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社会学家彼得·伯杰(Peter Berger)说: “社会学最好不要僵化为一种没有幽默感的科学主义的态度,因为这会使我们看不见与听不见社会景观的诙谐。” (Berger,1963: 165)本领域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价值诉求就是探究人类的境遇本身,尽可能免除人类的压迫性力量,获得知识解放和人类身心的自由。在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的浪潮中,男性气质的权威性和自启蒙运动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的、科学的、男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与哲学理念都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猛烈抨击,在聚焦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国家、地区、强制性异性恋霸权、公民等范畴的局限性展开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追究两性差异和妇女的屈从地位的根源,揭示了我们生存的制度中知识和权力的结构性压迫体系如何编织社会控制的网络,也开启了对此机制的批判分析与颠覆权力关系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的知识论述和行动主义者并不断寻求消除妇女受压迫或转变压迫境遇的机会与策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批判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大大有别于主流传播研究中增进社会控制的行政导向(administrative orientation)研究和如何扩大媒介影响消费效果的市场导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研究。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知识生产不可抗拒地引进西方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图绘“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可以丰富本土学者解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媒介霸权的权力关系的精神力量和理论资源,而不是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盲目消费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理论与实例第一章“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一、 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 如何建构这一领域的理论框架是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多年的努力。例如,莱斯利·斯蒂夫(Leslie Steeves)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类型,将致力于色情研究的激进女性主义与讨论刻板形象与社会性别社会化的自由女性主义,以及强调社会性别、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区分开来(Steeves,1987)。这样的分类模糊了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以及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较少考虑在具体国家的社会情境中所存在的理论流派的定义差距,以及这些流派类型是否切合于媒介与社会性别的阐释。 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在其论文《传播研究的五个女性主义框架指南》中,试图把五个批判西方思想中基础哲学问题的女性主义流派与传播学的主要议题联系起来。贯穿西方历史,作为一个阶级和群体的妇女都与西方哲学二元论被贬抑的一方的特征相联系。女性主义者鉴别了使妇女的从属地位合法化的工具——西方思想的二元论①,每一对二元论中的概念都服务于从思想上将妇女贬低到边缘、次要和劣等地位,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着力批判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对妇女感性,而男人理性的二元角色界定,自由女性主义观点至少影响了传播研究中的三个探索路径。首先,从事公众演讲的修辞学研究(20世纪中叶女性公共演说家参与激进运动,发表激进观点);其次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试图发现女性与男性在传播习惯与风格上的异同;最后是内容分析,如考察电视节目或广告中女性与男性媒介再现的量化数据。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着重研究属于西方文化中公共/私人二元对立的议题,从事传播学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研究流行的文化文本,检讨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本质。通过回顾妇女演讲以及女性主义期刊的历史,探究电视节目重视和贬低什么,以及电视文本如何展现生育、家务劳动等问题,重新赋予妇女私人领域劳动的价值。透过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镜头,文明与自然的二元论是其批判的核心,她们运用大众传媒中色情文化的效果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集中批判20世纪的两位最主要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其观点运用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领域,女性主义学者如穆尔维、卡普兰和库恩等以“男性凝视”(其中存在权力关系,女性被男性观看)说明了从女性角度看,男性的电影结构是如何形成这种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原型关系。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传统的西方哲学中精神/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个领域与传播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各种象征创造和影响思想分类的方式(Cirksena & Cuklanz,1992: 1844)。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体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但作者聚焦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论说,并没有详细阐述传播学如何利用女性主义批判思想来做专题研究,论文内容和论文题目还存在差距。 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传播学与社会性别议题缺少关联和一致性,试图组织鲜明的女性主义传播的理论范畴,如《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一书(论文集)就以“差异、声音、再现”为焦点主题建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Rakow & Wackwitz,2004),但这些议题着墨甚多的是女性主义的基本论述,与展现传播产业或是传播政策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还是有距离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教授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1994)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第一本体系化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其广博的知识结构与开阔的视野,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再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涵盖的主题包括: 刻板形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在其论著问世之前,该领域的成果形式以单篇论文和论文汇编而成的选集为主,极具挑战性的观点与学术价值因成果的零散与庞杂而被削弱了其应有的光芒(曹晋,2007:1)。她根据女性主义研究主题假设的“发送者—信息—收讯者”的传送程序,即“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如下表所示)提出批评,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环境、机遇和限制的产物,“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的问题之一是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角色视为扭曲社会性别“真实”意义的过程,忽视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弊端在于对社会性别和传播看法太狭隘(van Zoonen,1994: 2934)。凡·祖伦在阐述了上述研究的缺失之后,她建议把社会性别解释为话语(discourse),一套指涉性别差异的、重叠的、时而矛盾的文化描述和规范,从而搭建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文化研究框架,探究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编码;媒介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偏好的和另类的社会性别的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受众如何使用和阐释带有社会性别意义的媒介文本?从有关认同和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以及有关话语的社会层面来看,受众的接受情况是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的;如何对这些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van Zoonen,1994)。凡·祖伦的论著兼顾了社会性别话语权力与历史语境的结构性关系的重要性,但对社会性别话语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薄弱,比如社会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思想意识如何受制于物质力量。作者忽略了社会性别话语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具有物质属性。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传播模式 发送者过程信息过程效果刻板形象男人扭曲刻板形象扭曲性别偏见色情父权制扭曲色情模仿压迫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扭曲霸权熟悉化常识当然,无论社会性别、阶级、种族,还是国家等其他范畴,都不可能存在整体性的解释,社会性别压迫的性质与变动着的历史脉络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可能归纳为一个统一的原因,因此,不必苛责女性主义批判与传播研究的结合一定要归纳出有逻辑体系的、论题集中的理论,关键在于论述是否切合传播现象与传播产业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展开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批判。 二、 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 按照米歇尔·巴利特(Michèle Barrett)的论述,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女性主义: 其一是后结构主义改变了传统语言观念,尤其如索绪尔、德理达已经论证了语言不仅传递信息,而且积极建构意义。其二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挑战了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建立的(包括自由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基础,如福柯认为物质客体,也包括社会结构本身并没有意义,但符号和话语赋予其意义。其三是后结构主义挑战了女性主义的因果关系假设。早期的女性主义多假定妇女是压迫关系的受害者,但后结构主义强调持续的再现意义的识别比寻求解释性的起源更具价值,就是说不存在决定性的社会结构,而毋宁说,这些结构是由语词和符号建构的(Barrett,1992)。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支持后结构主义论点,这一流派的健将福柯以权力、知识、话语(power/knowledge/discourse)论述追究特定时期的话语形成与其内在规律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并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基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边缘地带的底层阶级,如精神病人、监狱罪犯、同性恋者、移民等,从他们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面向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规训、控制和塑造主体的权力机制与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②。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其深化了被自然的地理空间划分而遮蔽起来的西方与东方权力关系的分析。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福柯的话语分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赛义德的东方学等学术资源,都奠定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欧洲中心主义指向的帝国主义情结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的批判,后殖民批评尊重在文化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不被书写,也不被言说的历史。当代后殖民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贱民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探索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作为研究的主体与作为“贱民”(subaltern,借用葛兰西的概念,指代“非霸权的团体或阶级”)的研究对象(在此即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社会性别化的贱民之所以消失,是因为第一世界的人从来不听她们言说自己,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其他欲望与意义的文本。斯皮瓦克的《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也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她们被欧美主流文化中拥有经济特权的白人女性主义压抑与遗忘。 后结构主义与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论述启发了女性主义者对妇女遭受压迫、剥削问题的深入思考,激发少数族裔(如黑人妇女、亚裔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思想的质疑,批判她们的优势地位与优越感如何与她们的学说相关联,从而支配其他阶级、种族和非西方世界的妇女,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过是非白人妇女的“认识论暴力”,女性主义传播学者以此延伸到对西方电影、广告、杂志、摄影作品等对非西方世界的媒介再现的分析,特别聚焦差异政治的再现。同时,后学思潮鼓励同性恋研究批判强制性的异性恋霸权制度如何压制、排斥、迫害同性恋取向的社群,重新界定被世俗世界憎恶的同性恋身份与其生活历史。把后学思潮融入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其去西方权力与知识传统中心化的主张,不失为一种揭露媒介霸权制造“共识”的运作机制的有效路径,还可以为被扭曲传播的主体赋予抗争的政治力量,这一学术实践已经广泛运用于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对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的研究中,如拉娜·蕾蔻(Lana F.Rakow)主编的论文集《妇女制造意义: 传播研究的新女性主义方向》(Women Making Meaning: 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1992)中的14篇论文就从意义生成的政治、跨越边界的意义制造和意义生产的个案研究,检讨了社会性别如何被传播所建构,同时,社会性别又塑造传播。其中,玛莎·休斯敦(Marsha Houston)的《差异的政治性: 种族、阶级和妇女传播》一文就警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可能产制种族、性别、阶级倾向的文本,但却可能不会意识到她们的行为正是带有种族、社会性别和阶级歧视,也就是自我感觉很“正常”、“自然”、“科学”、“客观”。因为学者们其实同其他传播者一样都是不自觉地参与这种压迫,关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理论和研究讨论都在这种表达和记录中无可避免地涉及有关权力的话题,而在这种构造差异的过程中,难免混淆、歪曲千差万别的妇女建构意义的方式。作者以“差异的政治性”批判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流行话语,呼吁传播学者警惕对不同阶层的妇女制造新的多重险境的权力压制(Houston,1992: 4559,in Rakow,ed.,1992)。 最为壮观的是后现代思潮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白种男人支配的知识传统(本体论和先验论)、理性、社会制度的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哲学思想的二元论的彻底批判,与女性主义批判思想合流,形成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客观性、观察、经验主义、证实以及理性的本质等基础性的问题探索。“她们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惯性思考的彻底决裂。她们推进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主张的意义,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形成了知识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家跨过了自然、物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界线。她们的观点是非正统的,但是有潜在的革命性,因为她们寻求去废除以及重新建构自西方文化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和实施的权力—知识结构。”(Jansen,2002: 105106)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就是新女性主义的代表,她曾经指出女性主义批判科学传统所依据的三种不同的立场(Harding,1986)。第一种立场是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其认为大男子主义和以男人为中心的对现实的认知是扭曲客观知识要求的社会偏见。第二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声称男人们已经被权力所腐化;这一立场认为父权制盲从于其自身的愚昧,是一种偏袒和不恰当的观点。相反,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保证这些原本地位屈尊的妇女看得更多,更清楚无权者的权力。第三种立场是认为现代生活破碎了认同的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像其他当代批判思想的流派一样,这个论点接受一种彻底的怀疑论,质疑存在、语言的性质与权力、理智和科学所有普遍与普遍化的主张。它标志着与包括政治进步与契约理论思想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遗产的有意识的决裂(Jansen,2002: 111112)。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认为哈丁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构成了与现代主义的一个认识论断裂”,是新出现的知识范式的一部分,立场论将知识定义为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抛弃了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中立观察者;将主体定义为由相关因素构成的而不是先验的,但其也有追求普遍性的元知识叙述的倾向。她对哈丁的立场论有所修正,主张拒绝知识和真理的普遍定义,而代之以所有知识都是情境化和话语式的思想。以海克曼之见,对霸权话语的挑战和对多样性、地方性和情境性的强调成了所有政治活动和知识活动的共同目标和准则(Hekman,2004)。 詹森所著《批判的传播理论: 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Media,Gender and Technology,2002)一书是后学思潮影响下的一部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集大成者。作者沿袭欧陆与美国批判传播的精神脉络和哈丁等新女性主义的批判逻辑,关注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知识中的“传播转向”,即伴随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早期的真理共识理论的衰落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语言、意义和知识的危机,她以新女性主义立场探究了社会性别意义生成的本质。其理论认为,在传播过程与知识建构中,隐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角色。书中将这一女性主义的洞察与社会语言学和认识论的观点糅合起来(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原本就镶嵌于生成的隐喻中),她认同社会性别是在印欧语言的总范畴、规则和结构中衍生差异的一种差异,重新翻开那些早期科学的社会性别政治的被掩盖的文本,向传统的培根式与笛卡儿主义二元论发动了深刻的挑战,展示出捍卫科学推理的隐喻和迷思与当年宗教法庭采用的隐喻与迷思简直就是一脉相承,一言以蔽之: 一切视角都在告知主流科学的客观主义逻辑视角就是父权制的视角,对信息与传播新科技(如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制造的社会性别化的数字鸿沟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批判。作者不但拓展了仅仅着眼于妇女经验与立场的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她还吸收了罗伯特·康奈尔“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以符号学等学理探讨体育与战争修辞在美国文化中的隐喻。詹森认为体育节目在国际传播媒介中不断提升的再现,以及美国职业体育球队在欧洲体育媒介中不断凸显的地位都意味着从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里衍生而来的体育/战争修辞格和场景正在成为全球“战争体系”符号结构中的一部分,媒介再现的橄榄球队的男性气质象征美国殖民扩张的“霸权的男性气质”。海湾战争中广泛运用的体育/战争媒介框架手法深入并复兴了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支配等级制度里的父权制意义和价值的深层结构(具体内容见詹书第八章)。詹森所推崇的新女性主义,就是与后学思潮融合的女性主义。 进入21世纪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比较早期探索阶段理论的零碎化、分类生硬化而言,从论辩的逻辑起点与论述体系来看,都有相当的提升。但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彻底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和去管制化(deregulation)趋势在向全球蔓延的宏观情势,女性主义传播研究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展开什么样的论述?是停留在后学思潮的解构乐趣中?还是去参与消费主义享乐与愉悦呢?还是满足于职业化、市场化的学术竞争?是否还应在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的话语范畴之外,去寻找其他压制性的阐释类别呢?当下的本土传播学正在积极消化美国实证研究的遗产,中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又如何拓展这之外的学术资源来丰富中国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纷繁多样,如何求同存异、彼此包容而产生新的整合联盟,而不是忙碌于思想流派、学术团体之间的内耗,应该怎样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商业媒介的价值与权力关系全面侵蚀媒介内容与公共生活的空间?笔者以为詹森的女性主义传播理论可以作为学术与行动的借鉴。因为她的批判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提倡发挥新“牛虻”精神参与到改革社会的进程之中,她认为近30年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或准确地说,社会运动),明确地向人们展示了妇女也可以面对强权捍卫真理,并在全世界造成影响。尽管美国的主流媒体不断地为女性主义运动唱挽歌,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的女性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一个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出不屈的活力。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反而更加凸显了妇女平等在国际人权组织议程表中的重要性(Jansen,2002: 247)。就当前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若干分歧和全球传播产业的巨无霸式的跨国兼并与垄断经营格局,詹森提出当前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应该认真对待当代认识论中所提倡的“新的谦卑”(new humility),用这种谦卑为我们的学术对话注入一种对新发现的接受,让我们能够欢迎而不是害怕越来越多发言者加入这个对话并使得对话不断发展。比如,我们可以借鉴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愤怒的功能主义的僵化症把许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都结束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后实证主义研究的探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跃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和学术探索活动(Jansen,2002: 248)。 三、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 尽管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学说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但鉴于其在学术与政治目标、社会运动实践等方面的一致性和全球化进程中传播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紧迫性,两者对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与压迫性的共同关注促成彼此联袂合作的趋势日渐明显(Steeves & Wasko,2002: 16),这使“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受益匪浅,若干学者已经进行了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③。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积累的实证文献已经说明妇女作为新闻工作者、电影制作者或出版商、广告商等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仍然十分有限,产业内有更多妇女并不能促成性别歧视的改变,那么“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能从政治角度理解妇女的从属地位现在如何在继续,并能有改变它的决心”(Arthurs,1994: 100)。也就是要求产生改变媒介组织的使用权、控制权和资金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策略,提倡“妇女媒介行动主义”(womens media activism)来挑战不断垄断集中的媒介产业④。 加拿大学者米歇尔·马丁(Michèle Martin)在《电话体系形成的社会性别、技术与文化》(Hello Central?: Gender,Technology,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1991)一书,作者研究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Bell公司丰富的却尚未被发掘的成就,参阅美国的情况,论著从电话发明时期至系统自动化阶段(1876—1920年),检视加拿大电话系统的发展,尤其在安大略和在魁北克的发展情况。作者强调的是新技术的发展为妇女提供了新的职业工作,赋予新的社会地位,和新文化实践发展中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妇女在新文化实践中的作用。作者抛开了以往技术仅由男性决定和操纵,或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政治权力的男子主导技术发展和趋势的传统思想,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融入传播政治经济学,意在展现妇女对传播技术与电话产业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如温柔礼貌的女接线员的廉价劳动与电话产业的利润来源,电话交流促进妇女社会化和家庭之外的联系,但劳工阶级妇女不可逾越阶级的鸿沟。 如火如荼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争取法律和社会平等的斗争绵绵不绝(虽然常常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可以在媒介产品中看到他们的信息和可见度很高的议题,讨论他们已经取得了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要多得多的平等,但是否可以说作为商品关系架构下的经济主体出现的同性恋社群就获得了解放的机会和实际效果呢?再看西方媒介现在不再以陈旧的语言把同性恋描绘成对宗教、家族、国家有威胁的、可怜的、精神上性变态的儿童猥亵者,而是标榜他们为年轻、健康、亲和并有着充裕的可支配收入的、有消费潜力的贵族,是否就可以隐喻这个性少数社群放弃通过法律与政治的斗争来争取性存在的平等呢?对西方传播产业的集中垄断下的彻底商业化语境而言,同性恋杂志难以幸免于利润与广告的商业化侵蚀。福雷德·费杰思(Fred Fejes)认为尽管这场经营活动并不带明显的政治性,但却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受到主流同性恋政治组织如人权组织所支持的“同化”策略(Fejes,2003)。的确,如此景观并没有任何政治含义,除非它伴随着一场要求政治权力和平等的大的政治运动。就如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社群,改革开放为他们获得经济自主开辟了空间,却不能保证他们赢得脱离传统文化赋予他们/她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立业”的家庭伦理责任的文化自主(曹晋,2007: 84)。我们甚至能说关于他们的市场调查和接踵而来的广告和媒介关注在政治上伤害了同性恋社群。费杰思坚持声明: 同性恋中不存在阶级、种族、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大多数男/女同性恋者都不在城市中心过着诱人、安全和无忧无虑的生活,更不是在体面的白领职场上赚取高额收入,每天去健身房或者穿最流行的服装。典型的同性恋者的处境更接近于Matthew Shepard(同性恋大学生,被谋杀)和Billy Jack Gaither(来自乡村的39岁同性恋,被殴打致死)——住在一个从暗地里隐藏敌意到对他们的存在公开表示仇视的环境中,时刻警惕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就算是表达他们的性欲望也是处于危险中,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再一次被媒介忽略了(Fejes,2003)。因此,把此议题置于政治经济与性别等因素的交叉分析中,对考察全球性少数社群的媒介再现与近用权不平等背后交织的多重压制力量甚有拓展与深入的意义。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同性恋媒介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针对同性恋社群的消费类杂志,涉及同性恋议题的媒介产品是服务于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健康干预媒介宣传产品(曹晋,2007: 75102),后者的不平等问题更具复杂性,这就不是商品化塑造的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批判可以诠释的,还构连着艾滋病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污名化和主流媒介对这一性少数社群的蔑视和扭曲传播。 在中国大陆广泛讨论的“新闻娱乐化”或是“媒介产品泛娱乐化”的论题,就非常适宜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结合的角度展开剖析。因为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 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从改革开放后到今天,娱乐化的趋势使媒介“去政治化”了,但娱乐的功能已经超过了健康审美的尺度,带来了很多问题。人们必须学会消费和娱乐,在工作之余也不能脱离社会工具关系的束缚。例如,娱乐化把人类作为有效工具,用色情化来达到娱乐化;新的消费主义让妇女、男人都承受更沉重的身体竞争负担(如瘦美、皮肤白皙、容貌俊秀、衣着时尚等)。今天,妇女在媒介再现中受到更多的压制和剥削;而且男性也未能幸免于消费主义浪潮(如近期电视流行的男子选秀节目,欣赏男色之风带来可观的收视业绩和广告收入),部分男性的权益也同样遭受剥夺。娱乐化并没有让受众得到更多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垄断和控制。还要注意的是,西方的娱乐化是媒体“去国家管制化”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的普遍推进而得到强化。来自业界的专业主义作为新闻人自律的操守,不可能抵御媒体彻底商业化的侵袭,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日趋模糊,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业界人士和高校的学者有责任揭示媒体娱乐化的种种迷思,培育受众与新闻工作者相互支持的感知结构与政治经济分析能力⑤。 再如对中国大陆的男性时尚杂志与男性气质建构的分析,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或是杂志文本的符号解读难以诠释男性时尚杂志的生产语境和政治经济运作的逻辑。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报业广告与利润全面下滑之际,合资的时尚杂志因有跨国公司广告的支撑,前景喜人,利润上扬,这样的描述是否就可以得出中国杂志经济的乐观发展结论呢?研究者必须回到更加宏观的本土传播产业场景,做更加广泛的调查。对比本土没有参与海外合作的时尚杂志的经营状况,笔者发现后者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因为精美的印刷成品若没有跨国公司产品广告的支持,无法经营时尚类杂志,而参与海外合资的时尚杂志则因海外广告与内容资源的扶持而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政治经济的视角使我们看到杂志经济的“依附性”,与之相适应的是内容的殖民化,如《时尚先生》的封面出现了许多无上装男士的身体,强壮的肌肉、健硕的身躯曾经是西方商业男性雄风的外在特征,如今被时尚杂志移植到了本土的媒介文本中,其深层意涵揭示出全球化、市场化的中国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如果仅就杂志文本,而不深入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环节做政治经济分析,那么,只能看到媒介内容再现的男性气质表象,而无从探索男性时尚杂志在本土的生产逻辑与全球传播产业跨国扩张的脉络。 传播政治经济学持续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传播、国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权益关系问题。女性主义思潮虽然多样化,但在中国本土,因文化研究的崛起,很多以女性主义批判为核心的大众媒介流行文化的研究都强调由社会结构转向文本的语言与符号分析,极少关注根本性的物质不平等。政治经济与女性主义学说两者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专注于话语的分析,而不着力形成话语的不平等结构因素,忽略了作用于话语的政治经济与伦理,降低了激进政治的深刻挑战力度,有意回避了日渐加剧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正的尖锐矛盾,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与探讨的力度将会有所削弱,所以,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学界,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积极联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的迫切使命之一。 注释: ① 凯瑟琳·瑟克斯纳(Kathryn Cirksena)和丽莎·库克兰兹(Lisa Cuklanz)的这篇论文着墨甚丰的是论述五个女性主义流派针对西方哲学思想二元论展开的批判。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allstonecraft)认为妇女的社会化、期望以及社会角色的狭隘范围对于许多上流社会妇女完全感性、看似不理性的行为是负有责任的。她指出由于妇女不被希望使用她们的头脑,也就无法实践或展示她们有能力行使的理性行为,她对将女性与感性相联系而将男性与理性相联系的批判试图彻底根除存在于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男女角色分工的这种二元观点,为妇女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而斗争。 ② 福柯反对马克思的宏观政治的阶级权力斗争学说,他认为权力无所不在,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如监狱、避难所、医院和学校都是社会规范管制主体的场所,从《规训与惩罚》就可以看到那些社会规范、政治措施,甚至是监狱的建筑模式都是监视、改造囚犯的微观权力,目的是强化社会控制。他更加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和客观的”,“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主张知识与权力实际上相辅相成,知识与权力控制紧密相关,知识帮助权力合理化、合法化,如《性经验史》中关于“性”的科学知识与道德观念打造的“性存在”(sexuality,译者翻译为性经验)机制,展布为快感、话语、真理与权力,性存在的技术问题“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活力、长寿、生殖力和传宗接代……作为社会统治和政治束缚的一种手段。在通过使用一个自己发明的权力和知识技术建立起自己的性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强调了自己的肉体、感觉、快感、健康、生存在政治上的重要价值”(中文版,佘碧平译,2000: 89)。 ③ 如德尔文(Dervin,1987)、格拉菲尔(Gallagher,1985 & 1992)、巴尔卡(Balka,1991)、马丁(Martin,1991)、米汉与拜尔斯(Meehan & Byars,2000)、费杰思(Fejes,2003)等。 ④ 格拉菲尔赞同阿瑟斯的见解,列举了《太阳报》的一个鲜活例子,丽贝卡·韦德(Rebekah Wade)2003年接任英国小报《太阳报》编辑之后,在(该报)的内容、风格或导向上都没有变得更为妇女或家庭(familyfriendly)着想,减弱社会性别歧视与色情元素;臭名昭著的“第三页女孩(page 3 girl)”也没有被撤换。所以韦德的女性性别并不是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存在、思考和工作方式的保证,所以,女性主义对媒介组织的挑战必须有涉及政治经济要害的思想与行动。 ⑤ 这段文字删改自笔者2006年12月参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针对“媒体娱乐化问题”的小型学术讨论活动时的发言(原发言稿经乐晓磊记录,以《中国媒体娱乐化冷观热议》为题发表于《新闻记者》,2006,12)。 参考文献: 1. 曹晋: 《中国大陆的另类媒介生产: 以〈朋友通信〉为例》,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7(12)。 2. [法]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Arthurs J.Women and Television.In: Stuart Hood,ed. Behind the Screens.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94. 5. Barrett M.Words and Things: Materialism and Method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Analysis.In: Barrett M., Phillips A., ed. Destabilizing Theory. Cambridge: Polity,1992. 6. Berger P L.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New York: Anchor Books,1963. 7. Cirksena K, Cuklanz L.Male is to Female As____is to ____: A Guided Tour of Five Feminist Frameworks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In: Rakow L. F,ed.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Routledge,New York: London,1992. 8. Fejes F.Advertisi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esbian/Gay Identity. In: Gender,Race and Class in Media: A TextReader.Gail Dines, Jean M. Humez ed.Thousand Oaks: Sage,2003. 9. Harding 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10. Hekman S.Truth and Method :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ed.In: Sandra Harding ed.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ises.Routledge,2004. 11. Jansen S C.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Power,Media,Gender and Technology.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 12. Marti M.Hello Central?: Gender,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elephone Systems.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 13. Spivak G C.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London: Macmillan,1988. 14. Spivak G C.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1985(12). 15. Steeves L.Feminist Theories and Media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87,4(2). 16. Steeves L, Wasko J.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In: Meehan E. and Riordan E. ed.Sex & Mone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 17. Rakow L F.Women Making Meaning,New Feminist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Routledge,New York: London,1992. 18. Rakow L F., Wackwitz L. A. 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Selections in Context.Thousand Oaks: Sage,2004. 19. van Zoonen L. Feminist Media Studies.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1994. 第二章刻板形象、制度批判与受众分析“社会不仅控制我们的行动,而且塑造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情。社会的结构变成我们自己的意识结构。社会不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停止。社会穿透我们如同它包围我们一样。社会之监禁我们,与其说是经由征服,不如说是共谋造成的。的确,有时候我们是自动去服从。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社会天性所诱骗。在我们出现于舞台之前,监禁我们的围墙就已在那儿了,但是这围墙又被我们所重建。我们被自己的合作所出卖而陷于监禁之中。”(Berger,1963: 121)大众媒介也是一种控制民众行动的有效工具,同样塑造着受众的身份、思想与感情。传播结构是社会结构的表现之一,媒介信息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众,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卡特与斯坦纳(Cynthia Carter & Linda Steiner)提出应从文本(texts)、机构(institutions)和受众(audiences)三者之间相互“构连”(articulated)的关系或一种高度内在结构化来理解媒介(Carter & Steiner,2004)。因此,本章就按照这一内在逻辑从媒介文本再现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社会性别歧视的制度批判与受众分析三个步骤来囊括“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 一、 媒介文本再现的两性刻板形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雄心勃勃地要求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寻求能够实现平等的宪法修正案,以及和男性同工同酬、共同供养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理论与实例第二章刻板形象、制度批判与受众分析家庭的机会,通过社会制度改革,即努力铲除在教育、法律和经济政策上的社会性别歧视,由此达到社会性别平等。女性主义运动者直接把目标对准被她们认为通过塑造性别角色和社会分工刻板形象而对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电视台。例如全国妇女组织(NOW,1966)发起对WRC电视执照的挑战,严厉谴责其节目内容充满性别歧视,甚至根本忽略妇女议题,因此“再现的进程与社会建构的差异和排斥体系构连在一起,女性主义理论家持续地与强加在妇女特定的族裔、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群体中的身份边界做斗争”(Rakow & Wackwitz,2004: 9)。女性主义运动与反核、环保等运动一起促使了另一个“公共领域”的产生,大众媒介生态随社会运动而有所改变(Downing,1988; Kogawa,1985),例如妇女创办的小型媒介组织就表达了被支配妇女群体的心声。无论运动成败,其结果最终导致学界研究并支援妇女运动的诉求(Cantor,1988),促进了妇女自我的警觉与传播研究的批判意识。也就在这种思潮的跌宕之中,引起了学者们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y)在媒介中的再现问题的讨论,有学者将男性气质定义为“社会性别的压制”(Hearn,1987,quoted from Jackson et al,2001: 13),也有学者试图展示男性气质的建构与种族、阶级、社会性别等概念联系在一起(Chapman & Rutherford,1988; Hall,1992; McClintock,1995,quoted from Jackson et al,2001: 13),当然,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积累比媒介中的女性气质(Feminity)的刻板形象的讨论要少得多,但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1977年,学者发表的媒介社会性别刻板形象的综合研究书目已超过千种(Courntney & Whipple,1983)。美国妇女的媒介再现是以妇女在男人生活中所扮演的性伙伴、生育者和哺育者这样一些角色为基础,在本质化、异性爱取向的、男性气质的话语中对妇女作了界定(Jansen,2002: 33)。20世纪80年代,海伦·贝尔(Helen Baehr)指出卡茨(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二级传播研究(TwoStep Flow)的妇女样本探讨媒介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反映出美国妇女是一群极具商业利益的消费者,也是广告‘说服’的头号目标”。这样的研究仅把妇女当成家庭主妇和消费者(Helen Baehr,1980: 114)。大卫·岗特莱特(Gauntlett)也评述了过去(1950—1990年)和当代(1990—2000年)大众媒介中社会性别的再现问题,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社会性别在大众媒介中的再现更加复杂化,刻板形象比过去减少,但美丽、苗条、性感的妇女形象给予其他妇女压力,尤其提到广告中的色情吸引(Gauntlett,2002: 4290)。詹森认为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与思想完全由男性气质的文化价值观所殖民和定义,“美国大众媒介培养的理想的企业妇女形象,用半色情的辞藻来说是一个‘娇娃’,同时又把妇女塑造成‘女杀手’(killer woman)——一个残暴无情的工具,屠戮成性,对传统女性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不屑一顾。”(Jansen,2002: 32)“娇娃”是根据成年男人们热衷的性幻想的特别要求,这种性欲极其旺盛的混合体妇女,要表现出丰胸、细腰的曲线美,充满温柔、驯服的女性气质,而取得职业成就的“女杀手”则要付出与男人竞争的代价,变成传统色情意味的“坏女孩”,实际上,两种形象都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商业需求。同时,学者们对有色人种的刻板形象也有所关注,如美国黑人妇女如何被媒介再现为雄武、性欲的对象(Bogle,1973&Cummings,1988&Collins,1990),还有学者对印第安妇女刻板形象也有深入的研究(Rayna Green,1975 &Marynann Oshana,1981 &David Smith,1982)。中国媒介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媒介再现的妇女从体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劳动创造力平等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去性感化的、朴素的劳动者形象(如“铁姑娘”、“女劳模”、“女当家”)转变为后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操纵的、颇具女性气质的、温驯美丽的、物化的年轻女郎,这一女性形象变迁的历史脉络被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为: “新时期(197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可以看成是男权文化对性别平等的反击”(Dai,1990: 202)。 根据康奈尔(R.W.Connell)“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观点,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高度程式化的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支配国家和从属国家之间关系的全球秩序中得到抽象的复制。这种原则反过来又在新闻业的国际新闻制作中得到再生产(Connell,1987)。自康奈尔“霸权的男性气质”概念提出之后,对男性气质的刻板形象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电视剧男主人公、男人时尚杂志、广告等领域。如对《纽约重案组》(NYPDBlue,1993)电视剧中备受考验的、勇敢、固执的男侦探的分析,活跃了当代的男性气质的研究(quoted from Gauntlett,2002: 62)。西恩·尼克松(Sean Nixon)多次对男性服装零售、广告、市场调查以及杂志文化中男性气质的“新型视觉编码”(Nixon,1992,1993 &1997,quoted from Jackson et al.,2001: 11)进行了研究。高迪斯(Anthony Cortese)发现广告中的男性往往有强健的体魄与具层次感的外貌,他们都很年轻、英俊、干净、整洁、完美和性感,肌肉男性占据了频道和杂志封面(Cortese,1999)。岗特莱特还以《男人帮》(FHM)、《整装待发》(Loaded)、《箴言》(Maxim)等数本销量可观的男性时尚杂志为分析对象,反对男性生活杂志是在重新确立旧的男性气质价值观或者是对女性主义的反击,而且宣称男性杂志暴露了男人的紧张与不安全感(Gauntlett,2002: 152180)。正如怀特海(Whitehead)和贝瑞特(Barret)在谈到男性认同时所说的: “无论人们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如何变化,这些定义永远都会和女性气质形成鲜明对比,并永远凌驾于女性气质之上。这样来说……男性气质的核心其实就是对女性气质的否定。” (Whitehead & Barret,2001: 23)。但也有学者并不如此看问题,如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就对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物质追求形成媒介塑造物化、性感的妇女形象和雄健的、权威的、肌肉感的男性形象问题别有洞见。她的研究发现传统的男性“养家者”的角色也会伤害到找不到工作的男同胞,社会看起来对男人实现了承诺,传统男人的角色给予了他们根本的幸福,但就在此意义上,男人已经被社会“背叛”了。她还暗示女性主义者错误地认为男人的传统角色是有权力的,也错误地认为男人保持了最好的生活方式,而只给女人那些无聊的责任。法鲁迪的要点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通男人比女人更受压抑与限制。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男性与女性都成为了消费主义文化、外貌和魅力的牺牲品(Faludi,1999)。 作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重要的传统分析范畴的刻板形象研究,全球已经结出丰硕的成果。在早期对启蒙人们反思社会性别偏见、变革固有的社会性别成规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研究也容易陷入困境——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经不起质疑,如流于肤浅的、模式化的、量化的妇女形象描述,往往缺乏深刻的、具有洞察力的、批判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学理分析。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的专著《杂志封面女郎: 美国大众媒介中视觉刻板形象的起源》(The 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 The Origins of Visual Stereotypes in American Mass Media,2001)是刻板形象研究的集大成者,作者把封面女郎形象作为一个解释的透镜来发挥作用,因为“封面宣告了杂志的个性特征、对读者的承诺,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目标读者”,“杂志出版实际上达成两种生意: 把杂志卖给读者和把读者卖给广告主”(Kitch,2001: 4),封面也就是一种促销工具。作者还转引特蕾莎·博金斯(Teresa Perkins)对“刻板形象的力量”的解释,即“来自三个因素的综合: ‘简单’,直观的可辨认性(这使它的交流性角色非常重要)和它含蓄地提及的对于某些属性或复杂社会关系的假定共鸣(consonance)。在这一方面,刻板形象是‘共享的文化意义’的原型。”(Teresa Perkins,quoted from Kitch,2001: 5)。该论著以具体社会情境所产制的妇女刻板形象深层的文化意涵分析,并引发女性气质(femininity)、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社会阶层(social class)等关键词的历史演进的探讨,避免了上述问题的重蹈覆辙。作者把封面女郎还原到具体历史的社会情境中,并坚持认为那些美国早期的妇女杂志的封面女郎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形象本身而在于其象征主义,在于大众媒介如何为模式制造了意义,这些模式是为了回应特定的文化压力而产生发展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些压力重新浮现时,这些模式还有潜能再次出现”(Kitch,2001: 16)。从被誉为女插图画家中的“泰斗”级人物——爱丽思·芭博·斯蒂芬斯(Alice Barber Stephens)于1897年在《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封面所创造的一系列在新世纪里坚持旧价值的“新妇女”图像开始,到1903年该刊成长为第一本美国发行上百万的杂志,封面已经是吉布逊(Gibson)先生的美国女郎——钢笔描画的新妇女,她们轮廓分明、自信、有贵族气质。菲舍(Harrison Fisher)女郎与克里斯蒂(Howard Chansler Christy)女郎则是把端庄的维多利亚女郎转变成运动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现代妇女,当然,她们都属于上流社会。此时,外表的美丽已作为美国考量人们的健康、性格与美国特质的标准,这些女郎头像还被复制到各种器具上广泛传播,发挥中产阶级护身符的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海报的妇女形象再现的女性气质——令人心动的美貌、仁慈的保护天使、无私奉献的母亲,辉映着胸膛宽阔、勇敢强健、高尚爱国、自愿战斗的男性气质。战后,《生活》(Life)杂志再现的赫尔德(John Held Jr.)的轻佻女郎衣着暴露、浓妆艳抹、寻欢作乐,但她对售卖时尚,推广一系列消费产品和服务功不可没——的确刺激了美国当年的国内消费。而1925年,内依莎·麦克梅恩(Neysa,McMein)在《麦克卢尔》(McClures)杂志描画的系列妇女形象,沉静克制,符合传统女性气质的期望。1930年代突破200万发行量的《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首席封面画家杰西·维尔科克斯·史密斯(Jessie Willcox Smith)绘制的母亲或是儿童,表现了美国式的童年理想化为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居民的经历。诺曼·洛克维尔(Norman Rockwell)在具有庞大男性受众群的《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图绘的男孩、妇女,无一不象征着美国舒适的中产家庭氛围和主流社会的渴望。也就是说,美国大众媒介的妇女形象与社会的发展是相吻合的,与美国特质的意涵,与阶级、社会性别、性与消费主义的意识一致。 作者在论述封面女郎所浓缩的时代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同时,也讨论了美国媒介中的男性形象与男性气质(masculinity)问题。在凯奇的个案分析中,她举证了妇女经过女性主义运动而获得投票权以及经济、法律、教育地位之后,妇女对男性的挑战所导致的“男性气质”的危机,同时,“拥有性自由的美国妇女”的性感与色情的诱惑也被再现为对男人的威胁,例如詹姆斯·蒙哥马利·佛兰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笔下风情万种的荡妇。美国理想的男性气质,其一是罗斯福总统所支持的年轻的白人男子应该追求“奋斗的生活”,“过于有修养的男人”,而那些被女人支配的男人——其弱点已经危及了种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力量。面对妇女在职场的竞争,男人是不应该退缩回家庭,受制于主妇掌控,或是承担家庭义务,妇女天生就是母亲、妻子,男人才该在职场打拼、搏击。其二是那种体格健壮、雄心勃勃的童子军或是橄榄球运动员的男性气质,代表了伟大美国的中产阶级白种男人的身份、声望与地位(Kitch,2001: 5674)。美国男性气质不仅再现于杂志封面,就连史密斯的象牙肥皂广告中也融入了美国海军帝国主义和全球优生学的主题。罗斯福总统将男性气质中的刚毅品质等同于美国对全球经济和军事主导的控制,他认为只有“体现了未获胜,努力拼搏的男人”才能完成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伟大角色”的任务,并“从混乱中创造秩序”。凯奇同时引用了安妮·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将世纪之交英国肥皂生产商的广告修辞和国家的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例子,认为肥皂不仅象征白种人的纯粹性,还体现了坚信“黑暗国家”能够通过殖民活动被“漂白”的信念,以此说明男性气质的象征力量,因为社会性别观念显然不会赋予女性气质那样的象征价值(Kitch,2001: 172)。康奈尔所意识到的“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尽管受到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冲击,但其地位仍然牢固,仍持续维护着社会的不公平,男性依然从控制妇女的支配地位中获利(Connell,1995)。 塔克曼(Tuchman,1978)指出媒介传递了社会文化的遗产——深入骨髓的社会性别歧视,其功能在于捍卫持续性的、整合性的文化和拒绝变迁。刻板形象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实证与理论两方面都已拓展到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刻板形象再现的探讨。学者们已经论证了以年轻受众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