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4 年12 月3 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宣布:从2015 年1 月1 日起,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一改革,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了一个法治、伦理、透明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政治大国的承诺和改革决心!
器官移植技术是20 世纪生命医学科学的重大进展,这项技术从西方发达国家传入中国,经过了从临床实验到临床应用的发展过程,该项技术逐渐成熟,并成为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医疗手段,拯救了千千万万的器官衰竭患者,也促进了我国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由于器官移植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无论是尸体捐献器官还是亲属捐献器官,均涉及社会、宗教、伦理、政治、法治等深层次问题,并与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在过去一段时期移植器官来源主要依赖司法渠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备受国际移植社会的诟病。
改革源于公开透明。2005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高层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国向世界承认了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事实,承诺中国将大力推进器官移植事业的改革。由于移植技术是“舶来品”,器官移植事业要根据中国国情去发展,既要扎根本国的传统文化,立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情,又要遵循全世界公认的伦理准则。2006 年3 月16 日,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卫医发〔2006〕94 号),要求将移植医院进行技术准入审核,统一标准和管理办法。同年,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移植界医务人员凝聚改革共识,发布《广州宣言》,全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整顿工作正式拉开帷幕。2007 年5 月,我国第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始走上法治化道路。并于2007 年明确规定“禁止器官移植旅游”。2010 年,原国家卫生部启动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试点,本着尊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的原则,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机构进行器官捐献动员和见证机制,并依据国际通行准则,立足于国民的认知,创新性地提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三类标准:Ⅰ类(脑死亡后器官捐献);Ⅱ类(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Ⅲ 类(心脑双死亡后器官捐献),奠定了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的理论基础。2011 年,中国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严禁器官买卖的行为,并增设“器官买卖罪”,进一步加强了器官捐献的法治化建设。2011 年,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的研发上线运行,通过计算机系统自主分配,明确遵循区域优先原则、病情危重优先原则、组织配型优先原则、儿童匹配优先原则、血型相同优先原则、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原则、稀有机会优先原则、等待顺序优先原则等国际器官获取与分配的原则,并有序地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从2010 年到2012 年,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试点工作取得了成功,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并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国家器官捐献中心。2013 年2 月25 日,原国家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所有器官移植医院必须获得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建立器官获取组织(OPO)和器官捐献办公室。同年8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各移植医疗机构,严格使用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确保人体捐献器官公开、公正、公平、可溯源地共享与分配,并在移植界发布了“杭州决议”。2013 年12 月19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2014 年12 月3 日,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使用死囚器官,这项改革举措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和国际移植社会的赞誉。“十年磨一剑”,从承认使用死囚器官到推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我国经过十年的艰辛改革,逐步建立了一个包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医疗服务体系、器官移植质控体系及器官移植监管体系等五大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器官捐献的大爱精神,公平、透明、阳光的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的大气候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
中国的改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主管移植的官员约瑟·雷蒙·努涅斯教授说,“世界器官移植像一艘大船,中国以前不在船上,也不知道中国驶向何方,但从2015 年后,中国已经站在了船的中央。”众所周知,2006 年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由于中国器官移植来源问题发布了对中国的“三不”政策:“不接受中国器官移植进入器官移植协会、不允许中国临床移植学者在世界上演讲、不准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学术杂志上发表”。但国际移植社会中大多数专家是本着推进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良好愿望。也是从2006 年开始,世界器官移植界不少专家来到中国进行帮助和指导,并与中国专家在国际器官移植权威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文章,参与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进程,逐步认可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所取得的进步。2016 年8 月,第26 届世界器官移植协会年会在中国香港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这次会议也是TTS 第一次邀请中国专家组团参会,黄洁夫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十年历程。同年10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召开“第一届中国— 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向全世界阐述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进程,各大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专家出席并共同见证了中国器官移植正式走向国际社会。2017 年2 月,中国受邀出席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反对器官贩卖国际高峰论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黄洁夫教授实事求是地详细阐述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过程,传播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经验,并获得了世界各国移植领袖的高度认可,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对世界移植的创新和贡献”。正如弗兰克·德尔莫尼科教授2017 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发言所讲到的,“你们的骨头也是我们的骨头,你们的进步也是我们的进步”,中国逐步融入了世界器官移植大家庭。2018 年3 月,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经验在联合国与梵蒂冈教皇科学院共同举办的“践行伦理行动”会议上被认可并得到高度赞誉,被称之为“中国模式”。会议认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的经验可以供世界上社会文化背景相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借鉴。2018 年5月,中国参加第71 届世界卫生大会器官移植边会,黄洁夫教授出席了会议并发言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改革之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称赞并感谢中国为世界器官移植作出的贡献。同年8月,由中国提议建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器官捐献与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27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期间正式成立,来自中国的两位专家成为了由31名专家共同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并为世界器官移植全球治理工作贡献中国智慧。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和建立了利于器官捐献的法规和机制。例如,2016 年,国家交通、航空、铁路等六部门联合建立了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工作机制,保障人体捐献器官顺利转运;2017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修订,明确要推动器官捐献工作,探索了慈善机构等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机制。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快速发展。从2015 年至2018 年,我国器官捐献数量连续3 年增加,增幅在22%~47.5%之间,2015 年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766例;2016 年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2017 年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5,146例;2018 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达6,302例,再加上每年公民中亲属间的活体捐献2,200~2,500例,2018年共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20,201例,移植手术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器官移植医疗质量也不断改善,1年与5 年存活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少器官移植创新技术也开始出现,例如: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移植技术实现国际领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肾脏移植技术得到突破;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成立肺移植联盟;器官保存与供体器官维护技术不断改进;肝癌肝移植与乙肝肝移植临床经验已逐步得到国际认可等,中国正在向世界移植科技高峰攀登。
2018 年3月,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明确,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重心将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积极推动捐献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器官移植临床服务资料布局,加强捐献、获取、分配管理力度,规范脑死亡判定流程,加强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移植医疗服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改革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我国禁止使用死囚器官移植,到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作为唯一合法移植来源只有4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硬着陆”“壮士断腕”式的改革过程,我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我们在改革中必须不断地加强法制建设,打击器官买卖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卫生部门已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近年来坚决打击了一些买卖器官团伙,吊销了一批违规医院及医务人员执照,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例如今年破获的安徽省“怀远”跨区域违规器官获取案件,已严肃依法处理相关涉案医院和人员。为进一步满足人们对移植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坚持以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为导向,通过加强行政监管,严格资质审核程序,有序增加新的移植资质医院,目前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已经增加至173家,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脏、胰腺与小肠等移植中心,我们还要有序增加能开展移植医疗服务的医院、培养一支德艺双馨的移植队伍,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移植医疗服务。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建设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强和完善,例如: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才开始起步;中国OPO建设还要完善;器官移植发展培训体系建设刚刚启动;协调员队伍建设尚需要规范与壮大;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需继续完善和强化,人民群众观念转变也还需要一个过程;民政、交通、教育、公安、司法等政府部门还需要密切配合,推进器官移植的法治化建设。修订《条例》进一步明确界定各方权责,为规范、调整器官移植领域各方提供更加权威、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促进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
面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上还存在敌对势力造谣、歪曲事实、不断抹黑和污蔑中国的现象。“蚍蜉撼树谈何易”,我们坚信敌对势力的攻击绝不能阻挡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前进的步伐。“打铁还需自身硬”,2019年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高器官移植改革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制度建设、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勇敢、坚定地面对挑战,不断完善自己,维护得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我们将不懈努力,建设一个完善的符合伦理和世界卫生组织准则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努力攀登器官移植学科相关的科学技术高峰,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器官捐献与移植国际合作,在国际社会上展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报告记录了中国器官移植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成绩,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经验与成果。今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正式出版,其后将按照年度进行编写,并逐步出版,实现中英文同时发布。
编 者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