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智能乾坤 第1章 心智导图 1.1 领 导 理 论 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及如何养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了许多独特的思想与文化，对今天的领导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易经》这样的文化瑰宝，虽然诞生于我国的远古时代，却有着可以贯通当代的思想精华，并具有指导当代领导者提升领导力的神奇力量。 1.1.1 西方经典领导学理论 为什么领导者能够唤起追随者强烈的忠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些手握重权并建立丰功伟业的领导者会突然面临支持者的抛弃，过去有效的领导体系在短时间内完全分崩离析？为什么有些看似平庸的人会直达权力的顶峰，而又有那么多的人怀才不遇？ 领导与被领导的活动自古就有。人们一直对领导者、领导行为和历史事件有着浓厚的兴趣，无数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仔细探究了其中的奥妙。过去人们一直相信领导乃是上天的使者，所以“领导”一词包含太多神秘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特征。时至今日，遥想历史上的领导者，人们最直接的联想依旧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英明的君主、伟大的国家缔造者等。他们的勇敢与智慧在人世间口口相传，那些改天换地的事迹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人类的历史似乎是由这些帝王将相所写就。 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领导者的特质、行为和所处的情境之后，不禁要问，什么才是有效的领导？在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中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领导者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对此，学术界已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西方领导学的理论研究归纳起来分为特质论、行为论和权变论。特质论是以领导者为中心，探究领导者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行为论是从创建的领导结构和领导者的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去观察领导，在行为论突破特质论的垄断后，领导所具有的世俗化特征才开始显露。权变论试图实现艺术与科学的统一，把领导的有效性建立在对部下与情境的准确判断以及对领导者的选择这一基础之上。 1. 特质论 主张特质论的学者注重研究领导者的人格特质，认为领导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领导者具备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如图1-1所示。 图1-1　特质论 天才论是特质论的最初源头，天才论认为领导者只有天生具备某些天赋和品质，才能在后天环境培育之下成为领导者。甚至认为有些人天生就具备领导才能，就知道如何领导。因为许多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如出身相貌、生辰八字等，冥冥之中颇有将相有种的感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挖地洞”“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即在证明领导者是天生的说法。若具备这些特质，则在先天就已经具有领导特质，故能否成为领导者或者位居领导层，从出生时就已经注定。 特质论是运用实验手段对天才论进行科学化处理的产物。经研究发现，一个人是否具备领导众人的能力，要看他是否具备如下特质：独立精神、良好的判断力及迅速掌控新工作的能力；对自己尊重且尊重他人的幽默感，具有让周围的人希望与他做朋友的魅力；显现尊贵自在的仪态，有丰富而满意的私生活；对与工作相关的任何新事物都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每次获得晋升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下一次晋升所需的能力。 假设特质论成立，则提供了一个为领导岗位选拔“正确”人选的基础，但是，特质的多样性是无限的。例如丘吉尔是一位口才极好的斗士，甘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机智过人的民族英雄，列宁是一位冷静、有理想的革命家。从军队领导中的例子，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马歇尔是一位谦和、低调的人，有着极好的判断力和使人产生信任感的无穷力量。麦克阿瑟是一位充满智慧的战略家，有远见且极善炫耀的行政长官，曾是他部下的艾森豪威尔说起他的时候，用“我跟一位大师学过舞台表演”来形容，而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二战”后期作为盟军总司令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巴顿将军是位威猛、富有激情的战斗司令官。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是位非常有天赋但喜怒无常的将领，丘吉尔评价他说：“他失败时不屈不挠，胜利时让人难以忍受。” 以上这些人物都是伟大的领导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人特质。虽然有很多关于领导特质的研究和探讨，但没有一致性的理论能证明哪一类特质可以清楚地区分成功或失败，许多有关区分成功或失败领导者的研究结果都是不确定的。领导特质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造就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特质论的不足使学者们开始探讨行为论。 2. 行为论 有些学者根据行为学派理论，发现成功与失败的领导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行为上，如图1-2所示。 图1-2　行为论 如果行为论成立，那么就意味着领导者也能经后天培养而成，这就等于给了立志成为领导者的人一线曙光。在行为论的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来源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1）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将领导行为分为两个维度：创立结构和关怀体恤。创立结构指的是领导者重视组织目标的实现，他会清楚地说明每一个部下扮演的角色和指派的工作，并事先做好完整的计划、设定行事的流程、对进程给予压力等。关怀体恤则指领导者重视部下的内在需要，鼓励双向沟通，部下也能参与决策，领导者与部下之间关系融洽，彼此尊重、相互信任。 （2）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将领导行为分为两个导向：生产导向和员工导向。顾名思义，生产导向者倾向于强调工作的技术或作业层面；而员工导向者则比较重视人际关系，试图了解部下的需要，并接受成员间个体的差异。 其实，密歇根大学的生产和员工两个导向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创立结构和关怀体恤两个维度大体是一致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和简·莫顿（Janes Mouton）发展了领导行为的二维观点，提出了二维直角坐标图，横坐标表示关心生产，纵坐标表示关心员工，理想的行为被认为是正向取值越大，领导绩效越佳。两所大学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对领导者行为研究的指标体系不同，但殊途同归，即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两个维度。任务维度是指领导者清楚地说明个体或团体的责任和义务的程度，包括制定方向和设定目标。关系维度是指领导者加入双方或多方沟通中的程度，包括倾听、给予鼓励和支持等活动。任务导向能弥补部下能力的欠缺，关系导向则试图使部下在心理上领会领导者的意图。 行为理论由于过分重视领导者的行为取向，因此使领导学的研究出现了独断主义的倾向。但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没有考虑情境因素，故没有足够确切的证据作为支持，仍不能视为完善的领导理论。 3. 权变论 任何领导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领导的有效程度不仅取决于领导者自身的行为取向，还取决于他所依存的环境。所谓环境是由体制、文化、心理和习俗等因素在组织内部和外部形成的一种客观的、无形的压力。所以，情境成为研究领导活动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促使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 权变论者提出了领导者所处的情境决定了何种人格特质及行为才是促成有效领导的因素，权变论的基本思想是领导的有效性随着领导者、追随者和情境这些关键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E = f（L，F，S）（1-1） 式中，因变量E（effectiveness）代表领导的有效性，变量L（leader）代表领导者，变量F（followers）代表追随者，变量S（situation）代表情境，函数f代表特征映射的关系。从内容上来说，它是在前两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关注的是领导者、追随者和情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决定领导有效性的形成机制。 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弗莱德·费德勒（Fred Fiedler）的权变模型是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费德勒权变模型认为个人的领导特质及其风格是固定不变的，唯有改变情境以配合领导者，或更换领导者以配合情境。强调领导者的效能是由情境决定的，而且认为领导者的行为与团体的实际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应分清的是领导者的行为在何种情境下最具效能。配合领导者行为是工作导向还是关系导向，费德勒提出八种不同的情境，根据图1-3可知适合自己领导行为的情境，这就是费德勒权变模型的贡献。 图1-3　权变论 图中的实线代表工作导向，虚线代表关系导向。纵轴代表工作绩效，横轴代表情境。情境分为有利（Ⅰ、Ⅱ、Ⅲ）、中等（Ⅳ、Ⅴ、Ⅵ）和不利（Ⅶ、Ⅷ）三种，是由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三个要素组合构成。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领导者对部下信任、依赖和尊重的程度，任务结构是指规定部下工作的流程、目标和考核的清晰程度，职位权力是指领导者拥有聘用、解雇、训导、晋升、加薪的权力。 图1-3表明，工作导向型的领导在有利或不利的情境下工作绩效更好；相反，关系导向型的领导在中等有利的情境下工作绩效更好。领导活动的创造性和规范性使领导力的研究必须反映艺术化与科学化两个层面的双重特征：领导者处理与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领导活动的艺术化，即通过用人、用权和领导方法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而领导者处理与事物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领导活动的科学化。对领导力进行理论探索和实验研究的过程是艺术与科学的统一，这样既能体会到领导艺术的感染力，又能体会到领导科学的震撼力。 领导理论的演变，涵盖的范围愈渐广泛，从对领导者本身的特质分析，一直复杂化到对领导特质、行为与情境的交互影响的分析，但仍然难以找出一个成为领导者的通则，领导理论向领导特质论回归的倾向又开始出现。这一回归倾向说明，人们不能从科学论证中寻求对领导令人信服的解释时，特质论可以提供最便利的帮助。从文明发展史看，一个原本异常复杂的难题，在经过文化艺术发展和科学技术突破后，也许会诞生出一个异常简单的解。 1.1.2 整体论的探索与实践 当今的世界是复杂的组织，正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在其中发挥领导力一样，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在组织中去发展能够创造领导力的文化。回顾百年的风雨历程，秉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清华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沟通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桥梁，是为中华民族振兴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是实施科教兴国值得信赖的坚强堡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共和国之最”出自清华大学这片科技和文化的沃土，仿佛一座座无声的丰碑，诉说着清华大学令人炫目的成就：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人都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23位国家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中就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一批批毕业生相继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可见，学习和培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后天的学习和培养，就会见识不远、目光短浅，遇到事情就会胆怯退缩，不敢冒风险大胆尝试，很难成为一位领导者。如果具备一些特质，在后天的环境中，通过父母、学校的发现和培养，加之自身的修炼，可以造就成一位领导者。 “清华园”的园名出自唐太宗所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玄奘取经归来后，唐太宗褒奖玄奘功德，以“清华” “朗润”形容这位法门领袖的人格特质。清代大学士们在给两座皇家园林命名时，取名“清华园” “朗润园”，也就是清华大学校内的“清华园”和北京大学校内的“朗润园”。图1-4（a）所示，清华园正门上悬挂的是咸丰皇帝御笔匾额。 （a） （b） （c） （d） 图1-4　清华园和清华大学校徽、校门 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在清华园内设坛举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全中国每人赔付一两银子。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这一年是庚子年，所以又叫“庚子赔款”。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的超收部分退还中国，用以建立一所西式学校，聚中华之英才而育之，然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委任要员。1911年帝制将落之时，清朝当局提供了紫禁城以北的清华园这座皇家园林作为这所学校的校园。 如今的清华学堂是当时的教学楼，重建的二校门则是当时的校门。由于罗斯福总统催生了清华学堂，因此清华的西体育馆曾被命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并在墙面上铸其雕像。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成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早期是美国用中国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因校址建在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面对被焚毁的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清华师生的民族耻辱感时时涌上心头。 1914年冬天，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讲，用《易传·象传上》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 “自强不息”要求清华人具有发奋图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的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见义勇为，不避艰险。 “厚德载物”要求清华人具有团结协作、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胸怀。恰如梁启超所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严，责人甚轻。当其名高任重，气度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 梁启超先生阐发“君子”之义后，更明确地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殷殷勉励之情，溢于言表。 此次演讲后学校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为清华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如图1-4（b）所示。这八字校训正是领导者应有的特质：持续创新的价值追求，博大包容的品格魅力。一批批民族精英从这里踏出国门，游学西土，学业有成，归国报效。 校歌作为学校目标之象征，其选择可谓一校之定位问题。1923年，清华大学取消当时的英文校歌，用中文校歌取而代之，表达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理念和造就领袖人才的宗旨。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卑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水木清华众秀钟，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 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于1929年秋开办研究院，图1-4（c）就是当时大学的校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执中庸之道，与众多德高望重的师长一起，励精图治、严谨治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37年因日本侵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迁回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清华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为清华大学题写校名，如图1-4（d）清华大学西校门上所示。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苏联专家提出清华大学的建设目标为“工程师的摇篮”，蒋南翔校长与广大教职工一起，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79年底，在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清华大学77届的同学们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是他们吹响了嘹亮的号角，鼓舞无数青年勤奋务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总览清华园全景，其建筑的四种特征映射了清华百年的历程：中国古典式（皇家园林），欧美古典式（礼堂区），俄罗斯式（主楼），现代式（当代校园）。 回顾清华百年育人历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校训极有意义，这八个字出自《易传》，《易传》是解释《周易》的书。从古至今，凡是有据的传承，都认为《易经》的作者始制八卦、演六十四卦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治天下。用什么治天下？《易传·系辞下》有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黄帝、尧、舜效法天地，无为而治天下。正因为此，《易经》才被立为群经之首，万法之源，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帝王将相当成一部不朽的圣典。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一种健全的人格，构建了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一是用愿景和战略来整合相关人员，实现大家的共同理想；二是以荣誉、利益等关怀与强制手段交换组织成员的忠诚与服从。前者强调推动变化，后者强调维持秩序，一切事情发展的动力都源自阴阳交合的作用。把这些特质作为领导者的预测因子，清华大学领导的探索与实践为此提供了一致的和强有力的支持。 “领导”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有，还没有哪一个话题能像“领导”这样引起人们如此浓厚的兴趣。“领导”也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字眼，常与“领导者”“领导力”这些概念混淆。“领导”是影响他人实现目标的过程；“领导者”是主体，引领他人达到预定目标；“领导力”则是这一过程中有大小又有方向的作用，包括自身特质以及一些方法和技巧能力。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领导”所包含的诸多神秘主义和英雄主义特征使“领导”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了研究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诞生了领导学。 “控制—对照—比较”实验研究法是通过人为地控制某些因素，揭示某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理论、实践以及测量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领导力实验室（leadership lab）这一概念源于美国的大学和培训机构，旨在通过领导力的练习、问答和测评对思想与行为进行实验性的探索和研习。具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开设的领导力实验室课程，此外，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等也有领导力实验室课程。200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领导力实验室》一书，该书是在总结东西方领导学经典的基础上，试图回答决定领导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及其形成机制，从而揭示适合当今社会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 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以及众多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伟大实践都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文化背景决定着未来经济走向与政治成效。为展示领导力实验室课程研究的系列成果，201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教材《简易领导》。《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是领导者成长的哲学。通过对领导哲学“我是谁，往哪去，如何去” 问题的研究，必将催生出结合东西方优势的全新领导理论和实用技能，该书恰是以中华文化的基因《易经》为基础重新诠释了领导力。 西方的领导学理论大多着眼于解决领导学的某些局部问题，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把领导学拆解成一个个能够被已有理论所理解的特质、行为、权变问题来研究，但是错综复杂的联系和转换却被破坏了，无法还原成原来鲜活的整体。中国古代哲学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即使是局部问题也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理解，努力抓住能够统揽系统全局本质而又具有生态演化性质的整体性特征进行研究，但往往缺乏所谓科学的实证而直奔结论。 那么，什么是能够“统揽系统全局本质而又具有生态演化性质的整体性特征”呢？这只能是智能生成机制。智能乾坤的理论研究不只停留在总结领导有效性关键因素的层面，而是深入研究与应用其生成机制，并以揭示领导的真实内涵与本质特征为主要线索，把隐藏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等级的领导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提炼出来，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领导所持有的迷惑，清除了人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误解。 沟通人文与科学是今天领导学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基于这个目标，不只是用文化来解释，而是上升到逻辑，更加注重智能时代人文与科学新的融合，采用实验性的探索和研习模式，带领学习者了解中华文化影响下，领导者如何定位、创新和变革以促成事业上的成功，并提升社会责任感。 概括小结 如果有人更为简易阐明了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的最初发现者就会被人遗忘。领导学方面的理论，一般都是很短命的，而人类的智慧宝典——中国的《易经》，自古以来，相沿数千年之久，具有领导哲学的核心价值和实用智慧。也正是在这种领导哲学的濡染下，清华大学追求创新以增强组织的竞争力，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如何变革的道路，培育出了众多的领导者。 1.2 二元整体论 打开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部经典，如《圣经》《古兰经》和记载释迦牟尼菩提树下觉悟的佛教经典以及古希腊神话，这些典籍首先关注的都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天地万物的起源。这就说明，当世界上所有称得起智慧二字的民族都在探索天地如何起源时，中华先贤也没有置身事外。 《易经》的象是指将一类现象积累在一起组成不同的卦爻，是代表不同情境的简易结构。从结构上分为符号系统和语言文字系统。符号系统是由六十四组不同的符号即六十四卦构成，每一卦由六个最小的单位“爻”构成。爻只有阳爻（连线）、阴爻（断线）两种，古人分别用一截长树枝和两截短树枝表示。阳爻代表刚健、主动积极或者君、父等推动变化的力量，用奇数来表示；阴爻代表柔顺、从动消极或者臣、母等维持秩序的力量，用偶数来代表。阳爻也叫刚爻，阴爻也叫柔爻。 《易传·系辞上》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从自然到人事都表现出一阴一阳的本质及其生成演化的规律，而且每一层的生成都是继承了前一层的生成规律并予以延续。图1-5自下而上刻画了《道德经》所描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生态系统演化的规律，所谓“道”是往来的路，“德”是行道而有所心得。 图1-5　二元整体论 八卦变量名从左到右因序赋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象征八大卦象 “天、泽、火、雷、风、水、山、地”的自然资源，体现八种卦德 “健、说、丽、动、入、陷、止、顺”的人格特质。宋代朱熹的《八卦取象歌》可以帮助记忆八卦的卦象：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从中国人的人文结构来理解，始于用《易经》的象数理结构解释人类思考过程的尝试，把社会看作一个由天、地、人构成的整体，这些思考和理论还局限在社会学、哲学的层面。而通过模拟神经元网络的特征映射作用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参照系，重点从认识大脑各区域的单一活动，转向探索它们与事物是如何互相影响联网工作的，这个重要的进步导致领导学将这些思考和理论推进到心智模式实证研究的方向。一方面，中国古代结构化的推理方法向着与人类心智高度相似的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人工神经元网络研究正在揭开心智模式的秘密。 1.2.1 象：网络的自组织 所谓“象”，是指寓理于象的形象思维。每个人都如同神经网络中的一个神经元，向周围的同伴传递经过你处理后的图景。在自组织网络模型中，将结点排成由八卦重叠组合而成的阵列，阵列中并没有预先指定某个（或某若干个）结点是反映某个特征权值的。阵列中的每个结点不但接受输入，而且还接受阵列中其他结点相生相克送来的信息，后者称为侧反馈。 外部刺激输入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官感受器，对触发因素体验过滤作出选择性感知，条件反射产生身体内部的情绪波动，而数据处理输出外在的非语言或语言的行为。五官的感觉叫作五感，即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鼻子能够嗅、舌头能够尝，还有皮肤、手可以接触。依据五官的感觉做判断，有时会犯错误或会被人欺骗。除此之外，还有第六感，第六感就是直觉。直觉是人类先天的本能和后天内化后的经验的表现，是潜意识浮现到意识层面后一种可辨认的感觉。 幼年时，人在与生俱有的本能基础上形成第一种人格特质。人格特质不完善的婴幼儿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他们对外界作出的反应，几乎完全取决于此时外界给他们造成的认知与看法，所有这些认知与看法都将被根深蒂固地汇集于潜意识之中，伴随着逐步地成长，不断地接受新的信息，那些逐步被验证的潜意识便会慢慢地形成新的人格特质。而后的所有人格特质包括上述二者自身的变化都是基于上述二者及以后生活环境与经历的综合所产生、形成的。这种现象会一直延续到十四五岁，当然，其影响程度会随着年龄逐步增大而逐渐转缓。 所谓心智，即心思智力，是自然选择设计的一套计算器官系统，解决我们进化的祖先在他们生活的觅食方式中所面临的问题。心智模式深植于我们心中，是关于我们自己、别人、组织及周围世界每个层面的形象、假设和故事，《易经》与从人性出发的发展论的关系最为密切。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用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进行表述的，这就是形象思维。运用形象比喻的手段将道理寓于其中，《易经》很少直接讲道理，总是通过一个物象来反映一个道理，表现了一种“寓理于象”的形象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不是用形式逻辑推理，而是以丰富的比喻寓理于象。 从《论语》《左传》有关的记载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占筮的人所取的物象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易传·说卦传》记载，有所谓的“大象”，就是八卦所象征的八种自然物，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的物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称为大象。 其次是“本象”，根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各有其本称为本象。本象近取身体，取乾卦代表首、坤卦代表腹、震卦代表足、巽卦代表股、坎卦代表耳、离卦代表目、艮卦代表手、兑卦代表口。本象远取动物，取乾卦代表马、坤卦代表牛、震卦代表龙、巽卦代表鸡、坎卦代表猪、离卦代表野鸡、艮卦代表狗、兑卦代表羊。随着算卦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取象说理来解释卦爻辞，六十四卦上下往来变化的象越多，解释卦爻辞的领域和机会就越多，大象和本象就不够了。 到战国末期，在大象、本象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卦象种类繁杂，由于记忆上的困难，给算卦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发展到了“意动成象”，也就是想代表什么就说是什么。这就使算卦产生了矛盾、混杂、牵强附会，甚至信口雌黄，但取象说产生了形象思维方式。 每一卦都有卦辞，每一爻都有爻辞，卦辞、爻辞构成了《易经》的文字系统。《易经》共有64条卦辞、384条爻辞，由于乾、坤两卦除了六条爻辞外，乾卦还有“用九”、坤卦还有“用六”两条爻辞，所以一共有386条爻辞，4 000多字。这些文字有其自身内涵，或记载一个历史故事、一首民歌或一种现象，也就是说算卦的人将成百上千次算卦中最灵的现象积累在一起组成卦爻辞。卦爻辞有时很具体，是用一件具体形象的事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如“某人丢了一头牛”“某人在路上推车，车轴断了，导致夫妻反目”。这种信息在交流思想、传达情感、储存认识成果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形象思维作为人们伴随、凭借着感性形象并融和着联想、想象、情感的思维活动，在易学里被称为“取象说”。所谓取象说是指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说明重卦的卦象，用卦象来解释卦爻辞的内容，论证卦爻辞所讲的吉凶之兆。《周易》取象的意义就是以卦象联想物象，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观”卦为上巽下坤，巽代表风，坤代表地，根据风行地上就可以画出卦象，这就是风行地上“观”卦。君子观此卦象得到的启示是“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个结论是根据地上有风的“象”得出的。一个国家要“省”，即要考察各个方面，观察民情，推行教化，就像风行大地一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一样，风一吹来，草就低头，老百姓受到君子的影响。 1.2.2 数：网络的自学习 所谓“数”，是指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网络受到外界刺激时，在刺激最强的地方形成一个“山头”。随着迭代时间的增加，这一山头的最大值达到饱和，而山头区域以外的结点输出被抑制，从而形成价值取向，即一个具有陡峭边缘的“聚类区”。无论是网络学习还是工作，计算最佳匹配，距离越小则两者的相似度越高。 各结点的联结权值（后者对前者输出的反应程度）表明了这个神经元重视哪些输入结点的信息，又不怎么在意哪些输入结点的信息。它通过充分利用联系来存储这样的信息，我们讲究交互，这个“互”字就来源于卦象，像是挂钩交相挂住。那么什么是“交互”？指的是六爻内部的变化，上面亲热下面叫作“交”，下面攀缘上面叫作“互”，三四五爻、二三四爻勾肩搭背组成的交互卦，反映事物内部的潜在变化动力。也就是说，把中心拿出来交互，这个方法被称为“交互说”。 《序卦传》配对排列的方式是“二二相偶，非覆即变” ，“覆”指一卦和一卦的卦象上下颠倒，“变”指两卦六爻的每一爻阴阳性质相反。在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颐卦和大过卦、坎卦和离卦、中孚卦和小过卦属于“变”，泰卦和否卦、随卦和盅卦、渐卦和归妹卦、既济卦和未济卦既是“变”又是“覆”外，其余24组卦都是“覆”。研读《易经》是将相综或相错的两卦并看，阐明事物向对立面转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无”“道器”“多少”“损益”“善恶” “美丑”对立面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易经》占断之辞“吉、凶、悔、吝”是在变动中发生的，这既不是宿命论也不是随机论，讲的就是一种唯物辩证思想，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有阴就有阳，既对立又统一，才能推动事物发展。 除此之外，《易经》用十二消息卦直观地向人们图示了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由量变积累而导致质变的规律。以二进制编码特征权值，1表示阳爻，0表示阴爻。即乾（111111）变出姤（011111）、遯（001111）、否（000111）、观（000011）、剥（000001）、坤（000000）六卦，坤又变出复（100000）、临（110000）、泰（111000）、大壮（111100）、夬（111110）、乾（111111）六卦。乾卦在阴爻的逐爻生长中最后变成坤卦，阳的质变成阴的质。六个阴爻的坤卦具有纯阴的性质，又会在阴阳对立消长的运动中，从坤到乾，卦的阴阳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阳气盛极，又会在阴阳消长规律的支配下，向阳消阴长的对立方面发展。从质变的过程来看，都是从初爻变起，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由量变的积累导致质变。 《易经》还认为，事物总是以一种波浪起伏、螺旋上升的方式向前发展，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便可察觉出来。这样排出的序列清楚地表现了一种反反复复、连贯演进的思想。其实许多前后相承的卦，仅从卦名的意义上即可看出这种波浪演进的规律，如乾和坤、泰和否、谦和豫、临和观、剥和复、蹇和解、损和益、夬和姤、既济和未济等。这些左右阴阳相反或上下爻位相对的卦所以要连续地排在一起，正是由物极必反的易理决定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规律，决定了事物总是以一种波浪起伏的状态向前发展。尤其是《周易》的最后一卦，显然表示的是事物运动的一个周期的完成，然而却不用表示成功的既济卦收尾，而是在既济之后用未济卦来结束全篇。这当然是想向人们说明，成功之后又会有新的起点，前一个周期的成功中包含后一个周期的未成功，接下去会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这不是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轨迹吗？这与我们现代哲学中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何等相似。 通过以上撮要性地剖析，我们可以直观看到，被辩证唯物主义验证了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作为哲学的核心内容，在《易经》里都有所揭示，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与现代不同罢了。 正如生物有个体发育与物种进化两方面一样，领导者有特质形成与社会变迁两方面，唯物史观是关于后一方面的理论，而关于领导者个人特质的形成，则是奉常处变的循环自学习发展出来的交互说。每个人都会与生俱有各种人格特质的潜质，只不过因为婴幼儿时人格特质还不完善，所以产生不了任何自我的意识，只有通过后天的开发，才能让那些与生俱有的潜质展示出来。伴随着生命的逐步成长，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看到的世界产生一些认知与看法，并且这些认知与看法会转变为自己判断的依据，逐步形成自己所固有的人格特质。 1.2.3 理：网络的自适应 所谓“理”，是指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该网络具有自适应性，在中心结点周围划出一个固定的区域，然后在该结点及其领域进行自适应调整。在工作时，每一次输入，网络仍按照前述的侧反馈运行，并且在阵列中产生一个或几个最大饱和输出，这个最大饱和输出在阵列中的几何位置反映了输入在其自身空间中的特征。 《周易》筮法的取象说是以象来说明吉凶的，主张透过象辞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象辞背后蕴含的哲理。有时求象求不到，或繁杂不易求，也不易记，就用卦义来解说卦爻辞，这叫少象而不谈，专以义理来解，由此发展了“取义说”。在战国时期，取象说与取义说并用成为最流行、最根本的占筮原则。它由取象说演变而来，并与取象说相对应。卦义也称为卦德，是从具体的物象中抽象出卦的基本性质，是思维从具体到抽象在哲学上的发展。 如果一幅卦从下往上六个爻全是阳爻叫纯阳之卦，全是阴爻叫纯阴之卦，整个乾、坤便是这个健、顺之理。《易传 系辞下》有“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意思是说，天道刚健，以平易显示于人；地道柔顺，以简朴显示于人。乾代表天、君、父、男、龙、良马等具体的物象，这些具体物象的共性就是刚健，所以刚健就成了乾卦的卦义。坤卦正好与之相反，坤卦代表的是地、臣、母亲、妇女、母马、牛等，它们的共性是柔顺，柔顺就是坤卦的卦义。《易经》开门的是乾、坤两卦，实践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所以此时所是，过时可能即非，因而要想达到中庸这种境界实际上也有相当的难度。“庸”是平常的意思，得其中道即为中庸。 直觉是要靠自己培养的，如对市场的敏感度、对客户的敏感度、对财务的敏感度等。生活经验表明，女性的直觉通常比男性敏锐。例如，一个老板看到公司提出的很多方案以后需要作出决策，便打电话去问他太太。接通电话后，老板问她：“我们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第三个方案是这样的，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太太似懂非懂地说：“哎！好像第二个比较好！”老板当即就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其他同事为此很不服气：“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搞出来的方案，结果你问你太太，她懂那么多吗？”老板说：“我太太她懂不懂那么多我不知道，但是，每次问她都对！”当然，太太的话要常听，但是太太的话又不要太听。因为太太对这个现实的东西不太了解，人们发现虽然女性的直觉比较敏锐，但是对现实的感觉不如男性。例如，女性很会煮饭烧菜，但是大厨师男性居多，因为男性对现实掌握得比较好，但对那种要想象、要猜测的事情不如女性，所以男女需要互补。 六十四卦的阴阳变化构成《易经》的象数理系统，这是我们祖先对独立存在而又神秘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把这个规律概括为道，并用一种符号把这种认识表现出来。这种二元心智模式，是在观察和描述某一事物连续的形态演化即历史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具有特殊的结构和关系，并且这种结构和关系具有动态的性质。与西方“不变”为体的形式逻辑不同，中华文化发展出“变”通的辩证逻辑。 通常所谓的辩证法可以利用《易经》中的象数理结构建立起来，它是“正、反、合”三段式辩证法的活水源头。其象数理结构可以构成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不仅因为辩证法是在不引入时序向量以及在非连续变化的离散自然状态下做静态的概念处理，而且因为辩证法的各项基元和关系都可以从象数理结构各项基元和关系中导出。换句话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殊类型。正是为了与“辩证法”相区别，我们将这种基于阴阳五行法则、对辩证法展开和补充的思维方式叫作辩证逻辑。 心智特征是相生相克并存的，潜意识和意识间没有出现极大的二元分裂，而是两者冲突又互相包容，正像太极图所显示的那样互相纠缠。这种辩证逻辑整体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主要的认知方式。印度的因明学经过唐玄奘取回后成为“唯识宗”，是典型的印度佛教学说，它把人的意识细分成很多类，与西方分析哲学相类似，唐代以后，唯识宗就不流行了。 坎卦中实，至诚之道，《中庸》之道也。离卦中虚，明明德，《大学》之道也。因为《易经》包含的内容广博，成为其他很多学科的源头。也有人把《易经》叫作中华文化的基因，认为《易经》是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决定了中国人的人文结构。由于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家、企业家在古老的《易经》中寻找轴心时代人类原创性的智慧，不仅中国人，外国人也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图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易经》是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书，应该说《易经》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它曾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愚昧的黑暗中艰难跋涉的指路明灯。 1.2.4 占：网络的特征映射 所谓“占”，是指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人工神经元网络研究证明，在网络学习及工作过程中，刻意的思维训练激发某几个神经元，最终这几个神经元会连在一起，成为一种阵列分布，每个输出还要反馈到相邻一定范围内的结点。这种整体思维，其实不过是心智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以及据此结构的特征映射。 当有多种特征量输入时，在网络模型中就有多个与上述类似的聚类区。网络通过竞争自学习以后，构成了隐式的动态知识库。网络学习结束后，即可转入工作状态。在可限定的意义上，某一事物历史形态的演进也是广义的一种同构变换。因此，某一事物历史形态本身是具有一种结构及性质的时空关系，在这种同构变换中，参数不但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表示空间，因此可以表示可能世界。 特质论、行为论及权变论这些领导理论的成立，皆是经由实务经验的分析总结得来的，的确能约略体现以往成为领导者的方法，但不能确切地给出迈向领导者的路径和公式。在领导的定义中，可将领导分为五个要素：影响他人、追随者、交易、情境和群体目标，即“影响他人”去做领导者想做的事情，使更多人成为 “追随者”，把追随者为领导者奉献心力以获得所需视为一种“交易”，领导行为是发生在一定“情境”之下的，领导的行为是为了达成“群体目标”。 从形式上，阳爻和阴爻排列组合演绎出了四象、八卦。创造愿景从寓理于象的形象思维开始，《易经》的思维方式或《易经》的文化是奠定形象思维和战略逻辑的重要基础。领导者生出愿景并转化为现实，八卦三爻自下而上刚柔特质相推分出行为四象而起八种变化作用，权变论的八种情境恰好对应八种卦象。为了适应环境，确立在不同时间必须做什么，这正是我们运用《易经》的整体思维研究领导特质的原因所在。 《易经》的实用目标是变易，而且是常规之外的不常规变化、必然变化之外的偶然变化。把求测主体称为“体”，把求测客体称为“用”。根据“一体多用”的原则，体卦（结构）只有一个，其他各经卦都是用卦（行为），“用生体”产生激励作用，“用克体”产生抑制作用。即“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 潜意识、意识与体用思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应关系，潜意识对应于体卦，意识则对应于用卦。自我与情境相互作用时，潜意识和意识中的信念及其逻辑形成心智导图。人格整体论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分析心理学的核心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人的内在和外在世界天人合一，即体用两种内涵的同时呈现，是整体表现出来的涌现特性，并非无意义的巧合。例如我们在街上走路，突然想起某位朋友，潜意识具有我们意识里不知的意义，结果在转个弯时就遇到这位朋友，正是 “说曹操，曹操到” 所言的情境，大脑会在同时呈现的最后一个事件抵达并分析之后才会创建我们对于整个事件的完整体验。 由上、下各三爻组成的两个经卦构成一别卦，上面的部分叫作上卦，下面的部分叫作下卦。下卦为体以心感知，上卦为用代表智慧，转换心智模式表现为一种有序的系统及其结构不断形成、强化的过程，同构是指五行关系结构在变换下保持逻辑不变的性质。通过这些阵列中各结点配合活动产生的输出来反映输入的特征，它所形成的聚类中心能映射到如同二维图表的卦象上，这样，记录了输入特征量和结点输出结果，并保持五行关系结构不变。《周易》天人同构的整体思维蕴涵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因素，特别是经过《易传》《道德经》的阐发，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包含深刻的阴阳五行原理的心智导图。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对人的影响更复杂了。领导以艺术化为基础，体现了直觉呈现的心理特征；而相生相克是管理科学化的表现，就是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领导与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能相互取代但却可以相互补充。当一个组织由于缺乏领导而无法展现绩效时，经常被误认为是管理出了问题，于是采用更多的管理制度加以应对，这当然无法切中要害，进而无法解决问题。领导者总是试图为组织提供一种希望和发展动力，而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 特质论的复苏说明领导过程中包含着科学研究难以企及的领域。二元特质以生成为方法论的存在，就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存在以形成互动而生变化，象数理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乾坤定位领导与管理，从取象与取义上自我修炼，根据环境调整心智以及行动，二元交互企图将“认识你自己”与“成为你自己”完美地结合起来。 概括小结 中国人基本上不信仰宗教，但中国人有非常高明的智慧，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象数理结构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模式化和相对稳定的心智框架，它是潜移默化地渗透、积淀并固定在人们潜意识和意识中的思维定式，通过潜意识和意识的相互作用外化于人们的认知、行为、决策和评价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