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全集》總序

一、近代學術史上的語言學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硏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硏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1他在《歷史語言硏究所工作之旨趣》2 中說：

歐洲近代的語言學是在梵文的發見影響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纔産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爾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術間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

顯然傅先生目睹了印歐比較語言學因梵文之發現而有了長足的發展，他覺得中國對於語言的硏究起步極早，現在顯然落後，當然應該急起直追。所以他又說：

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着它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要別人製造嗎？

1董同龢先生在《我不配說傅先生多麽偉大》一文中說：“傅先生手創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所, 奠定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基礎。”載 《臺灣大學校刊紀念傅故校長專號》，1951年1月8日出版。

2見《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第一本，3～10頁。

他舉出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揚雄的《方言》作為早期語言學成就的 代表，認為做學問必須要直接硏究材料，必須能擴張所硏究的材料。他說：

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

這是說明阿爾泰語系的重要，可以從少數民族的歷史語言反過來印證中國歷史語言的問題。同時做學問要能擴充做硏究的工具，所以硏究古音要懂語音學，解釋隋唐音要通梵文。他又指出：

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

他設想的語言學的硏究應該包括：

一、漢語，二、西南語，三、中央亞細亞語，四、語言學。

“西南語” 指藏緬語、侗臺語、苗瑤語、南亞語，“中央亞細亞語” 指阿爾泰系各種語言。最後一項“語言學”當然指對語言理論、語音學等的硏究，其餘三項都是說明中國學者應該硏究的對象。

我所以不憚其煩地引用傅斯年先生的文章，目的在於說明在近代學術史上當時學術界的領導者是如何看待語言學的。我相信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一群志同道合者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是1927年開始調查吳語的，就在傅先生發表《旨趣》一文的同時。1928年就出版了《現代吳語的硏究》，記錄了三十三種吳語方言。這是硏究漢語方言的一個典範。趙先生在序中提到調查全國方言“不是個把人一年功夫或一個人年把功夫可以做得完的”；並且提到幾個必需條件：“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與經費，……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也就在次年（1929），趙先生就接受了中央硏究院的禮聘，擔任史語所語言組的主任。同時接聘的還有史學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考古及人類學組主任李濟先生。傅先生把1925年清華國學硏究院的導師搬來了一半1，還加上考古人類學的先驅李濟。同年，語言學組就聘任李方桂、羅常培兩位先生任硏究員。除傅先生以外，史語所當時就只有這五位硏究員。

二、現代語言學的領航者

史語所成立之初，語言組的硏究員只有趙元任（1892－1982）、羅常培(1899－1958)、李方桂(1902－1987)三位先生。史語所是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有一個硏究語言學的團隊。他們三位領航者在語言界發揮了鉅大的影響力。當然開拓一門學問的新路，引領一種硏究的風氣，必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從事語言學硏究的學者還有：黎錦熙（1890－1978）、

劉半農（1891－1934）、陸志韋（1894－1970）、林語堂（1895－1976）、王力（1900－1986）、魏建功（1901－1980）、袁家驊（1903－1980）、岑麒祥（1903－1989）、呂叔湘（1904－1998）等。這些先生們當然也發揮了各自的影響力，都有重要的硏究著作，培養了許多後進。但是綜合起來說，就沒有史語所的三位先生影響之既深且廣。

首先，他們三位先生用五年的時間翻譯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 《中國音韻學硏究》，在1936年完成。2一方面讓中國的讀者能夠看到歐洲人用歷史比較法硏究隋唐的音韻，一方面以譯注校正高本漢的若干錯誤。就在同一個時期，三位先生立即提出許多跟高本漢不同的看法展開了學術上的辯論。李先生（1931，1933，1935）寫了三篇文章討論上古音的擬測；羅常培先生（1931a,1931b）探討魚虞兩韻以及知徹澄娘的音值；趙元任先生（1941）批評高本漢顎化聲母的學說，提出了“介音和諧

1另外兩位導師是梁啓超和王國維。

2《中國音韻學硏究》在1936年完成，1940年出版。

說”。1這些文章開啓了中國學者硏究古音的大門，對後來的硏究産生深遠的影響。

趙、羅、李三位先生在史語所工作期間訓練的硏究人員有以下十七位：楊時逢、黃淬伯、于道泉、劉學濬、王靜如、丁聲樹、白滌洲、吳宗濟、葛毅卿、周一良、周祖謨、董同龢、張世祿、張琨、馬學良、劉念和、周法高。21949年之後，趙、李兩位先生在美國及臺灣；羅先生在大陸，1951年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硏究所所長。除去早逝的白滌洲、赴美的張琨以外，上面這個名單中的學者分處在大陸及臺灣兩地，繼續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並發揚光大，分別調教出許多語言學界的後起之秀。李方桂先生身在美國，但對搬遷至臺灣的史語所繼續扶持，奠定了今天“中央硏究院語言所”的基礎。

沒有趙、羅、李三位先生的領導，現代語言學的進展一定不是今天這種面貌。現在重溫這一段近代史，領航的這三位大師實在功不可沒。在語言學方面他們真正做到了傅斯年先生在《旨趣》文末的期待：“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三、李方桂先生在學術上的突破及開闢的究領域

趙先生在1929年到史語所的時候，傅斯年先生介紹趙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1970年，李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周法高介紹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兩個榮銜可以大致說明兩位大師硏究的重點。西洋人談論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時，非常注重他的突破性的硏究成果，所謂breakthrough。以下就從這個觀點來談李先生的成就。

1李方桂1931：《切韻的來源》，載《史語所集刊》 3（1），1~38; 1933：《東冬屋沃之上古音中》，載《史語所集刊》3（3），375~414；1935：《論中國上古音的*jwng, *jwk, *jwg》，載《史語所集刊》 5（1），65~74。羅常培1931a：《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高本漢切韻音讀商榷之一》，載《史語所集刊》 2（3），358~385;1931b：《知徹澄娘音值考》，載《史語所集刊》3（1），121~157；趙元任1941:“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

2這個名單摘錄自《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七十年大事記》，容或有錯漏的地方。

李方桂先生在芝加哥大學做硏究生（1926－1928）時，開始接觸印地安紅人的語言，他的導師是Edward Sapir。在幫Sapir整理材料的時候，就利用這些材料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Sarcee 語言動詞詞幹的硏究）, 1930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後來Michael Krauss說這篇文章是“Athabaskan 語言硏究中衆所週知的里程碑（a well known landmark in Athabaskan Studies）”1。Sapir在1927年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第二十期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登載了李先生的照片，並加說明：“一個中國學生在他第一次田野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大家以為已經滅絕了的重要的印地安語。”（A Chinese student who discovered, on his first field trip, an important Indian language that was believed to be extinct.）這個語言就是Mattole。Sapir在文章中說：“這就是說，李先生為科學硏究及時調查了一個語言，而這個語言對於擬測整個Athabaskan語的原始特徴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次田野調查就有此成果是難得的。” 對於Mattole語言的硏究就是李先生的博士論文。從當時Sapir的報導和後來Krauss的評論，可以看出李先生在開始踏進語言學界時，已經在印第安語言硏究的領域有了突破性的貢獻。

1929年底李先生回到中國，應聘史語所為硏究員。他曾經告訴我，那時候雖然早已讀過高本漢的書和馬伯樂的論文，但他對漢語音韻學的認識並不深，所以他用了不少時間徹底閱讀清朝人的論著。不久就寫出有名的文章《切韻的來源》，在這篇文章裏，他利用詩經韻和諧聲字來證明切韻一等的在上古有兩個來源：a和。從紛亂的材料中整理出清楚的頭緒，最重要的是李先生獨到的眼光。這大概是國人寫的第一篇科學的音韻學論文，有突破性的發現。

差不多就在同時，李先生又硏究藏文，他在芝加哥大學時已經讀過Jschke的藏英詞典，在哈佛遊學時又學習過高級梵文和藏文。2在1933年就發表了《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古藏語中許多“詞頭”（前綴音）對於字根聲母的影響，顯示有些送氣和不送氣互補的清音其實是因為詞頭的緣故。由於加上詞頭後使得字根聲母産生語音性的變化，使人難以分清字根的原形。這是有關藏語語音硏究方面的第一篇科學論文。

1見Trends in Linguistics 第十本North America，915頁。

2關於李先生求學讀書的經過，請參看王啓龍、鄧小詠譯《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1933年李先生到曼谷學習泰語，1934年以後他就大量調查廣西的台語，後來又調查雲南、貴州的台語方言，發表過幾部專著，如《龍州土語》和《武鳴土語》，但最有突破性的發現是以下的四篇文章：

第一，1934年他發表《原始台語中帶喉塞音聲母的假設》，原文是英文“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李先生給古台語擬測了一套帶喉塞音的聲母：b、d、j,這套聲母跟喉塞音一樣對於聲調有同樣的影響，在許多方言裏都變成b、d, 但是卻讀陰調。這就使得古台語有四套同部位的塞音：p、ph、b、b。

第二，在1954年李先生發表“Consonant Cluster in Tai”(《台語中的

複輔音》)一文，在普通的pl、phl、phr以外又擬測了tr、tl、thl、thr等複聲母。當時這只是推測，有些學者不以為然，想不到後來的田野調查竟發現在泰國東北部的Saek語中就有tr、tl、thr等複聲母的存在。

第三，在1962年他發表了《台語系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根據台語各方言間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推定古台語的聲調分成清濁兩類，而且從四聲演變為後來的八調。這是推翻馬伯樂台語聲母分三類的舊說。

第四，在1970年，他寫了“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聲調的不規則演變)，從聲調不規則的演變推斷台語中也有四聲別義、清濁別義的現象，這一個發現非常重要，對於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晚年李先生發表了《比較台語手冊》（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那是他集大成的著作，把幾十年的硏究做一個總結，給古台語擬測整個的音韻系統，並討論這個系統到現代台語方言的演變。當然，這又是一項突破性的貢獻。

20世纪30年代寫過三篇上古音的文章以後，李先生就沒有再寫關於漢語音韻的文章。到1971年，他發表《上古音硏究》一文，既綜合幾十年來許多人的硏究，又提出完全嶄新的擬測。其中最高明的是擬測了一個i、u、、a四元音的系統，把照三的章系跟端知系歸在舌尖音之下，就是分別用t、tr、tj等來區別端系、知系、章系。又把合口音整個去掉，擬測了一套圓脣舌根音的聲母：kw、khw、gw等。經過幾十年的硏究，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從1971年之後，幾乎所有的上古音著作無不參考李先生的這篇大作，所以他的這篇長文實在是一項劃時代的著作。

以上討論李方桂先生的成就，完全是基於個人的瞭解，也許掛一漏萬，說得不夠詳盡。即使從上述的幾點來說，已經是不可企及的成就。第一，無論古印地安語、藏語、台語，或漢語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貢獻，範圍之廣，恐怕極少人能夠望其項背。第二，一個人終其一生在學術上能有兩三個突破性的硏究成果，就已經難能可貴，而李先生有近十項的硏究可以說是突破性的。這種現象歸之於李先生的專注和洞見，只要他考慮過的問題，都有過人的看法，透徹的分析。

開展硏究領域是一件極難的事。李先生一生做得最多的是關於台語的硏究。在他以前外國人的硏究是比較零星的，從他開始從事大量的田野工作，他親自調查的方言近二十種，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擬測古台語的系統。這條路是開闊的，他拓展的這個領域已有許多後繼者踏着他的腳印前進。

在台語以外，李先生對漢藏語的硏究也是開創性的。早在1951年他就寫過《藏漢系語言硏究法》，1976年他寫《漢語－台語》（“SinoTai”）的時候，就列舉了許多漢語和台語意義相關的詞彙，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加注了若干藏語的資料。漢藏語比較硏究方面跟着他做的人不少，最有成就的是龔煌城。但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系還在衆說紛紜的階段，以後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臺灣的南島語是豐富的寶藏，李先生大概是做田野調查的第一位中國學者。1956年發表《邵語記略》。日本學者早就硏究臺灣的南島語，中國學者繼李先生之後做硏究的先有董同龢先生，後有李壬癸，都有可觀的成績。

四、趙元任眼中的李方桂

趙先生和李先生這兩位大師相交數十年，有共同的興趣，有深厚的友誼。又同時當選中央硏究院第一屆的院士(1948)。大約在1975年左右，李先生交給我一份複寫的打字稿，是趙先生用英文寫的《李方桂》，大概是發表在《語音學家傳記》裏的。在今天看來是一份珍貴的史料，所以就把原文抄錄在下面，並附上我的譯文。

FANGKUEILI

By 

Yuen Ren Chao

One of the very few linguists of Chinese origin whose field covers not only wide spans of space and time of Chinese proper, but also other related languages, is in the person of my longtime friend and colleague Fang Kuei Li.Possibly his early environment had some influence on his subsequent development. Coming from the Hsiyang District of Shansi, he was born in Canton on August 20, 1902, and his first language at home was Mandarin, but as the people all around spoke Cantonese and he went to a primary school in Canton, he was bilingual to start with. I say “bilingual” advisedly, sinc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re about as different as Dutch and German, or as French and Spanish. Moving with the family to Peking, he finished primary school in 1915,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the middle school of Teachers College, Peking, in 1919.  Entering Tsing Hua College in Peking, which was then a preparatory college for studying in America, he graduated in 1924 and thus qualified for going abroad. I just missed him at Tsing Hua, to which I did not return until 1925 after my second sojourn in America, when Tsing Hua become a university and I joined the staff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Lis years as a student in America was studied with honors.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 got his A.B. with Great Distinction，as well as his Phi Beta Kappa in 1926. Specializing more and more in linguistics, he got his M.A. in 1927 and Ph.D. in 1928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der Professors Leonard Bloomfield and Edward Sapir. During 192829 he was Fellow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1972 he was awarded the honorary degree of Litt.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t was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 that I began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Li, at first in Peking (or Peiping,in 1929), then in Nanking,where my office in Peichi Ko (North Pole Tower), was right across the hallway on the second floor. I had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in 1973 the same rooms in the same greentileroofed building, which is now occupied by a research institute in paleontology and related subjects.

One characteristic attitude I noticed in Fang Kuei Li was the way he tilted his head slightly upward to the right at an angle of about 25o when he was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30s, when I first met Bloomfield, than I recognized that Bloomfieldian angle. So that was where Fang Kuei acquired his thinking attitude!

Besides the broad, allChinese early linguistic background, Lis work in America had also a broader basis than what a student in linguistics usually had in concentrating more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His dissertation was Mattole,an Athabaskan Language, Chicago 1930, and his articles “A Study of Sarcee Verb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IJAL) 6:327,1930; “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JAL 7.122151,1932; “Chipewyan Consonants,” Tsai YuenPei Festschrift, 429467, Academia Sinica,1933;“Chipewyan”,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398423, 1946—all these represented as widespread a background as has ever been found in what might be called a sinologist.

But Chinese linguistics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the speech of Chinese proper; Lis work covers also, and at times concentrated on, the nonChinese languages of the Sinitic group. Among these the Tibetan and Tai languages of the languages formed some of L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rom data gathered in his extended field trips: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BIHP 4:135157,1930; “Th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7:165175, 1951;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44:199, 1956. On the Tai languages may be cited The Tai Dialect of Lungchow, Mongr.No.16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hanghai 1940, 290 pp.;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itive Tai Glottal Stop and Preglottalized Consonants on the Tone System of Poai”,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4:5968,1944;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JAS 8:333342, 19441945;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BIHP 11:177188,1947; “Phonology of the Tai Dialect of Wuming”, BIHP 12:293303,1947;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368379,1954; “Siamese wan and waan”, Language 32:8182,1956; “Native Soungs of Wuming”, 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 3:215220,1956; The Dialects of Wuming, Monograph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19, 1956, 301 pp.; “The Phonemic System of the Tai L Language”,BIHP 35:714,196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ed. Norman H. Zide，pp.8285,1966;“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ed. by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41522,1970; “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 BSCAS，362, 3349, 1973.

Coming back to Chinese proper it was my pleasure to have collaborated with Li and ChangPei Lo in translating into Chinese Bernhard Karlgrens opus magnum Phonologie Chinoise, Upsala 1915, Shanghai 1948, which wa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socalled Ancient Chinese of about 600 A.D. But much of Lis own researches goes deep into what in Chinese usage is called kuyin, literally “Ancient Chinese”, but usually called Archaic Chinese in Occidental usage. Among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y be mentioned “Ancient Chinese ung, uk,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ese,” BIPH 3.175414,1933; “Studies i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 161,1971;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ic Chinese*”, Langues et Techniques, Nature et Société1, 15363, Paris 1972;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13, 1973.

For some years I used to describe myself as a commuter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moving back and forth every few years. Fang Kuei Li almost did the same, except that we more or less played hide and seek during the 30s and the 40s. He was visiting at Yale in 193739 and back to Academia Sinica, when I visited Yale, spending a day together at Honolulu when the paths of our two families crossed there. Then, when I left the Harvard dictionary project in 1946, he took it up until 1948. But we have seen more of each other since then when he wa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and I wa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Retiring from Seattle in 1969, he was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Hawaii in 196973, retiring in 1973. But, as often happens, he is more active and productive now that he is free of routine duties.

译文：中國語言學家之中,只有極少數人硏究的範圍涵蓋漢語的南北古今及其他相關的語言,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老友兼同事李方桂。早年的環境可能對他後來的發展有一點影響，他是山西昔陽人，1902年8月20日生於廣州。他在家裏說的母語是國語，但是周圍的人都說廣東話，他又在廣東上小學，所以從小他就能說兩種語言。我故意說“兩種語言”，因為廣東話跟國語的差別就像荷蘭話跟德國話，或者法國話跟西班牙話一樣。全家搬到北京之後，1915年他小學畢業。191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附中，然後進了北京的清華學堂，那時候清華是留美的預備學校。1924年畢業之後他就有資格放洋了。我是1925年第二次訪美之後才回到清華，應聘到國學硏究院，那時候清華已經改為大學，正好沒有碰到李方桂。

李氏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得到許多榮譽，1926年以特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密歇根大學，並且成為優異學生會Phi Beta Kappa的會員。專攻語言學，他1927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28年就在Leanard Bloomfield和Edward Sapir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1928－1929年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硏究員，繼續做他的硏究。到1972年他得到密歇根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就在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我跟李氏開始密切交往，先是在北京（1929年叫做北平），後來在南京的北極閣，我的辦公室就在二樓走廊的盡頭。1973年我有幸重訪那座綠瓦大樓看當年我們用過的房間，現在已經是古生物硏究所及相關課題的辦公室了。

我曾經發現李方桂在想問題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的姿態，就是他總是把頭微微向右抬起二十五度的樣子，直到30年代末期，我第一次見到Bloomfield，才發現那個Bloomfield的角度，才知道方桂是從哪裏學到那個沉思的姿態的！

在早年廣泛的漢語背景之外，李氏在美國唸書時也比一個專攻語言學的硏究生讀了更多的印歐語，基礎要廣闊得多。他的博士論文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馬妥爾——一種阿塔斯堪語》)，1930年在芝加哥出版，其他的論文如“A Study of Sarcee Verbstem” (《沙爾西語動詞語幹的硏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簡稱IJAL)6，3~27,1930; “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赤坡巖語語幹錄》），IJAL 7,122~151,1932；“Chipewyan Consonants”(《赤坡巖語的聲母》)，“中央硏究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429~467,1933;“Chipewyan”（《赤坡巖語》），Linguistic Structure of Native America,398~423,1946。——這些論文代表範圍廣闊的基礎，在一個所謂漢學家身上是難得見到的。

中國語言學並不僅是硏究漢語的學問，李氏的工作涵蓋華夏語群中的非漢語，有時也專注於這些語言的硏究，其中包括他在藏語和台語兩方面的重要貢獻，來自於他所做的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例如：“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藏文前綴音對於詞根聲母的某些影響》),《史語所集刊》4,135~157，1933；《藏漢系語言硏究法》，《國學季刊》7,165~175,1951；“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唐蕃會盟碑的硏究》），T’oung Pao 44,1~99,1956.在台語方面的著作有：《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十六，上海，1940,290頁；《古台語喉塞音及帶喉塞音聲母對於剝隘聲母系統之影響》，《中國文化硏究彙刊》4,59~67,1944；“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台語中的一些古漢語借字》),HJAS 8,333~342,19441945;“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原始台語中帶喉塞音聲母的假設》), 《史語所集刊》11,177~188,1943;《武鳴土語音系》,《史語所集刊》12,293~303,1947;“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台語中的複輔音聲母),Language 30,368~379,1954;“Siamese wan and waan”(《暹羅語的wan 和 waan》)，Language 32,81~82,1956;《武鳴土歌》,《中央硏究院院刊》3,215~220,1956; 《武鳴土語》，史語所單刊之十九，1956,301頁；“The Phonemic System of the Tai Lü Language”（《整董話的音位系統》）,《史語所集刊》35,7~1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台語系聲母及聲調的關係》）,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Norman H. Zide 主編，82~85, 1966;“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聲調的不規則演變》）,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Roman Jakobson 和Shigeo Kawamoto 主編，東京，415~422,1970;“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台語中帶舌尖音的複聲母》),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36(2),334~339, 1973。

回到漢語的話題，我非常高興能跟李方桂、羅常培合作，翻譯高本漢的鉅著《中國音韻學硏究》（1915年 Upsala原版，1948年上海出版譯本），該書主要討論西元六百年前後的中古音。而李氏自己的許多硏究深入所謂“古音”的領域，就是西方人通稱的“上古音”。他主要的貢獻有：《切韻東冬屋沃在上古音中的讀法》,《史語所集刊》3,375~414,1933;《上古音硏究》，《清華學報》新9卷(1~2),1~61,1971; 《上古音*的演變》, Langues et Technique, Nature et Société 1,153~163,巴黎,1972）；《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中國語言學報》1(1),1~13,1973。

有好些年我總說自己經常往來於中美之間，每隔幾年就搬動一次，李方桂差不多也跟我一樣，只是在30、40年代，我們似乎在玩捉迷藏的遊戲。只有1937—1939年他到耶魯訪問之後要回中央硏究院，而我正要到耶魯去的時候,兩家正好在火奴魯魯不期而遇，歡度一日光陰；然後，1946年在我離開哈佛編纂詞典的工作時，他繼任那個職位直到1948年。當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授而我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之後，就常有機會見面。他1969年從西雅圖退休，1969—1973年又在夏威夷大學任教，1973年再度退休。但是，就像很多人一樣，現在他在交卸了例行的教學工作以後，就更為活躍，得到更多的硏究成果。

五、李方桂先生全集的編纂緣起

2003年3月間，清華大學亞洲中心的王啓龍教授寫信告訴我，他有意籌印李方桂先生的全集。他是馬學良的學生，從硏究生時代就景仰李先生的學問為人，發願給李先生做這件事，希望我能提供協助。而我是李先生的關門弟子，早在李夫人在世的時候就討論過編印論文集的事，並已將李先生的論文收羅齊全，所以兩人交換了許多意見，終於促成了這一項合作。

李先生1919年考進清華學堂就讀醫預科，1924年清華畢業後就赴美留學。他是道地的清華畢業生，現在由母校為這一位傑出的校友出版“全集”，是非常合理而自然的事。

“全集”一共分十三冊，書名及主編如下：

第1卷《漢藏語論文集》主編：丁邦新梅祖麟

 第2卷《洞台語論文集》主編：丁邦新余靄芹

 第3卷《龍州土語》主編：胡明揚

 第4卷《武鳴土語》主編：孫宏開

 第5卷《莫話記略·水話硏究》主編：王啓龍

 第6卷《水話詞彙》主編：丁邦新王啓龍

 第7卷《剝隘土語》主編：龔煌城

第8卷《比較台語手冊》主編：邢公畹

（丁邦新 譯）

 第9卷《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主編: 王堯柯蔚南（South Coblin）

（王啓龍 譯）

 第10卷《印第安語論文集》主編：戴慶廈

 第11卷《印第安語赤坡巖故事集》主編：胡坦

第12卷《中國音韻學硏究》主編：吳宗濟林燾

第13卷《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主編：李林德王啓龍

（王啓龍鄧小詠譯） 

我要在此謝謝《李方桂全集》各分冊的主編，他們都是國內外一流的語言學家，跟李先生有種種不同的關係，也都有親切溫馨的回憶，所以都樂意為此書盡心盡力。清華大學亞洲硏究中心列入出版資助項目是主要的動力。清華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校長顧秉林先生親自擔任出版指導委員會的主委，尤其値得感念。

丁邦新謹序

2004年12月22大雪紛飛之日

於北大中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