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4日，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被杰克·鲁比(Jack Ruby)枪杀。无数的美国人看到了枪杀事件的电视直播。那些在电视上看到

该事件的人们可能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这场谋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睹是“第一手的”。无论你是否完全赞同，电视上看到了就等同于“第一手”的经历，但是从整体上看，电

视和电子媒介显然极大地改变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长期以来，亲身参与是“第一手”经历的先决条件。例如，为了在办公室看到总统并听他讲

话，你必须同他一起呆在办公室。假如你在报纸上读了他的演说，或者听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叙述，那么你所看到或听到的信息至多是第二手的。现场播出的与有中介的传播从前是完

全不同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可以在不亲身参与的情况下就能观看社会表演； 人们可以不必在同一个地方会面就能“直接”交流。物质结构

曾经将我们的社会分隔成许多用于交流的空间环境，因此这些有形的空间结构大大地降低了其社会重要程度。例如，家中房屋的墙不再是将家庭同大的社区或社会完全隔离开的有效屏

障。家中的房间是限制较小的独特环境，因为家庭成员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电话接触到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他们有这种接触能力。

即使在家庭中，媒介也改变了个人房间的社会重要程度。以前，父母能够将孩子关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对他们进行管教，这是一种限制社会交往的手段。但是如今，假如孩子的房间通

过电视、收音机、电话和电脑与外面的世界相连，这种行为就会有全新的含义。临近的区域、建筑物和房间在身体上、感情上和精神上限制着人们，过去传统上一直如此。

如今物质围成的空间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因为信息可以跨越围墙，到达遥远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与他的知识或经历越来越不相关。电子媒介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

交往的重要意义。当然，亲身参与和直接的感官接触仍然是最基本的经验形式。由高墙和大门所确定的社会空间只是交往环境的一个类型。如果安装有镜头、麦克风或电话，巨大的城

堡的高墙也不能真正造就完全隔离的社会环境。

而且在我们国家中，电子媒介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有形环境中。每一户美国家庭几乎都至少拥有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视。在这个国家，收音机的数量超过人口的数量

。即使是犯人和靠福利救济的家庭也都认为电子媒介是生活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每个家庭平均每周开电视的时间是50个小时。我们的总统们使用并排的

几台电视，这样他们可以同时监视三大新闻网所有的广播。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在牢房里靠一台电视陪伴着度日。电脑正在进入所有的社会环境中

，从儿童的卧室到公司董事会的办公室莫不如此。电子媒介以各种方式将地域和经历同化，并且已经成为连接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基础，不论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

与监狱类似，女修道院、家中的房屋、邻近地区、行政人员的套房、大学校园和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都充满了电子信息，我们对社会、当局和自己的认识肯定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但是

这种转变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呢?其中部分的问题是，仅仅描述电子媒介出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合，就需进一步地询问，以前较为封闭的社会场合是怎样影响社会交往方式的呢?如果不

能了解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如何影响到行为方式，我们就不会知道当这种限制消失或发生变化后所造成的后果。

为了研究社会传播新模式的影响，本书采用了“场景”方法来研究媒介和行为。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会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

响。这种方法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在某个既定场景中的行为也会受到“他不在某个地方”和“某个人不在场”的影响。场景的方法本来是研究界限和限制的，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学家

认为某个社会的社会场景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场景通常是用有形的空间划分的，如地域、房间、建筑物等等。这里所提出的理论将静态场景的研究扩展到变化场景的研究，将有形场景

的分析扩展到对媒介传播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分析。本书描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人的角色。这些角色越来越多地展示给新的观众，展示在“观众”不亲身参与的舞台，展示在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

“舞台”。本书研究了个体和群体为了适应这种新情况，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这里所提出的场景分析描述了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

，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密切的联系。已经证实，社会环境在群体身份、角色变化以及等级社会的地位中是一个关键

的因素。这项研究描述了，当我们失去旧的“地点观念”后，如何获得恰当的社会行为观念和新的身份观念。本书认为行为环境的变化，是过去30年许多潮流、事件和运动的共同原因

。书中分析的内容是新媒体所造成的新环境，或者称之为“信息系统”。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对社会的变化或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作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是为了说明媒介的变化与

当今社会的潮流有着莫大的因果关系，这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本书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过去和将来。

本书首先提出了媒介、场景和行为三者关系的一般原理，然后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了“印刷场景”转移到“电子场景”后潜在的影响。最后是三个个案研究，详细描述了男性气质和

女性气质，成人和儿童以及政治英雄的观念的变化。第一章介绍了主要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最后一章归纳了理论，并探讨了它对未来的意义。附录部分讨论了主要的观点及其内在的联

系。本书适合于一般的读者、学者和某些专业的学生。不同的读者可能希望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读完第一章后，有的人可能就跳到个案研究的那一章，然后再阅读前面的各章，看看理论

是怎样提出的。虽然个案研究是在前面几章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尽量使它们独立成章。考虑到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我将脚注分成两大类，每一页下方的脚注为通常的评述、

例子以及研究和调查的统计数据，这些对一般的读者都有兴趣。大量的学术性参考文献、证明和注释都放在书末的注解部分。

当电视在我家附近流行起来时，我的父母坚决拒绝“盲目”购买这个新“玩具”。父母的这种做法无意间使我开始思考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当我们买电视时，我们所认识的家庭几乎

都有了电视，但是我的父母仍然坚持认为“它们还很不完善”(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父母至今还没有买彩电)。幸运的是，最后我们买了一台“柠檬”牌的大型落地电视，屏幕前面有

门(可以看成是收音机)，这样可以调整我父母的恐惧。电视机好的时间同坏的时间几乎一样多，我的父母从不急着去修理。当我是孩子时，有时可以看电视，有时不能，这使我能敏锐地看出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

对世界的看法有何不同。虽然当时我没有多少思考，但是我认为电视好像是“秘密展示机”，它将我不知道的成人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对电视的初始反应既不是模仿我所看到的行

为，也不是受到诱惑，想拥有众多的广告产品。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社会交往的信息，影响到我是否愿意接受别人的行为和表面价值。电视使我和朋友有了某些方面的成人认识，不再允

许父母随意采用传统的父母行为方式。它也影响了我对异性、老师、警察、政治家以及其他“权威”的看法。与大多数电视节目的内容一样愚弄人的是，电视对陌生人或地方的特写镜

头式的展示，影响了我对所认识的人或遇到的人的社会行为的评价。电视改变了我家中墙的组成方式，限制了我的社会经验。许多年后，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对分析媒介和人际行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兴趣。我惊奇

地发现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完全孤立的。当然，人们观察了媒介如何影响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行为如何与媒介的内容相关。然而，未将两个传播系统截然分开，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模

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关注“人们模仿在电视上看到的行为”，或者电视所展示的内容不是现实的确切反映，现实生活与媒介有冲突。很少有人将媒介和人际交往在同一“行

为”系统中或“对他人行为响应”系统中进行研究。好像也无人研究社会行为信息的新的获取模式在如何影响人们扮演旧时角色的能力。正如第一章所说，我在大学中学到的一些理论框架提示，可能会“组合成”这样的一套理论

。在奎因斯大学(Queens College)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通过比较人际行为规则和电视产品规则之间结构上的共性，首次为媒介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1976年我开

始研究本书中的更为宽泛的理论，并且于1978年在纽约大学我的博士论文演讲中提出了最早的雏形(1979年Microfilm大学)。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开始修改和扩充，终于成

为本书。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曾在其他地方以各种形式出现。第十四章的观点曾出现在1977年的“ET CETERS”，文章的题目是“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以及1984年7月《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的“影视眼中的政治： 英雄都去了哪里?”。基于第十三章的会议论文“电视

与童年的消失”被收录进1981年文化与传播国际会议的会议录选编第1卷“大众传播与技术研究”，它由萨里·托马斯(Sari Thomas)主编(ABLEX 1984)。从第十三章抽出的一篇文章发表

在DAEDALUS 1984年夏季册，文章的题目是“成人化的儿童与儿童化的成人： 电子时代的社会化”。该章内容的一篇短文“孩子们哪里去了?”发表在1982年8月的《新闻周刊》

。许多人为本研究作出了贡献，我想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大的帮助来自于我的同事，他们对部分的甚至是全部的书稿进行了阅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简·阿尔伯荷恩(Jan Albergh

ene)，拉里·巴伦(Larry Baron)，比尔·比曼(Bill Beeman)，约翰·凯利(John Kelly)，汤姆·库奇曼(Tom Kochman)，杰克·兰纳曼(Jack Lannmann)，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

on)，希拉·麦克纳米(Sheila McNamee)，鲍勃·门内尔(Bob Mennel)，埃德·瓦施特尔(EdWachtel)和马克·韦斯特(Mark West)都给予了极为有用的评论和建议。我同心理学家卡罗

琳·麦伯特(Carolyn Mebert)的争论帮助完善了第十三章的观点。我也要特别感谢德维·利里(Devid Leary)对书稿的阅读和评论，这使我在“文字处理”时得心应手。他是一位热心

的同事，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大量的支持，不胜枚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兰比尼尔(Susan Rabiner)编辑提出的建议很有独到之处，她对本工作非常热心。乔安妮·霍兰兹(Joanne Hollands)，拉斯·拉韦松(Russ Lawson)和托马斯

·扎克(Thomas Zack)是我的研究助理，他们在搜集书籍和文章时比我更有耐心。新罕布什尔大学戴蒙德图书馆和它的馆际借阅办公室的员工对我们的各种要求都鼎力相助。我的三位

学生，卡连·赖施(Karen Reisch)、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er Wilson)和塔德·阿克曼(Tad Ackman)，他们批判性的文章和对许多有趣的参考文献的深入探索，丰富了这项研究。劳

拉·李·伦纳德(Laura Lee Leonard)，朗达·曼(Rhonda Mann)，贝丝·奥热霍夫斯基(Beth Orzechowsk)和罗斯玛丽·托马斯(Rosemarie Thomas)帮助进行校对。还有许多同事和朋

友的帮助不能忘记，在我写这本书的8年中，他们提供的思路、文献和观点使本书更加完善。由于人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本书研究的最后阶段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研究办公室的中央大学研究基金的支持，以及该

大学研究生院夏季学院奖学金的赞助。斯图尔德·帕尔默(Stuart Palmer)校长和系负责人威尔伯恩(Wilburn)和琼·布朗(Jean Brown)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对完成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帮

助，为我营造了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成长的工作环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康迪斯·勒蒙纳德(Candice Lemonard)和女儿让娜(Janna)，她们给了我关爱和支持，使我认识到人和写作的重要性。康迪斯给了我具体的批评和建议，以及

大量的资料和想法。让娜出生在我完成最后一稿的紧张时期，她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情感和体验，这是我从前所不能理解的。康迪斯和让娜一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给了我地域

和永恒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