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总序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翻译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 20世纪 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 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 21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翻译学刊增至 10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均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史料或语料翔实，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评审通过。我们期望这套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代序 有机会为陈德鸿教授新著《翻译、改编与读者接受》写几句话，我深感荣幸。我虽非香港岭南大学的毕业生，但陈教授却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2016年 8月，我有幸入职岭南大学翻译系，按照学校规定，每一位新入职的助理教授需要有高一级别的教授担任导师，由于这样的机会，我成为陈教授的学生。我很早就是陈教授的忠实读者，素来仰慕其人品与学识，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实在是幸事。陈教授学术造诣深厚，享誉海内外，其学术成就根本不需要像我这样学识粗浅的小辈来推介，我在这里仅从一个读者和学生的角度来介绍我眼中的陈教授。 早在 2000年负笈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我就有幸认识陈教授了。那时候，大陆不少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并不熟知，而香港的大学由于图书资源丰富，加之与西方学术界交往频繁，在翻译研究和教学方面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其中，岭南大学在香港的几所大学里，更是走在前列。那时候必读的一本书是陈教授与张南峰教授合编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2000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该书收录了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著作的中译论文，成为中国学生和学者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要途径。陈教授随后又出版了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2004,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一书，为西方的学生和学者翻译、介绍了中国 20世纪重要的翻译理论 著作，搭建了一座让西方了解中国翻译理论的桥梁。 我国现在正大力提倡中国文化及学术外译，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这部 16年前的著作，正是中国翻译思想外译的开山之作。另一种有效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及学术的方式就是，直接用英语来写作（当中必然涉及文化及文学的外译），直接与西方学者对话。陈教授重要的英文著作，如 The Discourse on Foxes and Ghosts: Ji Yun and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i Storytelling（199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Readers, 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 in Chinese: Novel Encounters（2010, St. Jerome Publishing）、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2003, Rodopi Editions）等，以及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如 Perspectives、MET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Babel、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Translators等）上发表的诸多学术论文，就是直接走出去与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实践，国外读者能够从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及学术思想。 正是因为陈教授在学术界的卓越贡献，他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曾经担任比利时鲁汶大学 CETRA 2017年讲座教授，享有此殊荣的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顶尖学者，如 Gideon Toury、Hans Vermeer、Susan Bassnett、André Lefevere、Lawrence Venuti等，其中，中国学者仅有两位（另一位是张佩瑶教授）。2018年，他荣获 2018/19年度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杰出学者计划”（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estigious Fellowship Scheme）的研究资助，是多年来香港翻译研究界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学者。 2019年 6月，第三届东亚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威尼斯召开，陈教授在茶歇时对我感慨地说：“十多年前出席研讨会时，参会的中国人很少，轮到中国学者发言了，听众就所剩无几。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涉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议题。”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除了中国国力提升等因素之外，像陈教授这样曾经举步维艰，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及出版社著书立说，积极开辟并拓展翻译研究新领域，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中国学者声音的前辈学者功不可没。 陈教授长期担任岭南大学翻译系主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及《翻译季刊》主编，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不管有多忙，他都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了解我的工作和研究情况，并给予耐心的指导。当得知我在准备一部名为 Translator Studies: Liang Shiqiu as a Translator的英文书稿时，他建议我去试试荷兰的博睿出版社（ Brill）。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博睿出版社对书稿的评审非常严格：首先，需要按照要求递交申请材料，只有初步评审通过后，作者才可以开始准备书稿；等书稿完成后，博睿出版社还需要再次邀请专家进行评审，只有专家评审通过后，才决定是否签订出版合约，是否予以出版。在陈教授的鼓励下，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幸运的是，博睿出版社的评审通过了我的初步申请，之后我也准备好了初稿。我知道陈教授很忙，很难抽出时间来审读书稿，不过我还是通过电邮给他寄了一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逐字逐句地帮我仔细修改了七八万字的英文稿件，不仅是书稿的内容，就连英语语法都帮我严格把关。拙文“ The Literary Critic as Translator: A Case Study on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Literary Poetics”和“Transl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From Sole Patronage to Joint Patronage”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前，我也通过电邮给他寄了一份，陈教授同样放下自己手上要紧的工作，逐字逐句地帮我认真修改。对于我遇到的问题，他通常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使我受益终生。 岭南大学翻译系是香港翻译界的佼佼者，曾经在学术评审中名列香港八所大学翻译专业之首。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岭南大学翻译系之所以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能够培养出罗选民、查明建、桂清扬、宋歌等活跃于翻译界的栋梁之材，正是因为这里有陈教授这样造诣深厚，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地传道、授业、解惑的名师。能成为陈教授的学生，实乃吾今生之幸事！ 《翻译、改编与读者接受》是陈教授的一些英文著作的中译版，包括 Readers, 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 in Chinese: Novel Encounters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以及他最近几年在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等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本书借鉴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读者反应和读者接受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崭新的视角探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写以及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情况，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路径。我曾从陈教授的著作中受益良多，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像我一样从《翻译、改编与读者接受》这部著作中获益。 白立平岭南大学翻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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