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从结构观走向解构观的必然性 20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一种思潮，即解构思潮，又称后结构主义。它诞生在60年代的法国，当时由于受我国“文化大革命”影响，法国青年中产生了激进的学生运动。在文化思维的层次上，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也反映了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真理观、认识论的重新审视。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及其在60年代的追随者使得这诞生在世纪初的结构语言学成为二战后结构文学理论的基础，迈出了西方古典文艺复兴甚至浪漫主义理论中弥漫着的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阴影，而使西方文论获得一种类科学的色彩，以适应20世纪崇尚科技工业的心态。以符号系统代替古典文论及文艺复兴以来强调神学及人文主义人道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是一次惊人的现代主义突破，这种结构批评学在法国的符号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S/Z著作中达到高峰。然而结构主义文学评论及它的理论基础结构语言学，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家J·德里达的说法，并没有完全走出形而上学的中心论。形而上学的神言(逻格斯)中心论在符号语言学及文论中转换成口语及语音中心，压制书面语及书写； 符号中心论压制广义的语言； 能指与所指僵化对立，压制活的运动中语言能指与所指非对立、相转换的运动，并因此诱发感性(能指)与理性(所指)，具体与抽象间的分裂。凡此种种都说明结构语言学并没有完全破除形而上神学及人文主义对中心论的依赖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惯性统治。这就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起点。 解构学派诞生后很快就由它的奠基人J·德里达通过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传播到美国，形成耶鲁大学解构批评学派，并在西方很快渗入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 70年代以来出现了在解构理论影响下的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