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大共享时代回应人类挑战 大共享时代的天幕正渐渐亮起。共享经济的原则和架构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并正在改变我们获取服务的方式。 然而，尽管共享经济在我们眼前屡屡浮现，公共话语体系和学术领域却对此鲜有关注。戈峻和郭宇宽两位博士的新书正是通过提出雄伟的愿景和前瞻性的解读，弥合了共享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缝隙。他们富有意趣地勾勒出了大共享时代的特征，并且强调，应对这个问题建立广泛的共识。 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共享行为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合作往往使文明得以发展、创新，并应对此起彼伏的挑战。正是不同文化、地域和民族间的对话，推动了进步，并塑造了为我们今日所知的全球秩序。当合作与协作将权力和强权晾在一旁时，创举就发生了。想想那些富有雄心的政治与经济议程—欧盟(EU)、东盟(ASEAN)、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已然克服了横跨几个世纪的竞争和冲突，将合作制度化了。这些方案推动了进步、促进了繁荣，亦有潜力应对不断涌现的问题。 但同时，在特朗普执政、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抬头的时代，人们很难相信并去支持国际合作与对话。社会秩序全球化的进程也势必产生不可预测的外部性：多边主义受到质疑，而单边主义受到追捧；剑拔弩张的氛围愈来愈盛；误解导致的风险正在成倍增加，这些严重影响全球均衡。似乎实力是眼下唯一能够解决争端的工具，是唯一能够达成目的、行使权力的途径。然而，我们面临的复杂挑战并不能通过简化了的单边手段得以解决。国家与地区间多层次而盘根错节的互联已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里某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会隔空产生难以预测的效应。愈发复杂的挑战正在不断显现，这其中，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将我们的目光指向了理性的、周全的、协同的应对方式。换句话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而这一复杂性只能通过全球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和协作来应对。 本书通过阐述“共享”这一概念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运用，为上述争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共享意味着使经济转型为点对点的交换与合作，看重使用而非占有。这一论断不仅包含了对新兴经济形式有趣而有力的洞察，更加强调了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推动力的重要地位。共享需要信任，唯有建立一个基于对话和协作的全球性交互系统，国际社会才能推进共享的变革，解决层出不穷的挑战。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世界观固然不可避免，我们仍需为克服差异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体系作出重大努力。对于应对21世纪的挑战，支持并延续利益相关方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至关重要。事实上，共享经济模式很有可能为解决某些主要问题提供工具。共享经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增强信任、敬慕自然、推动增长，不仅在于其带来了经济交流和消费行为的变革，更在于其坚持寻求国际层面的合作。 共享经济可能会促使气候变化应对方式的转型，因为其主张效率最大化、减少浪费、改变用户非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同时，共享模式的尝试将当今国际关系中对峙的立场转变为聚焦于互惠和高效的对话，这一论断指出了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如何处理当前全球秩序的某些失调。 这本书里其他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仍不失为有趣的见地和发人深省的观点。大共享时代需要一个合作的、透明的知识产权监管架构。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可能会扭曲竞争，助长市场失调，因此需要开放这个系统，让公众得益于知识财富的共享。这里的争议在于，这一观点深度质疑了欧洲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和对所有权的理解。然而，鉴于不少以创新为导向的东方经济体正在经历转型，也正逐步向国际知识产权标准靠拢，就更应鼓励东西方之间的多边协作，从而开发共同的监管架构，而非展开直接冲突，我们对这样的讨论应持开放的态度。 此外，这本书把区块链技术视为支撑共享经济变革的关键工具，也很有洞察力，因为其能够改变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区块链可促成点对点的交互，而无须任何政府或企业等第三方的介入。区块链透明、独立且不受限，这些特质使其在效率和可用性方面尤为突出，但也增加了恶意利用的风险。因此，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制定一个恰当的多边规范性框架，用于防范此类技术潜在的破坏性，就十分必要。毕竟，合作才是共享原则运用得当的关键载体。 祝贺本书的出版，共享经济模式代表着一种以雄心应对当前全球趋势的有益尝试，并极有可能推动全球范围内更加公平和高效的资源配置，也推动经济发展。此书的作者对大共享时代的来临充满乐观情绪，不仅从经济角度看有意义，对企业家们也会有所启发。 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我认为本书讲共享经济的同时，为我们思考政治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角度，它反复提醒着对话与合作在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性。 恩里克?莱塔(Enrico Letta) 意大利前总理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2019年11月20日于巴黎 自　序 很多人喜欢在一些热门的词语前随意加个“大”字，如“大时代”“大视野”“大格局”，但是这个“大”只有修辞学的意义，没有理论意义。 正如“大共享”这个词在本书出版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但他们所提及的“大”共享并非我们眼中的“大共享”。本书之所以提出“大共享”和“大共享时代”的概念，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要基于突破性的理论创新；第二要有突破性的实践支撑。两者缺一不可，缺乏前者是空中楼阁，缺乏后者则是纸上谈兵，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所指的“大”不是“big”而是“great”。 这正如哥伦布航海，论规模其比不上郑和的宝船船队，却成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原因是哥伦布的船队符合这两条标准：第一，他的信念基于当时的突破性理论——地圆说，所以他不是朝着东方寻找东方，而是向西航行寻找东方，他就是要证明地球是圆的；第二，他带领着几艘帆船经过冒险幸运地发现了新大陆。 传统的共享经济理论基于物品和服务的合作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观念，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在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上，可以进行物品和服务的定价和合作消费。在此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些企业，以平台进行类似单车、公寓房、司机服务的共享消费。 不过，这种传统共享经济理论和传统共享经济业态，比如共享一些自行车、闲置的房屋，还不足以被称作“大共享”。因为Uber和传统出租车公司相比，前者用网约平台的方式提高了出租车配置效率，相当于哥伦布之前的很多航海家因有了新发明的指南针而可以更有效率地进行航行，这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称为“大航海”。 1993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a先生和黄有光b先生合作出版了《专业化和经济组织》。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理论：间接定价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如同地圆说成为大航海的理论基础一样，同样成为我们提出大共享和大共享时代的理论基础。 1937年，科斯c在《企业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企业和市场的 a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b　黄有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c　罗纳德. 哈里. 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提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边界在于交易成本，在外界交易成本高的时候企业出现取代市场运作的资源。 1983年，张五常a在论文《企业的合约性质》中指出，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的，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使用企业内部剩余权力的间接定价方式替代市场上的直接定价方式。这样，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和替代就变成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区别和替代。 杨小凯和黄有光在科斯和张五常的思想基础上，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建立起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模型的突出之处是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杨黄二人论证了通过间接价格定价，企业成了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它把一些交易成本极高的活动，如管理知识的生产卷入分工，却避免对这些活动的直接交易和直接定价；并认为，只要有开放的竞争环境，这种带有剩余索取权的间接交易模式非但不是剥削，而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基于杨—黄理论，可以概括出一个要素交易模型。 假定有具备两类知识的劳动者：一类具备生产衣服的知识，另一类具备衣服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知识。如果这两类知识的交易效率低，人们就会自给自足地生产它们，即一个人既生产管理知识，又使用这些知识生产衣服。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是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但由于不存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 a　张五常，中国香港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交易效率提高了，一部分人专门生产管理知识，另一部分人专门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服，这样就能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组织劳动分工合作有了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合作方式是管理知识生产者将管理知识作为咨询服务卖给衣服生产者，再向后者购买衣服。这时，就存在两种产品市场，一个是管理知识的市场，另一个是服装市场，不存在劳动力交易，权威和剩余索取权是对称分配的，也就不存在企业。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衣服生产者雇佣管理知识生产者，前者令后者生产管理知识，再用这些知识生产衣服。这时就存在一个服装市场和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种合作方式是管理知识生产者雇佣衣服生产者，前者令后者用前者生产的管理知识生产衣服，这时就存在服装市场和生产衣服的劳动力市场。 其中后两种合作方式或者称作交易方式就是间接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是权威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分配，雇主有使用所雇劳动力的权威并享有剩余索取权，而雇员没有，因此，就都出现了企业。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用劳动力的交易来代替产品和管理知识的交易。 说到这里，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以天九共享控股集团（以下简称为天九）为代表的广义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超越传统共享经济的划时代创举？为什么在已经有诸多介绍共享经济著作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大共享理论”和大共享时代？ 这是由于，我们在“杨—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拓展模型：“杨—黄模型”下的后两种合作方式所产生的企业虽然可以整合足够的生产衣服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率地生产衣服，但它们却不具备销售衣服的知识和能力；同样，有另外一类企业，其是通过“杨—黄合作模型”整合起来的企业，具有销售衣服的知识和能力，却不具备生产衣服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情况下具备生产衣服知识和能力的企业与具有销售衣服的知识和能力的企业，如何进行合作呢？实现这种合作可以通过直接交易方式，双方直接购买对方的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与上面同样逻辑的间接交易模式。 在这之中，通过建立一个平台以促成这种间接定价和间接交易的过程就是本书提及的广义共享经济和大共享，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共享和传统共享经济模式之间的不同：传统共享经济模式无论是促成物品还是服务的交易都需要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比如，Uber是轿车和司机服务的交易平台，属于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Airbnb 是公寓和公寓服务的交易平台，同样属于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而天九创立并且实践多年的商业模式是促成企业家之间的“联营”“抱团”“市场锁定”，其本质是促成一些非常难于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的要素进行间接定价和间接交易，比如企业家精神、市场资源、知识产权等，这些要素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捉摸不定，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很难估计具体的价格。 大共享就是“间接定价理论”的延伸拓展，是一种基于间接定价理论的广义共享经济概念。 间接定价有什么好处？实际上，直接定价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契约模型，用直接定价模式很容易确定一个司机的服务价格，可像爱迪生a或者特斯拉b这样的发明家，用什么价格能买到他们脑子里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呢？像扎克伯格c、任正非d这样的企业家，用什么价格能买到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呢？一个有人格号召力的地方商业领袖用多少价格能买到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呢？而谁又能怀疑这些要素所具有的价值呢？这些通过直接定价无法给出的价格，只能通过间接定价的方式加以解决，天九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要素所有者形成合作关系，并通过股份公司方式实现利益分享，即用间接的定价手段促成这些核心要素的交易。 在人类的历史的长河中，交易的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促成高级交易就是实现高级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说天九的探索，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像哥伦布航海一样的伟大探索，阿里巴巴对外宣称的使命是让天底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其所指的生意是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而间接定价和间接交易则是更“高级”的生意，只有打通这一关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让天底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a　托马斯.阿尔瓦. 爱迪生(1847—1931)，发明家、企业家。他发明的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和改进的电灯对世界有极大影响。 b　尼古拉. 特斯拉(1856—1943)，发明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1895 年，他替美国尼亚加拉发电站制造发电机组，该发电站至今仍是世界著名水电站之一。1897 年，他使马可尼的无线电通信理论成为现实。1898 年，他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艘无线电遥控船，无线电遥控技术取得专利。1899 年，他发明了X 光(X-Ray) 摄影技术。其他发明包括：收音机、雷达、传真机、真空管、霓虹灯管、飞弹导航等。以他名字而命名了磁密度单位(1Tesla=10000Gause) ，表明他在磁学上的贡献。 c　马克. 艾略特. 扎克伯格，社交网站Facebook( 脸书)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　任正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 天九发现了全世界最难解决的间接定价和间接交易的新大陆，也开启了大共享的伟大时代。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S. C. 阿伯特. 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M]. 周琴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 [2] Felson M., Spaeth J. 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8, 21(4):23. [3] 杨小凯, 黄有光, 张玉纲.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4]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 1937, 4(16):386-405. [5] None.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1):1-21. [6] 马云.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J]. 中外管理, 2009(10)：54-54.

• 暂无课件
• 暂无样章
• 暂无网络资源

扫描二维码
下载APP了解更多

版权图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