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伴随着我国从经济领域改革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公共管理越来越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高成长性学科。回溯历史，1887年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开辟了从行政学的角度研究政府管理的学科领域，并与韦伯的“官僚制”一起，确立了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对20世纪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市场失灵的存在，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修正。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政府应由“守夜人”转变为“干预者”，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凯恩斯革命”。然而，政府职能大规模扩张直接导致了财政危机的出现，同时，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政府必须高效运行才能满足公民需求，向以顾客为导向的政府模式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其提供了一套高效率的政府管理形式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奥斯本和盖布勒共同提出的“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或重新塑造政府，使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活力”，这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理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管理者和学者开始探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以治理机制应对市场或国家政府协调的失败，治理理论也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倡导社会参与国家治理过程，强调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观念的区别。但是，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各种术语相互矛盾、其理论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等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在《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中首先提出“网络化治理”概念，它弥补了治理理论的诸多局限，操作性更强，更容易被政府、市场等接受。随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深入，治理实践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进展，网络化治理逐渐被主流的公共管理学者所接受，并成为当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第一次将国家治理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到全局战略高度； 这是执政党的成功执政经验、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国际先进的治理理念汇合在中国政治文件中的创新表述；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指导着我国的政治改革的发展方向，也对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党和国家必须不断提升制度建设和执行能力，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使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最终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新格局。这也要求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的践行者，积极探寻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政府治理模式，指导新形势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实践。本书研究的网络化治理，以其多元参与的先进理念倡导增进公共利益，强调多主体协商合作，赋予政府更多的灵活性，有利于构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运作方式和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思路。因此，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剖析如何在地方政府层面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等在公共事务领域更加有效的合作，探寻网络化治理在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发展之路，已经成为重要课题。

国内关于网络化治理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刘军宁在1995年对治理理论进行介绍，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更为国内的治理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此国内关于治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陈振明最先对网络化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朱立言、孙健、朱德米、鄞益奋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分别对网络化治理的内涵、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网络化治理的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中国地方政府层面的网络化治理理论与实践，首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结合实地调研资料，梳理网络化治理理论和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 对治理概念进行梳理，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界定网络化治理和地方政府网络化治理的概念； 构建地方政府网络化治理研究理论框架，在介绍现有研究视角和研究层次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范式和案例分析范式；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从网络化治理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的维度，对网络化治理的网络形成、网络运行、网络风险和网络化治理效果进行动态分析，同时对网络化治理的网络基础、网络类型、网络结构和网络价值等进行静态分析； 最后，介绍了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其理念在我国国家战略中的体现，以及目前我国各地出现的地方政府有关网络化治理的实践探索，就我国地方政府网络化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给出当代中国推进地方政府网络化治理的路径选择，探索网络化治理的中国化、本土化发展之路。

本书得到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网络治理： 面向地方政府的理论研究”（2010GXS5D26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可持续生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13&ZD04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机制研究（SKZ2014007）”的共同资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姚引良教授，他既是我的学术和人生的导师，也是我近几年公共治理领域研究的主要合作者。如果按照对本书的贡献来论，姚老师应该是本书的第一作者。因为书中有些内容是姚老师直接的研究成果，有些内容是在他参与下完成的，还有些内容是在与他的深入讨论中逐步形成和清晰的。当我去和姚老师讨论本书的初稿修改时，他主动提出不作为书的作者出现。他这种提携后辈、淡泊名利的精神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在此也让我对姚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孙林岩教授，是他把我领入了学术研究的世界，是他鼓励我进入了当时对我来说全新的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正是因为有他持续的指导和帮助，才使我从一名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位学者。

我要感谢本书的第二作者李娜，从我指导她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到今天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和我的学术研究助手，我亲历她点滴的成长，一如昨日的我。感谢她为本书付梓所做的细致而艰辛的工作。我还要感谢我们课题组中我作为导师指导过的学生，如王华光、祖晓飞、王少军、崔鹏鹏、王莉、王力立、王宇、盖小静、张翔、王彬等，他们在深度访谈、问卷整理、数据处理、模型仿真、文字录入等具体工作中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给我完成书稿以重要的帮助。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陕西省、重庆市、西安市、宝鸡市、南京市、深圳市、杨凌示范区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的认真配合才使得研究工作收到了足以深入的访谈资料和调查问卷，有了质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在此也一并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彭瑾，没有她的默默付出，使我心无旁骛的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也就没有今天本书的研究成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已经尽可能详细地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深深感谢。本书中也有可能引用了某些资料，由于作者的疏忽未能指出参考出处，或参考文献标注错误，在此表示万分歉意。

由于网络化治理在我国地方政府层面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本书中未曾进行探讨，同时，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尚需继续深入和完善。书中难免出现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斧正。

刘波

2014年8月于西安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