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种“平视”的比较教育研究

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教育梦”。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擘画了蓝图与框架，提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刘惠琴等学者的《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进一步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以及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相关国家经验。这是一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术著作，它站在时代前沿观照全球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学者对世界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平视”，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也反映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新思路、新站位、新视野和新探索。

当然，以往比较教育研究的论著中不乏有关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描述与介绍，以及若干非常精辟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而《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则是站在中国教育的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的时代方位，以一种平等的立场分析与评述某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进路与特点，进而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客观的选项。包括对教育现代化本身及相关政策内涵的理解与界定、对若干国家教育体系与状况的描述，以及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政策、发展阶段、核心指标、经验与启示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以往某种“仰视”的姿态，反映了自信的取向与“平视”的眼光。而这种眼光恰恰能够更客观地看清楚这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帮助中国教育工作者更加科学地评价这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与得失，从中寻找适合中国教育国情的各种选项，进一步增强我们自己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6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所说的那样：“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本书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所达到的新水平与新境界，体现了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平视”的眼光与思路。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教育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建设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腾飞，在教育思想、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仰视”某些发达国家教育的姿态。这也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我清楚地记得，某知名跨国银行的领导在北京饭店贵宾楼的一次社交活动中谈及中国教育时曾表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十分有说服力的参考与借鉴。而某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甚至希望中国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能够向其他与该金融机构有业务合作的国家的教育机构介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发展成就与道路的认可。中国教育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现实经验与理论积淀。当然，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与进步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居功自傲。我们的教育仍然存在许多不充分和不均衡的问题与矛盾，教育发展水平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且，在教育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教育仍然需要向其他国家与教育机构学习，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化所面临的新挑战。正如英国著名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所说的：“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个性，另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这也同样是新时代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这种挑战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它要求中国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认清中国教育本身的优势、价值与特点，建立与保持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让中国的教育讲“中国话”，有“中国味儿”。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必须具有的个性特征与文化基因。同时，要认真总结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与建设发展的经验，真正把中国教育的概念、理论、特点、道路与模式等搞明白、说清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杂志编辑人员回信中所说的那样：“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由此为其他国家与教育机构提供可以参考或借鉴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办法，进而为世界教育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中国的贡献。这也是中国教育作为一个大国的教育，在教育国际化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其次，中国的教育应该永远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保持一种开放的格局与态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格局与态度体现的是不断向其他国家教育学习的精神，充分吸收国际上教育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与营养。所谓的“平视”，仍然是要“视”的，绝不能闭目自守，孤芳自赏。其他国家的教育仍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东西，不同国家的教育都具有一定的优点与特点。这要求中国教育工作者更加充分、全面与系统地认识并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教育。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格局与特点也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应该对世界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且承担一定的责任。国际上仍然有许多需要全世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携手去探讨的教育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然需要中国教育加强与世界各个国家教育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文化往来，增强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我想，这两个方面的彼此观照与相得益彰，可能就是中国教育在新发展阶段“双循环”的新格局，是中国教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平视”的思路与机制。《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的整体构思与研究取向正是体现了这种“双循环”的格局与“平视”的学术姿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与经验，发现了许多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非常有益的选项；我们在描述与比较分析中看到了中国教育与其他国家教育之间的差异与特点，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视野，明确和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取向。

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彼此观照与相得益彰，或许恰恰体现了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因为，坚持中国教育的民族自信与保持开放的结合，恰恰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它体现了教育必须适应一个国家或民族自身文化发展个性与适应国际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统一，反映了国际教育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规律。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国际交流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交换知识、解决问题。因此，“即以交换知识论，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自己必先有好的东西，才能和别人换得好的东西。因为‘给的能力’常和‘取的能力’大略相等。能给多少，即能取多少” 。《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恰恰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实践和尝试。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教育工作者在学习与借鉴不同国家教育现代化经验中的认真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了他们对不同国家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教育工作者在分析和评价其他国家教育现代化经验时的自信，体现了他们在教育国际化中中国本位与相互平等的学术态度。

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彼此观照与相得益彰，何尝不是清华大学办学风格中“中西融汇”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呢！《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的学术站位与理论分析确实非常好地践行了这种“中西融汇”的风格，并且将这种精神与风格体现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践中。这也是清华办学风格的价值所在。中国教育的建设发展正行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快车道上。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需要有更宽广的教育胸怀，需要有更恢弘的国际视野，由此进一步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我相信，这应该也就是《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一书作者们的初心！

谢维和

2024年秋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