用随机
对照试验的研究中，南非与金融态度和行为
相关的肥皂剧、埃塞俄比亚旨在促进未来
导向型投资（比如儿童教育）、卢旺达旨在
改善社会规范观念（比如合作和谈话意愿，
甚至是敏感话题的谈话意愿）的广播剧等
均展现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其他的随机对
照实验并未有证据显示其影响，其中包括
在尼日利亚上演的电影和在肯尼亚出版的
喜剧书，两者均以传递金融信息为特征。
关于寓教于乐最具说服力的一些证
据来自使用准实验方法评估一个社会寓教
于乐效果的研究。例如在巴西，使用电视
全球网与巴西生育率的迅速降低相关；全
球电视网的主导肥皂剧中的独立女性角色
的孩子很少，甚至没有孩子。观看肥皂
剧产生的效果相当于多接受1.6 年教育所
产生的效果（La Ferrara，Chong 和Duryea
2012）。在印度，获得有线电视降低了生
育率和男孩偏好，增加了女性的自主性
（Jensen 和Oster 2009）。坦桑尼亚的广播
节目使避孕套应用大幅度增加，性伙伴的
数量降低（Vaughan 等2000）。在美国，题
材来源于现实的电视剧使少女的怀孕率大
幅度降低（Kearney 和Levine 2014）。
寓教于乐的商业模型
20 世纪70 年代，拉丁美洲私营电视
频道制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以社会内容为题
材的商业性肥皂剧。在其他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市场中，寓教于乐的主要方法是通
过公共领域或者捐赠者资助的。许多寓教
于乐的成功典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
的，这里列举如下：印度的《我们民众》、
《卡利尼》和《塔鲁》；南亚的《米娜》和
坦桑尼亚的《让我们顺应时代潮流》。
但是，在许多媒体饱和的市场上，以
单一的节目突破和创造影响面临着更大的
挑战。寓教于乐的新方法重视公共私营及
民间社会的合作来扩大受众规模，克服
媒体制作的高额成本问题并强化社会影
响（Miller 2001）。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
合作发生在致力于社会行动的媒体公司
的公司层面，比如肯尼亚的故事汇（Well
Told Story）公司和美国的互动媒体公司
（Participant Media）。力图扩大寓教于乐在
商业性娱乐业中普遍性应用的组织也在美
国、欧洲、最近在印度相继成立。这些非
政府组织（NGOs）力图通过一系列方法消
弭一般存在于学术界或政府里题材专家与
媒体制片人之间的差异（Bouman 1999），
这些方法从剧本的密切合作到业余“沙
龙”等软性接触方法不一而足。
注释
1. 米格尔·萨比都（Miguel Sabido）是墨西哥剧
作家和电视制片人，他是墨西哥第一个接受班
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人，并在20 世纪70 年代
和20 世纪80 年代将之应用于大众娱乐媒体。
由此产生的肥皂剧（Yen Conmigo，Acopaname
等）极受欢迎，人们认为这些电视剧对成人识
字及计划生育等关键性社会议题产生了影响
（Nariman 和Rogers 1993）。
2. 《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文件《寓教于乐
的影响》提供了有关寓教于乐文献的细节性分
析，包括相关结果的证据。
参考文献
焦点2 寓教于乐89
焦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