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长写序，诚惶诚恐。

初识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领军人物，才华横溢，风华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两鬓霜华，雍容大度，俨然大将之风。虽然其岗位已不在学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学者视为同人，引为知己。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天星治学从政近30年来的部分学术成果，以论文为主。最早发表的论文是1986年《中国农史》刊发的《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那是他在硕士研究生时期钻研经济史的成果。他博士生时期师从北大许大龄教授专攻政治史，其学位论文《明代内阁政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面世，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书是极不容易的。毕业后转向华侨史，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一学术路径，施坚雅、王赓武等前辈曾筚路蓝缕，获得了杰出成就。王赓武教授治唐史起家，曾与费正清等合作中国历史研究，后来主要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耕耘，曾任香港大学校长，被视为泰斗。施坚雅新中国成立前在四川从事农村市场的人类学考察，随后转到泰国作华人社会的田野调查，其成果分别形成传世之作。中国传统经济社会以其自身的模式延绵数千年，在世界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然而20世纪的不断革命打碎了传统经济与文化，既有的运行轨道在近代断裂了。所幸的是，在唐人街与海外华人社会，能够发现中华传统的连绵赓续，找到活生生的历史，或者说海外版的中华文化。古今相通，中外相融，学术激情油然而生，而且引发了不一样的视角与思考，这应该是他们成果丰硕的动因之一吧。我的研究领域与思路也和他们颇为类似，因此深有同感。而天星是少年大学生，在学界出道也早，我们以他为学长。

天星颇低调，对过去的论文进行整理出版有些顾虑。但学界与侨界的朋友认为，将他近30年的论文汇编成册，仍独具价值。首先，不少论文虽然发表已有年头，但因为相当部分是史学类或理论性论文，考证严密，论述精当，其学术价值不减，甚至历久弥珍。实际上，不少论文至今仍被引用和参考。譬如，其专著《崇祯皇帝大传》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之后，2008年改编为《孤独的崇祯》，收入“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继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2010年以《帝国中兴的悲歌: 崇祯皇帝七讲》出版，再飨读者。其次，新近的论文现实感很强，而且具有原创性，给文集带来鲜活的气息。最后，细心的读者，还可从文集中去感受一个学人成长的心路历程。

历史的思考序“学而优则仕”，天星也走上了这一条传统文人的成功之路。当然这让学界颇觉遗憾。侨史界前辈肖岗先生，不止一次地为天星离开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而扼腕痛惜。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南京先生，多次当面“痛批”天星离开学术界，认为这是侨学界的一大损失。爱之深，责之切，此之谓也。事实上，天星虽然转入政界，但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虽然写的论文不像其高峰期那样多，可能“文胆”也小了些，批判精神收敛了些，但在使领馆和侨界的领导工作，使之将另一种视野和高度融入其思考之中，形之于笔端。

尤为可贵的是，身居庙堂之高，仍关注学术之野，并试图将学术力量引入政府思维，将政府视角导入学术探索之中。整合学界与政界力量，恰合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欧美，出将入相，在学界与政界之间游弋，司空见惯。天星仍然与侨界和学界有所交往，并以其思考继续发挥影响和引领作用。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就是其倡导和推动下的产物。我个人也从中受益良多。本书又给我带来教益，略举二三如下。

其一，言由心生，文如其人。天星的研究工作开始于家乡历史上经济现象的追根溯源，此乃发乎内心的兴趣与爱好。由本土而海外，天星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出发，贯通古今，考察从华侨文化到华人文化的变异与继承，到当今华人社会的形态与特征，形成一系列的论文，如本书第一部分所示。在驻美使馆期间，及后来的出国考察与国内接待海外侨胞的工作中，天星以诚相待，以心交往，倾注其爱心。不少侨领事隔十余年后，仍对那次交谈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对研究领域的志趣，既是其成果丰硕的原动力，也是其成果高水平的源泉，情感流于笔端。学术研究需要坐冷板凳，没有强烈的兴趣推动，没有学术激情与冲动，很难想象能获得高水平的成果。

其二，历史脉络的梳理，古今贯通。譬如，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到当今国家领导人的侨务思想，一支笔前后20年论述，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不是应景之作，而是脉络梳理之下水到渠成的认识与成果，这几篇论文汇集于本书第二部分。又如，关于中国移民的历史，从古代移民的考证，到近现代移民的阐发，再到当代移民的考察，包括少数民族的境外迁移，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作者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系列成果，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同时，这种历史感又融入其相关研究与工作中，从而具有历史的深邃与高度。

其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相得益彰。论从史出，贯通古今的侨史研究，形成系统性与理论思维。与此类似，来自实践的认识也经提炼和整理升华为理论，或为理论提供基础。侨务理论与战略在本书占有相当分量，集中于第三部分，显示了本书的高度。而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侨务工作，以其系统思维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不被具体琐事迷乱了方向，遇到问题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本书中的侨商工作、地域侨务工作、民族问题等具体事务上，都体现出理论思维所带来的前瞻性与大局观。

其四，“学术评论及其他”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情趣。对研究动态的把握，需要阅读大量的论著，没有兴趣驱动是做不好的。对学界前辈的访谈，则体现了学术传承的担当与使命。在本书中读者还可以发现，一次旅行、一场会议，引发作者的感想与思考，继而形成反思性或启发性的文字。这种有心人不多见，而研究能力与认识水平就是在这种日积月累中不断提高的，正如本书中的一个标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理论来自实践，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对此我作为国侨办的专家咨询委员感受至深。天星与国侨办的同仁，几乎随时都与侨界同胞在进行访谈，广泛征求意见，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建言献策，这些都变成了日常工作，如同家常便饭。而中国侨资企业的普查，海外侨情的全球性调查，这些高门槛的艰巨工程最终都得以完成，非得有坚定的信念来支撑。在调研基础上进行资料甄别与整理，并力求数据化，定量分析，科学论证。凡此大量的工作当然都在本书之外，但为本书的相关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登高

201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