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一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战略执笔人: 指数负责人，胡乃军（北京科技大学）；参与执笔人，杨燕绥、于淼、秦勤(清华大学)。

内容提要银色经济即指在社会稳定和生产力发达之后，老龄人口占比日趋加大，买方市场特征日趋明显，老龄科技、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业相对发达的现代经济。银色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即改善劳动人口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力，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有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含养老保障）和老龄人口红利（含老龄产业）三个维度，反映老龄社会常态下的代际型经济社会关系。
 2014版指数基于2013年数据计算并给出评价值（见表11），再与2013版（2012年数据）指数值进行比较（详见《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2014版本指数的评价值为0.522，比2013版评价值0.526减少0.004。2013年，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略有进步，但深层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正在快速接近深度老龄社会；另一方面，银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尚不清晰，部分现行社会政策与银色经济内涵相悖。例如，基于各种原因，中国女性劳动人口的50%在50岁之前即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男性劳动力人口的60%在60岁之前即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这导致社会保险制度成本高，社会保险基金平衡难，老龄人口收入不高、消费能力差，经济社会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圈，政府有所察觉但尚无有效对策。可见，银色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准备不足。为此，课题组从银色经济战略、生育新政影响、老龄人口消费、老龄社会的国民教育等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再次向读者汇报。

关键词银色经济老龄人口消费老龄社会国民教育

报告提纲一、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14）
二、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11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2014）
2014版老龄化社会发展指数一级
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三级指标权重测量值指标
分数评价
分数人口老
龄化0.15人口总和出生率0.051.6000.050.030出生婴儿预期余寿0.0273.5000.020.019老年人口比例0.020.0970.020.012老年人口增长速度0.020.0320.020.000人口中位数年龄0.0234.5430.020.013老龄社会阶段性0.02距离进入老龄化年限0.00670.0070.00670.000距离进入深度老龄化年限0.00670.0070.00670.004距离进入超级老龄化年限0.00670.0070.00670.004老年赡
养比0.13统计赡养比0.020.1310.020.012统计赡养比发展速度0.020.0310.020.004实际赡养比0.050.2000.050.004人均GDP0.0241908.0000.020.010距离边界赡养比年限0.025.0000.020.012养老
保障0.34养老金保障0.080.5660.080.045医疗保障0.080.6350.080.051养老资产0.1政府转移支付0.030.029老年就业收入0.020.020家庭供养0.020.009老年财产性收入0.030.003养老服务0.08老龄
人口
红利0.2政策绩效老年消费老年纳税老年投资老年人力资本银色经
济和老
龄产业0.18一、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14）
老龄社会是“科技推动和消费拉动”型社会，构建老龄社会发展和银色经济战略指数，意在评价在公共政策影响（如生育政策、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税费制度、社会保障等政策）下的老龄社会状况（客观反映指标）和发展战略（主观能动指标）。本指数由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人口红利和老龄产业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构成（详见《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清华大学出版社），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劳动人口供养力和养老保障制度安排、老龄人口贡献力的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研究新成果
在2014版报告中，对老龄人口消费和老龄人口就业进行了数据分析和国家比较，发现加强国民教育，提高老龄人口就业参与率，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和提高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是发展银色经济的必要条件。
1. 老龄社会与老龄人口消费研究
谁是老人？界定老龄人口的基本方法如下: 老龄人口=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国民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预期余寿（12年～15年）。2014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岁，减去15年即63岁。2014年，65岁及其以上人口为老龄人口。50岁～64岁人群属于青壮年人口。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标准，老龄社会发展包括进入、深度和超级三个阶段。2001年《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1950—2050年）》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届时老年赡养比约为1∶10（10%），即10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老龄人口。Population Division, DESA,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1950—2050.2001,p49. 2000年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14.3%，通常老年赡养比达到1∶5（21.2%），将此作为该地区或者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标准。预计在2035年左右，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1.2%，老年赡养比约为1∶2到1∶3(40%左右)，这被视为超级老龄社会。基于一定的总和生育率，各国可以排列出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见表12），这是研究老龄社会和银色经济的必备知识。
中国在1996—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在2007年即出现民工荒和养老难等深度老龄社会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失灵导致的全社会处于未备而老状态，劳动力流动难、招工难、一孩家庭、养老服务业发展不足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内部赡养比1∶3，即三个缴费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人。这些迹象说明，中国正在提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亟待进入有备而老的发展状态，让更多的人进入老年之后“没病（基本健康）、有钱（财务独立）且会讲故事（有文化）”，形成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表12部分国家和地区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典新西兰进入老龄化（7%）195019501950195019501950197019501950发展时间652525406560252565深度老龄化（14%）201519751975199020152010199519752015老年赡养比1∶5201519701970197520152010199519702015发展时间205535302015154020超级老龄化（21%）203520302010202020352025201020152035智利中国香港俄罗斯印度巴西新加坡中国世界发达国家最不发
达国家2000198519702025201020002000200519502050253045302520253550402025201520152055203520202025204020002090202520202020205520302020203020351995208515105201510103525102040202520202075205020302035207520252100在部分国家可能发生例外的情况，如某年大量引进外籍劳动人口或领养国外孤儿，则导致劳动人口和儿童人口占比剧变。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多。David Weil、 David A. Love、 Renata Bottazzi等人的研究都在证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整体消费有促进作用。2003年数据显示: 在德国、日本、瑞典等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前夕，50岁人口的消费逐年上升，到60～65岁达到峰值点，此后缓慢下降；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后，消费峰值出现在65～80岁人群中。在美国，在30～65岁期间进入消费高峰期。Maxime和Marcel对OECD国家的整体研究证明，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前提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广、多层次养老金结构合理且水平较高。总之，针对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早期情况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会发生吗？
Ronald Lee和Andrew Mason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口整体消费比例较低，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从分年龄段消费曲线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中国人口消费峰值在15～40岁，35岁达到峰值点，50岁以后一路下降，直至非常低的水平。而且，中国目前老年人口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例远低于前述三个国家 。
课题组在2014年通过调研数据测算了城镇居民标准消费系数和标准可支配收入系数，在已有的标准消费人口研究基础上，引入“标准收入人口”的概念，进而完善了城镇居民标准人均消费与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分析中采取了时间序列回归的分析方法，注意了消费与收入数据的协整性检验、序列相关性检验等问题。本文通过回归拟合发现，城镇居民标准化后的消费与收入呈现较强的相关关系。进一步运用调研数据和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的收入比例时，未来不断加深的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见研究报告）。因此，有必要根据中国老龄化进程倒计时地实施综合配套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和资产结构，促进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这应该成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问题的战略措施胡乃军，杨燕绥，于淼: 《中国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研究》,载《人口学刊》，2014（10）。。
课题组采用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替代率对城镇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养老金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下，居民消费情况与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测并不相同，养老保险制度“引致退休效应”大于其“资产替代效应”。
过去20年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增长，随着城镇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数值没有降低。如果未来城镇居民老年消费系数持续低于老年收入系数，则导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会受到城镇居民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提高老年人口的相对消费水平，可以影响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在城镇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要保持较高的老年人口相对消费水平，就必须综合考虑国家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增加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和改善他们的资产结构，拥有财产性收入和获得资本利得，尽快改变“啃老”现象和消灭退休返贫现象。
2. 老龄社会与老龄人口就业研究
伴随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总和出生率降低，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劳动人口资源紧张、价格剧增，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受到阻碍，则进一步降低平均收入和储蓄水平，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
2.1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不足，正规就业缩减及其负面影响分析。
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忽略2008年的特殊点，见图11），1996年我国从业人员共68950万人，截至2013年增加到76977万人，增长率从1.3%（1996）跌至0.356%（2013）。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不足，女性职工在50岁以后继续正规就业的不足40%，男性职工在60岁以后继续正规就业的不足40%，男女总体不足40%。
图11中国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示意图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量和结构的改变，此外还影响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人口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出生率下降速度低于老龄化速度，老龄化将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使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就我国情况而言，1953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目前已进入老年阶段；1963年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应当是下一步潜在的老年人口，但是他们中的女性职工在2011—2013年间满50岁之前即退休，提前进入老年人群。随着他们退出和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个现象被很多研究所忽略），我国老龄化程度将逐步加深，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出现供给下降。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数量的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预计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即人口红利将快速消失（由于缺失准确数据，关于下降趋势有共识，下降速度难以达成共识），亟待增加新的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供给结构。人口老龄化同样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会呈现老化，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将越来越少，劳动力平均年龄将越来越大，中青年劳动力的供给将大幅减少。他们是劳动力市场最活跃和最重要的人群，其规模的下降将给未来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较大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长贡献潜力的下降。
劳动生产率。一般而言，由于年长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老化速度加快，知识更新速度相对迟缓，难以达到工作岗位的技能素质要求，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是一种派生性需求，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也必将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并导致就业结构的变迁。城镇化中的失地农民亟待向加工业转移、大龄产业工人亟待向现代服务业的低端岗位转移、大学生亟待适应现代服务业的高端岗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变动的基础，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和升级。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升级速度加快必将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要求高层次的劳动力素质结构为基础。例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和流动，要求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结构与之相适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年长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素质老化加快，低素质劳动力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大量滞留在低技术产业，从而将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在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本应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大批保存以维持老龄劳动力就业的稳定。由于中老年劳动力对于长期从事的工作岗位比较习惯，并形成了一定的专业技能。随着新行业、新工种的不断涌现，社会分工将更加复杂，要求劳动力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新的知识技术结构，老龄劳动力接收较慢，如果缺乏有效的扶助措施，则难以适应产业调整的需求，将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失业，有碍于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
2.2OECD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就业参与率
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7个成员国人口老龄化情况和发展战略。预测报告显示（见图12），一方面，202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就业人口总量减少。另一方面，2013年以后，劳动人口年龄上升到74岁，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图12欧盟27个成员国劳动人口年龄提升和就业参与率上升趋势图
以德国为例，鼓励大龄人员参与就业，推动银色经济第三产业。2006年，德国政府开始启动“50+”计划，通过政府资助将德国50岁以上的大龄人员就业率提升至55%。该计划包括“复合工资”项目，政府对愿意接受少于失业前工资工作的大龄人员给予一部分工资补助，第一年补助新旧工资收入差额的50%，次年为30%，此外政府额外免除该老年人两年内90%的养老保险缴费。与此同时，雇佣大龄人员的企业也将获得政府发放的一至三年的补贴费用，津贴补助大概为工资水平的30%到50%，增加了企业雇佣老年人的动力。
根据欧盟发布的德国预测报告显示，未来德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重，到2060年55～64岁大龄人员的就业参与率将接近75%，男性、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将分别提高7.5%和18%（见图13），以解决劳动力市场需求、养老保险缴费和养老金支付的问题。
图13德国2010—2060年大龄人员就业情况预测数据来源: The 2012 Aging Report, European Union.
（二）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报告
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指数意在评价，在公共政策影响（如生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下的老龄社会状况（客观反映指标）和发展战略（主观能动指标）。本指数由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人口红利和老龄产业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构成（见表12）。采用德尔菲法赋权，一级指标赋权值分别为0.150、0.130、0.340、0.200、0.180。客观反映指标占28%，主观能动指标占72%，其中实际老年赡养比、养老资产结构和老龄人口红利赋权分值偏高。2014版参评值由前3个一级指标构成，老龄人口红利和老龄产业指标暂缺。研究报告显示，多种原因导致，我国劳动人口年龄偏低，且就业参与率持续下降，老龄人口红利尚未形成即流失。2014版指数参评赋权值为0.540，评价值在0.432～0.540区间为优、在0324～0.431区间为中、小于0.323为差。2014年指数评价值为0.522分（0.083+0042+0.157=0.282，0.282/0.540=0.522），略低于2013版0.526，依旧处于差等区间，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深，仍然处于准备不足的状况。
1. 人口老龄化指标
人口老龄化是一级指标之一，由总和生育率、出生婴儿预期寿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人口中位数年龄、老龄社会阶段性6个二级指标构成，这些指标参考《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2009）》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9. December, 2009. p4.选定，与世界最高水平（德国、日本等）、最低水平（赞比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的均值）、全球平均值和部分国家（美国、英国等）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采取平均赋权法，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即可评价本国人口老龄化状况，也可用于国际比较。
本指标赋权值0.150，总评价值在0.120～0.150区间为优、在0.119～0.090区间为中、小于0.090为差（60分及格）。2013年，人口总体出生率评价值为0.030，出生婴儿预期寿命评价值为0.019，老龄人口数及占比的评价值为0.012，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评价值为0.000，人口中位数年龄评价值为0.013，老龄社会阶段性评价值为0008。2014版指数评价值为0.551（0.083/0.150=0.551），低于2013版的0.576（0086/0.150=0.576），处于差等区间，说明中国事实上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13年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
总结2014年数据，人口老龄化指标评价值低于2013年的原因如下:
1.1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ROTTP）继续上升
老年人口数目（oldage population）及其占总人口比例（ratio of oldage population to total population）即指60岁及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数目及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简称老龄人口占比。近15年来中国65岁及其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在5%～10%区间，世界平均水平在8%左右，中国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老龄人口比例继续增加，201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9.4%，2013年为9.7%，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2013年继续上升，因此2014版得分继续下降。
1.2中国在加速进入深度和超级老龄社会
从深度老龄社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时间非常短，几乎在10年—20年之内，可谓深度老龄社会之后即超级老龄社会，一个老龄人口占1/4的社会，一个老年占1/4生命的状态。本指标衡量一个国家距离进入老龄社会年限yet（7%），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年限ydt（14%），距离超级老龄化社会年限yst（21%），评价人口老龄化和老年赡养负担的发展速度。该指标赋权值为0.020，评价值为0.008。说明2013年相比2012年中国迈向深入和超级老龄化的时间上又加速了。
2. 老年赡养比指标
老年赡养能力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老年赡养能力，是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的一级指标之一，由人均GDP水平、统计老年赡养比、赡养负担增速、实际老年赡养比、边界老年赡养比杨燕绥，胡乃军： 《养老资产与养老金融》，载《金融市场研究》，2012（10）。及其距离时间5个二级指标构成。该指标赋权值为0.130；4个二级指标赋权值均为0.020；实际赡养比受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影响最大，赋权值0050。总评价值在0.104～0.130区间为优、在0.078～0.103为中、小于0.078为差（60分及格）。2014版指数评价值为0.323（0.012+0.004+0.004+0.010+0.012=0042，0.042/0.130=0.323），低于2013版的0.392（0.051/0.130=0.392），依然处于差等区间。说明受收入分配政策、产业结构、就业状况、退休年龄、养老金领取年龄等政策的影响，实际老年赡养比已经达到边界，进入深度老龄社会阶段，劳动人口红利消失，亟待开发过渡人口红利和老龄人口红利，通过改革创新实现第二人口红利（见报告2013版）。
2.1统计老年赡养比（Simple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                 
统计老年赡养比2012年为12.7%，2013年为13.1%，2014年的赡养负担将继续增加，评价值在持续下降。
2.2边界老年赡养比距离年限（years to boundary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
边界老年赡养比出现在深度老龄社会，在统计老年赡养比1∶5的情况下，将出现两代人均能接受的养老金替代率（50%）和养老金税费率（10％）的边界线。一旦实际赡养比达到1∶3，养老金费率可能达到17%，即出现代际负担的封顶线。继续提高养老金费率将导致劳动力价格暴涨、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过高、就业岗位不足、国家税费减少、养老金支付困难等诸多负面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圈。为此德国立法规定，养老保险费率到20%封顶。各国开始启动增加大龄人员就业、延迟领取养老金、降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和鼓励国民储蓄养老金、移民政策等措施，建立养老金费率的平衡机制。本指标为距离边界老年赡养比年限（yboadrt），即指按照当前老年赡养增长速度，观察距离边界老年赡养比的时间，2013年中国距离边界赡养比又减少了1年。
2.3实际老年赡养比（Real old age dependency ratio）
实际老年赡养比，胡乃军，杨燕绥：《中国老龄人口有效赡养比》，载《公共管理评论》，2012（13）。即指从劳动人口中减去在校生人数、失业人数、低收入人数和提前退休（64岁以前）人数后，实际具有老年赡养能力的人数和老龄人口的比例。可以从全社会视角观察这个指标，也可以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计划内部观察这个指标。2013年中国社会保险计划内老年赡养负担快速加重，原因在于1963年中国曾经有过出生高峰（人口增长率达到3.3%）及其此后的婴儿潮（约4亿人口）。中国女性职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50岁（1951年的规定），在2013年出现女职工退休高峰，这个人群提前进入老年人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计划内赡养负担加重。2013年，郑秉文主编：《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黑龙江省继续为最高点即65.98%，河北省为中位数即38.99%，广东省为最低点即11.20%，大多数省份呈现上升趋势。
3. 养老保障指标
养老保障即指根据抵御养老风险和保障老龄人口基本生活安全的制度体系，该指标是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的一级指标之一，由养老金、老年医疗保障、养老资产和养老服务4个二级指标构成。该项指标赋权值为0.340，养老金、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的赋权值均为0.080；养老资产具有战略意义，赋权值为0.100。参加本版评价的赋权值为（0340～0.080）0.260。评价值在0.272～0.340区间为优、在0.271～0.204区间为中、小于0.204为差（60分及格）。2014年指数评价值情况如下: 养老金（0.080×0566=0.045）0.045；医疗保障（0.080×0.635=0.051）0.051；养老资产（0.061/0.100=61）0.061。总评价值为0.604（0.045+0.051+0.061）0.157（0.157/0.260=0604），处于及格区间，比2013年的0.563提升为0.604，增值0.041。指数值显示本年度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有明显进步。
3.1养老金指标（略）
养老金保障指数评价值为0.566，在本报告指数赋权值为0.080的条件下，评价值为0.045，比2013版养老金指数0.037增加了0.008。主要原因是城乡养老保险覆盖面有所扩大，养老金支付水平有所提高（见2014版养老金指数报告）。
3.2医疗保障指标（略）
医疗保障指数评价值为0.635，在本报告指数赋权值为0.080的条件下，评价值为0.051，比2013版的0.048提升了0.003。指数值显示本年度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有所进步，如扩面和提标（见2014版医疗保障指数分析报告）。
3.3养老资产指标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如下:
(1) 国家转移支付的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占29.3%，已经达标，赋权值为0030，评价值0.029。
(2) 劳动收入占20%（主要是农村居民），已经达标，赋权值为0.020，评价值为0.020。
(3) 家庭成员供养占48.8%，该项指标的赋权值为0.020，具体情况严重超标，评价值0.009。其实，家庭成员供养仍属于代际转移支付范畴，保留这个指标和赋权值体现了中国特色，在未来将逐渐淡化这项指标。
(4) 财产性收入仅占0.3%，该指标的赋权值为0.030，严重不足，评价值为0.003。其他占2%（忽略）。评价值为0.610（0.029+0.020+0.009+0.003）0.061（0.061/0100=0.61），处于及格状态。
目前，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依赖劳动收入生活的比例较大，财产性收入比例过小。城市老龄人口多数拥有住房，以房养老的情况较少。伴随高龄、失能、有房、没钱的人口增加，老龄人口的房产是置换养老服务的重要资源，国家应当立法保护老龄人口的房产权益。
二、 中国老龄社会与银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本报告从如何有备而老地步入银色经济，防止老龄危机，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能力和老龄社会的国民教育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在此汇报初步研究成果。
（一） 有备而老地步入银色经济，防止老龄危机
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重在有备而老地步入银色经济。银色经济，即指在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力发达之后，老龄人口占比日趋加大，买方市场特征日趋明显，老龄科技、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业相对发达的现代经济。因此，银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如下: 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
2012—2014年，标志中国人口结构拐点的三大事不能忘记。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开始减少，家政服务涨价；201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亿，1963年出生的50岁人口进入退休高峰；2014年国民预期寿命超过76岁，减去15年养老金支付平均期数，61岁以上为老龄人口，养老保险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均出现当年资金缺口；民工荒、招生难、养老难、延迟领取养老金等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
1. 有备而老地步入银色经济    
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影响着银色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老年人没病、有钱，会讲故事；青年人乐观、勤奋，劳动生产率高；老龄社会仍然是有生机的。这需要国家按照老龄社会的时间表，实施有备而老计划。
第一，在进入老龄社会阶段要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届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约10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人，实际老年赡养比约为1∶15。养儿防老渐渐远去，孩子回家看看也非常有限。195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平滑消费理论，告诫人们要努力工作40年，支持60～70年幸福生活（包括退休后的20～30年），学会终生自立。此时，应当完善养老金、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和老年护理保险制度，为老有所养和高龄失能做好准备。
第二，在深度老龄社会阶段要调整制度结构。届时老龄人口占比14%以上，约5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人，实际老年赡养比约为1∶3。此时，应当按照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原则，调整养老保障制度结构，处理好公平、效率和持续的关系。一是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克服老年贫困；建立个人养老储蓄账户，鼓励人们多工作、多积累和自愿延迟退休，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和购买力。二是夯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扩大自费比例，医疗服务高消费完全自付。三是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带动就业与老龄人口的消费。以美国为例，目前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最合理，1/3来自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1/3来自老年劳动经营收入，1/3来自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目前正在快速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应当在养老金顶层设计中进行结构调整，尽快完善医疗保障、住房保障制度，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适合老人居住的房地产和设施是物质基础，老年用品研发与生产的产业是间接供给，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扶助、照料与护理服务是直接供给。政府责任在于制定发展规划、给予土地和财政的支持、构建养老服务需求、供给和生产的信息共享平台，为贫困老人构建公地、公房、公营的服务体系，为低收入老人构建公地、公房、民营（社工服务）的养老服务体系，为中等收入人群构建公地、私房、民营（社工服务）的养老服务体系，为高收入人群构建租地、私房、私房（商业机构）的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组织的责任在于组织社会工作者（有专业资质和薪酬）和义务工作者（有时间银行记录），提供非营利的养老服务。商业机构的责任在于设计、生产老年用品和提供营利性养老服务。此外，养老服务可以带动3000万～4000万就业岗位，包括300万～400万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如养老信息平台建设、适合老人理财的应用软件、适合医养结合的管理软件等。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9%老龄人口依赖家庭养老，29%的依赖养老金和低保，20%的依赖自己劳动，只有2%的人认为自己做好了养老准备。其实，中国老龄人口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福利房产权，这属于存量资产，只有将存量资产流量化，通过养老基金增值、养老保险产品升值、首套房产增值等大金融措施，有效投资，让老龄人口分享经济进步成果，即可以实现即老即富，带动银色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在超级老龄社会阶段要强化管理。届时老龄人口占比21%以上，约3个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人，实际老年赡养比约为1∶2。养老金费率在20%以下封顶，国家需要通过提高就业参与率、降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移民政策、发展养老服务业、规范灵活用工等多种措施，建立养老金费率和养老金计划收支平衡的运行机制。中国约在2035年之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足20年。
2. 防止老龄危机
任何国家都需要按照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遵循倒计时策略解决问题，面对挑战和避免危机。
2.1积极应对挑战
挑战之一: 衡量人口老龄化需要研究实际赡养比。
国际社会界定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标准: 一是进入老龄化，即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联合国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在196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进入深度老龄化，其老年人口赡养比达到1∶5（学术标准），即五个劳动人口（15～64岁）供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基于这个比例，养老金税率可以定为10%；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为90%，用于养孩子和买房子；养老金的替代率是工资收入的50%，用于养老和医疗，即“10∶9∶5最低赡养率”。这个比例是两代人均可以接受的，而且是边界值，一旦老年人口赡养比变为1∶4甚至1∶3时，则养老金税率上升，养老金替代率下降，一系列社会问题将随之产生。老年赡养比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得出（区别于实际赡养比）。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老年赡养比约为1∶8，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这一比例将迅速降为1∶5，2030年为1∶3.5，2050年为1∶2，老年赡养负担接近德国和日本，较英国和美国严重。从数字上看，目前中国尚有约10亿劳动人口。但统计数据忽略了很多社会问题，例如，将6亿农村劳动力视为充分就业，忽略了占中国总人口约6%的残疾人群、占总人口10%以上的低收入人群以及登记失业率远低于实际失业人口等事实。
为此，需要研究实际赡养比（胡乃军、杨燕绥: 《实际老年赡养比和公共养老金》《老年社会研究》，2011），真实展现中国“未富先老”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计算老年人口实际赡养比，需要从15～64岁的劳动人口中去除五种人群，即在校生、没有收入的失业人群、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群、供养自己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在64岁之前提前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相关测算结果显示: 中国老年人口赡养比在2012年已经达到1∶5（假设农村劳动人口全部就业，否则情况将更加严重），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这个比例将达到1∶3.5。由于中国社会尚未出现国际社会因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显著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怀疑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性。实际上，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老年人口低消费的缘故，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日均消费大多不足1美元。这导致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连年强调拉动消费，以求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地持续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占比将达到70%～80%（目前约为40%），同期老年人口占比约为20%～30%。如果老年人口持续低收入和低消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将因缺乏购买力而停滞，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将难以实现同步和互相匹配，从而制约中国银色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挑战之二: 人口老龄化挑战公共政策。
实际赡养比的研究价值在于揭示公共政策失误将加剧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具体表现在: 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人口税负加重；老年人口收入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老年服务产业化，从而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老年人口储蓄直接影响当期消费和国家储蓄能力；养老基金保值对资本市场和投资管理提出挑战；加之2∶4∶2∶1家庭结构，空巢老人成为社会问题，老年护理的巨大社会需求与供给和购买形成反差，不同代际之间的认同感将变得越来越弱，等等。这些都要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公共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2.2有效避免老龄危机
危机预警1: 如果持续目前数不清人头的局面，以错误的数据导致错误的判断，在中国统计老年人口赡养比低于1∶5以后再提高生育率，那么将加重年轻一代的双重赡养负担，甚至导致年轻人选择放弃生育，这将加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公共管理基础整合，科学统计人口，做到心中有数。
信息时代的经济大国必须是统计大国。伴随人员流动单位档案和户口出现“断档”现象，社会管理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此时，传统的追踪式人口普查已经数不清人头，这将导致国家对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错误判断，进而直接影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质量。生育率过高将导致资源、人口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育率过低将加剧老龄化和人口结构问题，准确把握生育率是新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重要条件。鉴于此，中国亟待贯彻《社会保险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益记录管理体制，以社会保障权益记录为核心建立社会化管理的居民档案（这个档案具有终生记录、及时更新、政群互动三个特征，其他部门的信息管理不具有这三个功能），依法建立严格的保护居民信息的密钥制度，在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定期更新的操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国家人口数据的定期截取、统计和分析制度。
危机预警2: 在2020 年中国统计老年赡养比达到1∶5时，如果关闭或者做空个人账户，大量青年人因对养老金计划丧失信心逃避参保和缴费，大量老年人群没有养老储蓄，完全依赖劳动人口的税费领取养老金，则导致财政支付危机。目前实行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的国家经验来看，养老金支出将占到GDP 的15% 以上。在人口相对年轻和国家财政相对宽松的阶段，大量挪用个人的养老储蓄，等于在中国深度老龄化时更加雪上加霜。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还有几亿农村居民在失掉土地时不能得到合理补偿和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这将引致城镇化和老龄化相互遏制的效应。应对措施: 完善养老金制度结构，维持养老金替代率，增加老年人口收入。
在信息时代，“尽管科技进步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但缺乏保障和收入分配不均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很多风险”（［美］罗伯特·希勒）［美］罗伯特·希勒: 《金融新秩序》，1页，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为应对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乃至社会风险，居民和家庭不仅需要拥有货币和储蓄，更需要拥有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权益收入，将辛勤工作40年的财富按照三分法进行安排，即1／3当期支出，1／3老年支出，1／3保值财产以应对通货膨胀等风险。这样，既可保障当期生活需求和老年生活需要，还可拥有保值财产以抵御通货膨胀和社会风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70多个国家调整了养老金制度结构，即社会统筹（公共品）和个人账户（准公共品）相结合。一方面降低了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率（从55%降至40%以下），政府确保养老金支付，该项支付约为个人退休前收入的20%～40%，克服老年贫困；另一方面，强化了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鼓励和支持雇主为其职工储蓄养老金，个人和家庭储蓄养老金，以改善老年生活；两个账户加总的养老金替代率达到60%～80%。
危机预警3: 若到了2020 年还有大量不具备赡养老年人口能力的低收入人群，那么其实际赡养比将不可避免地低于1∶3.5。可见，当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劳动人口中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占比应降到总人口的5% 以下（目前约为13%）。应对措施: 改善收入分配政策，改变“未富先老”局面。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财富来源地，家庭财富总值达16.5万亿美元，（黄丹蕾: 《中国成全球第三大财富来源地》《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0月11日，第3版）富人财富增长速度很快，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成长不足。中国政府2011年11月29日宣布，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约占全国总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的1／10。目前，未富先老主要指人口老龄化和货币收入的矛盾。改变未富先老局面，既要改善货币分配政策，更要改善资源配置和股权分配的公平化和法制化问题。例如，很多欧洲国家将居民建设住宅用地作为社会资产分为三类，即“政府拥有的廉租房用地”、“工薪层拥有的限价房用地”以及“投资用房的市场用地”，坚持“限制廉租房、保护限价房、指导投资房”的原则，规划住宅用地，禁止少数人利用住宅用地投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危机预警4: 若到了2020 年中国存在大量的实际失业人口，其实际赡养比将不可避免地达到1∶3.5；加之工作人口赡养老年人口的能力不足，老年人口自我供养能力差，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应对措施: 提高人口质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人口质量是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包括受教育程度、就业率、人均收入、健康状况、老年赡养比等。为了衡量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一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 预期寿命（从出生预测的寿命）、教育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收入（GNI）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国家人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人口质量监测指标，与相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项目结合起来制定发展规划。第一，从出生人口做起。应当强化婚检和孕检工作，自从中国取消婚检制度以来，问题儿童出生率约为3%，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失误。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力资本即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的核心资本，其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对人力的投资不再仅体现为消费意义，更加具有增值意义。针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力资本投入不仅在于提高教育预算的比重（达到4%），更应当包含两方面的战略考量: 一是向劳动人口投资，提高他们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能力；二是向老年人口投资，以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能力、消费能力、纳税能力和投资能力，由老年人口做出经济贡献即“老龄人口红利”。第三，实行积极就业政策，降低实际失业率。目前，我国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大学生待业、农民失业和事业单位失业等，这种统计方式一方面掩盖了低收入人群扩大、对控制物价的敏感度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易导致决策层就事论事地谈就业问题，忽略影响积极就业政策的诸多重要因素。
危机预警5: 在2020 年中国统计老年赡养比达到1∶5 时，还有大量人群提前领取养老金，其实际赡养比将不可避免地低于1∶3.5；而提前退休人员再获得返聘收入，改善了小家庭的收入情况，却逃避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这大大增加了劳动人口的负担。应对措施: 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早减晚增，个人决定何时退休。
人的价值生命周期分三个阶段，即20年被抚养期、40年工作期、20年养老期。相应地，个人理财规划应当将40年工作创造的收入和社会贡献的40%用于养育孩子，30%用于自己生活和发展，30%用于养老（储蓄养老金、参加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购买住房）。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商业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战略乃至用人单位的成本分析，均应当服务于居民的个人理财规划。因此，退休年龄应当是一个变量，伴随人的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调整，以保持人的价值周期的和谐。工作起点晚的人，应当首先推迟退休年龄；工作起点早的人，可以在工作40年时退休，但领取全额基础养老金的年龄要服从法律规定，早减晚增。避免刚性延迟退休年龄，强制就业困难群体延迟退休，强迫就业优势群体退休，都是非人性化的政策，加大了公共政策的社会风险。
中国约在2013年开始出现劳动人口下降趋势，虽然就业压力仍然很大，但劳动人口下降幅度与老年人口上升幅度相当，每年约减少700万劳动人口和增加700万老年人口。中国退休制度具有年轻化和刚性化的特征，2013年是中国退休制度进入弹性化和逐渐提高的变革起点，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解决问题应当进入倒计时了。
（参见杨燕绥: 国家治理周刊: 2014年12月，深度人口老龄化下的五大预警，23页。）（二） 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影响分析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单独二胎”和“单独两孩”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二者并不能等同。严格来讲，计划生育新政策称为“单独两孩”更加准确。计划生育新政策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计划生育=1孩家庭”的政策误区，进入有计划生育的政策阶段，有利于家庭生育与发展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在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中也对夫妻第一胎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有所要求，并一直执行着双胞胎不享受独生子女待遇的规则。我国计生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之一。
1.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
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一系列人口问题不断凸显，这构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此次重大调整的社会背景。
1.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年龄人口快速缩减。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1995—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如果保持原有生育政策不变，我国约在2025—203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此后可能仅用10年，即到2035年就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数据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世界人口展望（2010）》。用35年就走完发达国家大都需要七八十年才会经历的老龄化过程。在劳动人口方面，自2012年首次下降以来，连续三年共计减少960万人数据来源: 2012—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
1.2人口性别结构失调
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持续偏高，从1982年的108.5上升到2010年的118.1。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未富先老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EB/ OL］.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news.cntv.cn/china/20110509/103155.shtml.，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婚姻挤压”和“就业性别挤压”。最后，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和小型化。我国平均家庭规模由2000年的3.44人下降为2010年的3.10人，这引发了少子化、老龄化、独子化、空巢化问题。而这样的家庭结构不但面临“失独”的风险，且更加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间接地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保障提出了挑战。
2. “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有助于减慢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延长我国人口红利。《中国发展报告2011/12》课题组测算了2015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的影响（见表13）。虽然“单独二孩”政策会令我国人口峰值比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多出生0.5亿人，从长期看能有效增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和2050年时，分别多增加劳动年龄人口0.22亿人、0.83亿人。同时，延缓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到2050年时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要降低4.12%。青壮年劳动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养老保障缴费群体的人数，降低我国老龄人口赡养比，有助于缓解我国养老保障基金的压力。受益于这一政策，我国部分家庭结构也将发生变化，由“421”家庭转变为“422”家庭（为考虑四代家庭）。这将有利于提高传统家庭内部养老的能力，相应减轻了国家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此外，由于更多家庭有了两个子女，这将会提高其抵御丧子风险的能力。按王广州等人的估计，即便采取比较严的统计口径，到2010年全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累计“失独”家庭也达到64.45万户以上。王广州,胡耀玲,张丽萍：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145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单独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大量非自愿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减少失独家庭出现的概率，保障家庭的稳定性。表13《中国发展报告2011/12》课题组的测算结果
政策方案总人口15～59岁劳动
年龄人口（亿）60岁及以上
老龄人口占比（%）人口峰值及时间20502030205020302050政策不变13.81202211.958.326.2125.4236.34单独二孩14.31202513.498.547.0424.2232.22此外，这一政策还有助于抑制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由于更多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提高了家庭拥有男孩的概率，满足了在我国仍广泛存在的男孩偏好心理，相应地减少了性别选择性堕胎行为。张迎春等人测算了2015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见图14）。可以看出，在新的生育政策出台后，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图142016—203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预测
截止到2014年11月，“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近一年，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生育二胎婴儿45万多人，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较大。单独二孩政策逐步放开为何未现预期“婴儿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411/10/c_1113190295.html.并未见到预期的婴儿潮现象。这有可能是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对于想要生育二胎的部分家庭准备不足有关。此项新的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会清晰显现。
不过也需要注意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青年人承受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各方面的生存压力逐渐增大，生养子女的成本也不断提高，这令其生育意愿持续降低。风笑天和张青松的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在80年代是以1、2孩为主，90年代以后则是以1孩为主。风笑天,张青松：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载《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2,8(5)。翼城县、恩施市、酒泉市、承德市这些自1985年起在农村地区已经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地区数据也都显示: 其人口均保持稳定的低增长，且自1990年后，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都呈现下降趋势；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以下，均优于同期所在省份和全国——即施行严格生育政策地区的平均水平；且没有因放宽生育政策造成生育率持续大幅度反弹。顾宝昌,王丰主编. 《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共处东亚文化圈地区的实践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一旦下降就很难扭转。因此，当前应该密切关注“单独二孩”的政策效果，并进一步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可行进行论证。在必要时，出台更宽松的生育政策，刺激我国生育率的提高。
（三） 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能力研究
银色经济的发展战略如下: 改善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可见，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是拉动银色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本章节针对中国城乡收入和消费差异问题，初步确定城镇老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与收入比例，引入了标准消费人和标准收入人的理念，将城镇人口年龄结构代入标准消费函数模型且检验通过。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的收入比例，未来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就改善老龄人口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政策进行讨论。
1. 老龄人口消费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后半叶进入老龄社会，因此关于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多。David Weil（1997）开创了西方人口和家庭经济学的先河，他的研究表明，生产产出不能全部消费，必须拿出一部分重新投资才能延续生产，因此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更少的新增工人以及更低的投资需求水平和更高的消费。David A. Love等人（2009）的研究则表明，老龄人口的消费不仅取决于退休之后的财富，还取决于退休之后的财富形式，稳定的养老金计划提供的现金流比消耗的资产更能维持老龄人口的消费，所以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影响还取决于社会政策的安排以及老龄人口的资产形式。他们的美国健康和退休研究数据显示（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1998—2006年）: 美国老龄人口拥有较高水平的年金化资产，使得美国老龄人口消费相对于劳动人口更稳健。Rob与Arie（2001）的荷兰研究和Robert Dekle（2004）的日本研究都显示: 人口老龄化促进了社会整体消费，降低了投资水平。Renata Bottazzi等人（2006）的意大利研究也显示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前提是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划覆盖范围与水平较高。Maxime和Marcel（1999）对OECD国家的整体研究证明，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总之，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早期情况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然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会发生吗？
Ronald Lee和Andrew Mason（2011）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老龄人口整体消费比例较低，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从分年龄段消费曲线的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如图15）。中国人口消费高峰在15～40岁，35岁达到峰值点，50岁以后一路下降，直至非常低的水平。反之，2003年数据显示: 在德国、日本、瑞典等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国家，50岁人口的消费逐年上升，到60～65岁达到峰值点，此后缓慢下降；而在美国，在30～65岁期间进入消费高峰期，而且中国目前的老龄人口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低于前述三个国家数据来源: Ronald Lee and Andrew Mason.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Generational Econom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edition. Website: www.ntacconts.org, 各国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占总消费比例是作者计算的。。
图15不同国家分年龄段消费曲线和比例的结构图（2002年）
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具有关键作用（Jane和Xin，2011），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储蓄等变化必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储蓄的影响分析（Fang Cai and Yang D，2011）。秦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