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八年春天任美国合众社驻武汉的记者时开始认识叶君健的，那时他二十四岁，和我同岁，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务是对外宣传，即及时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事迹翻译成英文，再由我来润色。

日军占领武汉前，我们又先后撤到了香港，我任英文《香港日报》的主编，他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而在业余时间，主要是夜晚，我们俩又无偿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作英文版的编辑工作，仍主要是由他把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文章翻译成外文，由我来润色；其间我们还不时把从驻香港的廖承志先生那里转来的延安解放区的抗日文章，包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仍以他翻译我润色的合作方式，第一次一页页地从我俩的英文打字机上打了出来，再整理成册，碾转拿到国外去发表。

后来，我们又都到了重庆，他任中央、复旦和重庆三个大学的英文教授，我照旧是记者，同时他业余时间翻译一些解放区的小说，仍主要由我来润色，拿到国外，包括莫斯科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去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们又意外地在伦敦碰面，他刚刚结束了应英国政府邀请，在英国全国作了整整一年达六百多次的巡回演讲的战时工作，那是为了宣讲英国的同盟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迹，以配合英国政府为准备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摧毁德意法西斯的大反攻战役而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然后叶君健便开始用英国政府奖励他战时工作的研究员基金，在剑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同时用英文出版了很多介绍中国革命的小说，其中《山村》还被英国书会推荐为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最佳作品”(BestWriting)。这时我们俩又有了一段很有特殊意义的合作，他把我从延安带来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翻译成了英文，由我联系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乐团演奏了它。

君健于一九四九年一听到新中国要成立的消息后，就毅然放弃了剑桥大学拟聘请他创建中文学科的机会，于八月份启程回国，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碾转航行了将近三个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了阔别了六年的祖国怀抱。

解放后不久，他就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文学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对外介绍古今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专事为中国的其他作家“作嫁衣”。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主编了近三千万文字；同时，他还认真研究了海外英法西德意等文本的十多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本，向中央汇报了其中的很多误解和误译，建议出版中国正式的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并组织钱锺书和我等中外专家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先后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译全了中央陆续发表过的所有毛泽东诗词，使其英文译本成为继而翻译为其他外文的权威蓝本。

“文革”后期，君健又被调任世界最大型的世界语刊物《人民中国报道》（PopolaCinio）的顾问，直到八十岁的高龄，患上了严重的癌症，才被批准离休。

他解放后一直工作的这两个大型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和《人民中国报道》的行政编制，又都同属于我任主编的外文刊物《中国建设》(ChinaConstruction)的上级主管部门外文出版局，因此我们又在北京百万庄外文出版局的同一座办公楼里共同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常见面。

我解放后加入了中国国籍，被选为政协委员，他曾经当选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以我们还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的同一“新闻出版组”里共同商议过国家大事。

可以说，从二十四岁起，我们俩就是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为着共同的目标——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和建设事业，发挥我们的外文特长，进行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叶君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向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在这方面，我是他最久的历史见证人。

但是，作为最了解他的老朋友之一，我深知他虽然从来没有当过专职的作家，但他个人的最大爱好就是文学创作，并且在这些方面还作出了独特、多样和大量的成就。

其独特性如下：

他把他的一生都毫无怨言地献给了祖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促进他们间的互相了解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本职工作，他的一切文学创作和翻译大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写出来的，以至于在他八十岁离休后，在与致命的癌症作斗争、抢时间得以集中写作了几年时，才自我调侃地说：“我终于在八十岁后才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

他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三种文字发表文学创作，用十多种文字进行文学翻译的作家和翻译家。

他十九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岁暮》，不是用他的母语中文，而是用世界语写就的。

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学界不多的“白描”手法，这基于他受被西方称之为“超高级知识分子学派”，接受过他这唯一一位中国人的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学派的主流写作手法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基本写作态度：“我只不过是以与读者平等，而非教训他们的地位，给他们讲个故事，让他们自己去判断而已。因为我知道，读者中一定有很多比我还高明的人，如果我去直接告诉他们好坏善恶就太幼稚了。”

也正是他基于这种其实很简单和朴实无华的写作手法，使他在用外文表达的对外宣传作品中更容易让西方人信服和接受，很多西方读者表示只有从叶君健的作品中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会成功地发生了共产党的革命。

更有趣的是，尽管西方的出版界只出版体现中国落后或者具有不同政见意味的中国小说，并明知叶君健作品的政治观点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革命的，在中国文学界出现模仿西方“现代派”写作手法热的同时，英国最大的“现代派”出版社费伯出版社(FaberandFaber)却主动出版叶君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秘密写就的三部曲《寂静的群山》，其中包括他在四十年前出版的“最佳作品”《山村》，因为他们是把他的作品作为“具有现代派”手法的“文学作品”来发表的。

其多样性如下：

从形式上，他出版过两部三部曲，多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游记等；翻译过小说、戏剧、诗歌等。

从内容上，他写过史诗般的中国革命，优美的爱情篇章，解放前被忽视的下层劳苦大众，解放后的市井百姓，解放前后的妇女题材，“文革”前后的社会变化，国外和甚至写作时尚未去过的国家各阶层人士的故事等。他往往能把一般看作十分平庸无奇的生活琐事写得极其深刻，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充分体现了他具有广博的中外社会阅历和独到的眼光与见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深刻的成人文学作品外，叶君健还在儿童文学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第一次从丹麦文，严谨地参考英法德日文译本，创造性地把十六卷本一百六十八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翻译成了中文，被西方评为全世界几百种《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译本中最好的两种译本之一；他还专门写出了感人至深，极具文学价值的安徒生传记《鞋匠的儿子》，并为安徒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评介先后作了四十多年的工作。为了表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叶君健在一九八八年被丹麦女王封为丹麦的勋爵。他翻译的美丽的安徒生童话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少年儿童，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创作，以至于他在中国的名字往往仅和安徒生连在一起，被误认为“只不过是位儿童文学的翻译家”。

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创作过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发挥其外文和文学创作特长，独创了他称之为外国儿童文学的“移值”，即把外国儿童文学不是直译，而是适合中国儿童的特点进行改写；为了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唯一涉及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移值和理论的四大方面。

其大量性如下：

叶君健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发表过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多万字，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外文，三分之一献给了儿童文学，这即使是在他梦寐以求的专职作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尽管叶君健具有这么多的独特、多样和大量性，也许是由于他很多外文的优秀作品还不为国人所知，他执着地追求高标准的严肃文学而不得畅销，他独行外文与世界而不属于他那一代中国作家的任何类型的流派，和他只知耕耘，没有时间也不事自我宣传的个性，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应得的地位，他的独特、多样和大量性仍只能是犹如他写的那部三部曲的书名那样的“寂静的群山”。正如深入研究过叶君健的文学作品的文学评论家李保初先生所说的：“叶君健是一本大书，是一座有待深入发掘的富矿，是一道在延伸的美丽的风景线，是从小山村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今天，清华大学出版社以独到的眼光和魄力，把《叶君健全集》这样一座“寂静的群山”和“有待深入发掘的富矿”集中呈现给读者，不但使我这样的一位与叶君健共事最久的老同事、老战友和老朋友深感欣慰，相信对丰富开阔广大读者的眼界和中国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和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四年四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