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系列

总序

尹鸿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家高校的“专有”学科，迅速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综合大学乃至相当部分如财经大学、工商大学、农业大学以及师范、艺术类院校的“常规”学科。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相继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样一种“显学”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新闻与传播的社会地位、角色、影响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意识到；另一方面是媒介行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为青年人提供了职业前景和想象。尽管与美国大约有14万在校学生学习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数量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是就中国国情而言，这种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面还是可能因为一种“泡沫”驱动而显得似乎有些过度。但是，超越传统的新闻学，将更加广义的媒介政治、媒介舆论、媒介文化、媒介艺术、媒介经济、媒介法规、媒介伦理纳入新闻与传播学科，将传播学理论以及各种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纳入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在大众传播之外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共关系等纳入传播学视野，都证明了新闻与传播学的转向和扩展，也正是这种转向和扩展使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学科魅力。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来说，也许缺少的不是热情、不是学生，甚至也不是职业市场，而是一大批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教师，能够既与国际接轨又具国情适应性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既反映了学科传统又具有当代素养的教材。人力、物力、财力、知识力资源的匮乏，可以说，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向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新闻与传播学是否“有学”，是否具有学科的合理性，是由这个学科本身的“专业门槛”决定的。当任何学科的人都能够在不经过5年以上的专业系统学习，就可以成为本专业的博士、专家，甚至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时候，当一个经过4～7年本科/硕士新闻与传播学科的专业学习以后从事传媒工作却并不能显示出与学习文学、外语、法律，甚至自然科学的学生有明显差异的专业素质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新闻与传播学的教育具有真正的专业深度。

作为一种专业建设，需要岁月的积累。所以，无论是来自原来新闻学领域的人，还是来自其他各种不同学科的人，我们都在为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积累着学科基础。而在这些积累中，教材建设则是其中核心的工程之一。10年前，“南复旦北人大”，作为原来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超级力量，曾经推出过各自的体系性的教材，后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也加入了传媒教育的领头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也相继引起关注，并陆续推出各种系列的或者散本的翻译、原编教材，一些非教育系统的出版社，如华夏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也整合力量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图书。应该说，这些教材的出版，为全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比较、更多的借鉴。尽管目前可能还没有形成被大家公认的相对“权威”的教材系列，尽管许多教材还是大同小异，尽管相当部分教材似乎在观念、知识、方法以及教学方式的更新方面还不理想，但是这种“自由竞争”的局面为以后的教材整合和分工提供了基础。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过去基本不涉足新闻与传播学教材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相互合作，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套相关的著作系列和教材系列。除《清华传播译丛》以外，教材方面目前已经陆续面世的包括《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以及原编系列的部分教材。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则是《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系列。

本系列的原版本都是从欧美国家大学使用的主流教材中选择出来的，大多已经多次重印，有的已经被公认至少是本学科最“经典”的教材之一。其中一部分，已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文原版，中英文版本的同时出版还可以帮助读者进行对照学习。这些教材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传播学基础理论和历史教材。这类教材我们选择的都是经过比较长时间考验的权威教材，有的如《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虽然过去曾经有中文译本出版，但是这次我们尽量选择了新的版本，以反映传播学近年来的快速变化的成果。《大众传媒研究导论》也是国内少见的有关媒介研究量化方法的教材。这次我们特别还选择了一本由James Curran和Jean Seaton撰写的《英国新闻史》，弥补了国内欧洲新闻史方面的教材空白。

二、新闻与传播实务类教材。主要选择了一些具有鲜明特点和可操作性的教材，弥补国内教材的不足。如《理解传媒经济学》、《传播法》等。

三、新闻与传播前沿领域或者交叉领域的教材。例如《全球传播》、《媒介政治化》等。

这些教材中，有的更加普及、通俗，适合大学本科使用，有的也适合目前受到广泛欢迎的媒介文化方面的通识课程使用，如《大众传播理论》；有的则可能专业程度比较高，更加适合高年级专业学生和研究生使用，如《人类传播理论》。但是从总体上讲，为了适应目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和需要，我们选择的书籍更偏向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而对传播学的其他分支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考虑国情的特殊性，新闻学教材也选择比较少。当然，由于新闻与传媒本身所具备的相当特殊的本土性以及文化身份性、意识形态意义等，这些教材并非都适合作为我们骨干课程的主教材，但是至少它们都可以作为主要的辅助性教材使用。

人是通过镜像完成自我认识的，而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也需要这样的镜子来获得对自我的关照。希望这些译本，能够成为一个台阶，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读者登高临远，建构我们自己的制高点。

2006年3月13日于清华大学修订

前言

根据最近的理论研究以及媒介本身快速变革，这个修订与扩编版本更新了前一版的内容。自上一个版本问世，尤其是在我们迈入新世纪之时，我就心存着这样的迷惑：某些大众传播的概念以及关于大众传播的思考，可能正渐渐地过时。自从媒介被创造出来以后，时代和媒介本身都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我们撰写第四版期间，大众媒介又再度被政府所援用，来支持基于不确定的判断，正义性和民众支持之上的军事行动。这些富有成效的宣传战，和许多20世纪的宣传战在性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新媒介”开始展现其经济潜力，以媒介集团形式为基础的“旧”媒介，正越来越积极地并购“新媒介”，并努力将之纳入现有的全球媒介体系之中。“大众传播”这个表述方式可能已经逐渐褪色，并具有“现代主义”的意涵，但事实上，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更为广泛和复杂。

如同前面的版本一样，我难以表达对众多慷慨相助的人们的感激之情，我只能列举一些同事和朋友，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我将特别感谢《媒介问题研究》（The Media in Question）一书的编者与作者，在我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们给予我许多的乐趣与激励。他们是布兰兹（Kees Brants）、赫密士（Joke Hermes）、范汝南（Liesbet Van Zoonen）、安（Ien Ang）、班斯（Els de Bens）、普伦米尔（Jay Blumler）、库伦伯格（Jan van Cuilenburg）、达欧葛伦（Peter Dahlgren）、格伯纳（George Gerbner）、高定（Peter Golding）、赫梅凌克（Cees Hamelink）、诺顿史崔恩（Kaarle Nordenstreng）、修恩（Karen Siune）、都德（Andrew Tudor）和维顿（Jan Wieten）。另外，一并对罗森加兰特（Karl Erik Rosengren）及其《个人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致谢。

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班斯和狄敦（Monique Dedain），因为他们让我可以使用可能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也就是詹特大学（University of Gent）传播系的资源。赛吉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的霍尔（Julia Hall）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与支持本书，并且修改本书的标题，使它在21世纪中可以获得更长远的生命。最后，我要以本书来纪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同事兼朋友：弗格森（Marjorie Ferguson），他对于我们研究领域的相关贡献将永被铭记。

丹尼斯·麦奎尔

仙德乐斯福特罕布夏郡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