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诗经》（今本系西汉毛氏所传，亦称《毛诗》）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约六百年间诗歌的总集，也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之真切、鲜明的再现。诗作者志其所见或藉物述怀，往往涉及对于大量名物的征引与吟咏，由此形成三百篇（尤其是十五国风与小雅部分）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一个触目的重要特征。早自孔子，就在肯定《诗》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功能的同时，并未忽略其可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论语·阳货》）。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亦有“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之说（参见《笔说·博物说》）。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一直有重视博物之学的传统，而对于《诗经》中各种名物的考释与索解，尤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相关著述颇多。约而言之，此类考释与索解主要见之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流传于各个历史阶段的《诗》注、《诗》疏之类。这种注疏，一般属于三百篇的通解，往往能在随文释义中留意诸多名物的申说，屡有心得。其中如《毛诗故训传》（毛亨）、《毛诗传笺》（郑玄）等汉人古注，去古未远，所作申说更具有珍贵的学术参考价值。

其二，是被称为“雅学”的一批古代释辞的专书。辞书汇收经典中的各类词汇，广泛涉及社会生活，自然不乏对各种名物的解诂。以产生较早的《尔雅》十九篇为例，全书不仅保存了宫室、器物、乐类、天文、地理、山水等方面的许多特定词汇，而且为“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一一列了专篇。晋郭璞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注·序》），正是强调了其书这一方面的特定价值。六朝以后，继续涌现的许多“雅学”著作，沿袭《尔雅》的传统，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方面又不断取得了新的成绩。

其三，是专以考释《诗经》名物为全部内容的研究著作。三国（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遍就三百篇中所见“草、木、鸟、兽、虫、鱼”加以疏解，总计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是迄今所见这类著作中最早、影响较大的一部。其后，诸如宋卞京有《毛诗名物解》、王应麟有《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明冯复京有《六家诗名物疏》、毛晋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清陈大章有《诗传名物集览》、焦循有《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丁晏有《校正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都在上承陆玑的基础上不断把《诗经》的“多识之学”更向前有所推进。应该说，此类著作既以《诗经》名物的研究为专务，所作申释往往多方参订、广证博验，因而在资料的丰富与论断的精审上屡有超越一般传注和辞书之处。

清乾隆年间徐鼎所撰《毛诗名物图说》，也是一部专以考释《诗经》名物为旨意的著作。徐鼎习《诗》始自童年而耽好“格致”、“多识”之学，他在全书《序》文（写于1771年）中称编纂此书历时达二十年之久，可见其坚持不懈、花费精力之巨。他对于名物的博考，不仅注意“蓃罗典籍，往来书肆”，而且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查证，“凡钓叟、村夫、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这使得他的考释相当精详，时有补正或超越前人之处，殊为难得。

徐鼎认为，《诗经》物类的考释，应当兼顾“名”、“义”。他说：“不辨名，胡知是义；不见物，胡知是名。”为此，他在著作中以“图、说二者相为经纬”，采用了“置图于上”而“分列注释于下”的形式（参见《毛诗名物图说·发凡》）。这种形式，把文字考订与名物形状的再现结合起来，增加了阅读者的形象感与辨识力，应该说是一个颇具创意的有益尝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鼎本人是知名画家，书中为三百篇“鸟”、“兽”、“虫”、“鱼”、“草”、“木”所绘制的二百五十五幅画图，虽不能做到幅幅精美，却可以说大都运笔严谨、状物逼真、富于生活气息，多有可资观玩、欣赏之处。这也许是本书出版的又一价值了。

约两年前，王承略教授曾点校、解说过日人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现在又对《毛诗名物图说》作了认真的整理，都是很有意义的事。两书产生的年代相仿，内容也大体近似，然而，冈著专意于藉“图”以“考”，徐著则“图”、“说”兼重，略有不同。至于名物考释的见仁见智，画图风格的彼此差异，等等，也许有兴趣的读者会从比较中得到各自的认知，这里就不强作赘语了。

董治安  

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于山东大学

整理说明

一、 《毛诗名物图说》是清乾隆年间学者、书画家徐鼎的代表作，今有两种版本传世。稿本存国家图书馆，卷首为凡例、目录，已残缺不可读。正文依鸟、兽、草、木、虫、鱼顺序排列，其后是礼器、乐器、杂器、兵器、冠服、衣裳、佩用、车制等图，皆绘图于上，图下作文字考释，全书圈点涂抹较为严重，显然是未定之本。特别是礼器以下诸图，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图，或有图而无释，或仅作极简略的考释，明显处于草创阶段。残存的目录中提到的定星图、大东总星图、公刘相阴阳图、十五国风地理图等，皆未及措手。稿本而外，有乾隆三十六年坊刻本，首自序，次发凡，次总目，次正文，正文依鸟、兽、虫、鱼、草、木为序排列，顺序与稿本不同，且仅此六类而止，不及礼器以下诸图。惟文字较稿本作了较大的修订，内容更加丰富完整。据徐鼎自序云：“其他礼乐冠裳车旂诸图，后续梓行。”可知徐鼎系将其稿本中初步定稿的部分，经再加工后率先寿诸枣梨，作为初编，而把稿本中尚属草创阶段的礼器等图视为续编，容日后续加整理刊行。但徐鼎是否重订过礼器以下诸图，是否将重订本付诸刊刻，今已不可考知。

此次整理，以刻本为底本。刻本间有误字，取稿本和所征引的原始文献加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