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发现，十多年来，我用心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治道的。这大概是经世致用传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吧。也难怪孔子、老子为何要做“帝王之师”了。

关于治道的思考，我得益于多维交叉研究的尝试。本书可以清楚地反映我从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到西方法律思想史、法理学，从法律到经济，从法律经济学到比较法学的知识积累轨迹。

探讨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起源、成型、转折、修正、嬗变，探讨市场经济的逻辑、道德的重建、法治的困难、宪政的使命、民主的道路等重大问题，跨度很大，需要坚实的中学、西学功底和熟练运用各种分析方法的能力，否则很难驾驭。我学力不逮，难以高屋建瓴，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

我们寻找德治思想的源头，可以一直寻到夏商周的神权思想。最初的君主制度就是巫术神异力量的制度化。虽然后来的君王失去了祖上的“神能”，但继续雇佣形形色色的“巫师们”，进行愚己愚民、自欺欺人的专制统治。周公总结殷人专任暴力而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思想，从而完善了“天祖二元神”的神权思想体系，笼罩着神权色彩的德治思想就有了雏形。孔子打破了西周“以德配天”的传统图式，把眼光投向了现实的人，提出“克己”，而“克己”的核心是“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的德治思想经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学后人的继承、发展和改造，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和统治方略。朱熹集前人思想大成而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形式，将德治思想哲学化，儒家也因此真正牢固地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儒佛道曾经三家并存的局面也因此一去不复返。

传统德治塑造的是主子和奴隶的世界，革命是对传统德治专制思想的否定。传统德治思想的裂变是在革命中发生的。民主、权利、平等观念的阐发，立法的重视，共和国的理想，就是要对传统德治思想进行替代。法治方略的提出应当意味着传统德治退出历史舞台。无论从政治学、法学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最主要的是依赖于基于政治本质和人性的法治。如果制度存在缺陷，腐败、专制、愚弄和欺骗都难以避免。民主与宪政的缺失、法治的衰微会导致人们权利和自由的被掠夺以及政治的真正堕落。

道德堕落已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道德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道德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作用。如果丧失了道德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欲望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信仰危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人们缺少信仰支柱，就会像无头苍蝇，没有主心骨，随时会被堕落的情欲、无止境的物欲、天花乱坠的异端邪说所俘虏，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变乱。

反腐败急需道德重建，民主政治必须讲道德，重视法治绝不意味着轻视道德建设。但是，现代法治前提下的道德建设必须与传统德治划清界限，否则就有滑到专制泥潭中去的危险。

没有一种可靠的宪政制度，个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就得不到切实的保护。现代政府应当是以自由为基础、法治为框架、民主为依托的有限政府。

权力有这样的规律：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可能休止，并且可能不择手段超越界限；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的发展还有这样的规律：从非规则性更替走向规则性更替，从君权神权走向人民主权，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制衡，从无限全能走向有限，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专制走向民主。

当今时代是真正全球规模的政治觉醒时代。专制使古人无处伸冤，腐败却不能剥夺今人的权利。民主和法治的前途将在希望和奋斗中变得格外灿烂。我们不再愚昧，我们不再盲从，我们不再把人神化为上帝，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钱弘道

2005年4月1日

于桂林至北京途中