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第1章导论
人之初，就有了传播。从面对面说话的人际传播，到由印刷发明而开始的大众传播，到数字时代的互动传播，理论界有不同的研究脉络。从传播对象看，传播大致经历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的发展历程； 从传播特征看，传播大致经历了“原始传播——单向传播——互动传播”的发展历程。沿着这两条理论线索，人类的传播方式走到今天，传播现象出现了质的变化，也出现了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全新传播问题。
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传播的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感觉到自身与媒介越来越紧密地融为一体，感觉到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正在强烈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我们又回归到原初的人类生存状态，就像是从终点回到起点。我们像走了一个圈，从人类传播历程的起点——个人与个人间直接面对面的信息和情感交流，发展到借助媒介进行有界面的沟通，再到界面的隐形化甚至“消失”，现在是否是又回归原初“直接”交流的起点，交流重新回归到越来越直接的无边界的沟通？当然相对于早期的人际传播，这个“回归”是借助边界的隐形化“消失”，是科技带来的对人的全面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那么，这个没有边界的人类传播“空间”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媒介演进与现实世界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必然关联？
1.1文献综述： 媒介演进理论——从人际传播到沉浸传播
在传播发展史上，媒介形态、传播方式、传播空间及环境总是交织前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媒介新的形态蜕变往往会拓展它的生存和传播空间，新的传播方式也会改变媒介环境，改变人的生活形态。所以，研究媒介及传播，本质上是为了解释人与媒介的关系，掌握媒介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因为新的媒介形态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从媒介形态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可以预见社会的走向和未来远景。
罗杰·菲德勒所说的“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菲德勒，2000)，这其中的“多”，指的是多种多样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它们在事实上总的趋势是“共进共存”，形成了本研究所试图描述的“沉浸”传播及其空间和环境。
所以本书关于沉浸传播的研究，以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规律为主要关注点，
既是媒介形态变化的研究，也是传播方式演进的研究，更是关于整体媒介发展空间、媒介环境和生态的研究，是基于前人学者在这几大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脉络之上。
1.1.1“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
1995年，在互联网诞生仅27年后，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发表了他的《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他在书中提出： 以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单向性播放型模式占主导的时代，是第一媒介时代； 以媒介的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为一体的双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为主导的时代，可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2000a）。
1） “第一媒介时代”的特征
马克·波斯特把单向播放媒介为主导的时代归于“第一媒介时代”，其传播方式是由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单向传播。“第一媒介时代”以信息的单向传播模式为基本特征，其间历经口语社会，印刷社会，电视社会。
在原始的口语社会，由于口头传播范围和人类记忆的局限性,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基本靠经验累积和世代沿袭。文字发明后，人类文明进入到全新的阶段。文字使得人类文明可以记载传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造与再创造。文字传播也使文化突破了人际传播的局限性，可以超越“在场”的限制。印刷传播无须身体在场，它能够让同一时空的人们了解和体验不同的事情,也能够让不同时空的人们因为阅读同样的书本而产生“交流”。与口头传播相比,印刷传播能够超越时空，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让人们相距千万里而遥致问候，让人们相隔千万年而心灵相通。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在读了两千年前的孔子的《论语》后，激动地挥笔写下《川逝》以作应和。
这基本上是一个单向传播的时代。口头语言相对简单，印刷文字则相对复杂。在“第一媒介时代”，接收信息传播的门槛相对较高，识字能力是一个人要融入这个文字传播社会的必备条件和基本能力。学校应运而生，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从家庭走进了学校。阅读书面文字的能力较易分出层次，因此在“第一媒介时代”，接受传播的人的层级相对分明。印刷文字所具有的权威性,让人类社会结构中也相对应地形成一个言论权威阶层。
从传单到书籍，到报刊，平面印刷媒介是“第一媒介时代”的主要媒介形态，相同的阅读让人们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共同体。媒介环境学派代表、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曾举例说，“我们”这种意识,在口语社会很明确指的是同属一地、在面对面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体； 到了印刷社会,“我们”除此之外,还包括不在一地却分享同样文本的共同体（Meyrowitz，1997）。文字让分处异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相联的象征共同体,从而超越了口语社会中人们因共居一地而产生的实在共同体。
从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印刷传播首次打破了实际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使人们之间因为共同的知识而形成网络，形成虚拟的共同体。但是由于文字表现能力的局限，人们后来又发明了电报来加快文字的传播，发明了电话来传递声音，发明了广播让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发明了照相机来记录图像，直到发明了机器来记录和重放可以动的图像。
这就是电影的发明，以及随后而来的电视传播。电影的基本原理还是利用照相机将动态影像捕捉为系列静态照片，而电视则开启了影像电子信号传播，让传播进入视频时代。虽然电视在前期数十年发展阶段的主要功能还是单向传播，受众是被动的接受者，不过，电视进一步加快了人类社会融合的步伐，尤其是1962年世界上第一颗电视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使纽约自由女神和巴黎埃菲尔铁塔脚下的人们可以同时观赏到同样的现场直播节目，
使“地球村”和“遥在”成为可能。
2） “第二媒介时代”的特征
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指的是互联网出现以后的媒介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电视时代、数字电视时代，它以传播的互动性为主要特征。
马克·波斯特在他出版于1995年的专著《第二媒介时代》中，从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视角，分析考察了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及其赋予的全新意义。他分别对文化理论中的技术和媒体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包括对第一媒介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再思考，而且对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次定位。波斯特同时用新媒介观察分析了后现代性理论和多元文化论等前人论述，指出因特网和虚拟现实等电子媒介的快速扩展正在让人类的交流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对人在社会的身份认定从本质上进行了重新调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波斯特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新的时代称号： “第二媒介时代”（Poster,1995）。
“第二媒介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是： 互动与自由。信息的生产和交换变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人们开始习惯于网络互动及相关的生活方式。网络信息文化表现出很强的技术特质，网络传播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文化的未来，并从20世纪中期起，随着通信技术的大发展而造成“全景监狱”的出现。马克·波斯特试图揭示“数据库技术与现有政治、经济及社会机构的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革新”。他对于数据库的话语特征有过如是表述： “数据库首先是话语,因为它们导致值的增强,信息本身就是采取象征的符号形态先后进入信息社会”（波斯特，1995）。
相较于“第一媒介时代”的印刷话语权威，我们不能说网络就没有话语权威，但是由于技术支撑及受众的主动出击，使这种权威性大打折扣，回归到传播者向受众及时准确传递信息的本来面目。传统媒体所代表的“权威”被打破，正如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的“技术已经走到了公然蔑视现代政府权力特性这一步”。以中国当下网络的使用为例，雅虎、搜狐、新浪是代表，还有无处不在的中小网站，比如“天涯社区”“望京团”等社交或地区性团购网站。除了权威层级的变化，媒介内在语言及功能也在不断突破。波斯特对诸多理论家的贡献进行了评价，如本雅明的技术文化、波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理论、福柯的“全景监狱”等。他在自己此前一部专著《信息方式》的基础上，以独创的思维方法分析了信息方式下数种文化内容的传播，包括斯派克·李在全球热播电影《做正事》中所体现的政治、瓦格纳的经典歌剧《指环》中矛盾的女性主义，以及在海湾战争中电视评论的倾向与特质。
相较于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中的人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当然也面临后现代的种种虚拟性。现代性常被定义为工具行为的蔓延，马克斯·韦伯就曾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以科层组织（bureaucracy）形式将工具理性制度化。“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相矛盾及令人同情之处是，它假设有一种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被定义为理性选择能力，这样就摈弃了具有早期社会制度特点的所有支配形式。同时，现代社会建立了一种组织形式（科层组织），这又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支配性”，而破译信息交换日益显出电子媒介化形式的社会特点，电子数据库代码产生出毫无歧义的语言形式，科层组织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便源自这种语言形式（波斯特，1990）。波斯特因而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 （波斯特，1990）。
“微博客是‘第二媒介时代’最为理想的状态，传播者可以成为散点交流，消失了传播中心点”（周珣，2012）。福柯认为话语是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并以此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该经典理论将传播过程当作是基于话语的存在，认为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正因此，社会传播方式的改变就必然带来社会话语权方式的改变。福柯并且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话语方式： 政治权力化、知识精英化、大众日常化，他认为这三种方式代表着三种主要社会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夺。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产物的微博，其传播结构融合了发表、转发、评论和关注，可以说是为三种话语表达方式提供了和平共处的平台，表现出了区别于以往媒介传播的新的话语权关系。当然，微博，也仅仅是“第二媒介时代”的杰出代表，它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媒介时代的本质特征。
1.1.2媒介形态演进趋向 “共进共存”及“人性化”
媒介形态研究是媒介研究的核心。所谓媒介形态（media morphosis），泛指传播媒介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消费需求、市场竞争、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创新等诸多影响因素交织作用下向前发展的，正如美国媒介学者罗杰·菲德勒在他的经典著作《媒介形态变化》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菲德勒，2000）。
也有学者将媒介形态解释为“媒介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的外部形态和作为内部结构的传播符号)、生存依据、媒介的传播方式方法(包括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的形式和途径)以及由此展示的媒介功能与特征” （蔡凯如 等，2003）。他们认为媒介形态可以分为两种： 可视形态和潜在形态。所谓可视形态，指媒介的外部形状和硬件，是媒介作为社会单位向世间展示的表象。所谓潜在形态，指媒介的内部形态，主要指其内部结构和各部分间的关系。
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这已得到理论界共识。传播史上已有的媒介形态，从口头语言、印刷文字、电子媒介、网络新媒介，基本上都遵循着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这些规律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主要有“共进共存”（Coevolution And Coexistence）、“蜕变性”（Metamorphosis）、“传递性”（Propagation）、“生存性”（Survival）及“机会和需求”（Opportunity And Need）。
所谓“共进互存”，指所有媒介相互影响，不断演变，交织共存在一个发展中的复杂媒介系统中。而且，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都会对既有媒介形式产生某种影响。其典型例子有电视出现之对于电影的影响，电影成为电视的内容。互联网与图书、杂志、电话、手机、电视、电影、唱片等媒体产业都存在共进共存关系，其结果是形成传播渠道及形态多元化格局。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 “旧媒介作为新媒介的内容。”
所谓“蜕变性”，指新媒介的兴起并不是自发的和独立的，相反，它们是从旧媒介形态中逐渐脱胎演变而来的，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有时是局部的改进，有时是本质的革命性飞跃和创新。当新的媒介形式问世时，旧的媒介形态通常也会顺应需求相应调整和变革，但很少会彻底消亡。典型例子如传统纸媒介为了适应新媒介的出现而发生蜕变，由此产生了报纸网站、杂志网站等。
所谓“传递性”,是指新形成的传播媒介形式往往从较早的传播形式中继承那些主要的技术特性，并通过各种传播符码，如编程语言等，把这些特性保持和流传开去。如从苹果电脑的设计运用界面发展而来的个人电脑； 从网络浏览器Netscape上发展起来的Explorer。
所谓“生存性”，即适应或消亡。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应时而变，不进则退，不适应者退出历史舞台。为此，旧媒介需要在市场和需求领域中不断调整定位，如杂志从一般性到专门性、广播从“广”播到“窄”播的发展历程。以美国为例，杂志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40年是其黄金时期，为当时主要娱乐媒介，并在20世纪前半世纪走向成熟，形成现代杂志体系； 广播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堪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大众媒介。但是，到了50年代，在电视的冲击下，二者都面临危机，最终通过转变市场定位到为特定群体需求服务，才成功存活下来。总结这些调整和演变的“求适”方法主要有： 个性化、本地化、专业化等。
所谓“机会和需求”，指新媒介被社会或市场认可，并不单单或主要取决于其技术特性。技术特性只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要真正得到推广发展，必须配合相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如录像带产业，VHS 打败Betacom。Beta是一种比VHS更高质量的录像带形式，但被Sony把持为专有技术，而JVC则把VHS格式公布给各厂家共享。由于任何厂商都能够生产VHS带，使其市场价格稳步下降，市场占有不断扩大。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对本研究也颇有启发。麦克卢汉理论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作用因素，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他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即放大（Amplification）、过时（Obsolescence）、再现（Retrieval）和逆转（Reversal）。但正如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中所说，这四定律“仅仅是相对清楚。这些定律是开放性的。所谓开放性就是说，一种媒介，比如电视，不仅可以逆转成为电脑，而且可以逆转成为有线电视、录像机等媒介，实际上，它差不多可以逆转成为脑子里幻想出来的有道理的任何东西”（莱文森，2001）。
麦克卢汉提出的“四定律”基本上是个线性分析方式，但作为麦克卢汉理论的承继者和发展者，莱文森试图最充分地利用麦克卢汉四定律这个分析框架，即作为四条路径展开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媒介及其效应之间，存在着一个循环展开和渐进展开的关系，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着实在的前进运动，而且这个运动不是封闭的圆圈，而是螺旋形展开的。这个四位一体的连续性，部分来自“逆转”时“过时”的成分，部分来自新媒介或新效应，因其确实包含着刚过去的那个媒介的某些特征。
从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也可以看出媒介形态变化的复杂性。人类传播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它前行的脚步，受到各种作用力的左右。论及媒介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建构论，以及人性化论等。“人性化趋势”是莱文森最早于1979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 媒介进化理论》中提出，其核心是： “媒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演进，人创造媒介（显然如此），而且选择媒介（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选择环境）。我们的选择有两条标准： （1）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暏的生物学局限（这一点只重申了麦克卢汉媒介超越时空的‘延伸论’，是他创造性地采用和发展伊尼斯的思想而提出的观点）； （2）人类在早期的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我们想要重新捕捉住这些昔日的传播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莱文森，2001）
莱文森认为他的上述第二条标准虽然包含了麦克卢汉再现昔日媒介的观点，但有很大超越性，因为他具体说明了可能会再现什么媒介。他举例说，电话发明后代替了电报，是满足了一种进步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电话来进行双向互动传播，将电报里丢失的声音部分“再现”回来。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像彩色照片代替黑白照片被人们所喜爱，因为人眼希望看到自然界的真实色彩，而这些通过光学复制技术等就可以实现了。同样道理，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但是广播并没有被电视消灭，因为只听不看这种偷听功能，是自然（前技术）传播环境中意义重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广播完美地实现了这个功能。“在一切情况下，那些站稳脚跟、繁盛如昔的媒介，必然有这样一个原因： 它们复制、对应、调适、再现了无中间的、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或方式”（莱文森，2001）。
本研究倾向于认为技术、人与社会彼此间都是互动建构的，在技术与社会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着眼于人性化趋势，从媒介与人的关系来研究作为新演变出来的媒介形态——“沉浸”的形成、受影响的表现及其传播特征。
1.1.3媒介空间、环境、生态理论，界定媒介、人与环境的关系
媒介空间、环境、生态理论，本属于三个各不相同、又互有交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沉浸传播研究基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着眼于整体大环境，一定程度上与媒介空间、环境和生态都有关联。沉浸传播所处环境可认为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其复杂系统的行为，因人类在其中的活动而产生，并且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人类的参与其中才使得环境充溢着强大的生命力。不少学者因而借用有机体与其生活栖息地之间相互关联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观察和分析媒介形态、媒介环境与媒介传播方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主要有两大类。以人类为中心——研究人与媒介环境； 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 （崔保国，2004）。在本研究中，人、媒介、环境都暂时处于一个非清晰定义，或需要再定义的状态，所以本研究在这里可以先界定为研究人、媒介、环境三者间的关系。
顾名思义，媒介生态学借鉴了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海克尔（E.Haeckel）于1866年出版的专著《普通形态学》。在该书中，海克尔以进化观点阐译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生态”概念来描述自然环境中每一个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的关联，并且特别关注这些关联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如何共同作用而产生一个和谐健康的共居空间和大环境。有些学者将媒介形态所面临的公众需求、政治压力、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媒介间竞争等，视为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并认为外部环境变化能诱发或迫使媒介内部的变革，尤其是从观念、技术到制度的彻底革新，这些会最终促进媒介自身的生态环境发生变革。
所谓媒介生态理论，实际上是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来研究。条分缕析西方在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 一派主要从技术角度看媒介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表现方式的影响，关心媒介作为环境和文化的意义； 一派主要从人文主义角度重新思考技术理性，寻求本性和人类社会各子系统健康互动关系。虽然思考出发点不同，但在“以人为中心”上具有共性，且双方在媒介技术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上具互补性。从符号学角度来说，媒介产生不同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认知世界时要在符号结构里进行，使用某种媒介就是要理解和适应它所构建的符号系统，而且要认识到常常是多套复合符号系统共存在一个大环境中，对人类产生复合的影响。尼尔·波兹曼曾明确提出，人类生存在两种不同环境中，即自然环境和语言、技术等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形塑人类自身。可见，“媒介环境”和 “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在媒介研究领域基本同义，也正因此波兹曼定义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媒介生态学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与西方重视技术理性有关。人类文明在途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理性认知不断深化，到工业革命时期到达一个巅峰，机器大工业带来的技术理性不仅提升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同时使人与机器之间产生异化关系。从芒福德到英尼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波兹曼等西方媒介生态学家，对此进程大多持技术悲观主义立场。其中麦克卢汉继承芒福德，推动了“技术决定论”的进一步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媒介是技术”的代表人物，认为媒介对于人类维持感官均衡具有很大影响力； 而且媒介借助不断完善自身及人类环境，拥有了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麦克卢汉最早较完整地提出了“媒介生态学”概念和理论，波兹曼随后在纽约大学创立了专门的“媒介生态学”课程和研究项目，真正使“媒介生态学”成为一门学科，他并牵头整理编撰出版大批相关学术著作，形成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中国学者邵培仁教授所作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影响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受众等之间的互动，并且提出了“媒介生态互动”观。崔保国教授所定义的“媒介环境”包括两方面：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崔保国，2003）。
在传播研究中，“空间”（Space）概念也是个关键因素，但长期被媒介研究所忽视。“空间”概念多义，媒介所关注的空间，不只是地理的和自然的空间，还是社会的、环境的和人心理的空间，如在区域、城市、国家等尺度上，都是多重环境的综合体。因此空间既可被看作是具体的物质形态,也可看作是虚拟的精神形态。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全面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空间概念的更转，这甚至使以传播表现社会状态和文化符号的媒介，反过来也成了需要社会给予关注和纳入使用的对象，并以此来维系其生存发展的空间。沉浸研究正是力图在现有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建构“大空间”概念的可行性。
“空间”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建构并不一样。在媒介地理学中，空间是媒介环境中的景观与素材； 在媒介社会学中，媒介是社会的大脑和中枢神经，位于社会核心，空间概念表示着社会构建的全过程。在哲学家康德眼里，地理学讲的是空间，历史学讲的是时间。在人类学家眼里，社会与空间的概念，包含“地点与无地点”、“现代性与超现代性”这两个组合，地点可以有关系、身份和历史等象征意义。媒介“空间”的建构基础之一是文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文明及其不满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提道，“从源头上说，文字是不在场者的声音”(Freud，1929)。声音不在场有两种基本情况： 空间太远，地理距离太大； 时间太远，听者在说话之前或之后才在场； 当然也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过与生命和物质存在同样的是，传播也只能顺时间前行而不能后退。
媒介如何突破和超越地理空间，最新传媒技术又如何重建地理空间的划分？国际上社会因素的变化已经促使世界“空间”重新划分： 作为亨廷顿所称为的“孤独的超级大国”的美国，马不停蹄地推销自己的“全球社会”模式； 围绕北美、东亚和欧盟的“三组合力量”，成立经济自由贸易圈； 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树立起分界线……人对于媒介空间的感知和判断，除了环境能够提供的现实观照的影响之外，在头脑中已经具有的空间观念，也会直接影响到其对周围媒介空间的解读。“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伯吉斯，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城市同心圆的理论建构。他指出城市以不同功能区域划分，可以分为由若干同心圆环组成的物质空间，每个圆环又可被分成若干更小的分空间。在这些不同的空间区域内有着不同功能的共存和交互发展，不同地点和空间组合起来，相应形成不同的图景。这些多元因素和时空的组合，最终决定了人对城市空间的感知。
综合上述各种理论，“空间”主要可以分成三大概念，而沉浸传播对空间的理解，主要就建构在这“三大空间”概念上，它们分别是： 
(1) 物理的空间，也称第一空间，指以物质的地理环境建造而成的空间体系。第一空间关注的是空间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是西方学者关于社会空间的重要著述，他反思了西方传统的空间认识论，力图构建“历史-社会-空间”三者辩证统一的新“三元辩证法”，一方面用历史与社会的视角解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