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这一批经济学家不仅致力于发展和完善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还力图将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及政策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进行整合，从而为西方国家提供一个政府调控经济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工具，以使现代资本主义日臻完善。在“二战”后近30年里，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经济决策。同时，由学派领袖萨缪尔森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跨越半个世纪（1948—2009）的19次改版中享誉全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工作①。但是，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严重地打击了自诩已经找到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稳定金钥匙的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激进主义经济学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打击。新古典综合的称谓悄然改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eam）（《经济学》第8版，1970）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经济学》第12版，与诺德豪斯合著，1985）。然而，现实经济情况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反对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对新古典综合造成了很大冲击，动摇了其支配性的霸主地位。沿着新古典综合开辟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继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日益壮大，成为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正宗代表。
1.1  新古典综合学派概览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灾难，资本主义的信誉降至冰点。同一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稳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当资本主义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面前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气魄，提出了他扭转危局而又不伤及组织内核的拯救方案。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了，这是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还导致西方世界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史称“凯恩斯革命”。然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最为重要的两项工作是：①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发展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分析，完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并提供适用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所需要的政策分析工具；②处理好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至少要完成两者形式上的兼容。一大批凯恩斯的追随者正是通过完成以上工作而形成了20世纪50—70年代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为政府所接纳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
1.1.1  大幕开启：凯恩斯革命
在揭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大幕前，有必要对它的奠基性事件——凯恩斯革命——做简要介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一场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刻、持久、广泛的经济危机。崇尚市场自发调节（市场自我出清）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对危局无药可下，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持久性的经济波动。要想挽救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就必须对传统学说进行修正。所谓时势造英雄，20世纪最卓越的、坚定的保守主义经济家——凯恩斯——顺势而出。1936年，他出版的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教材以下简称《通论》），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也是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它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更新，建立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挽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为己任的完整理论体系，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学界用凯恩斯的名字称呼这次理论“革命”，说明了凯恩斯个人思想的不朽与重要。简言之，“凯恩斯革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分析的是个别企业或部门的供给、需求、价格、收入等；凯恩斯则研究总供给、总需求、总价格、总收入等，提出了关于整个经济体系就业和产量变动的总量分析或宏观分析方法。凯恩斯明确地把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并重点研究与国民收入总量有关的宏观问题，运用总量分析方法，创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2）以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推翻萨伊定律，进行了经济理论的“革命”。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一结论来自萨伊定理，即“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和“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储蓄也就无法全部转化为投资，会导致“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此，失业和萧条成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宿命。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均衡是“特例”，有效需求不足才是“通论”。
（3）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坚信的是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但凯恩斯指出，总需求不足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根本无力扭转这一局面。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实行需求管理，才能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实现理想的充分就业均衡。
新生事物往往会引发争议，1936—1940年，学术界一直在热烈地讨论凯恩斯经济学的合理性或可行性。但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然来临，当各国政府开始极力扩军备战时，失业的冻土悄然松动。战争期间，在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下，高悬的失业率顷刻间变成了劳动力的极度匮乏，巨大的战争消耗使参战各方都开足马力、努力生产。例如，1939—1944年，美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的产出翻了一番，生产能力增加了50%，失业率从20%降至地平线。政界和学界认为，世界大战验证了凯恩斯传奇，各国政府开始重视凯恩斯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将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体现了凯恩斯的主张。翌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发表文告，宣布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就业法》，赋予政府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去运用税收、借款、投资等手段来“促进充分就业”。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资本主义再次被认为是一种有希望的、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统治根基的影响，凯恩斯在指明新繁荣道路的同时，却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在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古典思想体系中，其主要信条可以概括为：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经济效率与资源配置；②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劳动者获得了合理的报酬，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式；③市场的自发调节可以自动实现均衡，这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及保证商业契约的履行。
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三个信条，凯恩斯宣布放弃最后一个，即任由市场自发调节可以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信条。但是，他支持了前面两个，即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者获得与其产出相等的报酬）和市场价格机制是具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案。凯恩斯希望政府在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而在挽救社会于经济危机时挺身而出。这正是凯恩斯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的无穷魅力，尽管争议与批评在它产生时便如影随形，但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 1972）所言，“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推翻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 
1.1.2  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
《通论》的读者群定位于专业人士，目的是向经济学家们布道新说。其篇幅不大，但无论从行文还是观点上讲，都是一本公认的晦涩难懂之作。英国著名经济学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2011）指出，“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中，该书仍然是最难懂的著作之一……难以理解的文句、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脱离正题的论述”。萨缪尔森表示自己最初看不懂此书，“它是一本撰写不良的书，结构松散；任何外界人士，如果仅凭该书作者过去的声誉而购买该书的话，他的购书款可以说是上当受骗了”。①因此，凯恩斯主义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将凯恩斯经济学通俗化以推而广之。汉森、萨缪尔森是这一工作的杰出代表。同时，《通论》所开创的宏观分析和宏观经济学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①只有宏观理论，摒弃微观学说；②过分强调需求，忽视供给；③注重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没有长期动态分析；④没有对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一般均衡分析；⑤为应对“大萧条”而采取的极端做法（如人为破坏后再修复、奢侈浪费）已不适应“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⑥旨在刺激有效需求而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笼统，且过分强调财政政策，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为了完善和推广凯恩斯主义学说，新古典综合派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①希克斯、汉森及莫迪利安尼的IS-LM模型，米德、金德伯格、蒙代尔、弗莱明等人的“开放经济”模式，这些模型把凯恩斯的思想放入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并构建了现代收入决定论；②萨缪尔森的AS-AD模型，它将价格水平和总供给引入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③汉森、萨缪尔森的“引致投资”和“加速原理”的学说，多马、哈罗德、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它们在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④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布伦贝和安多提出的“持久财产假说”，摩根等人的“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说”，这些假说在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⑤克莱因等人首次完整地将凯恩斯经济理论数量化，提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波动、经济预测及宏观政策的研究。
同时，在政策建议方面主要有：①汉森、萨缪尔森的“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和“相机抉择行动”；②海勒、托宾和奥肯的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张得到美国政府的采纳，强化了新古典综合派在战后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经过新古典综合派的努力，宏观经济理论有了重大发展，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本形成。新古典综合派荣誉等身，下面介绍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尔后来分析他们开创的“综合”事业。
1.1.3  代表人物
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1887—1975）是美国早期重要的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的引路人。他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维堡，1918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37年转至哈佛大学直至1956年退休，期间培养了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193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任政府经济顾问。汉森以传播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为己任，其著作《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他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发展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说明当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起决定作用。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这些都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理论。汉森的主要著作有：《充分复苏，还是停滞》（1938）、《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49）等。

阿尔文·汉森

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首届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奖得主（1947）②和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的美国人③。他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犹太家庭。16岁进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师从美国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汉森，成为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④起初，萨缪尔森想留校任教，但只能申请到普通讲师席位，于是，他选择去了经济学水平不高的麻省理工学院，直至退休。期间，拒绝了母校于1954年对他的任教邀请。在实践工作方面，他曾任肯尼迪政府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萨缪尔森著有：《经济分析基础》（1947）、《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合著），前者是数理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后者把价格理论、线性规划和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是计量经济学兴起的重要作品。萨缪尔森最广泛的影响和杰出贡献来自于《经济学》教科书。1948年，《经济学》出版，这部教材用简单明了的代数和图表阐述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并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这部教材大概每三年再版一次，以使其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学的新进展。至2009年该书第19版发行，被译成43种文字，发行千万册，成为经济学学科的入门课程和标准教材。在这位现代经济学少有的通才大师辞世时，美联社在报道中将萨缪尔森的一生主要成就概括为：他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

詹姆斯·托宾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1918—2002）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他于1947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消费函数问题。1950年起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1958年当选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 1961年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1971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托宾的研究成果丰硕，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有“托宾的q值”“托宾说”“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1972年，他发表《通货膨胀与失业》一文，研究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和失衡问题，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的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政策》（1974）、《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4）、《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经济计量学》（1975）等。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在美国还有：阿尔文·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2003）、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24—）、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20—2013）、沃尔特·海勒（Walter W. Heller，1915—1987）、阿瑟·奥肯（Arthur M.Okun，1928—1980）、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Stemble Duesenberry，1918—2009）等；在英国有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詹姆斯·米德（James E. Meade，1907—1995）等。除萨缪尔森和托宾之外，希克斯、米德、索洛和莫迪利安尼先后于1972年、1977年、1985年和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视为新古典综合派在学界显赫一时的表征。
1.1.4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
在宏观经济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氛围下，无法回避的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出现分裂的尴尬。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展开，而宏观经济分析以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展开。这两个核心本就是各自发生的，价格理论不能运用于宏观，而宏观分析则缺乏微观基础。②这两种经济学的结论相互抵触。新古典经济学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坚信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地调节经济活动，便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凯恩斯经济学代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它认为市场自发调节无法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应干预经济。基于以上分歧，双方在逻辑思路、分析方法与政策主张等方面各执一词。但这两种不同范式的经济学都倡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究其利益本质，凯恩斯经济学是形式上的新说，凯恩斯骨子里仍然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例如，凯恩斯虽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支柱，指出这只是特例情况。但他又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实行管理之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出发，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⑤这意味着，在实行凯恩斯主义达到充分就业之后，新古典经济理论仍将再度适用。可以说，凯恩斯的立场和战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将这两个经济学范式综合在一起，使西方经济学过渡到一个新时代，以保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
所谓新古典综合，是指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一系列在凯恩斯思想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宏观经济学”，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如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形成“微观经济学”。如前面所说，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范式，但两者的价值取向一致，使他们有了沟通的前提。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价值论（价格）和分配论，新古典经济学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这样一种新的综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被安排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形成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教学体系的基本面貌。
萨缪尔森是这次大综合的核心人物。1948年，他出版新式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⑥这本影响巨大的教材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直接代表和高度浓缩，它也不断地从各种反对派那里汲取营养，以图自我进步。“新古典综合”一词最早出现在《经济学》第3版（1955），它“把早期经济学和现代收入决定论中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集合起来”，这一综合工作“弥补了总量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并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1958年的《经济学》第4版对新古典综合的表述为，“将现代收入决定的合理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原理的综合。它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收入分析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使古典理论重新有效。”1961年的《经济学》第5版提出了“新古典学派综合”的称谓，并在1967年的第7版中强调了这一名称，并宣告综合工作已阶段性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经济学》仍是以“宏观经济学”为主体内容。正如萨缪尔森在教材第一版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收入”是贯穿《经济学》的主线。本书只是在第三篇以“国民产出的构成与定价”为题用了4章篇幅简述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以后的改版中，微观经济学仍是以附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定位出现。
尽管《经济学》教科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新古典综合派难以说已经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有机整合，新古典综合本身是矛盾和不一致性的。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⑦新古典综合派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借助于“长期”和“短期”来自我诠释：在长期中，新古典经济学行得通；而在短期内，由于货币工资的刚性，缺乏利率弹性的投资需求和货币需求等原因，凯恩斯主义行得通。但这暗示着凯恩斯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不过是使新古典经济学重新适用的手段而已，凯恩斯的通论反过来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特例。这种解释招致凯恩斯非均衡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严厉批判。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现实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古典综合理论蓝图中不可能发生的“滞胀”局面，使新古典综合派遭受重创。在《经济学》第10版（1972）中“新古典综合”已不见踪影，萨缪尔森使用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这一新名词。1985年，“两代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与威廉姆·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1941—）⑧出版《经济学》第12版，萨缪尔森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修订”。由此，萨缪尔森所领衔的学派正式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这一新的折中体系出现。从形式上看，微观经济学成为与宏观经济学对等的篇目，形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在微观部分加入了许多最新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宏观部分，作者把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这三个学派的某些观点纳入教材的编写内容。由于这种转变，《经济学》维持了作为世界重要现代经济学教材的地位。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新古典综合的改进主要是形式上的进步和内容上的充实，微观与宏观仍未能被融汇到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之中。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裂反映的是在稀缺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国家调节之间的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工作原理，而凯恩斯经济学说明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需指出的是，新古典综合派在进行理论构建和提出经济政策时，遵循的是萨缪尔森推崇的“辉格史观”原则，即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或干脆就是美国资本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形态，遵循科学精神，单纯利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现实问题（他们对待经济学说史同样如此）。在“二战”后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貌合神离的问题似乎可以忽略，然而，当现实表现出与原有理论描述有着很大差异时，潜在矛盾便集中爆发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的统治性地位开始减弱，经济学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两种思路：使宏观理论适应微观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办法），或使微观理论适应宏观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办法）。
1.2  混合经济理论
资本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的作用。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凯恩斯经济学证明了市场经济存在失灵，任其完全自由已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意味政府需要适当地干预经济生活。当然，这种干预，并非重商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模式，而是凯恩斯主义的干预，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进行。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学说的基础上，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目标，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提供了更加详实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方案，并把这种政府和市场共同起作用的经济称作“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本节介绍混合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模型，其政策主张放在最后一节。
1.2.1  混合经济的基本内涵
混合经济思想来源于凯恩斯。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24章中曾指出，挽救资本主义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的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⑨汉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提出“双重经济”（dual economy）的概念。他在《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1941）一书中指出，19世纪末期以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有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或“双重经济”，它包括“双重生产经济”与“双重消费经济”。前者是指生产中除了私人活动外，还有政府的活动，如建立国有企业、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等；后者是指“收入与消费的社会化”，即政府建设廉租房，政府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汉森指出，企业国有化不是“双重经济”发展的方向，不能改变经济私有制运行的这一基本模式。
萨缪尔森对混合经济思想做了更全面的阐释。他指出，“混合经济”有两种含义。①混合经济是“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的制度。在这里，一方面，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来组织生产和消费”。⑩②混合经济是“垄断和竞争的混合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经济，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经济，而是两者交织并存。这种经济制度在两种含义上是混合的，即“政府限制私人的主动性；垄断的成分限制完全竞争的作用”。11
可见，所谓混合经济是指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有国家干预的经济。当然，这仅是一种粗略的说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就有政府干预的存在。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府的规模及其经济职责十分有限，即维护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法律秩序，和承担某些私人无力进行或不愿意进行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而在混合经济下，政府要有意识地干预经济生活以实现某些预先设定目标。这意味它的职权和规模均有扩张。但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不是要代替市场，二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分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问题主要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解决；政府则执行政策来调节市场运行的主要参数，间接地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调控”一词很好地表达了政府干预的性质，即采取的是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混合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1.2.2  混合经济的理论模型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凯恩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国民收入水平（它决定总产出和总就业量）如何由总支出水平决定，以及总支出水平为何不足以产生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国民收入水平。他强调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干预的重点是保证一个充足的总支出水平，其他空间留给市场发挥作用，从而在保留效率和自由的同时实现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为此，他提出了以刺激性财政政策为核心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综合学派形成了一整套适合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理论模型及政策主张。他们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模型主要有三个，都是“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入门知识，这里只做轮廓性介绍。
1. 收入—支出模型
它是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理论的解释和拓展。这一模型指出，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是有效需求水平即总支出水平，即总支出＝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公式：Y＝C＋I＋G＋NX。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私人的消费和私人的投资不足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特别是后者总是极不稳定。通常的情况是，投资或者大于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或者小于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由此产生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两个缺口，这两个缺口要靠政府的支出加以抵消。这是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的基本观点。
2. IS-LM模型
这一模型首先出现于《经济学》第7版（1967）第18章“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的综合”。它把凯恩斯的思想置于一般均衡框架，构建了新古典综合的现代收入决定论。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考察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是由三个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组成的，但他集中研究商品市场上消费和投资的变化以及储蓄和投资的变化如何决定产量和收入水平。这是因为，他假定资源和技术不变，以及充分就业之前劳动供给曲线完全弹性，由此，商品市场上的产量和收入水平一经决定，劳动市场上的就业量也就被决定了。凯恩斯虽明确指出，收入的变化必然会改变货币需求，影响到利息率；而利息率的变化也必然会反作用于投资，影响收入水平。但是，他在考察商品市场的收入决定时假设利息率不变，在考察货币市场的利息率决定时假设收入不变。他始终没有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和利息率水平的变化进行同时分析。希克斯、汉森采取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使收入和利息率在投资、储蓄、货币供给和灵活偏好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同时被决定，从而给出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并且，这也提供了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的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决定了IS曲线的位置，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决定了LM曲线的位置，通过搭配使用这两种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可以调控出适宜的利息率及国民收入水平。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却被凯恩斯所忽略的货币政策重新受到重视，至少与财政政策同等重要。不过，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作用的不同观点在LM曲线的斜率中得到反应。
3. AS-AD模型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使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遭到广泛质疑。为了摆脱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在吸纳了各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后，进行了一次新的所谓“成熟的综合”。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正是这次综合的主要成果之一。该模型在《经济学》第12版中提出，力图替代IS-LM模型，成为新古典综合派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工具。AS-AD模型将用于解释“滞胀”现象。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在综合成的单一理论框架中包容萧条、超级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关于挤出效应的争论。”12
如图1-1所示，纵轴表示价格总水平（P），横轴表示实际的国民收入（y），yf表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或潜在的国民收入，LAS是长期的总供给曲线，AS是短期的总供给曲线。这个模型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图1-1  AS-AD模型

（1）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使AS与AD相交于E点，在这一点的价格总水平P、实际国民收入y和就业量N都很低，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2）短期内，通过政府干预，AD上移到AD′，AD′与AS相交于新的均衡点E1，在这一点，价格总水平、实际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都较高，意味着经济处在繁荣阶段。
（3）如果总供给缺少刺激或总供给遭受负向冲击，AS移动到AS′，如果政府进行干预，AD移至AD′，E2为新均衡点。可见，通胀率很高，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发生滞胀。
（4）由于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总供给没有弹性，所以总需求的变动只影响价格总水平，不能改变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
AS-AD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在短期，政府干预是有效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把经济由非充分就业状态推进到充分就业状态。在长期，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总就业量和实际的国民收入）由经济体系中的实际因素决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起主导作用。

1.3  增长与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
在构建了混合经济的理论体系之后，新古典综合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波动，以及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学说成为“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必讲内容，以下仅做简要介绍。本节重点阐述的是，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体系形成及受到现实经济变化冲击的过程中，对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论述。
1.3.1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
1. 经济增长理论
凯恩斯经济学关注的是短期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则需要对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实现长期繁荣做出解释。1956年，索洛和斯旺（Trevor Swan，1918—1989）13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相结合，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1961年，米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对各种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系统阐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它强调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决定作用。②它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即通过市场机制，各生产要素都将得到充分利用，使经济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并且，通过对利息率的调节，使投资等于储蓄。③它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资本家改变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组合（前提是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率，调整投资与储蓄的关系，保证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萨缪尔森指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证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均衡增长：“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由于任何从消费中节余下来的储蓄部分都可以转化为资本，所以任何经济增长率都是‘有保证的增长率’。究其原因在于：①不存在储蓄与投资相脱节的问题；②资本—产出比率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14可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引入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使市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从而证明了混合经济完全可能实现充分就业。
2. 经济周期：“乘数—加速原理”
汉森注意到凯恩斯的“乘数原理”与阿夫塔里昂、克拉克等人的“加速原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他建议萨缪尔森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探讨。1939年，萨缪尔森发表《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提出了乘数—加速原理的动态经济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及幅度。这个模型可以做如下简要表述。
假定当前的经济中存在失业，产出开始增加，不断提高的产出通过加速引来新的投资，新投资进一步通过乘数使产出增长。因此，产出增长率得以自动维持。在某一时刻，自行维持的复苏会碰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度，经济就会走向衰退。因为只要经济增长停滞，加速数的作用便会带来支持繁荣的高投资额下降。当经济衰退达到一定限度时，乘数—加速原理又会发挥作用使经济自动走向复苏。因为在产出骤然下跌时，加速原理要求负的投资，但对厂商而言，总投资不可能是负数，因而投资下跌存在一个下限。在这一点，厂商进行某种新的投资，经济再度起飞，新一轮的周期开始。简言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外部力量使经济波动出现，而一旦波动开始，内部的加速和乘数的理论使之维持下去。
1.3.2  菲利普斯曲线
按照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产生通货膨胀，由于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不会在经济中同时发生，因此，通货膨胀与失业就不可能同时并存。凯恩斯的政策药方简单明了：对总需求实行微调，在低于充分就业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高于充分就业时则实行相反的政策。这被称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由此，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取舍，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对这两个苦果进行权衡和调控。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当菲利普斯提出了一条表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的曲线时，它很快就被结合到新古典综合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中。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新西兰籍教授奥尔本·威廉·菲利普斯（A.W. Phillips，1914—1975）在《经济学报》上发表《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他根据英国这些年份的统计资料，画出了一条反映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关系的曲线（如图1-2所示）。这条曲线表明，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菲利普斯的结论是：在英国，如果能保持5%的失业率，货币工资水平就会稳定，低于此失业率，货币工资增长率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受菲利普斯的启发，萨缪尔森和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1960）发表《实现和维持稳定的价格水平：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性分析》一文，他们根据统计资料绘制了一条美国1933—1958年的菲利普斯曲线。他们指出：“这条曲线表达了在不同程度的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的菜单选择，这是从过去25年的美国经济数据中初步估计出来的。”“要使工资增长率低于美国年均2.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不得不使失业率保持在5%~6%的水平……对应于价格稳定的A点，它意味着大约5.5%的失业率；而对应于3%的失业率B点，则意味着每年4.5%的价格上涨。”15也就是说，要想消除通货膨胀就必须接受5%~6%的失业率。而在当时美国社会可以接受的失业率仅为3.5%。因此，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说明，要想维持较低水平的失业率就必须接受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率。



图1-2  美国1933—1958年的菲利普斯曲线

后来，萨缪尔森将菲利普斯曲线稍作修改，将其变成一条反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最早出现在《经济学》第5版（1961）的第18章，本书引用的是1985年第12版的图形16。如图1-3所示，当通过减少失业而沿着这条菲利普斯曲线向左运动时，曲线上的物价和工资上涨率都会上升。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由于假定平均劳动生产率有一个2%的增长率，右边纵轴上的工



图1-3  萨缪尔森绘制的菲利普斯曲线
资变动标度比左边的通货膨胀率标度要高。
早期菲利普斯曲线被萨缪尔森命名为“通货膨胀对换论”，也被称作“宏观政策的两难选择”：如果社会期望低失业，就必须接受高通胀；如果社会希望降低生活成本，就必须承受高失业。在这两个艰难的选择中，失业比通胀更加糟糕。这一对换关系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成立的。据此，萨缪尔森为政府治理通胀和失业提供了一张“政策选择的菜单”。政府可以有意识地运用“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将通货膨胀和失业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例如，如果失业率过高，政府可以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来促使失业率的下降；如果通货膨胀过高，政府可以运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提高失业率来换得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总之，政府的职责是利用菲利普斯曲线上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实行社会经济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调控组合。
在20世纪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与美欧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非常契合，因此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通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菲利普斯曲线被认为符合凯恩斯主义，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内容。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关系与现实不再相符。对此，萨缪尔森指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对换关系只是在有惯性的通货膨胀率（如2%）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才能保持稳定。当有惯性的通货膨胀率改变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会发生移动。
1.3.3  对“滞胀”成因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问题，即经济增长停滞、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这意味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不复存在。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能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实行“需求管理”的依据。现实的窘境是，高通胀率非但不能减少失业，反而使失业更为严重。面对危局，新古典综合派关于“滞胀”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萨缪尔森提出了供给冲击和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这两种解释。首先，介绍供给冲击。萨缪尔森认为，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病症的打击——“供给冲击”（supply shock）。它是指成本或生产力条件的突然变化，使总供给发生剧烈波动。1973年是供给冲击的“病毒”严重肆虐期，急剧变动包括：世界原油价格上涨4倍、农作物大幅减产、世界商品市场的大规模投机、外汇市场的动荡以及海洋环流转变。实际上，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在1972—1973年的上涨幅度比1945—1972年的整个幅度还要大。通货膨胀率的迅猛上涨和实际产出下降，使混合经济制度出现了“滞胀”局面。
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1915—1987）17的观点与萨缪尔森相近，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农产品供应短缺使两者的价格暴涨，推动了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通货膨胀没有促进生产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反倒使一些与石油、农产品相关的生产部门因成本上升过快而产品销量锐减、导致生产萎缩、失业率攀升，社会经济陷入“停滞”。
其次，来看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萨缪尔森指出，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使政府财政支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用于公共工程建设，而是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方面。这种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利于刺激生产扩张和供给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像失业津贴这类福利支出）只是弥补了失业者的家庭收入，使他们不急于寻找工作。财政支出结构中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一方面扩大了收入，使经济在萧条时期物价水平不下跌，甚至促成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无助于尽快消除失业现象。这样，就形成了停滞膨胀局面。
（2）托宾在《通货膨胀与失业》（1972）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和失业的观点”，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他指出，当工作市场出现失衡状态时，工人将从过度供给的市场转移到过度需求的市场，从低工资市场转移到高工资市场。但是，如果在失衡状态中，当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减缓力量小于空位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加速度时，就必然会出现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越来越小的情形。
詹姆斯·杜森贝利（James Duesenberry，1918—2009）18对托宾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工作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工有不同的工种，技术熟练程度之分，对工人的供给相对劳工的需求还有地区限制，这自然会引起失业与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因而，尽管社会上存在失业，但是，货币工资却不下降。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上升并存。
1.4  政策主张与“二战”后的美国经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余年间，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深刻影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我们以新古典综合派的大本营——美国为例进行介绍。为适应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新古典综合派提出并推动美国政府实施了以“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和以“相机抉择”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按照托宾的说法是，“我们坚持‘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强调货币成分和财政成分可以按照不同的比例结合在一起”19。
为什么新古典综合派会选择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作为核心政策主张呢？原因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政府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公共产品除外），而是对商品和劳务提出需求的大户。同时，这种政策主张反映了凯恩斯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至少在短期内，总需求水平决定总产出和就业水平。简言之，新古典综合政策主张的基本含义是，在私人经济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条件下，政府把干预经济的重点放到调节总需求水平上，通过这种调节影响总供给水平，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以下，我们按照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三个十年为界来分析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1.4.1  20世纪50年代的“补偿性”政策
以汉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指出，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和“大萧条”时期完全不同，因此，要针对国民经济的具体走势酌情采取相应措施，交替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影响总需求。具体讲，这种“补偿性”政策包括两种。
（1）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繁荣时，压缩政府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经济萧条时，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增加社会总需求。
（2）补偿性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在经济萧条时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在经济繁荣时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和社会总需求的增加。
由此可见，“补偿性”政策是一种相机抉择的“逆经济风向行事”方案。汉森认为，只要事先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安排好各项“反周期”措施，就可以消除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1953—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体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建议。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表现比较稳定，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5%20，通货膨胀均值仅有1.1%，失业率均值为4.5%。21新古典综合派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学术界获得了统治性地位。
1.4.2  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与肯尼迪减税
以托宾、奥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经济还算稳定，但由于政府仍恪守传统的预算平衡原则，使社会经济增长的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打破这一传统原则，实施“增长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他们提出，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建立在“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的基础上，使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与充分就业增长轨迹保持一致。这阐述了一种新的政策观，它不是以经济是否扩张，而是以经济是否已充分发挥其潜力，作为判断经济表现的标准。奥肯提出了日后被称为“奥肯定理”的著名观点，即失业率上升1%，实际产出水平就会相对于潜在产出下降2%。托宾指出，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应该立足于使奥肯缺口等于零，即使为此付出财政赤字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托宾和奥肯摒弃了那种主张在经济衰退期实行扩张性政策的传统观点，而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被称作“新经济学”。22
1960年，当美元遭遇“二战”后首次危机时，萨缪尔森提出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阻止美元外流；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同时，萨缪尔森等人还向肯尼迪政府提供了减税方案。萨缪尔森在提交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说：“暂时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成为应对衰退的强大武器。”23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刺激家庭的消费支出，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导致产量增加而价格并不上升。这是因为美国当时尚处于具有过剩生产能力的状态，工人失业人数庞大、大量生产机器闲置。换言之，美国经济的均衡点处于总供给曲线的相对平坦的部位。因此，总需求曲线的增加将主要地转换为产量的增加和就业量扩大，而价格水平并不随之提高。1964年开始实施的减税措施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91%下调至1965年的70%，并同时下调了低税级的税率。美国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减税前的4年中（1961—1964）联邦政府剔除通胀因素后的所得税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6%，而政府所得税总收入（联邦＋州＋地方）年均增加2.5%。减税后的4年中（1965—1968），这两大收入指标分别提高到了8.6%和9%。减税前的4年中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4.6%，减税后的4年中为5.1%，失业率由5.8%下降至3.9%。24美元危机也得到化解。不过，面临着越南战争支出的巨大压力，约翰逊政府于1968年开始着手增税。1970年，萨缪尔森在《纽约时报》撰文阐明了新古典综合的政策主张。他指出，“传统的放任经济下，繁荣是脆弱的，只是昙花一现，但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混合经济’下，财政和货币政策肯定可以防止长期衰退，弥补消费不足，挖掘更多资源，确保就业机会。”25在这一历史节点，新古典综合派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他们乐观地认为已经找到了资本主义长治久安的繁荣之路。
1.4.3  20世纪70年代的“多样化”政策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面对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新古典综合派提出了更为多样化的措施搭配，主要是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宏观政策的微观化。
首先，“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为影响一个宏观经济变量而不至于伤害到另一个，可以搭配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为扩张，“紧”是收缩。一种是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即前者用投资优惠、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总需求；后者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规模，防止因投资需求过旺而加剧通货膨胀。另一种是以“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即前者用扩大银行信贷和降低利率等方法来增加总需求；后者通过缩小政府支出规模，来减轻总需求对市场的压力，稳定物价。
其次，宏观政策的微观化。政府对单个市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有差异的政策。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实行不同的税收方案、税率和征税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的内部构成或拨款比例；在货币政策方面，规定不同的差别利息率，控制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信贷条件和借款数量等。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方式，增强了政策干预的灵活性。
此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提出了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前者通过干预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增长率，使之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来限制物价上涨。后者是指针对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解决失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矛盾，以增加就业机会。 
为了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可谓倾尽全力，但事与愿违。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1970—1979），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2.9%，失业率平均值为7.4%，而通货膨胀率则达到8.2%。26尤其是1974年、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更是出现了可怕的负增长，分别为0.6%和1.2%。27现实的窘境使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原则的适用性，挖苦、质疑和讽刺政府干预的言行甚嚣尘上，社会期待新的救世主。这预示了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大变革的来临。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凯恩斯在指明新繁荣道路的同时，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
2. 新古典综合是如何把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的？这种综合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3. 什么是“混合经济”？国家在混合经济中发挥哪些作用？
4. 简述新古典综合派对资本主义“滞胀”原因的解释。
5. 简述新古典综合派政策主张的基本逻辑。 
① 1955年《经济学》（第3版）首先提出了“新古典综合”这一称谓。
① 凯恩斯在《通论》法文版（1939）的序言中提出，在萨伊定律统治下的传统经济学对失业和商业循环问题无法做出正确解释，他正是要破除萨伊定律的教条。
① 转引自高鸿业. 一本挽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3.
② 这个奖项是奖给40岁以下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的，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
③ 该奖项由瑞典央行发起和资助的奖项，名称实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它并非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是唯一由诺贝尔基金会官方颁发的“非诺贝尔奖”（non-Nobel Prize），也未取得诺贝尔家族后裔的授权（并受到其质疑）。当然，其评选程序与其他奖项相同。国内媒体一般将其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为叙述方便，均使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称谓。
④ 汉森正领导着凯恩斯学说在美国的传播工作。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通论》，把凯恩斯的学说译成简单明了的语言和易懂的图形和数学公式，吸引了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很多热情高涨的学生。新古典综合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⑤ [英]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6.
⑥ 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1910-1993）在教科书《经济分析》中首次从教学角度提出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这两个术语。
⑦ 转引自萨缪尔森. 经济学. 第18版.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译者序.
⑧ 诺德豪斯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毕业后至今在耶鲁大学任教，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曾担任该校教务处长和副校长。1977-1979年，任卡特总统经济顾问。1972年，他和托宾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提出，把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1940—1968年，美国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净经济福利”占比继续降低。由于他在气候变化经济学上的成绩，于201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⑨ [英]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徐毓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26.
⑩ [美]萨缪尔森. 经济学：上册. 高鸿业，译. 第10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0.
11 [美]萨缪尔森. 经济学：上册. 高鸿业，译. 第10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2.
1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上册. 第12版.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2.
13 特雷弗·斯旺是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索罗在美国经济学会于2007年为他举行的经济增长理论研讨会上对斯旺的经济增长模型给予高度评价。
14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1版，第702页。转引自蒋自强等.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第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
15 Paul A. Samuelson and Robert M. Solow, "PROBLEM OF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PRICE LEVEL: Association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Vol. 50, No. 2, pp. 192-193.
16 此图形一直沿用到最新的《经济学》第19版。
17 海勒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肯尼迪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1961—1964）和约翰逊政府经济顾问。他提倡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发展，要求联邦和政府共同分配国民经济收入。
18 杜森贝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1989），曾任约翰逊政府经济顾问。
19 [美]托宾. 十年来的新经济学. 钟淦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
20 [美]萨缪尔森. 经济学：上册. 第10版. 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6.
21 两个数据根据此书计算：曼昆. 宏观经济学. 第7版. 卢远瞩，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通膨率第31页，图2-3；失业率见第143页，图6-1。
22 二人均被聘为总统经济顾问。
23 转引自[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萨缪尔森谈财税与货币政策. 萧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
24 [美]拉弗、摩尔. 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 马林梅，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264-265.
25 转引自《投资者报》2012年12月20日。
26 前两个数据见《美国统计年鉴》（1984），转引自秦嗣毅：美国与日本宏观调控政策比较研究（1945—2000）.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19. 第三个数据根据此书计算：曼昆.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 第5版. 梁小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
27 《美国统计年鉴》（1984），转引自秦嗣毅. 美国与日本宏观调控政策比较研究（1945—2000）.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