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四版出版之时，正值20世纪末。我不禁想到，面对新媒体势不可挡的崛起和发展以及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的巨变，大众传播在新世纪是否还能生存？我们还远远没有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它却已经不再是核心问题了。在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影响集体行为或大众的一般态度上，没有理由认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会消减或消失。在如传播世界新闻事件和与名人有关的事件上，也是一样。尽管大众传播由于以上原因，已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范围分明的范畴了，但它还是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领域。与过去相比，大众媒介本身的形式和所有制更加多样化，它们的潜在影响也不那么强大和万能了。由于竞争和“新”“旧”媒介之间的融合，“公共”和“私人”媒介渠道之间有了更大的重合。旧有的中心——边缘（或层级）式的模式也相对地不那么明显了。这些变化都在新的理论和研究中得到反映。我对本书上一版做全面修改和更新时，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了。

　　这样一个长期的工程，使我必须参阅大量的其他文献。许多发表了的理论和研究都影响了我。我有幸能从许多同事、朋友和学生那里间接学到很多东西。我与欧洲媒介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欧洲传播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我的合作编辑以及阿姆斯特丹传播学院和瑞德邦德大学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一直保持联系。我还能利用詹特大学的传播学图书馆。不久前，我还得以在佐治亚大学、莫斯科大学、米尼奥大学、葡萄牙天主教大学、雅典大学和康伯若大学等做过演讲。除了我早年师从约瑟夫·特莱纳曼(Joseph Trenaman)而受到的影响外，这本书论题广泛让我很难说哪个学术流派对我的影响最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本书献给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乔治是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先驱，他将媒介政策和社会问题与传播学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我个人学术道路的形成时期，乔治给了我安那伯格传播学院的一个访问学者的位置，使我得以领略美国及其媒介制度的美好和丑陋。

　　没有赛吉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的朱莉亚·霍尔（Julia Hall）当初的鼓励和热情，这本书也不可能出版。她帮助我克服了再次修订本书的犹豫不决。最后，我的夫人罗斯玛丽（Rosemary）和我的大家庭也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在这里，我也要衷心感谢他们。

丹尼斯·麦奎尔

英国,南安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