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

医学随着科技在不断进步。对古老中医要扬弃，不能买椟还珠。其实现代文明的进步只是科学的进步，《易经》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远比现代人认识得高远并超前，包括三螺旋的思想、藏象生命系统等。《易经》与《黄帝内经》在哲学上又是完全一致的。自从《易经》《黄帝内经》形成后，一直在有效应用，却没有一个人能动摇这套理论框架，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以及无数名医的实践，仅仅对两经的某些条文多了一些心得，却没有按照实践与理论来螺旋升级两部经典。本书正是从回归理解两部经典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医学的逻辑。幸运的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各个版本的《周易》与《黄帝内经》，除了字的写法不同外，文字内容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回归原著，只以原著文字为基，将后世解读的象文之类忽略或只作为一种解读参考，就可以找到本源。

一、《黄帝内经》溯源
中医始于《黄帝内经》，中华文明源自《易经》，西方文明源自《圣经》。但中西方不同，西方人能明明白白地阅读、理解《圣经》，我们华夏子孙却没几个人能看懂《易经》与《黄帝内经》。原因主要是成书太早，早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作品现代人都能理解），因为几千年前的文字字义与现代已经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搭界，导致很难理解书里的内容。比如《易经》中的“君子、大人、小人”，指的是王室、贵族、平民百姓。“小人勿用”的“勿”指的是军旗，成语意思本来指的是用军旗召集人民开会、祭祀、准备春耕、备战等。《周易》一书中，一个“包荒用冯”把几百年后的孔子都难倒了，更何况是现代人。商、周时期的文字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才得以保存，之前夏的经典都记录在玉石上，可想而知，书写用字只能简之又简，也必然引起歧义。《周易》任何一卦都是一篇理论、逻辑、历史事件案例齐备的论文，任何一个卦名都含义无穷。比如“乾”字就是一部天象；《蛊卦》就可以覆盖姜子牙的“阴谋修德”；《文伐》十二条，比美国的“中情局十条”“希拉里十条”更丰富。另外，现代人的肤浅，让我们过于低估了历经几千年积累的文明（包括第一次产业革命、政权更替与战争、年复一年的天地观察记录等）。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篇，各八十一卷。《素问》侧重于讲藏象生命哲学以及人、天、地的三螺旋关系，并细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五藏六腑、五谷五味、气血精神等，论述病因、病理以及平衡调养；而《灵枢》则侧重于讲经络、针灸，更像专业中医技法。几千年来，《易经》的原文与后世解读，后人只是在《易传》部分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由于《黄帝内经》是集纳本，所以内容、编排上都有些混乱，后人添加的内容与原本内容混杂，给研究《黄帝内经》带来了巨大困难。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提示《素问》是原本。“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阴阳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灵枢》作为书名，始见于唐代王冰《素问》注：“《灵枢》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后文详述，《灵枢》中很多内容与《素问》不一致，甚至恰恰是黄帝本人批评指正雷公的“五过四失”之类。《素问》强调“道”、系统论、整体论、平衡调养论，甚至明文“刺法”也只是和“按摩”“汤药”同类的调节平衡方法之一。《素问》的“道”与《周易》是一致的，只是《素问》适用于人体组织，而《易经》适用于社会政权组织。可以推断：《黄帝内经》原文就是《素问》和遗失部分，当《素问》与《灵枢》不对应时，可采信《素问》。
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医生是战国时期的扁鹊。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当时扁鹊称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扁鹊见蔡桓公》文中体现的望诊与表里脏腑；治疗虢太子所用的砥石针刺法、汤药法等都与《黄帝内经》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至少扁鹊之前，《黄帝内经》已经成型。扁鹊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
“扁鹊”之名是对古代医术高超者的通称。“扁”的金文就是“门+
围栏”。杰出的医生治病救人，带来安康和快乐，好比喜鹊飞到门前院内。署名为扁鹊（秦越人）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般认为是后人根据扁鹊的脉诊等医术整理成书的。实际是想解释《黄帝内经》中的疑难，后文会解读《黄帝八十一难经》努力解释《素问》中“三焦”的难题。这也证明了，对《黄帝内经》的合乎逻辑的解读，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难题了。周室密藏的《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山海经》流散各国后，在各自的解读中，逐渐形成了老子、孔子、鬼谷子、庄子、屈原等的不同流派。
在《史记》中记录下了扁鹊的“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形羸不能服；阴阳并，藏气不定。其中“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包含着明确的科学与逻辑精神。近代一些学者，一方面号召不读中国古书；另一方面又因为无知而攻击中医是封建迷信的“巫术”，十分浅薄可笑。甚至还由于学识不足，扭曲妄解先哲的经典，而那就是如老子说的“不知知，病”了。比如明清之际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怎么能看懂“字字血泪”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易学布局，全篇不断用各种“药”提示反常（几乎都是假药错方），目的就是要在贾府这个没有一个新生命的炼丹炉中提炼出救治中华的神药“通灵宝玉”，“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笔者的另一专著《红楼大梦》。
《黄帝内经》形成于黄帝时期，但很少有人相信。人们一般认为《黄帝内经》“出现”在战国，这和《易经》很相似；《连山》形成于夏或更早，基本被认可。它们都是帝王密学，根本不外传，所以孔子看到《周易》的兴奋可想而知。因为王子朝奔楚等原因，周室典籍才得以流散。老子是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有学习的便利条件。《黄帝内经》中有许多文字与《道德经》几乎完全相同，老子的许多名言可以直接引用于中医，有人认为庄子就是在阐述《黄帝内经》的《素问》，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老子和庄子都是“医学家”。比如《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不就是《道德经》中的内容吗？而《道德经》的开篇就是讲“牝”这个“根”，通过“玄”（阴阳三螺旋）这个“门”，化成了宇宙与生命（《黄帝内经》说都来自《太始天元册》）；老子《赤子篇》就是在解释“先天之精”等。其中如“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之类，文字与意境都一样。《道德经》第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图象。《黄帝内经》：“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道德经》文风类似格言警句摘抄，每一句都是结论和观点，没有中间论述，这在古代经典中是独一无二的。《道德经》的另一个特点是书中没有任何时间、人物、事件，这在各国哲理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道德经》的哲理与《周易》下经以及《阴符经》也高度一致。据以上三点，可以推论：老子在担任周王室“图书馆馆长”期间摘抄提炼整合了《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等的内容，最终完成《道德经》。
《列子·汤问》中记载有偃师制作“机器人”敬献周穆王的故事，偃师“机器人”应用的“物质”和“五藏”原理与《黄帝内经》理论完全一致。一方面说明偃师时代已经掌握《黄帝内经》理论；另一方面也似乎说明古人在说“人”是什么，人是如何构成，甚至被制造的。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领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如果《列子》记载的偃师造“机器人”的事情后人觉得太离奇，那么《黄帝内经》描写的地球被大气包围着的知识是不是也令我们很惊讶？《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
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冯乎？（靠，凭借）
岐伯曰：大气举之也。（“下”而“举”，且“太虚之中”，地只能是圆的，包着大气层，悬于太空中）

《黄帝内经·灵枢》里明确记载的血液循环理论比17世纪英国人哈维早了多少年？区别是《黄帝内经》的“脉”附加了如河流网的开放漫延能力。“脉”包含了血管的结构、路经、功能，但是“脉”不是完全封闭的管，离开“脾”等的控制也会漫延。后文会详述，《黄帝内经》的五藏不是五脏，脾藏不是脾脏，藏看不见。“心”不是心脏和解剖学上的心脏不是对等关系。
庄子说：“非理不通，非事莫显。”《黄帝内经》建立的生命哲学与医学在自然观、平衡观、系统论、整体论等方面远远超前：
1．发现人体经络体系，开辟用针灸、按摩等物理刺激方法从体部治病。这一点是已经被“科学进步”验证了的。
2．建立了人体外观特征参数与人体系统内部状态信息之间的关系。“望、闻、问、切”通过人体外观特征参数推断系统状态。四条路径验证，肯定比单项指标更合逻辑。在各种检测仪器发明前，这就是最可行的检测手段了。
3．通过调节五藏平衡、气血平衡等，以系统平衡理论防病和治病。如今，在自动化、互联网、区块链技术诞生后，我们要能理解平台型系统的意义。
4．用“六气地理生万物”的思想来认识地上环境的无数天然物质，选出了单个药材药性清晰、整体完备的中药体系。中药组方不是简单化学元素的叠加，它的原理类似拓扑学；《周易》的《巽卦》对此思想的解释更明确。可以用麻将的组合价值论理解，但必须在“局”中，离开了人的生命这个“局”，中药方就没有了意义。
其中，第2和第3在中医的实践中被广泛长期验证；在系统论、量子科技、区块链等技术进步后，逐渐被科学验证。第4完全吻合基因科技的进展以及“基因、环境和生物体”三螺旋，不是简单适应的理论。但是，虽然“六气地理”能够解释中医选药材的逻辑，“神农们”如何测试无数种自然材料，仍然是个谜。比如，葛洪选用重庆等湿热地区出产的青蒿治湿热病（疟疾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是相比汤药煎熬等，“渍”这种古代的冷萃取方法并不常用。
《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治气”“养材以任地”却是从黄帝的孙子颛顼开始的。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礼记·五帝德篇》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国语·楚语下》对中国早期历史之描述，围绕着民和神的关系展开。颛顼之前，是一个《黄帝内经》与《道德经》等都描述过的美好时代：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古者”，正是少昊盛世。后来九黎兴起，民、神杂糅。在此时代，“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神灵不成为神，民众则妄称神意。民众不敬畏，不能自我约束，放纵欲望，相互冲突，因此不能尽其天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中文献记载的第一次乱世。于是有了颛顼“绝地天通”与《尚书·吕刑》记载尧发扬颛顼之德，恢复敬天，再度“绝地天通”。
颛顼时发生的大事“绝天地通”，即天地分离。从此神完全离开人间，黄帝也飞天了，将帝位传给了颛顼。《尧典》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以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句龙为土正，就是五行之道治天下，他严格遵循轩辕黄帝之道，重归太平；中原直至颛顼才形成各民族真正统一，颛顼历一直用到汉初。颛顼“治气”，就是以气修身养生治病，以“治气”之道治天下，这不就是《素问》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来源于此。《荀子·修身》：“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韩诗外传》：“君子有辩善之度，以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颛顼同时“养材以任地”（记于《史记·五帝本纪》），即不同地理养育不同万物，也包括不同地方出产不同“气”的药材，这就是《素问》的“风、火、暑、湿、燥、寒”六气论。总之，颛顼时代已经以“天气、地气、人气”为中心形成“天、地、人三螺旋”的初步思想结构与实践应用。因此可以推断：颛顼总结了黄帝等人的修身治国实践，归纳为《黄帝内经》；类似于周公归纳总结了文王、姜子牙、武王等人的思想与商周时代农业革命、政权革命的实践，修订了《周易》。周人自称黄帝直系，在周朝修订《黄帝内经》也非常可能，《周礼·天官》的一些语言与《素问》都是一个语系，历史上只有一位真实的“岐伯”，即西岐伯姬昌。
孔子赞美帝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经过黄帝、颛顼、帝尧反复努力，天的崇高与伟大被人发现；“唯天为大”，也就是说尧坚持了颛顼对“天、地、人、气”的认知，并明确“天”是决定性的第一性。孔子以为，尧确立华夏中国之治道，故《尚书》始于《尧典》。孔子的思想侧重社会治理，他是说，帝尧是第一位将“天、地、人”哲学完整应用于社会治理的领袖，而且确立了“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书·洪范》中“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上天赐给禹九种大法治国安天下，这就是受命于天。孟子总结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如何认知“天”，如何与“天”对话，既是统治者的合法性，也是统治特权。《礼记》说“天垂象，圣人则之。郊祭，天之道也。”“天意”是统治者的“靠山”，“绝地天通”后，人间王权的合法性本源于“天”，“天学”也就成为统治者和官方力求垄断的学说，因此禁止个人私藏天文器物、私习天文。晋代《泰始律》开始明确规定私下传习天文要处徒两年。《唐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造妖书妖言者，绞”。所以，民间不能学习研究“天”，“天”也就越神秘莫测，即使有人暗暗学会，写出来也用词怪异，让人感觉很玄乎。不研究天道，如何学习《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这正是大医到葛洪、孙思邈，唐宋以后中医失去根本的原因。
颛顼“治气以教”，依五德、定历法、分九洲，而帝尧侧重完善社会治理，就社会治理而言“法律”至关重要。中国司法鼻祖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帮助尧和舜推行“五刑”“五教”。《尚书·皋陶谟》时代记载的皋陶法则与五行五藏已经显示出一致性：

天叙有典，我五典五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黄帝、颛顼、尧、舜时代，华夏有一次人文爆发。《黄帝内经》应当至少从哲学上成熟于这个时期，比如“五运六气”，仅仅《素问·天元纪大论》中就至少记载了两处证据：一是“鬼臾区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二是“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黄帝时代，用玉版刻字书写应在甲骨、青铜之前；而鬼臾区（大鸿）就是教会黄帝五行的人，他自己说来自更早的《太始天元册》，足以证明历代的积累。《太始天元册》在《黄帝内经》中还出现了两次，另一处在重要的《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文字与思想的成熟，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文不可能突然出现成熟的甲骨文，必然由结绳记事、仓颉造字之类演变发展而来。《夏易连山》《黄帝内经》也不会突然出现，它们的起源更早，最早可能要上推到伏羲，演变过程中离不开“巫”。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第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惟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中的“祝”就是“祝由科”。“祝”者咒也，“由”是指患者得病的原因。祝由之法，即用中草药和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祝由”源自上古巫医，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唐代开始官方还开设了专科。祝由治病不用药或少用药，而用祝由师的意念、符咒产生的气场来治病，因此对祝由师要求很高、很严，祝由师有很多戒律必需遵守。《论语》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黄帝内经》明确要求祝由“治之极于一”，“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祝由师清净斋戒百日，目的是使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意念专一，纯正无邪，方有疗效；这是治病的先决条件。没有相当的修炼功底和良好的状态，靠“画符念咒”治病就是骗人。祝由对病人要求也很高，《黄帝内经》也说了，只完全适用于远古，“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美国杜克大学赖恩博士是超心理学创始人，他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心理范畴》记录了赖恩在妻子路易莎和同事协助下进行了几十万次的实验。赖恩发现心灵能力的发挥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自然的状态下。超心理实验有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如心灵感应（以心传心）、正梦（梦到将发生的事实）等。实验结果证明，人有一种感觉器官不具备的超感觉，同时证实有支配物质的能力（念力）。天主教的圣女等宗教修行到一定程度，能以意念驱使他人。最显著的例子，印度僧人以瑜伽气功修行，达到三昧境界后，具备念力治病与超感觉的洞察力。自然，赖恩导入非物质要素的结果，与既存的科学思想矛盾，引起心理学者、物理学者与数学者等多方面激烈的辩论。但是坚持他的实验并没有错，这项研究由美国军方出资，仍在继续深入；苏联以及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大量投入。
《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鼙侑，皆在左右。”古代帝王的左右手一是史官，另一就是巫，而且巫比史的地位高。《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通过巫、觋决定人间事务，巫、觋的功能是降神代言。巫觋不同于西方学说之巫师，不是让人进入迷狂通灵的状态，而是保持专一诚敬，“其聪能听彻之”，神借巫觋之言说出来。从远古到春秋，巫师们都是最杰出的综合人才，是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是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等。整理《周易》的“元圣”周公根据记载也是如此。他至少两次用祝由之法为武王、成王祈祷治病，都有疗效，一个好转、一个痊愈。《广雅》记载：“上医殳下酉，巫也。”中国古代的巫与医合而为一。从《山海经》开始，古籍中几乎都有相关记载表明巫与医药有关，例如《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记载：“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操不死之药”。《山海经》中的“十巫”出现在《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中，他们掌握着一种神奇的药，叫不死药，而且“十巫”的重要工作主要就是炼药。即使经过了春秋时代西门豹等的打击，十巫至少在巴蜀地区一直到汉代都存在，以治病为主。直到张鲁杀了巴巫张修之后，巫才作为一种重要力量退出江湖。《山海经》还记载了大量的草药，它也可认为是中国的一部药典。其中许多给药途径与目前中医基本相同。
上古时代，黄帝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贫乏，韩非子、庄子、列子、管子、孔子等都有过记述，但都只有零星记载。孔子根据其价值观，不光删了更多的诗经，而且也删改了史书，遗漏了更多原版资料，所以才有《逸周书》，现代考古反而证明了其中很多史实。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对黄帝以前的历史也因为缺乏系统资料记载较少。伏羲比黄帝更古老，是真正的中国祖先，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因此《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内容也采自诸子杂书中的遗存，补充《史记》等“正史”遗漏的史事，更明确记载：“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妖枉。”伏羲氏是中医最早的发明人，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均以八卦作为生命哲学阐述生理、病理和医理。基于阴阳八卦的哲学，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与系统论，不仅成为中华千年文明之根，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古人正是以这套生命哲学来认识人体所发生的一切病理变化。
最晚到周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医疗制度。据《周礼·天官》记载，冢宰属官有医师（卫生部长兼导师）、食医（掌调饮食）、疾医（“掌养万民之疾苦”）、疡医（外科），还有兽医，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官医的最早分类。《周礼·天官冢宰下·医师》：“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剂）。”杀是指用腐蚀药清除坏死肌肤。周医“府”主管财务、药物和器具等；“史”主管文书和医案档案等；“徒”类似护士与杂工。食医和疾医为中士，疡医和兽医为下士。“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是对医生疗效的年终考核。“十全”这个词，也出现在《素问》中，就是黄帝与雷公讨论的追求目标，即包治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医生书写死亡病例报告及治疗过程记录，并归入“史”管理。可以推知，周代已经建立了已知最早的病史记录。《周礼》记载的很多专业语言与《黄帝内经》很类似，如“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众。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凡有疡者，受其药焉。”“人之喜怒阴阳，运与荣卫之间，交通则和，有余不足则病。”
《黄帝内经》之所以叫“内经”，是因为它讲解的是身体内部，内容偏哲理。应该有对应的“外经”，或者讲外环境和天文地理，就是《山海经》；或者讲各种药物药性，可能就是《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是中医的第一部医药学本草著作，思想与易学八卦一致。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取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味。三品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法天无毒以养生，下部法地有毒以攻顽疾，中部法人有毒无毒以治平常之病。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组方原则。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组方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药物配伍相互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即“七情和合”（后文论述，中药组合的原理不是元素叠加，而是与《周易》《巽卦》一致的拓扑学）。
《黄帝内经》涉及七个人物，即黄帝、岐伯、伯高、少愈、少师、雷公、鬼臾区。《黄帝内经》中的“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多篇文字记载的都是黄帝与雷公讨论的内容。历史上托名雷公的医学著作有《雷公药对》《雷公药性赋》《雷公炮炙论》。《雷公药性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且具影响的中医药学入门读物，浅显易懂，其署名为金代名医李杲。书中分66种寒性药、66种热性药、54种温性药和68种平性药，同时以十八反、十九畏大致延续了《神农本草经》的分类法与组合原则，可视为简化版与通俗版。《雷公炮炙论》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原载药物三百种，每药先述药材性状及与易混品种区别要点，鉴定其真伪和优劣。原书已佚，其佚文多存于《证类本草》中，约二百四十条。《雷公炮炙论》记述净选、粉碎、切制、干燥、水制、火制、加辅料制等法，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制剂学常以“雷公”二字冠于书名之首。
与各民族的自然药一样，中医也通过自然观察发现药物疾病。首先是根据五行六气的理论推断实验，比如甘是土味，而且甘草色黄为土之色，因此甘草得土气最厚，具有土的特性，能解百毒。另一种是通过观察动物自救的本能与方法复制试验。据说黄帝专门派人收集动物自救的方法借鉴总结。老虎中毒箭后会食用清泥来解毒；雉被鹰在空中抓伤后会找地黄叶贴在伤口上；老鼠中毒以后会找泥汤喝；蛇怕白芷，有白芷蛇都不敢去，因此古人发现白芷能解蛇毒；狗爱吃骨头，狗的涎液能软化骨头，骨头卡喉用狗的涎液治疗很有效；蜈蚣有毒，而鸡爱吃蜈蚣，这说明鸡克蜈蚣，所以用鸡的涎液治蜈蚣毒；蝎子也有毒，而蜗牛能吃蝎子，被蝎子蜇伤后用蜗牛捣敷患处则痛立止；神农氏误尝断肠草而死，古人发现羊吃这种草不但不死还肥，于是推断能解断肠草毒的就是羊血。
“神农尝百草”版本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还有一个版本是“神农鞭百草”。《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是条红色鞭子。《搜神记》卷一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炎帝先用“赭鞭”抽打草木，初步检测，再去品尝药性，更加合理。有学者认为，“赭鞭”是“史前文明”或“外星人”给的检测仪器，因此，古人才能辨别无数种植物的药性。后文会详述中药特殊的“就地取材”的地气逻辑（星际粒子）。
不过，与《黄帝内经》中掺杂了不少后世作品一样，无论《神农本草经》还是《雷公炮炙论》，都不是原著。采药、炼药的基本思路得以保留，而具体的药材都是经过了后世的添加，比如《神农本草经》中动物药相对偏多，鹿茸、熊脂、动物阴茎能壮阳之类显然为后世杜撰。后文会论述其与中药原理的背离。
中医针灸的历史也很悠久。《黄帝内经》中多次提到“九针”和砭石针，九针是九种细针；砭石是另一种石制医材，针刀两端，可刺可割，最早大约出现于八千年前。《山海经·东山经》有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唐代颜师古注：“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素问·异法方宜》中记载：“砭石从东方来。”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中国第一枚砭石针，石针长4.5厘米，一端有尖锋，另一端是用来切割的扁平弧刃。在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形人手持针具的形象，佐证了上述记载。广西武鸣县马头乡两处商周墓葬群，也发现了长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青铜针，针尖非常短，是“手术刀”与铜针的结合物。“九针”和砭石针不是现代的注射针，它只用于针灸。没有经络，就没有针灸，以上文献以及考古证实，针灸以及与之相关的经络“发现”得更早，到《灵枢》成文（战国），已经十分成熟完备。针灸与经络要么来自史前或非地球文明；要么就得承认中华医学有更长的科学研究实践历史。经络本身看不见，只有活人才能感知存在，在尸体解剖中永远找不到。
从《素问·刺法论》篇名来看以为是讲针灸治病，实际是在“五运六气”基础上讲防病防疫（也间接验证了针灸在那时已经并不“神奇”）。《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都关注百姓防疫，区别在于《黄帝内经》是天子视角，《伤寒杂病论》是太守视角。《刺法论》开篇就是：“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何如预救生灵，可得却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写盛蠲余，令除斯苦。”是“圣念慈悯，欲济群生”“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然而“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方法是以针灸等组合方法“太过取之，不及资之”，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目标是“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后文会详述专门针灸的《灵枢》与《素问》道不同，应是伪作或者混入。
二、《伤寒杂病论》与防疫治病
“疫”，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自然威胁。为了躲避鼠疫，几对年轻人隔离在郊区，写出了《十日谈》，也发现了“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成果。波斯人在与瘟疫的斗争中发现了“火”，也发明了第一代“口罩”面纱。据统计，如今最繁荣昌盛的华夏在古代平均六年就会爆发一次瘟疫，中国古人怎么“战疫”？当然是靠中医，靠战法。
《黄帝内经》与商周时代的《易经》《阴符经》《六韬》，以及春秋时代的《道德经》《论语》《鬼谷子》《孙子兵法》等体现了哲学思想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如果说《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是学习中医的专业书，那么《孙子兵法》里的战法就是中医的治病之法，是学中医升级的参考书。《孙子兵法·军争》：“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这些话看着就是医学语言，是把气的战病法应用于军事。名医就是治病的名将，《孙子兵法》的哲学指引与《黄帝内经》也是一致的，只是战场不同，敌人不同，武器不同，将士不同而已。
孙武与孔子、老子大约同时代，其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完，因避乱逃到齐国。陈与田在古代音同义通，故陈完又称为田完。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立有战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孙武的兵法是把周代传承的同一种哲学活学活用于战争，与《周易》《阴符经》《六韬》高度关联。孙武在这部军事圣典中系统地讲述了战争之道，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在《孙子兵法》中，阴阳辨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在兵法中同样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战争的胜利需要“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另外，孙武也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孙子兵法》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之大事”，要“民与上同意”；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五事”“七计”地衡量和比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对于战争与国家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非常类似老子不妄为以及《黄帝内经》中对“本”的认识。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①兵贵胜，不贵久。②取粮于敌。③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在战术层面的表达基本可以认为就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治病法则，甚至有些内容可以与《黄帝内经》中讲针灸“刺”道的文字互换。比如“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正合，以奇胜”等。
同样，《伤寒杂病论》也可以理解为一位兵家来到防疫治病的战场。汉末大疫，张仲景的宗族大部分都因外感病而死。《伤寒杂病论》祛病三宝：汗、吐、下三法，都是指御敌于国门之外。《管子·度地》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厉”的意思是病，指瘟疫。
“上医医国，下医医民”之说，来自《素问·天元纪大论》“上以治民，下以治身”。治病如治国，治国如治病。治国和治病的核心就四个字：攘外安内。“攘外安内”的出处就是《伤寒杂病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汗、吐、下三法就是海陆空三军，以汤药为弹药攘外，把外邪给打出去；针灸之法是围三缺一，逼敌自退；五藏平衡是建立立体防线，让敌无可攻。
举个糖尿病与大明王朝的例子便于读者理解“战法”。崇祯与“细菌”（清兵）在山海关拼命，还要与“病毒”（流寇）在陕西拼命，还被“寄生虫”（东林党）在东南吞噬赋税营养，当明朝一命呜呼的时候，山海关精锐还在，东南财富还在，但北京没了。如果用糖尿病比喻，北京就是“肾”、山海关是“肝”、东南与中原是“脾胃”。虽然是三阴绝症，已经是六爻周期的最后一期，但张仲景认为天年未尽，仍然“可逆”。所以针对三阴绝症，他发明了“四君子汤”，用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补阳气去湿气，相当于精兵简政、广纳贤才；用“四逆散”（只烧干柴）去肝火，相当于压制内斗；最后用“四逆汤”（干姜、附子、炙甘草）回阳而生，类似强军健体。张仲景的打法，就是于谦对付瓦剌的战法，不寄希望于几味猛药能在长城沿线打死“瓦剌”（因此也不必投入太多袁崇焕），可以死缠烂打为“抵抗病毒”熬时间；只要保住中原与江南补给包括援军（脾胃）陆续到来即可，前提是保住“肾藏”死守北京，这样就能最终胜利。
很有意思的是，《素问·异法方宜论》像是预言一样：

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

东汉大疫，神医辈出，光《三国演义》记录的就有于吉、张角、华佗（奇怪没有张仲景）。第一大“神医”是张角（? -184年），钜鹿人，“黄巾军”领袖，太平道创始人。他得道于吉所传《太平经》。张角布道的方式主要是在“疫气”时用符水治病，据说灵验。“疫气”，当时叫“伤寒”，一般多发于春天，人头痛脑热便是“伤寒”。张角从道士于吉所学治病法，抛开神秘，其实就是用祝由和中药汤剂治病。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是良医，否则如何获得五百弟子的信任？徒弟又广收弟子，最终建立起三十六方（分舵），教徒几十万；两个弟弟，张梁、张宝则自称大医。中平元年（184年），张角号召“黄巾起义”，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南阳与山东是主要根据地）
于吉、张角、张鲁、张羡、张怿和张仲景几位名医，从他们所学所为以及籍贯判断，他们之间似有被正史删除的联系（孔子以来，儒家正史有删改乱党资料的传统）。最近的史料，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至理篇》：“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西晋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在《甲乙经》中也明确记载：“汉有华佗、张仲景。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葛洪、皇甫谧的记载应该真实。另一个验证是张仲景的弟子王叔和（201-280年），王叔和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整理了《伤寒杂病论》，他在《脉经》中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逝于219年，享年六十九岁（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刘备攻占汉中自立汉中王）。长沙太守后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于建安十五年写成《伤寒杂病论》（建安十年，张羡死；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同年爆发赤壁之战）。
长沙太守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九县。《三国志》载的同时期长沙太守是五位，第一任是孙坚；孙坚推荐苏代继任；刘表攻下长沙后任命张羡为长沙太守；张羡叛表，病死长沙任命儿子张怿继承；张怿败于刘表，刘表的儿子归顺曹操，曹操任命韩玄担任长沙太守。张姓长沙太守，只有张羡和张怿，他们也都是南阳人。另一个关联的太守是张津，字子云，《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他的事迹记载，却没有传记。张津在交州以道教主政，并且还头裹红巾、弹琴烧香作法。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之本，然而最基础的“六经分类”到底指什么至今没有定论，实在是中医界的悲哀。张仲景本人的身世也是个谜，却被尊医圣，更是悲哀。没有记载，只能结合以上史料逻辑推测：张仲景就是人间蒸发的“张怿”（或其弟，仲是老二）。于吉、张角、张修、张鲁、张羡、张怿、张仲景，同属于一个道学组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显然是在反叛的道路上运用“五运六气”理论，目标是改朝换代，只是失败了，成为寇。于吉与孙策的“死斗”本身不合逻辑，除非涉及利益之争。依靠医术和巫术，张修、张鲁、张津都阶段性地实现了抢占地盘的目标，张羡、张怿也是。《三国志·裴注》：“张羡，南阳人也，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甚得江湘间心”不就是野史中的张仲景吗？张羡、张怿（或其弟）父子与刘表世仇，刘表字景升，“仲景”也许是一种愿望。建安十年，张羡死；建安十三年，张怿（或其弟）失败，随后刘表病死，赤壁之战爆发。张怿（或其弟）有三年任长沙太守，其后南逃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改名也可能），建安十五年写成《伤寒杂病论》，时间与逻辑都对得上。
《伤寒杂病论》自序前文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在序言中，张仲景也解释了为医的原因与过程，显示他是半路出家。他先批评了其他的“士”追逐名利而忘了身体才是根本，也感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如果他当时是神医，家里不会一半人死于伤寒；因此才促使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黄帝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包括自序）都显示了作者的家学功底，不是游医能达到的，更偏儒学而非邪道。《伤寒杂病论》通篇透着《孙子兵法》的杀伐决断，作者应该是具备“官二代”、防疫治病经验和战场体验的条件。张羡、张怿（或其弟）父子是唯一吻合的。

《伤寒例第三》：“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

去除王叔和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更多讲的是长沙太守防疫，而不是神医治病的事情。事实上，张仲景打败了伤寒疫，守土有方。而他的老家南阳与山东一样，因为疫病，成为黄巾军起义的两大重灾区。当时的“疫气”就叫“伤寒”，《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讲的不仅仅是伤寒之症，而是所有外感病的统称。估计按现在命名，主要是感冒与肺炎，如果驱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