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荫麟（1905—1942）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具有洋溢的史才、卓越的史识、精湛的史学，数者皆在其英年所著《中国史纲》一书中表现出来。《中国史纲》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所写比较成功的新中国通史之一。

张荫麟幼承父教，熟读经史古文辞。年十七考入清华学堂。1929年以公费赴美留学，入读斯坦福大学，攻治哲学与社会学，历时四年，获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33年返国，任教清华大学。1935年应邀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惜该计划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此后辗转西南，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及西南联大。1942年，因肾炎病发逝世，享年仅37岁。英年早逝，慧星遽陨，一时海内外悲恸不已。

 张荫麟国学颇有根底，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的素养极深，然其治学的最终目的在史学。他在美国曾寄长信给张其昀云： “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

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其昀： 《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以哲学与社会学作史学之准备，是他能成为杰出史学家的条件之一。史学家沉浸于史料之中，而不能出于其上，由于没有超越于史料的哲学思想； 社会万变，人事纷纭，史学家不精社会学，亦难明社会人事的真相。  自学生时代，立意于攻治哲学与社会学，以为史学作前驱，是他最不可企及处。1935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先拟目，将四千年的史事，分为八十个专题，衡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多次后确定； 其次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 第三步综合，稿子收齐后，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以通俗明白的文笔，使人人可读。此工作前后做了两年，长编完成大半。不幸卢沟桥事变发生，张荫麟仓卒离京，长编草稿未带出只字。到昆明与吴晗相遇时，他们设法誊录了部分发表过的稿子（古史部分，张荫麟在编长编的两年里将所写成者，一部分发表于《大公报》和《清华学报》，并补撰了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及讨论通史编撰方法的长序，辑为一编，名为《中国史纲》。详见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1946年12月13日。一代史籍的产生，大致如此。

《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初年，所以又名《中国上古史纲》。张荫麟原拟创写的中国四千年历史，只揭开了序幕，不过自其中已可灼见他史才的洋溢、史识的卓越、史学的精湛。

在《中国史纲》长序中，张荫麟建立了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这是其史识的卓越处。他所建立的标准有五： 一为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二为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三为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四为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五为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

张荫麟所建立的五种标准，其中有可取者，有可议者，有标准可取而阐释不理想者。维运于拙著《史学方法论》第二章中曾详细讨论及之。兹不赘。史学家撰写历史，选择新异性的历史事实，选择有文化价值的历史事实，选择与现状渊源有关系的历史事实，选择有实际效用而非训诲的历史事实，其所写成的历史，必然可观。中外史学家绝少有系统的谈及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多数史学家或凭灵感选择，或凭兴趣选择，或凭天赋的才智选择，有意义的历史事实遂多湮没，这就是千古的遗憾了。一位英年史学家，悟出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其史识的卓越，古今能有几人？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初版自序》中云： 

作者写此书时所悬的鹄的如下： （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 （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自此短短的文字中，可见作者史学的精湛，也显出作者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写史方式。他强调融会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少数问题，透彻叙述，只以其他大事作背景，并详及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这显然是西方史学的精华。其长序中所举出的四个组织材料的范畴，所谓因果的范畴，定向发展的范畴，演化发展的范畴，矛盾发展的范畴，是自西方史学中归纳出来的。负笈美国，攻读哲学与社会学，而西方史学的造诣如此，谁能不对这位史学家顶手加额呢？

张荫麟曾发表过《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等几篇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介绍了不少观察史料、批评史料的方法。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由谈西方历史哲学而涉及西方史学。《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则介绍了西方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1854—1942)“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说。由此大致可知张氏对西方史学的认识。

张荫麟的史识、史学如此，其洋溢的史才，更值得肯定。《中国史纲》最被近人称赞者，是其优美的文笔。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体写出，而优美委婉，这是新中国通史的典范。成功的新中国通史必须具备此一条件。所以不参入考证，不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为其遵守的原则： 引及原始文献，而力求简省。如此，则整体的和谐绵密画面（a coherent picture）出现，读者读其书，遂有极轻松愉快的感觉。张其昀曾言及其写作的甘苦云： 

《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的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字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张其昀： 《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字字珠玑，是由于潜心涵泳、几经锤炼的结果。作者承其难，读者受其易，中外的情况皆如此。观其叙述楚的文化云： 

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 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

的司令（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 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其生动优美、令人激赏，让人陶醉，史学家叙事之笔，叹为观止。

惟觉美中不足的，为其译述古事，未至醇美的境界 ，往往文字与意境，低于原文一等。如叙述宋楚泓之战云： 

自从桓公死后，郑即附楚，郑君并且亲朝于楚。于是襄公伐郑。他的大军和楚的救兵在泓水上相遇。是时楚人涉渡未毕，宋方的大司马劝襄公正好迎击，他说不行。一会，楚人都登陆，却还没整队，大司马又劝他进击，他说，还是不行。等到楚人把阵摆好，他的良心才容许他下进攻令。结果，宋军大败； 他伤了脮，后来因此致死。死前他还大发议论道： “君子临阵，不在伤上加伤，不捉头发斑白的老者； 古人用兵，不靠险阻。寡人虽是亡国之余，怎能向未成列的敌人鸣鼓进攻呢？”

《左传》原文是如此叙述的：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 “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 “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脮，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又如撰述晋楚争霸期间兵祸的惨烈云： 

前五九七年，正当邲战之前，楚人在讨叛的名目下，围攻郑都。被围了十七天后，郑人不支，想求和，龟兆却不赞成； 只有集众在太庙哀哭，并且每巷备定一辆车，等候迁徙，这一着却是龟兆所赞成的。当民众在太庙哀哭时，守着城头的兵士也应声大哭。楚人都被哭软了，不禁暂时解围。郑人把城修好，楚兵又来。再围了三个月，终于把城攻破，郑君只得袒着身子，牵着一只象征驯服的羊去迎接楚王。过了两年，恶运轮到宋人头上。楚王派人出使齐国，故意令他经过宋国时，不向宋人假道。宋华元说： 经过我国而不来假道，就是把我国看作属地，把我国看作属地就是要亡我国； 若杀了楚使，楚人必来侵伐，来侵伐也是要亡我国； 均之是亡，宁可保全自己的尊严。于是宋杀楚使。果然不久楚国问罪的大军来到宋都城下，晋国答应的救兵只是画饼。九个月的包围弄到城内的居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楚人还在城外盖起房舍，表示要久留。但宋人宁可死到净尽，不肯作耻辱的屈服。幸亏华元深夜偷入楚营，乘敌帅子反的不备，挥着的利刃，迫得他立誓。把楚军撤退三十里，和宋国议和，这回恶斗才得解决。

《左传》原文则如此描述： 

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 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

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 “无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 “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 “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 “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以《左传》的原文，与经过张荫麟译述的文字相比较，两者之间，实在有一段距离。张荫麟的译述，容易懂，且有排比连串材料的功劳，固然是其优点，但是文字的优美与意境的神远，似乎不能望及《左传》原文的项背。华元夜入楚师的经过，在左氏的笔下，神奇生动而曲折； 在张荫麟的笔下，则平淡而呆痴多了（且描绘得极为模糊）。泓之战后宋襄公所发挥的议论，在左氏的笔下，明畅而有文字上排列的美； 在张荫麟的笔下，则文字上的美完全消失了。以比较浅近的近代文体，重写新的中国通史，是当今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古事的译述，在文字与意境上，不能企及于原文，将是这新史的致命创伤。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家所锐意创写的新中国通史，尚未至成功阶段。这一部新史，文字上必须采用近代文体，如张荫麟所开创者； 在视野上，必须宽广，从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角度，置中国历史于世界历史之林。因此作者须娴于世界历史，以作为基础。不然，所写成者为地方史（local history），而与世界史隔绝。这就有待后起的史学家继续努力了。

陈润成教授醉心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尤服膺天才史学家张荫麟的史学，倾十余年岁月，遍蒐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各大学中之图书馆中有关张氏的资料，无论张氏的作品，研究张氏论文，追忆及详论张氏的记述，皆一一网罗，不遗锱铢。近复与北大李欣荣君合作，荟萃洋洋大观的蒐辑，拟编为三集，一为《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二为《张荫麟全集》，三为《研究张荫麟的硕士论文集》。第一集部分已编辑完竣，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约我赘数语，爰就张氏史学的精华，略申己见，是否适当，尚请海内外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杜维运序于温哥华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