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和李学勤先生的交往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这个会我是肯定要来的，想简要地讲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和李先生交往的感受。 我跟李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李先生上学早，毕业以后投入工作早，成就出得也早，所以说在我上大学时，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了，我就很崇拜他。1996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我有幸和李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四五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的一个国家项目，2000年结项时，我们出了一本叫《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的很薄很薄的小册子，之后，又差不多断断续续搞了20年，费了很大精力，2018年年底终于把最后的文本交到了出版社，现在已经进入了二校，明年大概可以看到。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机缘，我和李先生交往很多，认识也更深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国家又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当时领导小组组长邓楠同志问，你们有没有把握？我们说没有把握，她说你们先搞个预研究吧。这样我们又一起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从2000年到2003年搞了三年。大家知道，2004年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发布了新闻稿，这也算阶段性成果吧！但是今年开始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学术研究，不可能某个日期一宣布就结束了。当然因为年龄关系，我和李先生都不再参加了。 我说我和李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来说，他只比我大四岁，所以我们算是同辈人，但是从学术上、学识上来讲，我差得很多很多，所以我是尊称他为老师的，不过，因为又一起工作，也是朋友，所以这叫作亦师亦友的关系。 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我们也不太理解，搞文科的，搞什么工程？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说他去过很多文明古国，看人家的历史博物馆里历史年代记载得很清楚，我们的博物馆也有很多年表，但是都不太一样。比如夏代的始年，有的博物馆说公元前21世纪，有的说公元前22世纪，还有的说公元前23世纪，等等，有没有定论？我现在负责科技，有没有可能给你们帮帮忙？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促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科技攻关项目。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为了做好这样一个国家工程，国务院特别请当时宋健同志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一个21人的专家组，聘请了国内各个方面非常有建树的学者担任专家组成员。李学勤先生是专家组组长，席泽宗先生、仇士华先生和我三个是副组长，各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在李先生为首的专家组的领导下，按照我们制订的规划，展开了研究。当时参加的人、参加的单位，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20多个单位、200多人参加了这个工程。大家知道，为了搞好工程，我们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技术路线，拿出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拿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提出了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更替于公元前1600年，商周更替于公元前1046年，以此为骨干，制定了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比较详细的年表，商代前期是一个比较粗的框架，夏代是更宽的一个框架。不管怎么说，这个年表看似简单，但是大家投入了很多很多精力。我对考古是比较熟悉的，涉及考古学，当时拟定了九个大课题，其中一个就是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这就要重新进行发掘，找出夏代的文化层，从中采集能够测年的含碳标本。涉及天文的，比如文献说的五星聚、仲康日食等，大概拟定了四五个课题。对文献当中夏代年代的记载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他几个课题也都是围绕着年表来做的工作。所以说看似很简单，但是得出来也不是太容易。 在这一过程当中，因为专家学者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学术背景也不完全一样，学术看法会有分歧，因此要通过深入交换意见，切磋讨论，最后形成倾向性意见。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看法的，并不像有人传说的那样，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或者领导说了算。而是一一列出，表示对少数人意见的尊重。譬如说商周更替年份，一个课题组提出为公元前1046年，另外一个课题组提出为1044年，还有的固守以前讲的1027年，三个都列出来，还可以再进行继续研究。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都感到很愉快，大家非常团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有一些非议，我觉得也没关系。我们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我们是做出努力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几个年表尽管很简单，但是在一些教科书和辞典中已经采用了。 特别是在前不久的10月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新建的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幕了，开幕的当天有三万多人，以后每天持续有一万多人。他们看到了二里头发掘的东西，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特别兴奋。他们都为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夏代成为信史，感到非常高兴。很多农民抱着孩子去看，我非常感动。这也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想，我们尽管做了很少的一些工作，但是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我回忆这个过程，也有很多想法。 一个就是，作为大型学术研究课题，特别是国家课题，一定要有敢于担当又有能力担当的学者来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典型。李学勤先生为什么能够当组长？是因为他在甲骨、金文、青铜器等许多学科领域都有很大建树，而且他有担当。我们这样一些重大课题，一定要请有这种能力的人，敢于担当的人来负责、来领衔。挂个空名的，显然不行。只有李学勤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来担任这样重大课题的领导人。 第二个我感觉是他作为专家组组长，要和各方面学者打交道，他对年龄比他大的，比如说席泽宗先生、安金槐先生、邹衡先生，都非常尊重。大家在讨论会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下来还是有说有笑，没有盛气凌人，我觉得大家做得都非常好。 同时，在李先生领导之下，我们还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培养一些人才，既是工作需要，也是我们的任务。比如今天在座的王泽文、苏辉、徐凤先、江林昌、孙庆伟、武家壁等，还有几位都是在那读博士、博士后出来的。现在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费了一定的精力考虑的问题。 李先生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比如说我对于在山西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夨鼎的铭文的考释。那个夨（虞），过去都是称夨，我认为“虞”与“夨”字音是相通的，叔夨就是文献记载的叔虞封唐的叔虞，这是受了唐兰先生在宜侯夨簋铭文考释中将“虔”字释为虞，认为虞字虎头下面的夨字读为虞的启发而形成的看法。我这个看法得到了李先生、裘先生两位很好的指点和肯定。 和李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是可以讲出来的。比如说对晋侯苏钟铭文，他认为可能是厉王的三十三年，我和其他几个人认为可能是宣王的三十三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李先生非常耐心地讲他的观点，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大家谈得非常愉快，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自己感觉，李先生不仅是有担当，知识面非常广，在许多学科方面都有很多建树的一个大学者，同时也是非常好的老师，有这么多优秀的弟子。还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跟他上过学，但是看到他的文章，读他的文章也获得很多教益。 我觉得时代造就李学勤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确实不容易。回忆这一过程，我特别感慨！现在设立了李学勤先生古史研究奖，我想这对于李先生来讲是最好的纪念。 短短的二十几年不算什么，但是这二十几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对李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在纪念李学勤先生这样一个大会上讲这么一些话，表示我对李先生的深深的怀念。李先生的学问不会断，一定会通过我们在座各位的深入研究，继承、发扬、光大。 （任攀据录音整理，李伯谦先生审订； 原载《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此次收录时稍作修订） 李学勤： 一生与历史所结缘 李学勤： 一生与历史所结缘卜宪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李学勤先生从1954年开始，在历史所（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五十年，见证了所里的发展变迁、沧桑辉煌。2003年因为心系母校，他重新回到清华大学。在历史所的欢送会上，他动情地表示： “我的一生都与历史所分不开，我成长在历史所，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在历史研究所取得的。” 李延枫： 《“我的一生都与历史所分不开”——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22日。我觉得这绝不是在公开场合的虚应之语，而是他发自肺腑的感受。所以到清华大学之后，他仍然还是历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并且对所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 一生与历史研究所结缘的李学勤，向来以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著称，在甲骨学、青铜器与金文、战国文字、简帛学、先秦史、学术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说，独著、合编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用新时代的评价标准看，他无疑是著作等身也是著作等心的杰出学者。以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他很早辨析了“非王卜辞”类别，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重定“历组卜辞”的年代，并由此主张和完善了甲骨分期的“两系说”； 他开启了战国文字的综合研究，比如非常重要的战国文字分域五系说，可以溯源至他1956年在《历史学习》这本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战国器物标年》一文，从而促进了战国文字学科的建立。他利用简帛资料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其中《周易经传溯源》这本专著，在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专著类优秀奖，易学大家金景芳先生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学勤的科研成绩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如果要全面地展现其学术气象和格局，我认为下面这三点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发扬的。 第一，秉承重视理论的学术传统，提倡宏观视野和理论创新。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所的几任所长都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大家，例如郭沫若先生、侯外庐先生、林甘泉先生。历史研究所的优势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并形成了理论探索与专精考证并重的可贵学风。李学勤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要重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过人的学识与勇气倡导理论创新，围绕早期古史研究提出了“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倡导比较考古学等一系列新说，引发了学界重视和热议，也充分显现了他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每位院学术委员策划了一本论文集，李学勤在“自序”中谈道： 揭示历史文化的真相，需要实的研究和虚的指引，后者就是指理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有现今的局面，首先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次是有考古学的发现，这是能够超过前人的根本原因。 李学勤一生奉行的这个观点，与他当年担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得到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有关系。因此，李学勤的论著表面上看以实证居多，但细究起来，却有非常宏观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尤其是对历史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和新问题的发现总能够给人启迪。我本人在学习秦汉史过程中，就深受其《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许多问题意识的影响。 第二，尽心于党和国家交办的任务，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 李学勤来历史所工作后不久即参加《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史稿》等集体合撰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投入新出简帛的整理工作，为学界贡献了高质量的整理报告。在完成国家交办任务这一点上，我们历史研究所的同仁从来都是尽心尽力，李学勤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96年，他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和首席科学家，主持大型团队联合攻关三代年代学，这是国内首个文理学科合作的大型科研项目，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提供了先秦三代王朝较为可信的年代框架。因此，2001年他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又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在断代工程项目中，历史所是排名第一的参加单位。这一项目使历史所相关学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展，这得益于李学勤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今天我们谈历史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一定绕不开断代工程的先导作用。 第三，推动史学基础课题规划与建设，悉心培养史学人才。 自1979年开始，李学勤通过海外访学的经历，意识到中外学术相互沟通的必要性，积极推动中外学界交流，呼吁将“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推动。所以1992年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被专家推许为“把冷板凳坐热”。实际上，他在历史研究所也在推动汉学研究。举个例子，1995年历史研究所在海南举办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国际著名汉学家济济一堂，成为中国本土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首次盛会，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作为时任所长的李学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学勤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并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1995年3月，由他与张政烺先生、谢桂华先生共同倡议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放眼国际简帛学界，该中心也是最早建立的简帛研究专业机构之一，定期出版《简帛研究》杂志和主编“简帛研究文库”丛书。该中心和刊物目前茁壮成长，已经成为简帛研究的专门园地和重镇。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后备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李学勤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导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近20名（包括外国留学生、80年代与张政烺先生共同指导的一批硕士研究生），其间还指导访问学者。其中的佼佼者都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从不同方向继承、光大李学勤的学问，这就是薪火相传。 李学勤到清华大学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清华简上，为学界提供了简帛整理研究的又一批范本。他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荣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唯一的一等奖，这是对他学术工作与卓越贡献的肯定。 李学勤不仅是光耀后世的一代学术大家，同时也是将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的楷模。他一生不仅在治学上勤奋努力，在做人上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与人无争。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不少坎坷和风雨，但他始终能够泰然处之，不做无谓的争论，把整个身心放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放到历史学学科建设上，放到党和国家托付的事业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0日） 我与清华简的结缘 我与清华简的结缘 ——追思李学勤先生罗琨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院） 我最后一次和李先生见面是在2017年，当时应上海甲骨文学会之邀，正在写一篇《上海与甲骨学初起》的文章，最后一节谈到“摹拟殷书和契文入印”的问题，所用材料中有一个字未敢十分肯定，正巧接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发布会的通知，拟乘机抓住李先生请教。那天我去得稍早，刚进入休息室等候，李先生已和一位来访者进来了，来访者带来一叠材料，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我感到李先生确实很忙，决定不再打扰，正在想借机告辞，李先生却示意我稍等。后来，我的问题很快解决了，然后他说“希望以后多联系”，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兑现，不免有些歉疚。因此，2019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李学勤先生的纪念会邀我参加时，我立即同意了。 李先生晚年对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所以在做准备时，首先想到的是我和清华简的结缘。 记得2008年7月战国竹简入藏清华，随着整理工作次第开展，一些内容及学术价值也在报刊上披露了，引起学界乃至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但我并未想踏入这一领域。因为1963年历史所从北大考古系要了两名毕业生准备开展原始社会史研究，但我们历经了一年劳动锻炼、两年农村“四清”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多年间历史所都没有安排研究工作。直到1975年才和全室同仁一起投入《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同时在所内外老一辈学者关怀下，进行数年的各科专业知识的“恶补”，享受到远远超过后来研究生的“盛宴”。由此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想到初入历史所尹达所长谈话的殷切希望： “抓住自己的生长点，写出有生命力的文章”，决定结合科研任务踏踏实实地充实自己。1980年《合集》图版工作完成，尹达所长鼓励我们继续甲骨文商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和张永山约定，以甲骨文商史为生长点，他向两周史方向发展，我向原始社会史方向延伸。1991年李学勤先生担任所长，主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课题，我承担了“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部分。为此，李先生介绍我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所以当时除了甲骨文和夏商史研究外，更多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和文明起源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以及各家的研究成果，并未关心清华简的研究。 约在2009年，历史所的一位同仁向我转达李先生的话： 2007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在长沙召开的“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研讨会，我的论文《〈论语·尧曰〉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寻根》 刊于会议论文集《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2007年； 又，王俊义主编： 《炎黄文化研究》第8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8年。可否由清华《出土文献》转载。我有些诧异，说当然可以，不过如若这篇文章某些观点有助于清华简讨论，也可另写一篇，遂作《“追中于河”解》。后来看了在美国东海岸十余位欧美学者对《保训》篇逐字逐句的讨论 《解读清华简： “中”是什么》，《光明日报》2010年7月12日。，觉得很有趣，又作《保训“求中”“得中”解》 两文分别刊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 《出土文献》第1、3辑，上海： 中西书局，2010年、2012年。，并开始关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和讨论文章。在翻检这一时期的文章和思考过程中，感到以上两文有所不足，因而稍作以下补充。 一 关于“中”，李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说“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是有道理的。作为可求、可得、可假（借）、可追（归还）的目标，不一定是有实体的“对象”，这在我们的母语中，有如“求仁得仁”“得道多助”等成语不计其数，就是现代汉语中也常见类似“给我一个理由”“讨个说法”等口语。简文“追中于河”的意思就是： 因为微向有易复仇时，河主持公道加以援手，所以微须要还报于河，以体现公平。 1992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8—257页。下同。出版，指出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列举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很多礼之往来必有“报”的事例，分析“《礼记》中多发挥礼中‘报’之本义”，《中庸》在讲解有礼有报的道理时“还没有脱离礼的原始意义，带有浓厚的财物交换性质”。杨向奎先生还指出半个多世纪以前，杨堃教授曾将“potlatch” 初译“保特拉吃”，或译“夸富宴”，杨向奎先生认为当称之为“全面馈赠制”。学说介绍到我国，“从而给研究中国礼乐制度的源流等问题以重要启示”，可惜没有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因而再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成果，结合我国古代文献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学说。其要点包括： 第一，potlatch不是某一民族特有现象，而是在世界各地的初民社会中都有颇为普遍的流行。 第二，这一古俗实质上包含制约商业交换行为的一整套习惯法，“应给者必须给与，应接受者必须接受，而接受者经过相当期间后，仍必须予原来给与者以报酬”。 第三，“给与”或“还报”的不仅是动产、不动产等财贿，还包括谦恭的态度、隆重的仪式、丰厚的宴饮以及舞蹈狂欢等等，“还报”要力争在方方面面都超过上一轮的“给与”，才能获得更高的尊崇。 第四，“给与”和“还报”表面是自愿的，实质上是应尽的义务，“他们间的约束力或由个人间，或由公开的战争解决”。 在王亥、王恒的时代，社会发展当已超越potlatch盛行的时代，但以上要点仍在王亥的故事中有所体现。例如“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当为一场商业交换活动。“干协时舞”“平胁曼肤”（《楚辞·天问》），“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易·旅》），“终弊于有扈”（《天问》）则可见一场类似“夸富宴”的狂欢而后形势突变，王亥死于非命。类似事件，莫斯在《礼物》一书曾说，欢宴霎时变血案，在古代社会“可谓屡见不鲜”，并引述美拉尼西亚一个部落发生的事件： 一位首领邀请另一位首领及其下属欢宴，清晨，人人都为通宵歌舞狂欢兴奋不已，突然，主客之间仅仅一言不合就大开杀戒，更发展到村子被洗劫一空。 ［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陈瑞桦校：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2页。此外，传说中“微假师河伯以伐有易”（古本《竹书纪年》）当为王亥之子坚持用“公开的战争”来体现习惯法的约束力，而“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楚辞·天问》）则暗示王恒曾与有易通过“个人间”谈判，取得血债偿金而放弃复仇。这个故事曾引起人们不少兴趣，前人多有考订，不过联系potlatch古俗，可以给我们更宽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