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中国因人口和经济快速变化而创造的奇迹，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而日益增长的关注。从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规模之巨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转变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人口转变给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带来了挑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快速成功的道路。中国的人口转变及持续的低生育率不仅对中国的人口与发展，而且对世界的人口趋势和发展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开始实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
“一孩政策”时代的终结和“两孩政策”时代的开启，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从人口学理论上讲，“一孩政策”(和“一孩半政策”)是一种人口缩减取向的政策，而“两孩政策”则是一种人口稳定化和均衡发展取向的政策。这种稳定、均衡发展取向的政策，无论对于代际均衡、家庭福祉，还是对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系统梳理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及低生育率进程，分析低生育率演进的特征，考察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同时通过生育率变化对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长期影响，对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预估性研究。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对其实施效应的前瞻性研究充满了挑战。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的生育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处于总和生育率(TFR)为6左右的很高的水平； 70年代中国生育率出现了第一次转变，在短期内生育率持续大幅度下降，降幅超过一半，创造了被称为人口转变的“中国模式”。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出现了第二次转变，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2.1)以下，并持续走低。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转变，中国的生育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生育的性别选择性依然强烈。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模式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有着鲜明的差别。虽然对中国生育率转变和低生育率相关的研究浩如烟海，但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率转变历程及进入21世纪以后持续的低生育率进程，仍然缺少系统梳理和全方位考察。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低生育率进程和水平，近20年来一直存在争论。同时，最新的全国生育率调查也提供了考察近期中国低生育率趋势，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影响的绝好的数据。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对近70年来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和低生育率进程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利用多种不同系统的数据和多种不同方法、模型估计分析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率演进特征。同时，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由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决定，前期由计划生育政策主导，而后期主要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那么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将有可能呈现怎样的趋势。本研究还通过人类发展指数(HDI)这项指标，分别基于世界模式和东方模式对在无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反事实预测，来分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




研究中国生育率转变及低生育率模式，不仅对于未来国家人口发展的战略抉择有着直接的意义，而且也将对世界人口规律及发展趋势的认识提供有益的启示。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在1975—2000年间，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要比整个发展中地区高0.6~0.7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要高出0.27~0.33个百分点。显然，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对发展中地区和世界的人口发展趋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一项美国人口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60年世界人口将可能多增加10亿(Goodkind，2017)。那么据此说中国对全球人口的影响是惊人的也不为过。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演进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考察中国低生育率模式，分析低生育率演进特征，不仅对于认识中国生育率变动的未来趋势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补充、丰富现有的生育率转变与低生育率理论。同时，对于探讨低生育率陷阱理论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单独两孩政策到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与此相关的生育和人口发展趋势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网络上最多出现的往往是笼统的政策效果遇冷或者政策失效的言论，而学者们在期刊上发表的对政策遇冷的分析也往往缺少清晰统一的概念界定和方法使用。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应涉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何全面、客观、科学地探讨实施效应，避免产生片面或不客观的认识在学术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在考察中国低生育率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和未来生育率变动趋势，以及对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长期影响。通过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探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本研究根据全面两孩政策下的人口变化趋势和政策的人口社会经济效应，讨论其政策含义，提出有关生育和家庭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对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应对陷入极低生育率的风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系统梳理近70年来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和低生育率进程，分析中国低生育率模式特征，考察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率的最新变动趋势及两孩政策的人口影响，进一步探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根据这一总体目的，本研究的内容安排分为十八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说明本研究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
第二章为中国生育率转变趋势，结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变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分析了中国生育率转变趋势及各阶段演进特征。本章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口数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生育率调查数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世界人口数据表。研究方法使用各种人口学指标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分析。
第三章为中国2000—2010年的低生育水平估计，利用多种数据和多种方法估计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达到的低生育水平。这一章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估计2000—2009年历年的生育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教育统计数据和户籍统计数据，使用队列分析、回归分析、存活率推算法等方法估计生育水平。接着是估计2010年的生育水平，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中两种生育率数据，使用Brass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估计生育水平。最后是估计2000—2010年的平均生育率，作为对以上两部分中估计结果的验证。利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使用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估计方法，包括变量r法(variable r method)和整合法，进行估计。
第四章为中国2006—2017年的生育率趋势，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率调查数据计算分析了2006年以来生育率变化趋势和水平。2017年全国生育率调查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生育率调查，旨在摸清和了解当前中国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生养服务环境等，以便服务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及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本章主要使用该调查中的妇女怀孕生育史数据，通过时期和队列生育率指标，及递进生育率和内在生育率指标，系统估计和分析近期的生育率趋势和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
第五章为中国的生育率低在何处，利用不同数据来源对比分析了中国低生育率进程，为把握低生育水平及低生育率进程特征提供启示。可以用于反映中国低生育率进程和水平的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调查数据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生育调查数据，从这些调查数据中可以直接获得生育率水平和变化趋势； 还有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数据，从其分年龄人口数中可以推估生育率水平与趋势。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各有优缺点，也能反映出共同的趋势。在无法评估和确认哪种数据最可靠的情况下，同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判断中国低生育率的水平和进程特征，并揭示这些数据反映的低生育率进程差异之所在。使用方法是利用生育率和初婚率各指标及婚育年龄指标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分析。
第六章为生育率结构转变，对生育的孩次、年龄、间隔和性别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反映出中国的低生育率结构特征。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历次生育率调查，以及欧盟人口数据库和人类生育率数据库。使用各生育率指标、平均婚育年龄指标和出生性别比指标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分析，揭示中国生育率变化和低生育率模式的人口学特征。
第七章为数量效应与进度效应，考察了中国生育率转变和低生育率进程中“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这两种生育率水平变化驱动力的结构变化。生育率的任何变动都由这两种驱动力决定，因此生育率的上升或下降都可以分解为这两种驱动力造成的上升量或下降量。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指标混杂着这两种驱动力的作用，经常不能反映实际生育水平。鉴于去进度效应生育率(TFR′)所含假设导致的缺陷，我们使用内在生育率反映和预计生育水平。使用数据包括生育率调查、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
第八章为生育率的中间变量，探讨了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即婚姻、避孕、人工流产和哺乳对近期中国生育率的影响。1978年Bongarrts提出中间变量生育模型，用以估计生育水平或分解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影响因素。2015年Bongaarts在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修订。本章研究使用Bongaarts改进后的新中间变量生育模型估计和分析近年中国的生育水平和变化趋势，以及通过模型的各中间变量分解，分析各中间变量的影响程度。
第九章为反事实下的生育率趋势，目的是估计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将有可能呈现怎样的趋势。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和低生育率由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决定，前期由计划生育政策主导，而后期主要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本研究通过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构建模型，分别基于世界模式和东方模式对在无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反事实预测，探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
第十章为两孩政策与二孩生育率，考察了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背景下，中国二孩生育率变化及二孩生育的人群特征。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低生育模式中最重要的制度性特征。原国家卫计委的2017年生育调查数据为考察这一制度性特征提供了数据，也就是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在第三章中已经利用该调查数据对中国的近期生育率变化进行了分析，本章着重对二孩生育率进行考察。除了在总体上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对二孩生育率趋势与水平的影响，还考察了二孩生育的主要人群特征，使用离散Logit模型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影响二孩生育率的因素。
第十一章预测估计两孩政策下的人口变化趋势。根据全面两孩政策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设计高中低不同的生育率方案，对21世纪我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低生育率方案是维持原有政策不变方案，而中高方案都是两孩政策下的生育率趋势假设。通过比较中高方案与低方案的结果差异，可以估计两孩政策产生的人口效应。
第十二章为劳动力供给，是在第十一章的劳动力人口供给预测基础上，结合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变化的影响，进一步估计有效劳动力供给情况。通过创建含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模型，将劳动力数量、结构和质量相结合，利用人口预测数据、劳动参与率预测数据、人力资本指数预测数据，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状况进行更准确估计。
第十三章为人口老龄化，依据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探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规模的未来演进过程和特征。通过模拟揭示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的关系，不同生育率水平下老年人口不同生命阶段的家庭结构、亲属数量和结构。同时关注不断增强的老年人口异质性。
第十四章为两孩政策对妇幼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利用全面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变动的预测，根据目前的医疗卫生资源状况，结合孕产妇的数量和年龄结构，以及产前检查和孕期保健的比例、类型和标准，床位、医生和护士匹配程度的标准，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对儿科、妇产科等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
第十五章探讨两孩政策对学前和学龄人口及师资需求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带来出生人口的增长，出生堆积将导致近年内的儿童照料、学前和小学教育需求相继增长，这种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对设施或场所及师资的需求。本章根据对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变化，通过入园率、入学率、师生比和教育经费指数等指标测算对与教育相关的需求的影响。
第十六章为两孩政策对卫生费用的影响，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全面两孩政策放开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因素分解法分析中国当前的卫生支出影响因素，以及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卫生支出的发展趋势和因素分解。这些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健康改善等方面。
第十七章为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及其效果，梳理目前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将政策分为显性政策和隐性政策两类，以瑞典、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并结合来宾斯坦的成本效用理论分析显性政策和隐性政策的效果及作用机制，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第十八章为总结与结论，对本研究内容进行概括，总结本研究的结论，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三、 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创新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估计生育水平时，使用多数据、多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的视角具有一定新意。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依靠单一来源数据或一种方法估计生育水平，也依靠某种假设进行数据评估和调整。由于可以用来估计生育水平的数据来源有多种，各种数据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相互之间存在一些差异，虽然反映生育率的总体趋势上基本一致，但是反映出的生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以往的学者们对各种数据的质量有不同的评估，对可靠的数量也存在争论，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无法对哪种数据最可靠、最有利用价值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只依赖一种数据，无法充分判断估计的可靠性。因此利用多种数据来求同存异，使用多种方法而殊途同归，是一种科学的分析视角。同时，利用多种数据、使用多种方法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检验应该采取的方法。
(2) 在分析低生育模式时，将生育率的人口学结构特征和驱动力结构特征相结合是一个新颖的视角。生育率的孩次、年龄、间隔、性别等结构性特征，实际上是生育率的静态特征； 而将生育率变动分解为“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的驱动力结构性特征，可以说是生育率的动态特征，即在生育率的变动中，这两种驱动力单独和联合发生作用而导致生育率变动的。另外，就这两种效应的分解分析在以往的生育率研究中也少见。一些研究估计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下降中的进度效应，但是因去进度效应生育率指标的缺陷有可能高估或低估这种效应。本研究对几十年生育率转变及低生育率进程中的这两种效应进行估计，并使用能更准确预测生育水平的内在生育率指标，所揭示出的这两种效应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低生育率进程具有新的贡献。
(3) 因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数据，对近10年来的生育率趋势进行了细致分析，探讨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考察了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二孩的人群特征和二孩生育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辨析了当前生育二孩人群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生育二孩的人群的特征及差异，一方面得出了二孩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方向性转变； 另一方面从二孩生育的人群特征指出二孩生育率提升的短期效应。然后结合女性初婚率和初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提出中国可能进入了一场婚姻革命，也将长期削弱两孩政策发挥作用。中国面临陷入极低生育率的巨大风险。这些分析内容和结论都具有创新性。
(4) 在探讨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时，提出和估计了有效劳动力供给状况。在探讨两孩政策对劳动力的影响时，不仅要考察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而且还要考虑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的影响。199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表明，两性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年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然而随着高校扩招，两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大幅度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弥补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的。本研究建立含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模型，将劳动力数量、结构和质量相结合，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状况进行准确估计，具有一定的创新。
(5) 两孩政策对中国的老龄化影响极小，因此本研究在探讨未来老龄化趋势时侧重其演变规律和异质性特征。未来老年人口的增长变化过程反映的是过去不同时期里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出生人口队列的移动过程。中国过去70年里生育率在总体下降的趋势下表现出巨大的波动，往往相邻队列规模差异巨大。在低生育率进程中，队列规模波动已经大大减小，但是仍然明显。生育率变化的波动幅度将基本上决定几十年后老年人口队列规模的波动幅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中老年死亡率的下降，队列损耗大幅度下降。不仅对老龄化进程和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波浪式发展进程也有推动作用。同时，在老年转变过程中，随着具有不同婚姻、职业、教育、收入、健康等特征的队列进入老年年龄，队列移动又将进一步改变老年人口的构成，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具有不断增强的异质性。根据数据和预测的可行性，我们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进行了预测分析，揭示了不同老年队列在健康和教育上的异质性大幅度增强，以及在不同生育水平下老年人口不同生命阶段上的家庭结构、亲属数量和结构的巨大差异。
(6) 在政策建议方面，本研究提出政策体系构建，着重构建强有力的促进婚姻和生育的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其既具有系统性，又具体针对性和指向性，为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1) 在生育率的估计中，虽然使用了不同来源的数据，也认识到各种数据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没有对它们的质量进行进一步评估。部分原因是曾经有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了解了户籍统计数据和教育统计数据的登记过程和特点，但是对近年来的情况有没有变化需要进一步了解。
(2) 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数据分析近期生育率变化，特别是考察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间比较短暂，调查时间只是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一年半时，长期堆积的生育势能如何释放还没有充分展现。堆积生育势能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实现程度、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都无法进行充分考察。另外，2017年生育调查反映出的女性初婚率和初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一个重大的、值得特别关注的变化趋势，很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包括人群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并通过访谈调研了解不同代际的婚育观念，以及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以利于解释这一重大转变和判断未来趋势。
(3) 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本研究没有就两孩政策导致的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尤其需要长期的考察。人口变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具有较长的周期性、滞后性。不同的阶段其影响的作用机制、深度、广度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对经济影响模拟的数据和模型要求较高，需要进一步探讨。人口经济系统模拟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可以模拟经济活动变动及政策变动的经济效应，近年来有广泛应用，但是需要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参数。模块的设置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是未能将人口变量内生化。这都有待于基于人口经济关系复杂性的更为细致的模型设置和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