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献此书于

先慈叶老夫人灵前

著者

三十六年扫墓节

敬献此书于

先叔拙成大人灵前

著者

三十六年扫墓节

本书初版于1947年，由蔡枢衡先生（1904－1983）自费刊行，收录了作者1930至1940年代前后撰写的论文和评论，合为七章，载述了作者关于法律和法学的诸多思考，也是蔡先生壮年命笔的成熟学思。此次重印，增收氏著《罪刑法定主义》、《刑法名称的由来》等六篇重要论文，合为十三章。除同年出版的《中国法律之批判》，蔡氏一生法理层面的著述，基本备此。

蔡枢衡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杰出法学家，毕生主要致力于刑事法学研究，兼及法律史和法理学，并以此名世。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有多种著述行世。本书撰述之日，正是中华民族战火纷飞、风雨飘摇之际。因而，字里行间，不但述事陈理，更充盈着家国忧思、文化悲情与人世关切。事变理亦变，而忧思恒在，悲情时涌，盖因法律和法学总当萦念人世关切。这既是法律的合法性所在，也是一切法律思想的生命源泉。今日重刊此书，于积累中国法律思想，凝练汉语法意的同时，所予吾人的时代启迪，也是它的贡献，莫过于此。

增补的六篇论文，承蒙孔庆平博士惠示两篇，特此致谢。康震君惟勤惟谨，帮助校对了大部分章节；周林刚同学细心如发，编制索引，于役校对，屠凯同学帮助校对，并此致谢。翟志勇、周林刚、刘丹于北图寻获三则蔡氏旧文，手缮旧籍，续补兹编，尤当感念。责任编辑方洁女士秉持一贯认真负责的风格，保证了出版质量，一并誌念。

二○○四年六月

  于清华明理楼

“七七事变”后，随北京大学迁校，作客长沙。二十七年春，后迁昆明。直至去年夏复校复员，重游故都。这中间，说辛酸，辛酸万分；说愉快，自然也愉快莫名。

侵略破坏了一切秩序；炮火阻止了书本学问的向前。唯一可能的工作是：观察现实，回顾已往，憧憬未来。偶有所感，每以一吐为快。于是除三十二年以后，为物价所屈服，课余时间，悉为律师业务所耗外，自二十七年末至三十二年春，我个人便产生了一个散文时代。为着吃苦不离本位，所以文章不离本行。事后集起来，居然有了不算很少的数量。

从来的法学论文都是旁征博引的。我这些文章，在这一点上算脱格了。从来的文章都是文言文，这点我又革命了。我不敢说我这些文章在客观上有多大价值，只可说这些都是我的思维发展过程中的痕迹。方法论、世界观以及法律观，始终一致。问题都是中国文化问题的一部分。不过，有些议论是专对战时后方而发的。这种地方自然什九没有普遍的妥当性。大部分还保持着时间性，也是十分明确的。根据历史的发展，若干地方——尤其像法学教育问题之发展，读了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北方日报》所载教育部朱部长的政策，证实昔日所论并非新病呻吟。政策之方向较之所论并无本质的差异，衷心实感无限欣慰。

这书本质上是论文集，章节是后加的，自然觉得不十分紧凑，甚或可以发现若干重复。战时后方报纸论文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杂志方面的限制，却宽松多了。 因此，各节字数的比例，显得非常不调和。报纸文章的语句，比较简洁。杂志上的文章却是纯语体。两者凑合起来，又增加了一种不调和。好在内容上的联络，并不怎样勉强。不过，第三章的第四节原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因为排错了，只好迁就。本次重刊，已作调整。——编者注

承河北第一监狱典狱长吴访丞先生的好意，使我减少不少困难；同监狱第三科科长王馨吾先生、印刷主任何明西先生及有关执事先生之热忱协助，复使进行意外顺利，令人难以忘怀。就此一并致谢。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四月扫墓节稿，五月十六日改正  

著者于北平中老胡同北大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